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二舅曾是40年代昆明的时代青年

从1990年代中起，我每年返乡后回香港，二舅一定要来机场送我。他说苏家没人活到八十岁，下次我回来他也许不在了。二舅历来话少，在机场的椅子上默默地坐着，我并没有感染到他的愁绪，因为明年，后年……还会再见。2005年，二舅跌伤入院，我不由惊恐地想到，如同许多老者，这可能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跤。我立即和女儿赶回昆明，枯瘦如柴的二舅，躺在医院病床上，像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显然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曾经时髦

　　外婆家，是我童年回忆中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多少甜蜜的儿时记忆，都和二舅有关。他讷于辞令，不会讲故事给我们听；平日里总是衣着光鲜，不让小孩儿靠近他。但在我们心目中，二舅却分量不轻。他那身打扮，完全仿照4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男明星：一丝不苟的头发、烫得笔挺的西装、双色尖头皮鞋。二舅出门前，总要坐在卧室的小凳上，面前小箱子中装满各种刷子、鞋油和抺布，他仔细对待一道道工序，令黯然失色的皮鞋重放光彩。每到这种时候，我便依在门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二舅打扮，看他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照，末了，他总忘不了走过来捏捏我的鼻子。二舅觉得这些侄男侄女的鼻子都太平扁，那是和银幕上美丽的外国小孩最大的差别。

上图：外婆家，六姨，七姨，八姨， 1945年


上图： 外公，“涤园”家中， 1947年

周末和假期，外婆家孩子成群——我和哥哥、弟弟、表妹、表弟，还有来串门的小孩。晚上，二舅不回来我们不肯上床睡觉，盼望他拎回来的点心：萨其马、回饼、重油鸡蛋糕。围在餐桌前吃二舅带回的“宵夜”，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分。公私合营前，在洋行任会计的二舅收入颇丰，惠及大家庭中的老老少少。哥哥是外公外婆的宠儿，如果有人摘了公公心爱的花，打碎了婆婆的碗，赖给哥哥，风波立即化解；我是大家眼中的憨丫头，二舅总是不露声色地给我优待。记得晚间孩子们吃罢二舅带回的美点仍不甘心，想等着再参加大人的宵夜。一天夜晚，在大家的吵闹声中，二舅悄悄问我：“老妹，你几岁？”“九岁”。“不许吵，九岁以下的通通去睡觉。” 他带我去小东街北京饭店冷饮部吃冷饮，冰淇淋、红豆冰。那是我第一回尝到这些美食，终身难忘.。
　　1948年内战烽烟四起时，大人为通货膨胀而操心，为远方的炮火而惊惶。此时的外婆家则是世外桃源，大舅带着贤慧又美丽的日本太太从东北回来，生下可爱无双的女儿，粉红色的绒帽下，小表妹粉红色的小脸像太阳照亮了这个大家庭。人人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含着爱意。端午节，外婆带着五姨、六姨、七姨、八姨、日本大舅妈、母亲，围在一起包粽子。粽子熟了，棕叶和糯米飘出的清香将我们从花园中召唤回来，一串串玲珑的小粽子是专为孩子们而准备，不必等到“端午”。
　　外婆一大早就郑重其事地在门头上插上菖蒲。我们排着队，让外婆在额上用雄黄汁涂个“王”字，以保来年平安。大舅一家在昆明住了一年后去了台湾，半个世纪后，大舅妈对我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她学会了包粽子、蒸年糕，大概是日本妇女中的唯一。

上图：二舅

　　二舅出世在这个和睦、相亲相爱的大家庭。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他身体弱，特别受母亲宠爱，上小学，外婆不放心，雇一辆人力车坐着，陪他前往，在家族中传为笑话。二舅夹在母亲的溺爱和父亲的威严之中，甫成年，又撞上好莱坞电影空降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对远走他乡的大舅、三舅，外公外婆心存无尽美好回忆和挂牵，他们俊美的放大照片在外公的书桌上欢快地注视着大家；留在身边的二舅在父母眼中毛病多多。外公对他一身洋装，夜晚流连电影院和舞厅、早上睡懒觉颇看不顺眼。有一晚二舅胃疼，早上睡到日出三竿，醒来看见房门上父亲贴的“大字报”：“饮食免能慎，误伤病胃肠，恶劳好逸劳，积弱内成伤，努力勤修养，身心可自强，勉哉宜自爱，早起习为常。”
　　其实，外公很清楚表面追求时髦的二舅敦厚的个性。三舅上中学时盲肠手术故障，在医院躺了一个月。二舅每天到医院，日夜守候。他迟迟未婚，外公有诗，责中带赞：“关门闭户作箴规，直道于今误我儿，黯言词伤太戆直，古人心迹有谁知，学职业成当议婚，祖传家法及儿孙，此是人生三部曲，均须演奏出吾门。”

上图：二舅在永昌祥

　　二舅是40年代昆明的时髦人物，在省立会计专科学校毕业，虽不过是个会计，加入了那时做进出口贸易的商号永昌祥，带来的新式簿记方式，取代老式账房的一套，让洋行和“国际接轨了”，从此生意大大扩充，二舅成了公司的要员。他一丝不苟的作风和诚挚的为人也赢得老板的信任，渐渐和老板一家成了至交。穿着洋派、管理有方的二舅代表了未来，令白族商人另眼看待，公事、私事都向年轻的会计师请教。老板的少爷相亲，都邀约二舅同去，借重他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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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

　　外公是20世纪初唐继尧政府为振兴云南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教育，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做了一任县长，对政治失望之极，走上自古以来文人的老路，辞官归故里，赋诗种菊。外公对共产党带来的解放十分雀跃，以为年青时代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自告奋勇撰写新云南再建设计划书，提出民众教育、卫生、民众职业、救济等多项主张。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快让他感到幻灭，觉得自己此生应尽之力已尽、可为之事已为，遂服下一瓶安眠药，不再醒来。
　　外公去世，也到了“旧社会”色彩褪尽的时候，电影院播放苏联和国产的电影，舞厅也封掉了，二舅唯一的兴趣从此没有了依附。外公在天之灵，看到二舅从此不再有什么娱乐，也许后悔当初约束他生命中充满欢乐的暂短岁月。在云南最大的外贸公司居要职，在舞厅里展身手的二舅，随着他依附的事业退出时代的光影，成为国家机关一名默默无闻的会计。外公去世，二舅一下子被推到家长的位置，照料母亲，关心嫁出的姐姐、在家的妹妹，从此成了他的责任。不久，载盛了数十年温馨的大宅被强行征用，仅给一点点象征性的补偿。愁云惨淡的气氛取代了昔日的欢言嬉笑。大人谈话总是压低声音，皱着眉头。二舅作为一家之主，满城奔走，筹款找房子。
　　当初二舅在外贸商号里的工资、花红除每月支取足够的费用，都存入公司经营的银号转为股本。到50年代这已是一大笔款项，足够他下半生的生活。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令这位老实本分的会计的所有财产化为乌有。

上图：外婆

五十年代中，外婆中风去世，一直是我们童年生活重心的“外婆家”也就不存在了。“文革”开始不久，我们家倒成了亲戚聚集之地。学校停课，我负责做饭，逢星期天，二舅和两位姨父必到，一起打桥牌，议论国事。我的政治启蒙课便始于其时。后来其中一位姨父在单位上被批斗，受不住严刑，为求宽大，坦白了和其他亲戚一道说了些什么反江青、反林彪甚至反毛主席的话，另一位姨父和父亲也就因他的“揭发材料”而被“揪出来”，被革命群众专政、受尽折磨。奇怪的是二舅却没事。他在单位上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负责得不可再负责的会计，在五彩的世界中他是一个黑白之间单纯的灰色。没有和任何一个同事有任何过节，在公众生活中基本上不存在，如果谁要整治这个与世无争的弱者，反而显得自己卑贱了。
　　无论他目睹多少同事、亲人受冤狱之灾，无论他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从未受到表彰，都不曾动摇他对执政党的信心。他热烈地与周围不满政府的人辩论，直到贪官层出的近几年才多少为之语塞。此刻我才想到，或多或少，他对共产党理念的认同，令他觉得个人地位财产失去都有所值，他要捍卫的，也许是自己的心理平衡。
　　二舅对国家和政党信服，自己则完全与政治不沾边。几十年来，千百次政治学习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讲些违心的话来应和、应付、应对。而他是唯一的例外，他只是微笑，一言不发，谁也拿他没办法。他在单位上是异类，态度和蔼，但不与任何人有私交。他一年四季都在单位食堂吃饭，完全不沾辣椒，食堂的师傅都认识他，炒菜放辣椒之前先留起他的一份，好心肠地还为他单独炒一碟。
　　二舅没有一丁点在职位上的抱负，那个时代要求每个人做一颗螺丝钉，二舅完完全全合格，他虽然不会去要求政治上上进，但后来发展出一种和政治有关的兴趣，每天对《人民日报》仔细研读，对省和中央一级的人事变更了如指掌，可以准确地说出任何一省历任领导，并跟踪他们的下落。1996年，二舅去台湾探亲路过香港，他对观光游乐全无兴趣，一整天待在图书馆里看港台杂志，为找到不少他的人事拼图中的缺块而开心不已。
　　对人事变更的熟悉的同时，他也发展出一套政治观，应该说他将从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道德观取出一部分，加上无形中从党报上接受的逻辑。他认为“八九风波”后出去的那些人是懦夫，因而证实他们从来只是投机分子而不是革命家，对投机分子镇压才能免国家于危难。在亲友中，平素寡言的二舅则是不知疲倦的国家大政方针捍卫者，他的观点往往独一无二，只要谈话涉及政治议题，他就成了唯一的“正方”，虽然寡不敌众，却从不服输。二舅赞同正统的政治观点，却固执地抵制令众人屈从的政治文化。

家事唯大

　　二舅在物资局的同事，看着这个行事古板，见人便礼貎地打招呼，谦谦地微笑，却和所有人保持着距离的会计师，绝对想象不出他年青时风流倜傥的样子。他拘谨、木讷，可是上了舞场却判若两人，舞姿娴熟，风度翩翩，于是射中了一位美人——我们后来的二舅妈。她是从越南回来的华侨，二舅初带她到外婆家，平静、古朴的生活因她而起涟漪。她会做我们从未尝过的美食，例如萝卜糕、广东粽子。昆明国际照相馆橱窗里挂着二舅妈的大幅照片。她和二舅带我去看电影，路人向这一对美男女投来的目光也照亮了我小小的虚荣心。
　　当华尔兹舞曲不再响，好莱坞电影退出社会主义电影院，二舅失去生活中最大的娱乐；二舅妈却站到为统一战线而设立的小舞台上，在“侨联”的小圈子里保持着活跃的社交生活。国际照相馆橱窗里，她的特写头像换成她手持蜡烛舞蹈的美姿。二舅不屑于欣赏民间舞蹈，也不去联欢会上捧妻子的场。“那有什么好看的？”当两人的兴趣叠合地带消失，没有了共同的话题时，原来各自藏起来的价值冲突就出来作怪了。固执又敦厚的二舅与活泼而不甘寂寞的妻子分道扬镳，亲友们都视为理所当然。
　　工作是为了拿工资，二舅接受的人生使命是大家庭的兄长。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三个40年代便出了国，国内还有四个姐姐、四个妹妹。每一家的事都值得二舅关心。我的母亲是二舅最尊敬的姐姐。母亲心脏病卧床十八年中，二舅无论风雨，每周至少来探望她一次。记忆中，每次母亲总要针对他的固执唠叨一番，二舅不还嘴，耐心地听着，后来母亲精力不济，说不了几句话就累了，二舅就坐在母亲床边的藤椅上，十指对撑，天黑了，也不开灯，就那样坐一两小时，常常是等母亲睡了才离去。“文革”中，只有小弟弟在，二舅每星期就不止来一次。这时父亲的工资被扣发，二舅将一半工资交给母亲。1973年11月11日，也是周末，二舅又来看母亲，我们在楼下吃饭，二舅上去很快下来说：“老妹，快去看你妈怎么了？”母亲已失去知觉，当晚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对二舅抱怨最多的，是他离婚后“找对象”的麻烦。第一次择偶找了美女，留下了教训，但不足以令他抛却根深蒂固“以貎取人”的观念，有的“候选人”，亲友觉得不错，二舅却不为所动，最终遇到了瘦瘦高高、颇有风度、我们后来的二舅妈。两次婚姻之间的十多年中，母亲时不时总要对单身的二舅提起这令人厌烦的话题，但他依然按时去探望姐姐。作为家中“长男”，对姐妹们的责任是他生活的主轴。
　　二舅一直将外公外婆的骨灰放在家中，要等待大舅、三舅从国外回来才行安葬。众多姐妹都看不到哪年哪月才准许海外的华人回大陆，二舅则坚信会有这一天。果真被他等到了，1973年中国在锁国二十多年后，首次准许海外华人回来探亲，少小离家的三舅是第一个回昆明的美籍华人，从此，安葬父母的准备成了二舅操心的事。80年代初，夏天的暴雨中，二舅、三舅手捧父母骨灰在泥泞的山路上吃力地爬上西山的王老爹峰，几十年对父母的思念，生时不得尽孝的悲痛，化成泪水，和雨水掺和着一齐淌下。
　　外公去世前，逢星期日，嫁出去的女儿回来了。陪爸妈打麻将，是这天的主要节目。花园是孩子们的天下，稀里哗啦的麻将杂着笑声从厅房传来。麻将桌凝聚家庭成员，给大家庭带来和谐与欢乐。外婆家打的是“卫生麻将”，输赢的额度微不足道。二舅摸过牌来，手指滑过牌面，一眼不看就随手抛出或收下，令我们惊叹。妈妈说他总是要做大牌，很少赢，大家猜他是乐意输牌以赢得别人开心。
　　40年代，大舅带来一副深红色背脊的化学麻将，附一盒七彩码子。不知何故，我对外婆家的记忆总是和这副麻将连在一起。打麻将在50年代中期就不再时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大人白天去上班，晚上参加政治学习，星期天不加班的日子，有做不完的家务，排不完的购物队，还得补一补从来睡不够的觉。“文革”一开始破四旧，麻将成为见不得人的游戏，八姨冒风险将外婆家的宝贝化学麻将藏起来。
　　大约80年代中，我震惊万分地听到几位姨妈合起来准备和二舅打官司，认为二舅有可能侵吞祖产。此事对二舅的打击，可想而知。“文革”后遗症中，最具破坏性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大家学会从恶意来揣度他人，哪怕是你相处一辈子、非常了解的人。幸而，2000年后兄妹之间又渐渐恢复来往，周末聚在一起打打麻将，早年大舅带来的时髦一时的化学麻将，面板和背板脱开，八姨试图用胶水粘，然而就如兄妹们亲密无间的关系，再也粘不起来了。
　　二舅病危时，怎么都不忍放手让他走的，是非他亲生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二舅结婚时他已成年，二舅对他并无养育之恩，他的独生女视二舅为最亲的长辈。这层深情如何而生，非我能推测，因为二舅不善于讨人欢心，谈吐无多少趣味，且固执得要命。兴趣窄、知识偏，他无非就是一个敦厚善良的好人。二舅去世前半年，在电话中郑重地托我转告在台湾的一位远亲，向他致歉：1996年二舅在台湾与他有约，十年后再去台湾聚谈。其实这位老先生早已过世。两人十年中并未传到只言片语，十年期到，二舅为自己身体不支而爽约，甚为不安。
　　二舅从意气风发的高级职员，降格为云南省物资局一名微不足道的会计， “事业”随着他变成一颗螺丝钉而结束了，他坦然接受命运，用自己朴素的观念接受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对家族的责任却追随他一生，直到他退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