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949年12月，姐夫童少鹤刚刚穿上军装

最可爱的人

　　姐姐谢若愚生于1931年，比我大十多岁。幼时只记得姐姐长得白白胖胖的， 笑声特别响亮。她少时在万县读书的情景，我记忆中已没一点印象。姐姐1948年由万县女中考到重庆，进了抗战时迁渝的“上海公大”文史系，独自到重庆求学去了。
　　父亲当时在万县的金融、桐油界颇有名气。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父亲公司驻渝办事处主任黎伯伯每次回到万县，都要向父亲说：“大小姐某月某日又来取了多少银元。”父亲就点头。家里人便常对我说：“她想用钱就到办事处去取，你爸没给她定限额，你长大了也去外地读大学，像她一样花钱。”为此，幼小的我就有些想读大学。
　　姐姐读大二时，重庆解放了。按父亲的设计，姐姐大学毕业后或继续深造或参加工作，即使做不了学者至少可当个教师，平安舒适地度过一生。
　　但就在重庆解放才几天，十八岁的姐姐参加了一个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大会后，根本没征询父母的意见，便与几个同学一起中断了学业，满怀激情地进了十二军的“军政大学”，穿上了黄军装。可能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几个月后，便听说她加入了共青团，升了副排级，当上了“军大”的政治教员。朝鲜战争爆发，姐姐随十二军入朝，在冰天雪地中与“联合国军”作战。
　　姐姐从朝鲜寄回过几张照片。照片上的姐姐和几个战友站在积雪的山坡上，穿着肥大的棉军装，还是那么满脸灿烂地笑着。多次激烈的政治运动之后，姐姐连一张着戎装的照片都找不到了。
　　战争期间，有临时归国的战友替姐姐到万县来看望过父母。那些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立正敬礼的威武潇洒令我钦佩不已。姐姐的一位战友说：有一次冲过美军的封锁线后，才发现姐姐的瑞士表掉在后面十几米的草地上。她望了一眼那块在阳光下闪亮的名表，根本没想过跑回去捡起来。
　　我读小学时，姐姐和她的男友童少鹤同时复员，戴着大盖帽系着武装带回到了万县家中，居委会组织晚会欢迎“最可爱的人”。他俩全身志愿军装束佩戴奖章，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台唱了好几首歌，有一首是用朝鲜语唱的，歌词中反复出现并能听懂的三个字是“金日成”，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前志愿军军官成了街道“明星”，不少少男少女整日跟着他俩转，听他俩讲一把炒面一把雪，讲如何躲空袭和急行军，讲如何在火炮轰击的间隙冲过封锁线，讲那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的故事。

图： 摄于1956年。后排左二为姐夫童少鹤，右一为姐姐谢若愚

右派家属

　　童少鹤出身于重庆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其父主要经营棉布，公司设在上海法租界内，解放前全国有名的“安安蓝”就是他父亲创立的品牌。他与姐姐是同时投笔从戎的战友，英俊而潇洒。两个月后，他俩在街道办了结婚证，父母为姐姐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送他俩回重庆举行婚礼。
　　在重庆，夫妇俩被安排到望江厂工作。姐姐在职工学校当教师，童哥在设计科从事技术工作。姐姐婚后从未回过娘家，又不爱写信。家里只知道她工作忙，还一个接一个地生小孩。1957年，姐夫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帽子，送往云南劳教。厂领导找姐姐谈话，谈军工厂的神圣及职工队伍的革命化，要她划清界线与姐夫离婚，否则就只能离开纯洁的革命队伍。姐姐无法割舍战火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写了辞职报告。这时她已有三个儿子，姐夫还有一个年老体衰的母亲。为了生存，姐姐进了街道办的沙石场，咬着牙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供养老人和三个孩子。
　　转眼到了1959年，不知姐姐是为了不给家人徒增思想负担或是为了面子，变故已经两年都没写信告诉过亲友，家人都以为他俩还在厂里当干部。父亲就叫失学在家的我去重庆投靠姐姐，将户籍转到重庆找个学校读书。
　　童家桥十五号是姐夫童少鹤家的旧宅，原是一座不小的院子。解放初期修公路，他家的房子被征用，天井、正屋、厢房全被拆掉，剩下的只是后面的小偏房，再后面是一个小厨房。厨房的后墙是座石坎子，爬上去便是长满荒草的坡地，抬头便能望见后因《红岩》而闻名于世的歌乐山。我到重庆时，姐姐不在家，半个月前她被街道上抽到农村去抗旱，要到国庆节才能回来。
　　等待姐姐的日子，我常到附近的磁器口消磨时间。在街边一家书店里，我站着读完了描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寂静的群山》。我已记不起作者是谁，但当时看得挺有点想法：上百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怎么才短短几年，姐夫就被劳教，姐姐成了苦力？“最可爱的人”，你们现在都各自在干啥？
　　国庆前夕，姐姐终于抗旱归来。经历了这么大的打击，她却同刚从朝鲜归来时没什么变化。依然是胖胖的，一说话就哈哈连天。她坚信党和政府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而不容怀疑的， 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和姐夫由于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都在旧社会受的教育，当然应该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以求脱胎换骨。
　　国庆期间，姐姐自豪地穿上了保存得很好的旧军装，胸前佩戴着奖章，兴高采烈地领着全家老小到沙坪坝、磁器口的饭店，排着长队“打牙祭”。
　　国庆假期一完，姐姐就到派出所去替我上户口。临出门，她漫不经心地说这是小事一桩。我满怀希望在家等了半天，姐姐才脸红筋胀地回来，说派出所讲了，1954年制订的宪法里虽然有迁徙自由，但去年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一个《户口管理登记条例》。看神态，姐姐和派出所理论过一番，读过大学还到朝鲜与“联合国军”打过仗的姐姐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条例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不一致，而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却必须执行条例而不执行宪法。最后，派出所只给我上了三个月临时户口。
　　在姐姐家的三个月，我也去抗过旱，还常到沙石场帮她干活。有时半夜起来去装车，男女老少站成一排，将盛满岩沙的簸箕往停在公路边的汽车上传。完全是重体力劳动，当年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志愿军军官干得汗流浃背，却还是乐呵呵的，在艰苦的劳作中独自承担起养家活口的重担，忠贞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新石器时代”

　　1960年，姐夫解除劳教回到重庆，也进了沙石场下苦力。一年后姐姐又生了个女儿。
　　姐夫的一生，多倒霉在他那张嘴，三年劳教都没改掉他那脾性。混迹于下力汉中，倒没人和他计较，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张尖刻的嘴便又惹来了麻烦。
　　被整怕了的姐夫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两口子揣着户籍本和几包袱旧衣服，领着尚未成年的子女锁上房门，趁夜仓皇逃回万县避祸。从大城市到小地方的户口好上，落户时没遇到啥麻烦。只是重庆的私房被当成无主房收为公有，待后来落实政策，姐夫嫌手续烦琐，自动放弃。
　　回到万县后，姐姐全家没工作没钱没住房，两个大人四个小孩临时挤在亲戚家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回来没两天，夫妻二人就制备了四套箩筐扁担，带着两个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下河挑煤，瘦弱的三儿子蹲在炉旁为全家人煮饭。逢到下雨没法出工，没有窗户的小屋里会传出姐姐和姐夫的歌声。邻居听了哼哼：“叫化子过年——穷快活！”
　　看着突然归来的姐姐连个窝都没有，已经退休的父亲出面替这一家四处奔走，找那些多年未来往过的老朋友想办法。没料到，父亲居然很快在一幢新建成的住宅楼里替他们租到了一套公房：临街的底层，两室一厅还有一间小厨房。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起的丰功伟绩。
　　曾为资产阶级的父亲这时已无力为女儿置备必需的家具，姐姐和姐夫便全家出动自力更生，大的挑小的抬，挥汗如雨忙了好几天，先从江边运了几堆免费的鹅卵石和河沙，又花钱买了点水泥，挑灯夜战，竟制造出全套床柜桌椅，还做了两张沙发和茶几。
　　姐姐的新家在万县产生了影响：两个解放前的大学生、前志愿军军官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新闻越传越广，吸引了众多的人儿，找种种借口来看稀奇。姐夫板着脸在一边抽烟，姐姐一脸灿烂，笑着欢迎 前来参观的人们。所有的人都夸那些石家具做得精致，一边感慨人生的无常，一边称赞他们的心灵手巧。

两个工厂

　　1973年以前，姐姐一家都在靠挑煤担沙糊口。日晒雨淋、肩挑背磨，三个儿子在扁担下长大了，只有幺女儿的肩上背的是书包。
　　当年万县的市民家庭只烧煤球，虽然是凭票供应，但不仅供不应求且质量低劣，许多人家将混有一半散煤的煤球买回来再做成煤饼，晾干了掰成小块再送进炉灶。这种燃料很不科学，既浪费又麻烦。姐姐和姐夫便想到了蜂窝煤，做好模具，用自家的定量煤制成蜂窝煤自用。那效果有目共睹，左邻右舍就买回煤球来请他们帮助加工。那年头不讲经济规律，姐姐和姐夫有三个儿子不缺劳动力，就图尽完义务人家道一声谢谢。
　　大概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这对有文化的苦力不甘寂寞，看到蜂窝煤大有市场就想到了办厂。当时他俩的直接领导是居委会，便去找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婆游说，请她们出面，领导办一个蜂窝煤厂。居委会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蜂窝煤确实能为人民服务就予以同意，但不解决场地不出一分钱，只负责领导和监督。姐姐和姐夫还有三个儿子，就在自家的住房和后边的地坝上开张办起了蜂窝煤厂。
　　由于煤炭是凭票供应，凡是要买蜂窝煤除了交钱更得交煤票，然后由他们把煤买回再加工成蜂窝煤。即使如此，生意也兴隆得门庭若市。一家五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仍然供不应求。于是经居委会批准，招来工人扩大生产，建规章定纪律，讲信誉讲质量送货上门。不到一年，蜂窝煤厂的业务就蓬蓬勃勃，蒸蒸日上，用户扩大到几个街区，还解决了一百多人的就业问题。群众欢迎领导夸奖，社会最底层的姐姐和姐夫受到了尊重而扬眉吐气。
　　姐姐和姐夫不满足已有的成果，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办起了一座小化工厂，生产当时紧俏的氯化铝。
　　嫉妒是永远也不会从人间消失的，何况当时极左路线正肆虐神州大地。家庭出身不好和有政治污点的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他俩忽略了祖宗的教训和当时的大气候，辛勤的努力不仅未取得回报，反而惹来了灾祸。有人嫉妒有人愤怒，精于斗争者一下子把问题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两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兼右派分子兼劳教释放犯，竟敢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办起了两家工厂！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么？一夜之间，厂内厂外就贴满了“打倒童家厂”、“粉碎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标语。
　　1976年，姐夫被再次送进劳教所；姐姐和三个儿子被逐出自己的工厂，重新下起了苦力。

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这次，姐夫在劳教所呆的时间不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给右派改正的政策下来了。望江厂挺负责，很快派来了两个人，他们在劳教所里找到了姐夫。右派问题解决了，劳教的理由也就不再成立。姐夫恢复了公职，被安排在万县的一家国有企业领工资。姐夫毕竟不年轻了，再次劳教不光摧残了他的身体，也摧毁了他的意志，他无心也无力做事了，成天喝酒混日子。好在三个儿子已在劳动中长成，都能靠体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姐姐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是转业军人、国家干部，因受丈夫的牵连失去了工作，我的问题也应该解决。望江厂的来人问清情况后也很同情，作好记录复印了有关证件答应回去向领导反映。谁知一走便杳无音讯。姐夫为此回厂跑过两次，几十年前反右派的老人已经死的死、散的散，现在负责落实政策的干部都没参与过当年那场运动，在位的领导也没人认识他俩，就只有查档案。姐姐尘封的档案中保存着那张薄薄的辞职报告，但那上面并未注明是因反右受到牵连，辞职纯属“自愿”。姐姐在部队和工厂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因此不属落实政策的对象。听到这样的结论，饱经磨难的姐姐呵呵一笑：早知这样，当时也该提点意见弄顶帽子，现在还能领一份养老金报销点医药费。
　　姐夫虽然有单位，工资却不高。为解决生计，姐姐办了一家饮食店，招牌上写着“重庆味”。当时个体餐馆不多，这小店生意也还不错。
　　1988年，姐姐的女儿中专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姐夫也退休回家。这时有了对志愿军官兵落实政策的文件，姐姐终于在望江厂有了一份养老金，还可以报销点医药费。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姐姐便将餐馆交给了大儿子经营。
　　已步入老境的姐姐和姐夫不再为维持生计而挣扎了，更重要的是，两人终于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夕阳温暖

　　姐姐的女儿二十多岁时，出人意料地甩掉了人事干部的职位，一头扎进商海，卖皮鞋、卖服装，从小生意做起。闲不住的姐姐去给女儿帮忙，吃自己的饭，不要报酬更不计时间。我那外甥女是个精明女子，拚搏十来年便在姓氏后面带了个“总”字，后来在沿海办了一家灯具厂，进入了国内同行业一百强，家里有了别墅和轿车。
　　姐姐六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好，一直在女儿的公司一本正经地按时上下班。有一天，我给她打电话，询问一位已故长辈的情况。姐姐严肃地告诉我，上班时间不谈私事，更不能在公司的电话上谈私事。她给了我一个另外的号码，让我在她下班后再打。姐姐年满七十岁，总经理女儿让她从公司正式退休，每月领取一千元退休金，加上望江厂那笔七百多元的退休费，在万县这地方，姐姐的晚年过得还算滋润。
　　新世纪的头一年，姐夫油尽灯枯无疾而终。在姐夫的灵堂里，姐姐指示乐队大奏《志愿军战歌》和《歌唱祖国》。一个外甥对我说，直至今日，谁若说她当年不该离开大学去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她就不高兴。在姐夫的灵前，姐姐拿过歌手的话筒发表即兴演说：“……我过得非常幸福，我的计划是，还要再活三十年！我要看到祖国一天天变得更加强大，看着子孙们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几十年来，不管遭遇多么沉重的打击，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曲折，我从未见过姐姐流泪，总是笑嘻嘻地面对人生。这让我想起一位西方古典诗人的话：你若聪明，就应快乐。“若愚”——父亲给姐姐命名时，真的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