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
　　1962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我和本村小学时的同学罗凤英结婚了。这张照片，是我们步行八公里到张店（今山东省淄博市）“旅行结婚”时，在张店工农兵照相馆照的。我坐着，手握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苏联名著《人血不是水》。
　　当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粮、油、布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定量供应，就连火柴、肥皂也要凭证、凭票购买。记得我们到公社登记后，凭结婚证才在供销社买了一对镜子，两块香皂。既没买一寸布，更没买一件新衣服，各人穿着旧衣服就结合在一起了。当时我们吃粮靠国家救济，吃难，穿难，用难，无钱更难。灶前无柴、锅里无米。真的是一贫如洗，拮据到了极点。
　　当时我是一名民办教师，她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我在校教学也是记工分。从1963年开始，我在校教学，分配1200分，扣钱91.20元，扣去粮、柴后余70.20元；她是1069分，扣65.67元，扣去粮、柴后余15.27元。到了1966年，我俩的工分合计4667分，扣去一切费用后余175.5元。1971年，我俩工分为5695分，扣钱337元，扣去粮、柴后还余275元。到了1979年决算，我俩工分8514分，扣钱512元，扣去费用后余256元。1980年决算工分为9431分，扣钱613元，分粮食两千多斤后，分到现金322元。1981年决算工分9630分，扣钱674元，分粮食两千多斤后还分钱380元。1982年决算工分6395分，扣447元，分粮后又分现金247元。
　　1983年，分田承包到户了，我家分了三亩多地，每年交公粮321斤。联产承包到户后，妻子更加忙碌了。耕、耩、锄、割、浇水、追肥，她全包了。我因在校教书，只能抽平时早起、午休、星期天或节假日时间去地里劳动，从没耽误学生一节课，因而多次获得学校奖励。这里面当然有妻子一多半的功劳。我由工分制转成工资制后，从由乡镇统筹的每月50元，逐步增到二百多元、四百多元。直到1996年转为公办教师，每月工资近千元。一切有了保障。
　　四十多年来，我和妻子共同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坎坷和艰辛，饱尝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时也为一点生活小事发生口角和争执，但事后谁也不记仇，很快就烟消云散，和好如初。妻子与我成家后，总是将房子布置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她习惯了俭朴清贫的生活，大队的染坊、砖场她都干过，各种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她管理的责任田，产量年年增加，秋、麦两季亩产获双千斤。
　　1997年，我们全家农转非。1999年我退休了，我和妻子准备迎接五十年金婚和更加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