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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家撑伞的母亲
2016-09-07 16:12:36 作者:admin 热度:3463℃ 收藏

这帧全家福,1941年摄于天津同生照相馆,照片中间的我当时才两岁,右二是四岁的哥哥。右一是父亲聂长庚。父亲是江苏扬州人,出身贫寒农家,祖祖辈辈靠土里刨食为生,生活艰难。当年,许多扬州人靠“三把刀”(剃刀、厨刀、修脚刀)谋生,父亲十三岁离家,靠剃刀闯世界。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路)一家美发厅,父亲学得当时算是前卫的欧美女式烫发技术,随后来北方大都市天津打拼。193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父亲与人合股,创办当时华北首屈一指的特级理发店“南京理发公司”(冠名“公司”的理发店,天津仅此一家)。至今,它仍旧是天津理发业中唯一的扬州帮著名老字号。

南京理发公司凭借位于法租界繁华地段的优势、先进的美发设施、精湛的技艺、高档的服务,套牢了津门显宅贵府、富家闺秀、外侨等高档消费群体,享誉津门。父亲说,三四十年代是南京理发公司发展最红火的时期。

照片中左二是母亲袁佩文,她也是扬州人,今年已九十四岁高龄,身体健朗,思维清晰。至今,气象预报及中央新闻广播仍是老人每天早晨的“必修课程”。

母亲一生为家庭做了两件改变家庭命运的大事。

第一件:解放前,父亲为了脱贫、荣宗耀祖,省吃俭用,攒钱回扬州置田购地,家境渐丰。土改时,我家被划为“富农”。母亲曾与地主在雨中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大批判。贫农亲戚动辄找上门来,讨米下锅,母亲总是笑脸相对,慷慨应允。尽管家中的粮食也是自己一颗汗珠摔八瓣,辛勤耕耘换来的。当时,人们对“成分”的“高低”并不十分敏感,母亲却觉得父亲勤劳置家,划为“富农”太高了,便三番五次找贫协会申述,结果改成了“上中农”。其时,我们家早已在天津安寨扎营,子女在天津受教育。富农不富农,和我们根本搭不上边。不料天翻地覆的“文革”来临,父亲曾是“资方”股东,加上曾南下香港学艺,“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关方面悄悄派人去扬州原籍调查我家的“阶级成分”。若没有母亲当年的“先见之明”,我们全家肯定会被戴上“逃亡富农”兼“特嫌”的帽子,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第二件:公私合营时,政府给资方人员发股息。作为股东的父亲当时在北京谋事,不曾顾及此事。有人把股息送到家中,母亲坚持不收。白送的钱不要,至今弄不清母亲为什么如此“不领情”。阴错阳差,父亲在北京加入了工会,捞到一本“工会会员证”。这根救命稻草,让父亲在“文革”期间与“资本家”名分擦肩而过,我们做子女的“成分”也稀里糊涂地算是“工人出身”。尽管“底气不足”,“成色不纯”,但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我们的处境好多了。

不识文字的母亲,却能审时度势,在“家庭成分”问题上“高瞻远瞩”,替我们遮风挡雨。我即钦佩又感激她老人家。

 

选自《老照片》第73辑,作者聂永正,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0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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