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3日，福州，福建省军区第七干休所红军园一栋两层的“红军楼”内，走来一位慈眉善目、驼背虚胖的老太太。她能够自主行走，但凡是第一次见到她的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要上前扶她一把。她是范树瑜老人。我来福建，是为了专程拜访这位老人。

老太太的父亲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老太太的丈夫是不太“著名”的共产党员张维翰。在她开始为我讲述那些非凡的往事时，电视机里正在转播天安门广场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举行的敬献花篮仪式。

我事先曾问过范老太太的子女，我的到访会不会使老人激动或者伤感而影响她的身体，他们肯定地回答不会。他们说，老太太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处变不惊，很愿意有人同她聊起往事，而且从来不动感情。他们告诉我，老太太听说我要前往探望，十分高兴。但是，当老人与我握手，然后缓慢地坐到座椅上的时候，她还是流泪了。她说：“霖之同志是多好的人呐！”她还告诉我，“文革”中听到我父亲张霖之遇难的消息后，张维翰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热泪长流，悲痛不已。

她和家人讲出的所有事情，我以前都从未听说过。

范树瑜是范筑先的女儿，但范筑先却不是她的生父，她的生父与范筑先是亲兄弟。范树瑜就出生在她目前居住的福州，母亲生下她不久就去世了。续弦虐待前妻的女儿，父亲无奈，将她过继给了范筑先，范树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待树瑜如同己出，在与范的子女们亲密无间的相处中，范树瑜和兄弟姐妹一样，浸染了范将军忠勇、侠义、正直、豪爽的性格。七七事变后，范将军高举抗战义旗，夫人和子女也都全情投入了保卫家园的斗争。

范老太太说，当年她正是十八九岁的年龄（她自小离开了亲生父母，至今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准确年份），一点也不怕打仗，听到枪响就激动兴奋，身边如果有马，就骑上马往打枪的地方跑去。这是当年热血抗日青年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范筑先的二儿子范树民就牺牲在鲁西北抗日战场。

一位抗日将领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儿，策马奔驰于齐鲁平原之上，不能不引来众多青年才俊爱慕的眼光，但范树瑜当时只在两个人之间挑拣选择：一个叫赵晓舟，一个就是张维翰。

张维翰是范筑先的同乡，他的哥哥张维玺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左膀右臂，与范筑先长期共事。张维翰又是著名抗日将领彭雪枫的同学，早年曾一起策动学运，呼吁革命。1937年5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彭雪枫奉命到山东从事统战工作，在聊城与张维翰重逢，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张维翰正在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手下任职

。聊城抗战期间，张维翰先后担任过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主任和第十支队司令等要职。第十支队是共产党在聊城地区独立掌握的第一支武装，也是范筑先在鲁西北抗战的主力部队。范筑先1938年11月牺牲后，十支队改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张维翰任司令员。1940年5月，筑先纵队与先遣纵队等合并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张维翰任旅长，那是张维翰革命人生的最高潮时期。

张维翰与范树瑜“谈对象”、结婚，就是在八路军筑先纵队成立前后。那时，张维翰三十出头，身为司令，英武俊朗，按今天的说法，应该是“条件一流”。从张维翰上世纪50年代初拍的军装照，可以推想30年代的他该是如何英俊潇洒。

但是，爱情的天平似乎并没有倾向张维翰这一头。那一头是比张维翰年轻十岁的赵晓舟。

赵晓舟的长兄赵伊坪也是彭雪枫、张维翰当年在北平育德中学和汇文中学的同学。赵伊坪1926年经彭雪枫介绍入党，在他的影响下，晓舟也参加了革命，1931年入党时只有十五岁。在张维翰担任十支队司令时，赵晓舟是十支队教导队长；在张维翰担任筑先纵队司令时，赵晓舟是筑先纵队参谋主任；在张维翰担任新八旅旅长时，赵晓舟是新八旅的营长和团参谋长。那几年，赵始终是张的下级，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赵又是张的“情敌”。我见过中年已过的赵晓舟，可以确认当年的他与张维翰的外形条件不相上下。赵晓舟虽身为下级，但在爱情攻势上却占上风。范树瑜与赵晓舟的关系已定，张司令好像“没戏”了。

改变命运的关节都是偶然事件。喜欢骑马的范树瑜从马上摔了下来，折断了左臂。抢救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她抬进赵晓舟的房间，因为范是赵的未婚妻。偏巧赵晓舟这天不在驻地，偏巧张维翰却从司令部来到这里。张司令命令部下将范小姐抬出赵晓舟住室，安置在一个“中立”的地方，并顺势开始最后的“进攻”。赵晓舟回来后，发现范树瑜被张维翰搞到司令部所在地“养伤”去了，很快传来消息。张司令已与范小姐结婚。赵晓舟不由得怒火中烧。

张维翰曾收到赵晓舟的大哥赵伊坪的来信，他以同学的身份叮嘱张维翰，既然已经娶了范司令的女公子，就要真心实意对她好，不能对不起树瑜，不能对不起范司令。看起来这是一封告诫信，实际上是赵伊坪出面代表弟弟承认了张与范的婚姻，体面地退出竞争。作为鲁西区党委秘书长的赵伊坪想到的不光是弟弟与老同学的婚恋之争，还有两位军政要员的共事和团结。1939年3月5日，赵伊坪在琉璃寺突围战中受伤被俘英勇牺牲，奉命掩护这次突围的，就是赵晓舟。由此判断，张维翰与范树瑜的婚事是在1938年11月以后、1939年3月以前办的。这一点，范老太太记不清楚了。

多年来的事实表明，张维翰没有辜负老同学的嘱托，他与妻子相依为命，共同渡过了许多风浪和难关。更值得一提的是，范树瑜也从未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相反，是她几次为救助丈夫做出了决定性努力。对那一段类似“抢婚”的往事，老太太一笑了之，但在当时，那件事可能还真的不算小。

图1、1952年9月1日，张维翰在保定。
图2、1954年，范树瑜摄于广州。

暮年的赵晓舟发表了一篇《我的哥哥赵伊坪》的文章，文中写道：

1939年初，鲁西北正处在大动荡时期，最需要党的统一和团结，最需要党的领导，武装力量的稳定，和服从党的指挥。就是这一关键时刻，哥哥协助张霖之同志，代表鲁西区党委运用党的利益第一，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原则，非常巧妙，十分妥善地处理了发生在××部队的两个党员领导干部之间的个人问题，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扩大和激化，保持了这支部队领导层的稳定。我正是从这一次党内生活中，第一次受到严峻的党性教育。 

如果我没听范老太太和家人讲那段故事，是看不出赵晓舟说这段话的背景、不知道这段话所指的具体内容、搞不清“××部队”是指哪一部分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赵伊坪给张维翰的那封信很可能是在我父亲（时任鲁西区党委书记）的授意下写的。赵晓舟在哥哥和党组织的说服下做了让步，维护了团结大局。建国后赵晓舟在海军工作，担任过海军副参谋长兼技术部部长。

如果有人问起范老太太有多少子女，而她又要认真回答，那就麻烦了。老人说：“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生下孩子来，活的就活了，死了的就死了。”

范树瑜生的第一胎是儿女龙凤胎，这是大喜之事，但兄妹俩生不逢时，碰上日本鬼子的铁壁大合围。敌人已近在咫尺，要突出包围圈，就要行动便捷隐秘，带着两个婴儿肯定会拖累突围行动。结果，这对双胞胎被扔进了井里！我多次发问，是怎么扔进去的，老人表情平静，只是反复说：“没有办法，敌人包围，不扔跑不出去。”其实我的意思是，是您亲手扔进去的吗？后来我意识到，不能再问了。我们经常在影视书刊中看到各种战争情节，也会发表一些或慷慨激昂或自认清醒的议论，然而，战争的残酷，依然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老人要掰着手指头才能讲清她生孩子的时间顺序，有的还记不住具体生日。1945年，她在延安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张和平。因为日本鬼子投降了，和平来临了。与她一起生产坐月子的还有龙振彪的夫人，她生了一个儿子。

龙振彪是长征干部，当时是贺龙一二零师的电台大队长。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要调往各地，龙振彪夫妇奉调前往东北时，准备把儿子留给老乡。范树瑜有把亲生骨肉送给老百姓一去不复返的痛苦经历，就主动承担了哺育龙家婴儿的责任。夫妇俩要龙振彪夫妻放心，他们一定带好这个孩子，把孩子健康地交还给父母。

内战全面爆发，张维翰夫妇也要离开延安，他们无法带两个孩子。正好一位在延安负责医药供应的干部胡用贤没有孩子，愿意收养一个。张维翰夫妇认为，这个男孩是他们答应为龙振彪抚养的，决不能食言，于是就把亲生女儿送给了胡家。从此，龙家的男孩取名张胜利，而张家的女儿张和平改姓胡。

解放后，在沈阳担任解放军通信学院院长的龙振彪，与老首长贺龙元帅谈起在延安送出去的儿子，贺龙说，张维翰就在我们体委系统，你去找一找吧！龙振彪夫妇携带礼物从东北南下见到张维翰夫妇，张维翰痛快地答应把儿子还给龙振彪。

认下亲生父母的张胜利改姓为龙。有一年贺龙前往广州，见到在广州军体院上学的胜利，听说他改姓了，很不以为然。他告诉胜利：你是张维翰伯伯带大的，你要姓张，一辈子姓张！

胜利又改回张姓至今。

但是张维翰的那个女儿和平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建国后，和平随养父母到了成都，养父胡用贤是西南药材公司的总经理。张维翰有机会到成都，都会给和平带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小和平奇怪地问“父母”，为什么张伯伯对我那么好？“文革”开始了，胡家受到冲击，和平的养母被“通缉”无处藏身，带着女儿逃到北京。张维翰、范树瑜把她们接到家中，但他们自己也是朝不保夕，于是两家老人决定，把真相一五一十告诉儿女，免得一旦家庭解体，事情永远说不清楚。这一天，张维翰夫妇与和平的养母找来胜利、和平，关起门说了半天，还拿出过去的照片给他们看，要他们在前程未卜之时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是现实版的“痛说革命家史”。胜利与和平，都有了两个父亲两个母亲。

和平的养母暂不能回成都，就同张维翰的另外两个女儿回到老家馆陶“插队”。那时有插队知青，没有“插队干部”，但善良的乡亲自觉地保护了她们。四川的造反派曾气势汹汹地找到馆陶，要把和平的养母“揪”回去，村民们一声号令把造反派堵在村口，“好汉不吃眼前亏”，造反派悻悻而归。

张家、龙家、胡家，革命友谊加亲子之情，演绎了荡气回肠的戏剧人生。在成都工作的和平与张家有着密切来往，胜利以张家老大的身份对张维翰和范树瑜的平反落实政策做了许多贡献。范树瑜是这些子女们共同的母亲。她淡然地对我说：都是同志战友，都是革命后代，分什么你的我的？

相对老一代革命者，1937年入党的张维翰资历算浅的，小他十岁的赵晓舟都比他早入党六年，但张维翰的起点很高。1937年10月，日军逼近鲁西北，范筑先奉韩复榘之命准备撤往黄河南岸。此时率一批抗日青年服务队员刚刚从济南赶来的第六区政训处主任张维翰挺身而出，带领四十名青年留守聊城，誓死不过黄河。共产党和抗日青年的坚定英勇感动了范筑先，他命令军政机构返回聊城，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张维翰等功不可没。因此，张维翰入党的第二年就当上了十支队司令。1940年5月，张维翰当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时，党龄只有三年，那时的陈赓、杨勇、杨得志等人也就是旅长，后来闻名全军的猛将王近山只是他的副手——新八旅副旅长。在讲究战功和资历的军队序列中，没有经过长征的张维翰是个例外。

1943年，张维翰奉调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知道当时背景的人都了解，张维翰加入了“反攻干部”的行列，这不是一件坏事。原来，从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需要尽量多的地方军队干部接受教育，以了解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领导核心。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场持久战争中的败局已定，中共要避免在相持中消耗有生力量，特别是精英力量，因此，大批干部被调往陕甘宁，调往延安。这些被称为“反攻干部”的人中，既有徐向前，也有陈赓、杨勇等人，因此，张维翰到延安，应当是受组织看重的结果。

张维翰既是范筑先将军的女婿，又是西北军元老张维玺的弟弟，当时中央确实对他很重视，希望通过他做西北军方面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都接见过张维翰，范树瑜也同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吃过饭。后来，当别人说起延安缺吃少穿时，范树瑜纠正说，才不呢，延安什么好吃的都有。

张维翰的第一个转折大概是他的病。这个病来得不是时候，抗战即将胜利，正是“反攻干部”即将大展身手的时候，他却病了。范老太太说不清丈夫得的什么病，只说他在与陈赓一起行军到绥德的时候病倒了，陈赓只好把他送回延安。徐向前为了让他好好疗养，让出了自己的窑洞。张维翰病得很重，范树瑜出面直接找朱总司令求援。朱德当天就让为中央首长看病的苏联医生来为张维翰诊治，用上了最好的药物。可见，此时张维翰的分量还是比较重的。当然，这个功劳也要算在范树瑜的身上，是她的奔走救了丈夫。

1947年3月，错过大好时机的张维翰任晋冀鲁豫九分区司令员，此时，他的“老底子”部队已随刘邓大军南下，作为一名地方武装负责人，他的个人升迁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关头停滞了下来。1948年，张维翰指挥的九分区部队被编入四野挥师南下，他却被留下来成了“光杆司令”，于1949年8月奉命筹组邯郸军分区，并任司令员。此时，张维翰在聊城抗战时的同事中，袁仲贤(张维翰任筑先纵队司令员时，袁是平原纵队司令员)已是兵团政委，王幼平(张维翰任新八旅旅长时，王幼平是新八旅政治部主任)已是兵团政治部主任，而当年张维翰在政治部的下属齐燕铭马上就要上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了。

张维翰不在乎这些，他很兴奋地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但紧接着的，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坎”——1952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各地各单位要定期达到 “打老虎”的指标，邯郸军分区作为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司令员又是地主出身，自然成为“打虎”重点。于是，张维翰就成了“大老虎”。这次范树瑜没有帮得上丈夫，因为她自己也被诬陷进了监狱。现在福州与她同住的女儿张英就是1952年在狱中出生的。范筑先将军若地下有知，看到自己的外孙女出生在这种地方，不知该做何感想。

范老太太竟然想不起自己究竟坐了多少时间的牢，反正是放出来了。张维翰的“事”出于莫须有，既然没有杀头好像也用不着平反，但却没了工作。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对张维翰说：“你的案子肯定是错案，但马上纠正过来有困难。与其在北京干等着，不如先出去工作。”

张维翰被任命为广州军事体院副院长。张维翰在学生时代就有体育特长，他在军体院副院长这个被人视作“闲差”的岗位上干得很带劲。范树瑜说起那一段，也觉得很有滋味。

1955年全军授衔。当年的新八旅副旅长王近山授衔中将，但当年的新八旅旅长张维翰却授衔大校。毛泽东当时有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批评一些为评级授衔闹情绪的人。张维翰没有“弹泪”，也没有闹情绪，但他一定在琢磨因由，三反五反那桩查无实据的公案如同一顶“玻璃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看不见也拿不掉。

 
图3、张维翰（左三）和彭雪枫（左二）等在天津北宁公园。
图4、1937年5月摄于北平天坛。右一为张维翰，左二为彭雪枫。

同年，国家决定为有历史贡献的军队干部颁发勋章，张维翰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发给“抗战时期八路军旅级以上、新四军支队级以上职务有功无大过人员”。翻开以姓氏笔划为序、包括朱德在内的三百一十三名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名单，在张姓一栏中，只有张维翰一人不是将军。1961年，张维翰当年的部下赵晓舟从大校晋升少将，同年晋升少将的还有在延安向他托付儿子的龙振彪，但却没有张维翰。

在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后，张维翰调到北京任国防体协陆上运动部部长，后改任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

也许是他遭受的磨难已经够多，更因为他不算是真正的“当权派”，“文革”中的张维翰虽然受到冲击，遭受批判，被限制自由，但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用他女儿的话说，“只被踢过几脚”。那些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没完没了地写“材料”，写自己的，叫“交待材料”，写别人的，叫“证明材料”。有关聊城抗战的史实，本来就烂熟于心，再加上成年累月地反复抄写，已经逐渐积累成相当完整的“聊城抗战史”。在此基础上，张维翰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这一珍贵历史资料。80年代初期，聊城党史部门征得范树瑜的同意后将该文整理发表。赵健民1983年2月23日为此给范树瑜写信：

树瑜同志： 
    今聊城地委吕保明同志来京，与我谈了地委对维翰同志遗作《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的意见，我赞同地委这个办法。维翰同志的遗作是全面的，系统的，是珍贵的资料。现已发现个别人掐头去尾以个人名义发表，很不适当。如由地委内部资料公开刊出，既可以避免这一弊病，又可以使一些老同志看阅后进一步加以补充、订正，以便将来使这一珍贵的资料更加完整，更加准确。 

 

赵健民是当年鲁西北平原威震敌胆的“赵三营”营长。他对张维翰遗作的评价是权威的，准确的。

完成这件长篇历史回顾是张维翰晚年做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精确而全面地记录了鲁西北抗战初期范筑先与共产党人合作，共同创造的那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为后代留下了一件珍贵的遗产。在稿件的最后，张维翰记录：1974年2月11日脱稿，1976年8月1日亲笔书完。

请注意，1974年到1976年是“文革”后期，社会剧烈动荡，根本没有正常的查阅历史文献和搜集相关资料的条件，而且张维翰自己的政治结论、工作安排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张维翰写出了专业党史部门也不一定能完成的如此详细如此生动的全景式回忆录。2005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遗憾地注意到，在各种媒体宣传中，鲁西北抗战初期那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斗争历史和范筑先将军的英名，基本没有被提到。今天再看张维翰的那篇遗作，更觉珍贵。

1979年10月，张维翰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三岁。国家体委对这位长时间不在岗的老司长的去世并未十分在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却突然来到国家体委，要找“张维翰同志治丧办公室”。张维翰也有治丧办公室？处理张维翰后事的只是张维翰的两个女儿，她们被体委拉来接电话，发讣告。王任重生气了，要体委的人马上把“王主任”找来。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跑来，王任重说了一句：“我要参加张维翰同志的追悼会！”便转身而去。王任重与张维翰在冀南共过事。本来参加追悼会只需打个电话或由秘书联系一下就行了，王任重为何亲自“驾到”？是不是他听说了什么，心有不平？体委的人后来告诉张维翰家人，王猛训他们：“你们真不知深浅，张维翰同志当旅长时我只是连长。”体委的人心中委屈：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谁都感到意外，张维翰的老战友们是在得到他的死讯后，才知道他1952年的那件冤案竟然还没有平反。张维翰当年的战友、时任空军政委的高厚良给北京军区副政委徐深吉（张维翰任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时，徐是新四旅旅长）打电话提出此事，徐当即指示河北省军区召开党委常委会讨论为张维翰同志平反，并要亲自参加会议。平反的决定是在张维翰逝世后五天做出的。

那时候，张维翰全家人还和别人合住在一座简易楼里，楼道狭窄，灯光昏暗。为了应付陆续前来张家吊唁的部队将军和地方高级干部，体委的工作人员急忙赶来帮着清理楼道，临时在楼道里换上了几只明亮的大灯泡。

张维翰的后事也立即重新安排，体委配了专人专车，规格全面提升。追悼会那天，王任重果然到场，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宋任穷、段君毅、王从吾、张震、李聚奎、王新亭、高厚良、徐深吉等人，邓小平、胡耀邦等送了花圈。经胡耀邦批准，《人民日报》为张维翰的追悼会发了通稿，这是“破格”的安排。体委的人说，贺龙元帅以后，张维翰是当时体委已故干部中葬礼规格最高的。张维翰低调一生，死后却“风光”了一回。

张维翰的女婿“大毛”看过老岳父写的历史材料。他感叹岳父的履历，认为他的待遇太“亏”了。张维翰说：有什么亏的？这是历史嘛！我们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大毛说：我的岳父至死都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富家子弟张维翰追随共产党，义无反顾，宠辱不惊，坦荡一生。中国革命能够胜利（指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张维翰这样的革命者，不计得失，不怕牺牲，埋头苦干。

“文革”结束后，张家的“老大”胜利惦念着母亲的平反。因为那次牢狱之灾，范树瑜只是北京珐琅厂的一名工会干部。胜利的生父龙振彪后来任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胜利写好申诉材料，通过他向上反映情况。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看到材料后说，早就该平反！于是北京军区党委发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直接“通知”北京珐琅厂，要他们为范树瑜同志落实政策，工资级别调高三级！

我到福州的前几天，北京市老干部局曾打去电话，对范老太太表示慰问，并告知已经把中央发给范老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寄来福建。范树瑜老人生在福州，长期定居北京。后来她的女儿张英与福州警备区司令员的儿子结婚，转业到福州。司令员夫妇先后去世，女婿女儿就将范老接到福州居住。由于种种偶然必然必然偶然因素的交叉作用，范树瑜在晚年又回到了福州。不过，她对童年时的福州已经没有丝毫记忆了。

老太太身体不太好，但她平静、安详，一切都听女儿女婿的，要她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要她吃多少饭就吃多少饭。平常女儿女婿出门了，她就和保姆聊天，给保姆讲那过去的故事。保姆对我们讲：老太太说，听说鬼子要进庄，她就骑在墙头上观察动静。要是鬼子从东边来，她就翻到西边去，要是鬼子从西边来，她就翻到东边去。结果左等右等鬼子没来，她却骑着墙头睡着了。

保姆说完笑了，老太太也笑了，全屋的人都笑了。
 

 

 

图5、1955年，张维翰在广州军事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