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帧全家福，1941年摄于天津同生照相馆，照片中间的我当时才两岁，右二是四岁的哥哥。右一是父亲聂长庚。父亲是江苏扬州人，出身贫寒农家，祖祖辈辈靠土里刨食为生，生活艰难。当年，许多扬州人靠“三把刀”（剃刀、厨刀、修脚刀）谋生，父亲十三岁离家，靠剃刀闯世界。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路）一家美发厅，父亲学得当时算是前卫的欧美女式烫发技术，随后来北方大都市天津打拼。193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父亲与人合股，创办当时华北首屈一指的特级理发店“南京理发公司”（冠名“公司”的理发店，天津仅此一家）。至今，它仍旧是天津理发业中唯一的扬州帮著名老字号。

南京理发公司凭借位于法租界繁华地段的优势、先进的美发设施、精湛的技艺、高档的服务，套牢了津门显宅贵府、富家闺秀、外侨等高档消费群体，享誉津门。父亲说，三四十年代是南京理发公司发展最红火的时期。

照片中左二是母亲袁佩文，她也是扬州人，今年已九十四岁高龄，身体健朗，思维清晰。至今，气象预报及中央新闻广播仍是老人每天早晨的“必修课程”。

母亲一生为家庭做了两件改变家庭命运的大事。

第一件：解放前，父亲为了脱贫、荣宗耀祖，省吃俭用，攒钱回扬州置田购地，家境渐丰。土改时，我家被划为“富农”。母亲曾与地主在雨中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大批判。贫农亲戚动辄找上门来，讨米下锅，母亲总是笑脸相对，慷慨应允。尽管家中的粮食也是自己一颗汗珠摔八瓣，辛勤耕耘换来的。当时，人们对“成分”的“高低”并不十分敏感，母亲却觉得父亲勤劳置家，划为“富农”太高了，便三番五次找贫协会申述，结果改成了“上中农”。其时，我们家早已在天津安寨扎营，子女在天津受教育。富农不富农，和我们根本搭不上边。不料天翻地覆的“文革”来临，父亲曾是“资方”股东，加上曾南下香港学艺，“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关方面悄悄派人去扬州原籍调查我家的“阶级成分”。若没有母亲当年的“先见之明”，我们全家肯定会被戴上“逃亡富农”兼“特嫌”的帽子，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第二件：公私合营时，政府给资方人员发股息。作为股东的父亲当时在北京谋事，不曾顾及此事。有人把股息送到家中，母亲坚持不收。白送的钱不要，至今弄不清母亲为什么如此“不领情”。阴错阳差，父亲在北京加入了工会，捞到一本“工会会员证”。这根救命稻草，让父亲在“文革”期间与“资本家”名分擦肩而过，我们做子女的“成分”也稀里糊涂地算是“工人出身”。尽管“底气不足”，“成色不纯”，但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我们的处境好多了。

不识文字的母亲，却能审时度势，在“家庭成分”问题上“高瞻远瞩”，替我们遮风挡雨。我即钦佩又感激她老人家。

选自《老照片》第73辑，作者聂永正，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