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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1996-01-01 00:00:00 作者:李凡 热度:5072℃ 收藏


图①是我父亲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快两年的时候补拍的结婚照。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刚刚出生的我还在襁褓中。在农村插队的父母把我寄养在沈阳北郊的姥姥家里。我父母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拍这张照片的时候,社会上已成了“红海洋”,照片中的“红宝书”和“红袖标”是当时最“革命”的标志,也是照相馆里必备的时髦“道具”。
  父母下乡的村子在沈阳与铁岭交界处一个叫新台子的地方。离姥姥家只有几十里路。结婚后,他们租了一间老乡的土坯房。父亲干农活的时候总是走在最前面,闲暇时给老乡帮忙,写些家信、对联什么的。母亲常被人请去做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偶尔也向房东大婶学些给小孩做鞋的花样。
  有一次,我住在父母的土屋里,房梁上来回跑动的小耗子吓得我不敢睡觉。半夜里,父亲连衣服也没有穿好就被人叫走了,母亲脸色惨白坐在土炕上一直到天亮。原来,那天晚上一个叫何长茂的知青上吊自杀了。何长茂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他家庭出身不好,农活却做得很巧。人也长得清秀,还会吹一手好笛子,就是脾气有点犟,遇事不转弯。队里的饲养员有事回老家去了,临时安排他给队里喂几天猪,正赶上公社布置了新任务,说是学习外地经验,要养“忠字猪”。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头猪的脑门儿上用红笔写上个“忠”字,再框上一个“心”字形,然后用剪刀剪出层次,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何长茂犟劲上来了,拒绝执行这个任务。理由是:“忠于毛主席不能人畜不分。”布置任务的人一听就火了,把他这句犯忌的话往上一汇报,当晚就开了他的批判会。公社还打算把他定成“现行反革命”,他那腿上有点先天残疾的未婚女友吃不住劲,和他“划清”了界限。何长茂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听说,后来那“忠字猪”也没养起来)。
  1969年,姥姥家居住的这个小镇上整天乱哄哄的。4月,“九大”召开了。经常是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外面的街道上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有人脸上被涂满墨汁、反剪双手;有人抬着毛主席像,举着红旗,高呼口号——原来,又有某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了。




图② 1969年,作者和大表姐、二表姐的合影

那年夏天,住在城里的二姨把两个表姐送来姥姥家度假。二表姐还没上学,从小喜欢舞蹈的大表姐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她会跳《北京的金山上》。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那个暑假,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跳舞。姥姥那时很少讲故事了,二姨告诉她,不要再给孩子讲什么“白娘子许仙”、“王祥卧鱼”了,那些是“四旧”;要讲就讲雷锋、黄继光……姥姥嘀咕:白娘子咋成四舅(旧)了?跳舞的时候,大表姐穿着好看的“布拉吉”,要求二表姐和我都穿上最漂亮的衣裳,胸前一定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背上当时最流行的红彤彤的“语录兜”(图②),然后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作出与歌词相关的动作,一会儿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一会儿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一脸受到阳光照射的幸福……大表姐还教我们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三个人一齐大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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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冬天,大表姐再到姥姥家度寒假的时候,“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已经摔了飞机。这一可怕事件让五岁的我第一次有了在大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我记熟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于是,常有邻居憋着一脸坏笑,一本正经地向我讨教林彪坠机的具体地点。接下来,街道居委会布置下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各家各户同林彪彻底“划清界限”,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凡印有林彪照片、题字的东西一律集中起来销毁。邻居们忙活起来了:撕去《毛主席语录》扉页上的林彪题词,把书刊上毛、林在一起的照片从中间剪开,还有人忙着往“副统帅”脸上划叉叉。
  家里最先受到“九一三”事件“牵连”的是刚上小学的二表姐。二姨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文具盒:波涛汹涌的大海,蓬勃欲出的红日,一艘巨轮正在乘风破浪。问题出在两行“林副主席”的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大表姐费力不讨好,用小刀替二表姐刮掉这两行字的时候,二表姐脸都气白了,眼泪在眼眶里转,跟大表姐大闹一场。后来,街道上派人挨家挨户检查,发现仍有人跟“副统帅”藕断丝连。隔壁张姥爷有个小瓷酒壶,上面印着“林副主席”发明的“三忠于”。一时弄不下去,又拗不过居委会干部,只好当场摔碎了那个瓷壶。
  那时候的小孩儿都是乐天派,每天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大玩特玩。大人们的神经却都绷得很紧张,到处都在挖防空洞,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有传闻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制定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要把从满洲里到沈阳的居民全都疏散到关里去,为的是把苏修的坦克放进来,然后在他们头上放一颗原子弹。有人还把粮票、胶鞋什么的动不动就揣在腰里。后来辟谣了,说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言,毛主席、党中央根本没这打算。
  1973年,我在镇上上小学一年级,父母也已经从农村抽回来了,社会上正在批“智育第一”,鼓励“反潮流”,学校几乎每周都安排学生到周围的生产队、小工厂参观或是做些简单的劳动。
  假期里,每个小学生都有积肥任务,高年级要四十五筐,低年级也要三十筐,常可以看到小学生拿着铁锹,挎着粪筐,仨一伙、俩一串,在街上游逛。学校操场上堆着修理得整整齐齐的粪堆,上面插着醒目的木牌,一面写着“×年级×班”,另一面写着“深挖洞、广积粮”。捡粪的过程中,时常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发生。记得学校曾让一个小学生积肥标兵到处作“讲用报告”,说的是一个冬天的早晨,这个小学生出来捡粪,竟捡了一块崭新的手表。于是,耳边就响起了领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教导,一个人不吃不喝在那地方守了一整天,脸冻肿了,脚冻僵了,全不放在心上,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直等到傍晚,那丢手表的人终于露面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夸奖他:“你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啊!”他说:“是毛主席教我这样做的!”
  积肥若是超出一定数额,学校便给予表彰,通常做法是发给一纸奖状,上面写上“积肥能手”,还要盖上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印章。



  二年级上学期,我把那样一个奖状捧回了家,全家人都很兴奋,父亲乐呵呵地说:“好啊,没有大粪臭,哪来的五谷香!”母亲连忙翻出我平时在学校搞活动时才穿的白衬衫、蓝裤子,把我领到当时镇上唯一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图③),算是对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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