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全家福

我的祖籍是浙江省象山县。民国《象山县志·氏族表》载：“姓氏，倪，有祠，唐昭宗时始祖招讨副使九畴，自平阳航海至县，所居地址梅溪。嗣后，子孙蕃衍，支派迁徙，后裔散居。”我们这个倪，代远事湮，没有谱牒传世，也就没有让我寻根的愿望，能够告诉我的，只有这张老照片，拍照时间是1941年。

穿长衫的是我祖父。早年读过私塾，练就一笔好字，十九岁时其父去世，他出外谋生，在北京教过私塾，后入财政部盐务署当录事，也就是文书工作。抄写了若干年，随该署迁到南京，抗日战争爆发，被遣散。祖父携家避难绍兴，由同乡介绍到绍兴地政处（测量土地的）做事，也是抄抄写写。1940年绍兴沦陷，全家逃往金华、丽水。经由同乡熟人引荐，入浙江直税局，还是抄抄写写，很快丽水沦陷，随机关迁至南田，抗战胜利后，迁往杭州，因为年纪大了被解雇，后面的生活，靠儿女赡养，1964年患胃癌，在上海病故。

祖父早年做事的盐务署，就是后来的税务局，用朱自清的话说“家里钱是不缺的”，但是，这要看是什么人。祖父没有背景，不会巴结，除了写字，没有别的本事，自然升不了官，家里钱是缺的。我父亲在《自传》里这样说，他们家“在南京一段生活是很贫困的，一家九口靠父亲微薄收入维持，房租贵，占薪水的四分之一，学费贵，几个孩子读书，一学期学费就要一个月的薪水。生活费用再节省也不能维持，经常靠借贷典当度日。到了月底我常抱着衣服包裹去当铺。大哥读到初二就不读了，我读到小学毕业（当时小学要收费十多元，等于父亲薪水的六分之一，中学要二十几元）。父母生了10个儿女，在北京死去三个，在南京又死去一个妹妹，患肺炎无钱治疗，死后棺材钱还是向该署总务主任借的。”

照片上这家人，穿着都很体面，也比较精神，看得出来，已经走出了生活困境。靠的是什么？是浙江人的同乡情义。祖父走到哪里，都有同乡帮忙，几个儿女也跟着后面混，生活也就好起来。这个以抄写为生的小职员，坐在这里，脸上表情是知足的。旧时代底层社会的人，要么去做波澜壮阔的事，要么自认命苦而活着，还有就是想方设法混饭吃，祖父属于最后一类。他无意于任何党派，只求日子过好，正因为如此，晚年生活是平静的，未曾富贵，所以善终。

与祖父并肩坐的是祖母。姓何，旗人，大脚，喜欢听京戏，早年出门坐蓝呢小轿，属于格格一类，不是家道中落，不会嫁给我祖父。这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跟着丈夫，颠沛流离，吃过不少苦，心里的怨气，可能也是有过。照片上的她，看上去，就是有个性的人，只是生活早已教会这个女人随遇而安。祖母的儿女心，似乎不是很重，至少对我们家是这样。倪家只有我父亲这一门有儿子，我母亲生我哥的时候，她从上海来过一趟，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我小时候，跟着父母去上海探亲，觉得她不喜欢我，凶巴巴地看我，吓得我不敢喘气。如今想来，与她的心情有关，晚年的祖母，大腿骨折，长期卧床，饱受病痛折磨，也就顾不上小孙子了。

后排最左边是我的小姑妈。其时在读中学，眼神已有不驯。解放以后，当了中学老师。好的一面是历史清白，不好的一面是比较清高，这就很难找对象。她似乎并未把成家的事，放在心上，每月七八十元工资，过得很惬意。她是一个有趣味的人，喜欢看电影，听京戏，收藏着成堆的老唱片。我们每次去上海，她都要领着我们去看电影，这对我们是愉快的事。这个人就是有点马列，1970年我家下放农村，我去上海，赖在她家玩，她赶我走，要我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不敢顶嘴，但是就不走。她就训我，说里弄的学生都到农村去了，你不要老赖在上海。晚年的小姑妈，平和了许多，热衷于医学，患风湿病，不听医生听郎中，吃了许多偏方，病痛愈演愈烈，死得非常痛苦。

旁边是二姑妈，年轻时是个美人，如今90多岁了，依然是个美人。二姑妈是旧上海女性，衣着考究，喜欢化妆，话不多，轻声轻气。嫁给一个学者，生了个女儿，就是照片中的孩子，后来离婚，找了个作家，过着不是安稳的日子，文革刚刚开始，作家不堪屈辱，赴水走了。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她告诉我姑父的死，是轻声说的，没有流泪，叹了口气，继续吃她的饭，让我看到这个女人逆来顺受中的坚硬。

二姑妈身边是大姑妈，嫁给会计师。抗战胜利以后，搬到上海，大姑父开了一家会计事务所，买了小汽车，住在钟惠大楼，大姑妈做全职太太。公私合营以后，搬到愚园路，离张爱玲家不远，浴缸水龙头，也是发出空洞的声响，房间里的日式家具，逐渐也就破旧了。大姑妈后来出去工作，在店里开票。照片上的大姑妈，身材苗条，晚年比较胖，死于心肌梗塞。姑父晚于她去世。他们的女儿随同丈夫去了美国，现在多伦多定居。

大姑妈旁边是我的大伯，那时候在直税局做事。解放以后，在新安江水电站工作，夹着尾巴做人，运动中受小罪还是受大罪，他不说，说起他的单位，却有着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大伯是黑红脸膛，笑起来嘿嘿的，是个随和的人，不幸的是，对恋爱对象则是不肯随和，早年是高不成低不就，终于遇到可心的小姐，很漂亮，有一天，他去她家，小姐来不及化妆，让他见到另外一个人，立刻不能接受。晚年的大伯有过一次婚姻，闪电般结束，其因也复杂，双方的关系，有赖于感情基础上的金钱，还是金钱基础上的感情，他弄不清楚，也是他的疑心。大伯也是心脏病去世，几天以后才被发现。

大伯身边是二伯，也在税务局做事，这是他唯一的照片。拍照不久，即患肺结核死去。起因是，税务局长患三期肺病，要他伺候，倒痰盂、送茶、送饭等等。他为了饭碗只好去做，又不懂卫生常识，传染上了。局长死了不久，二伯也病倒，头顶秃了，人瘦如柴，半年以后撒手人寰。

我父亲站在最边上，偏爱点说，模样英俊，目光也是纯净。那时候闲居在家，看看书，练练字，拉拉二胡，唱唱戏。看似游手好闲，其实并非如此。他在会计事务所干过，在书店干过，在直税局也干过，都是与人吵架离开了。他后来自己在家读书，若干年后，成为高中语文教师，教得也是不错。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后来做了一件祸及一生的事。国军赢了鬼子一仗，当地组织劳军，搭台子唱戏。他在台下看热闹，一时技痒，想上去过把瘾。国军说好啊，拿一把胡琴过来，父亲拎着上去，又被叫下来。国军递给他一件军装，说穿军装好看。他就穿了，是一件上尉制服。他卷了袖子，坐下，头一甩，猛锯胡琴，唱：军威浩，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唱完了，这身军装，却是再也脱不下来，不是当时，而是解放后。此一乐，换来一生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