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969年，作者在盈江

我是昆明第一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的“老三届”一样，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大轰大嗡”后，别无选择地去了广阔天地。
　　我插队的地方是云南省盈江县太平区蛮腮合作社（注：“九大”以后才成立人民公社），你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在滇西南紧靠中缅边界处找到盈江这个地名。现在，从昆明乘大巴到那里大概只要两天时间，而我们下乡时，却是走了七天。
　　下乡的时候，父母还在接受批斗，家里没有任何人送我。当时，父亲的头衔是“摘帽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母亲则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特务”的帽子。为此，我刚上初一的妹妹在学校的“红色恐怖”中被剃“阴阳头”，并被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病卧在床。我至今清楚记得，那天，我一个人提着简单的行囊走出了糊满大字报的家门，以为此一去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踏上革命征途了，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
　　那时成昆铁路还没有修通，下乡知青要先坐火车到禄丰，再在禄丰换乘汽车。塞满知青的火车是半夜时分驶离昆明站的，天不亮就到了禄丰，然后全体被列车吐到一个空场上等候汽车。
　　又冷又饿地一直等了五六个小时，大约上午九点多钟吧，接我们的汽车终于来了，是敞棚大卡车，三十人一辆，行李放下面，人坐在行李上。之后，长长的车队开始向西进发，楚雄、下关、保山、腾冲……每天晚上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从卡车上拿下行李，在当地的小学或中学教室里铺开地铺，第二天再捆起铺盖，发两个馒头重新上路。
　　起先大家还意气风发地放声歌唱：“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时值冬季，寒风刺骨，一路的田野和山坡都是光秃秃的，汽车在盘山道上弯来弯去，歌声渐渐稀落，情绪也越来越低。我又冷又晕车，吐得天昏地暗，根本顾不上什么悲伤或感慨，只有当每晚打开行李躺下时，才恍然意识到离家越来越远了……
　　翻过高黎贡山，驶过澜沧江和怒江河谷，长长的车队西行再西行，当汽车开上怒江惠通桥时，一些同学开始哭了。因为这座桥以外的地区属于“外五县”（即滇西南靠近国境的五个县：盈江、陇川、潞西、瑞丽等），出入那里必须有人保组（“文革”期间的公、检、法三合一机构）签发的边疆通行证，这就意味着从此难以回家了。
　　在车队的行进过程中，大群体被一次次地分割得越来越小。记不清是第几天了，路边开始出现竹林芭蕉树等热带、亚热带景观，滋润的绿色和新鲜感冲淡了一些失落的感觉。到达目的地盈江县城后，我们告别汽车，坐上了社里来接知青的马车或马帮。最后，马帮在一排新盖的简陋竹房前停下，赶马大叔叫大家卸下行李，我们将要扎根并为之奋斗的地方——蛮腮合作社终于到了……
　　蛮腮是一个较大的傣族村寨，寨子周围有丛丛的竹林，清清的泉水，真是风景如画。第一顿饭，傣家人像接待贵宾一样招待我们，桌上摆了七八碗叫不出名字的菜，忙进忙出的毕发（大嫂）们不时地凑到每个人面前，用半通不通的汉话劝我们要“西（吃）饱饱”。尽管那些菜的味道大多又酸又难闻，毕发们墨黑的牙齿、血红的嘴唇，以及讲话时嘴里溅出血一般殷红的唾液（因为嚼槟榔的缘故），让人没了食欲，我们仍是感动之极。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一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然而，等新鲜感过去之后，我们终明白了广阔天地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现实是沉重而严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劳作与生活的艰苦平淡乏味，偷鸡摸狗的游戏逐渐代替了建设新农村的誓言，扎根的决心变成了对上调的期盼。由于出入皆要通行证，不可能回昆明。经历了“文革”大串联的知青们，便把“步行串联”这项既富刺激性又切实可行的活动在“外五县”发扬光大了起来。
　　起先是在近处走动，你到我的寨子里玩一天，我再去你的寨子玩一天，渐渐越走越远，周游到邻县，后来干脆沿着边境线“步行串联”起来——因为我们这些插队的，不像农场纪律严，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只要不犯大错误，社里拿我们也没办法，顶多不要工分吧。尤其头一年秋收分配前，大家都靠安家费生活，过的是“共产主义”。所以，只要出发前打听好几个地址，直接认识的也行，通过七拐八弯的关系扯上的也行，就能解决一路上的吃住问题。
　　在做了一番准备之后，我们集体户的四个人——江X、邵X、李X，还有我，便相约着上路了。
　　我们设计的路线是：盈江——陇川——瑞丽——畹町——芒市——龙陵，再绕道腾冲回盈江。
　　盈江是个狭长的坝子，头两天沿着江边走，还算轻松，路上也可见到行人。饿了，吃背包里的干粮，渴了，喝溪沟里的泉水，实在没吃没喝时，就到路边的老傣家去讨，淳朴的傣家人总能热情的招待你。
　　出了盈江坝，行程变得艰难起来，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没有一丝遮荫的地方。走几十里看不到人烟，出发时带的那点干粮早已吃光，无处可买也无处可要。口渴得要冒火，路边的溪沟却是干涸的。脚上血泡磨破了，钻心地痛。日暮时分，前面终于出现一个村落，远远望去范围很大。大家为之一振，莫非是到章凤了？
　　章凤是陇川到瑞丽的咽喉要地，这是一个大村落。出发前就听说那里有基干民兵在“围追堵截”步行串联的知青，抓到后要写检查还要惩以游街。当时人人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派头：“游就游吧，人生能游几回街？”而此刻章凤就在眼前，大家却踟蹰起来。
　　暮色四合，远处田野里升腾起淡淡的雾霭，又累又饿的我们一心想赶快找个歇脚的地方，却不敢贸然前行。只得在路边先坐下休息，想等有人来问明情况再说。
　　等了好一会儿，后面才走来一个知青，他正巧是回章凤的。他告诉我们，路口倒没有人把守，不过几乎天天夜里民兵都要来知青点搜查外来知青。抓到后要写检查、游街、遣回原地。尽管如此，这知青还是古道热肠地把我们带到了他家（即知青集体户）。这时其他人还没收工，他让我们赶紧躲到小阁楼上，并关照：无论下面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声不要动。
　　小阁楼实际只是一些柴棍搁在横梁上堆放什物的地方，不到一人高。我们急忙爬上阁楼，找一个能容身处躺下。柴棍是圆的，搁不稳，硌得身上生疼，又不敢动弹，只怕稍一动会发出声响。
　　安顿好我们后，这知青开始烧晚饭。柴大概是新砍的，没干透，浓烟直往阁楼上钻，熏得我们眼泪直流。不一会儿，其他知青回来了，大约有七八个人。天完全黑了，煤油灯的亮光透过缝隙射上来。然后他们开始吃饭，咀嚼声吞咽声听得清请楚楚，飘上来的米饭香气引得我们更加饥肠辘辘。
　　一阵收拾的声音。七嘴八舌的谈论：“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真想去当缅共了。”“听说XX混得不错。”“不错又怎样？他妈都快急疯了。”“唉，要不是顾及家里，我也去了。”然后谁起了个头，一群人立刻和着唱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当我漫游在荒原上凝望天边月亮，好像看见我的母亲把爱儿思念，她正站在茅屋前也望着月亮，那家门前的香花我再也看不见… …”一首接一首，一遍又一遍，一首比一首动情，一遍比一遍忧伤。我在阁楼上听得泪流满面，真想和他们一起放声唱放声哭，却只能拼命忍住，一动也不敢动……
　　很幸运，这一夜民兵没来知青点搜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醒来，楼下已寂静无声，透过柴棍的缝隙望了又望，确信无人后，我们才挪动酸痛的身体爬下小阁楼。主人已去上工，灶上锅里还有一些剩饭，四个人分吃了剩饭，轻轻地掩上房门……
　　又一个大平坝展现在眼前，不单是气候变得更热，且显露出了一种异国情调，普少（姑娘）们的穿着打扮明显比盈江的摩登俏丽，瑞丽到了。
　　一切果然如先前所闻：那里看不到两国间明显的分界线，你甚至不觉得是到了国境线上，有的地方国界是一条窄窄的小河，有的界碑干脆埋在田中央。而且，瑞丽境外大多是缅共控制下的解放区，已经“红成了一片”。所以除了在畹町出入境需办理正式手续外，其他地方你敲锣打鼓的越境也没人管你。边民可以自由来往于两国之间。我们也大模大样地越过国境，找到了缅共的营房。
　　进入营房，一眼就看到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缅共已故领袖德钦丹东及现任领袖德钦巴登顶的肖像，游击队战士正在肖像前早请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简直跟国内一模一样。
　　 “早请示”完毕，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到我们面前，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到处乱跑，好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四个人只得怏怏离开。之后，我们又去了一个缅寺。 
　　这缅寺其实是一幢大竹楼，一走进去，眼前不禁一亮，里面不见“四大金刚哼哈二将”之类，四壁装点着一把把花伞和一簇簇鲜花，鲜亮而美丽。寺内墙上也挂着毛主席像和缅共领袖肖像。案桌上摆着水果等供品，居然还有一盘又粗又长的自制大雪茄烟。没有木鱼声，也没有诵经声，只有一个老和尚的目光随着我们的脚步缓缓移动，一切都显得那样和平宁静安详。墙上的挂钟敲了四下，一看手腕上的表，却已是六点，原来是仰光时间，我们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下一站是畹町。

图：1969年，摄于瑞丽56号界碑前

畹町是中缅之间的一个重要口岸，与瑞丽隔着瑞丽江。从瑞丽到畹町必须经过瑞丽江大桥，桥头有边防军把守。除当地边民可自由过桥外，任何人都要检查证明。我们拿不出证明，自然是不允许通过的.。
　　趁着边防军检查其他人的证明时，我们偷偷混过了桥。因估计到边防军可能会追来，只要一听到远处传来汽车或摩托车的声响（那里是山路，多弯，总能先闻其声），我们立刻躲到路边茂密的树丛中，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捉迷藏”，终于到了畹町。
　　到畹町是下午两三点钟，镇上所有的饮食店都关门打烊。清早吃的两碗稀饭早已消耗光，饿得实在受不了，于是，江X推开一个路边小店虚掩的门，偷了一块生饵块，四个人狼吞虎咽地分吃了饵块。忽见到前面有家照相馆，不知谁提议：我们去照张像吧，留个记念。
　　刚刚坐定摆好姿势，又进来了几个知青，其中一个一看到我们就叫起来：“你们怎么还在这儿？要来抓你们了！”原来上面已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搜捕四个偷过桥的知青。他在过桥时看见过我们，又碰巧在旅社听见接电话。我们本打算在畹町住一夜的，一听到这消息，决定立刻就走。那知青估计，出镇的路口可能已经有人把守，说：“我送送你们吧，这样就不是四个人而是五个人了。”我只得换上他脱下的衣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装扮成男的，一行五人顺利混出了畹町。
　　逃也似的离开畹町后，马不停蹄地往遮放赶，累得两条腿只剩下机械的移动，却不敢歇一歇，只怕一歇就再也走不动了。直到天黑，才筋疲力尽地摸进路旁一个寨子，敲开了知青户的门。
　　寨子里的知青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们说：“你们来得太晚了，没有饭了，只剩下一些牛肉。”（老牛病牛宰杀后分的）还有牛肉？我们喜出望外，把牛肉一扫而光，实在是多日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
　　未料刚睡下不久，我胃里便难受起来，随即开始呕吐，一阵紧过一阵。先是一次次地爬起来到外面吐，后来连跑到屋外都来不及，干脆把脸盆放在面前吐。同屋的两个女知青看我吐的一塌糊涂也紧张了，执意要送我去边防军的卫生所。已是半夜时分，从知青户到边防军驻地大约有三四里，我肚子痛得站不起来，每走几步就要吐一次或拉一次，幸好四野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硬是在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挪到了部队驻地。
　　边防军排长把卫生员从床上叫起，睡眼惺忪的小卫生员让我服下两粒黄连素，然后打着手电筒给我推高渗葡萄糖。由于重度脱水静脉难以找到，他就一次次地尝试，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多年后我坐在医学院的课堂里，才明白在严重脱水的状况下静注高渗葡萄糖意味着什么——真庆幸没把命送掉！）。
　　天亮后，那两个女知青要赶去回上工，也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她们了。可是这一病，我连路也走不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路上拦车。当时，几乎每个家庭都与知青多少有些关系，老百姓对知青普遍抱有同情态度。终于，一辆卡车在面前戛然停下，司机臭骂了我一顿，然后发善心把我带到了芒市（潞西）。
　　芒市也无亲无友！下车后我头重脚轻浑身无力，真想马上躺下来，然而马路上是不能随便躺的。我只得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实在走不动就坐在路边歇一会儿。终于，在路过一个小旅馆时，我看到里面有两个女知青在谈笑，于是毫不犹豫地去敲开了她们的房门，随即便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床上，两个女孩正手足无措地看着我，我的昏倒把她们吓坏了。但此刻我担心的却是与同伴失去了联系。我掏出五分钱，请她们去买几支粉笔，在车站路口桥头电线杆等醒目的地方写上：“江X、李X、邵X，我在X旅社X房间。”后来，同伴们真循着这些留言找到了我。
　　这时我已虚弱不堪，只想尽快回到盈江。可是我们没有通行证，无法买到车票，为此，我们找到了潞西县革会知青办，希望开一个购买车票的证明。没想到那工作人员毫无同情心，无论我们怎样哀求，其他知青看我病得这样也帮着说情，他仍然不给开具证明，还狠狠地训斥了我们一顿。
走出县革会我已经完全绝望。天气很热，太阳明晃晃的照耀着大地，我却感到一种彻骨的冷。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大概人到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了。我浑身瘫软的就地躺下，已是奄奄一息。那时我只想静静地死去，唯一牵挂的是远方的父母，我下乡时他们还在挨斗，还有在“红色恐怖”中被打伤的妹妹。想到他们，我哭了……
　　万万没有料到，这一下引来无数围观者，县革会大门前挤满了人。“出什么事了？”“这个女知青怎么啦？”人们议论纷纷奔走相告，终于惊动了知青办，然后，一个军代表用板车把我送到了芒市（潞西）州医院。当时医院里已无空病床，但因是军代表亲自送来的，医生便在走廊里加了一张床。
　　更没料到的是，当我躺在州医院的病床上时，碰到了老同学林X。林X是我们班的高干子弟，“文革”初期，他是 “红五类”，我是“黑崽子”，后来他也成了“黑崽子”，一阵轰轰烈烈的“七斗八斗”之后，大家各自奔了东西。后来听传闻说他去当了“缅共”，干得不错，而当我打算步他的后尘时，却与他在如此情况下不期而遇。想来人生真是富有戏剧性啊！
　　医院走廊里闷热潮湿，蚊子奇多，我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林X坐在床前看着我输液。我问：“你认为去当缅共是对还是错？”他沉默良久，只说了两个字：“荒唐。”
　　后来，潞西县革会知青办终于给我们出具了通行证明，我们又几经辗转才回到了盈江。
　　三十多年后，我在邓贤的《流浪金三角》一书中看到流落缅甸的知青遭遇时，不禁深为自己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