摄影术的发明，使得历史可以被观看，从而大大改变了人们认知过去的方式。但照片又是一柄双刃剑，在以其具象、直观的属性，为历史叙事与研究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往往让一些“历史成见”面临尴尬。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正史叙述里，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述语多轻蔑，国民党正规军的诸多对日大兵团作战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抗日战争的胜利端赖敌后军民的袭扰与游击。说到国民党正规军的将士，要么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望风而逃”，要么就专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做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这样的叙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正因如此，十几年前，当来自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把一组组记录正面战场的照片在《老照片》里披露出来的时候，在读者中才引起了那么大的震撼。如今随着国共之间的和解，大陆这边对正面战场的记述已经越来越趋于客观，各种相关的照片也尽可随意呈现。但退回去十几年，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这些照片能不能披露、怎样披露，编辑部同仁们真是费尽了思量。毕竟，这些照片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颠覆了我们教科书中的许多成见。
　　其中，一幅国军士兵在滇西作战中冒着炮火硝烟，跃上龙陵城头的照片（图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怕诸位笑话，乍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秦风先生别是搞错了吧？”因为根据自幼接受的灌输，在电影里、画册里和各种其他读物里见到的，像这张照片上这样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当然，这种疑惑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念头而已，秦风先生作为一名职业的老照片收藏者与研究者，是不会跟我们开这种玩笑的。这张与我们以往的认知迥然有异的照片，不仅以其极具震撼的信息诉诸人们的视觉，更诉诸人们的情感，经由多年的灌输培育起来的对国军将士的诸多偏见，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无形。
　　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时一张就够。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以极具张力的视觉冲击了我们的历史成见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幅照片（图二），却不动声色地向我们讲述了平民庶众面对时代变迁的另一种态度——一种有别于“宏大叙事”给定的态度。
　　1912年亦即辛亥革命后第二年的秋天，一位27岁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照相馆，背对一面落地穿衣镜，让照相师傅为他拍摄了这张照片。又过了几天，从照相馆取回照片后，这位年轻人端详着照片上的留影，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恍然若失，遂以工整的小楷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壬子秋八月，将欲剪发，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八月初三即新历九月十三日拍于劝业场楼上之丽芙照相馆，计印二张大洋捌毛。

　　没有反清志士们断发前的铮铮誓言，也没有遗老遗少们被迫剪辫时的艾艾怨怨或决意留辫执拗，这位年轻人只是平静地记述了拍摄照片的动机和经过，但于字里行间也对从此失去那条长辫，流露了淡淡的眷恋。这也难怪，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乃至他更老的祖辈们，都是脑后拖着一条长辫生活过来的，他自打记事起，身后的这条长辫也须臾不离地伴随着他，既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旦失去，难免有些不习惯，乃至有些怅然。
　　《老照片》还刊登过一张有趣的照片（图三）。劳作间隙，一位农人在替另一位农人编织脑后的长辫，被编织的那位，嘴里叼着一根长烟袋，悠然地享受着同伴的“服务”。那条看似累赘的辫子，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存在。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剪辫抑或留辫，既不关立场，也无关文化，更无关政治，只是一种生活习俗的改变而已，当然，还有与这种改变相伴的些许情感的微澜，全然没有“宏大叙事”所赋予、所放大的那些意义。而这两幅照片呈现的，正是被正史有意无意之间所忽略、所漠视的那些部分。

图片说明：
图一 1944年11月，中国军队在滇西作战中收复龙陵。
图二 1912年秋，一位年轻男子剪辫之前的留影。
图三 清末，劳作间隙的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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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专政”，曾是国民党遭政敌诟病最多的一个议题。《老照片》里曾经刊出过一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众集会的照片（图四），在主席台一侧的标语中，赫然写着“迅速结束一党专政”。可见，那时“一党专政”正是国民党的软肋所在，挑战“一党专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对派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大有一剑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论，说国民党独裁（他自己称说是“训政”），并没有委屈它，从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足以找出车载斗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不过，事情也还有另一面，并且有图为证。
　　这张照片（图五）拍摄于1948年5月的“行宪”国民大会期间，当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设在会场后面的“秘密写票点”圈写选票。
　　国民党信奉的是“党国”理念，在其执政的那些年里，也大体上是“以党领政”，但这一次的“行宪国大”却开得货真价实，尤其是“党魁”所属意并由党中央提名的副总统人选孙科，经过几轮的投票后，居然败给了以个人名义参选的李宗仁，这至少证明了，那时的国民大会还没有沦为可怜的“橡皮图章”。
　　照片上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国民大会堂里为代表们专门设置的“秘密写票点”，一格一格，由木板隔断，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确保了代表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南京国民大会堂落成于1936年，是为了因应国民党内外“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以备召开国民大会而兴建，会堂内还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投票表决系统，其“秘密写票点”即为投票系统的一部分。当年为适应宪政的需要而采取的这些举措，实有很大的超前性。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次全国人代会上，曾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人大代表在临选举前起身吁请大会设立秘密写票点。他的这一吁请被大会所接受，但由于人民大会堂里原先并没有这类设施，只好临时在会场后面辟出一角，用布帘子隔了一下，算是满足了这位代表的要求。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对于公正、公平的选举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事实上，在有些地方的选举中，主事者为了确保自己提名的人能顺利当选，以至在会场上安插眼线，以行监视，千方百计地化解投票的私密性。犹有甚者，有的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代表们的投票倾向，干脆将选票设计为同意提名人选的不必在选票上圈划，这样一来，只要谁动了摆放在面前的选票，谁自然就是投反对票的。既然投票过程一目了然，尽在掌控，为防事后遭打击报复，代表们虽有不同意见，也只好作罢了。
　　纵观眼下选举的种种怪现状，我们可能没有多少资格对民国年间的宪政举措过多地去评头论足，相反地，它在宪政的建设与准备方面，或许还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个毫不苟且的“秘密写票点”。
　　我曾经向秦风先生请教过：蒋经国临终前怎么突然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毅然开放“党禁”、“报禁”；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戒严”管制台湾的老百姓对于选举这一套，似乎也并不怎么陌生，这是为什么。他说，蒋经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固然是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但实现宪政也是国民党党纲里的题中既有之义，孙中山早年规划的通过“训政”最终达至“宪政”的目标，国民党囿于情势，虽然有过动摇、有过拖延，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即使在“戒严”时期，台湾的民众也没断了参加各种各样的选举，那时除了台湾“省长”是由“行政院”任命以外，县市以下的各级议会议员、行政首长均由民选产生。后来他还专门为《老照片》提供了一组记录台湾民主进程的照片，其中一张（图六），是1982年一位县议员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政见，争取选票。虽然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站在远处张望，但这位参选人的热情却未曾稍减，仍手持话筒，喋喋不休。另有一张照片（图七），是在1972年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会场上熙熙攘攘，不少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
　　秦风先生说：“那时台湾民间不允许组党，党外参选人只能孤军作战，选举的结果大都是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的国民党参选人当选，虽然如此，这些选举客观上仍然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民众有机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政见，并慢慢习惯这种政治行为，从中得到训练，这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有着长远的意义，无疑也是台湾社会得以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民大会堂里专设的“秘密写票点”，到参选人的街头竞选和政见发布会，再到后来的全面解除“党禁”、“报禁”，这其中的脉络，是显而易见的。
　 　　　　　　　　　　　　　　　　（原载《悦读》第二十一卷）


图片说明：
图四 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一次集会。
图五 1948年5月，“行宪”国大举行副总统选举，一位代表正走向会场专设的“秘密写票点”。
图六 1982年，台湾一位竞选县议员的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演讲，争取选票。
图七 1972年，在台湾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