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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被地震埋葬
1996-01-01 00:00:00 作者:刘光生 热度:5106℃ 收藏



       图(一)是一对夫妻的合影,男的是我的二哥,女的自然是我的二嫂,叫李之明。图(二)中的两个小孩儿是二哥二嫂的两个儿子,大点儿的乳名叫大胖(学名刘冉),小点儿的叫二胖(学名刘征)。你可能要问了,这四口人既然是一家,干吗不弄张“全家福”放在这里呢?因为没有。那就补照一张啊?不可能了!——这个家庭已经永远中止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图(二): 大胖和二胖的合影

“林道静”竟成了我的二嫂

1964年初春,我正在唐山四中读初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上街玩耍回来,刚进门,母亲一把拽住我,叫我轻声点儿,并用下巴神秘兮兮地朝里屋扭扭。当时我家住的是一座日本人留下的独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房子倒是不少。可家里人口多,除父母外,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年幼的妹妹。大哥已结婚多年,他一家五口住着两间厢房,我和父母、年幼的妹妹住在正房中间屋,里面那间留给我二哥。二哥当时在唐山八中教书,年近三十还没有对象,自然成了我父母的一块心病。二哥长得英俊潇洒,工作好收入高,按说搞对象属于“随便挑”的那种人,但那些年亲朋好友走马灯似的给他介绍了一个又一个,二哥就是一个都看不上眼。气得我父亲见他就没好气,骂他“瞎臭美”,母亲也从不给他好脸儿,有一次说急了抄起笤帚疙瘩追着就打。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神秘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意识到这“神秘”八成和二哥的对象有关。我蹑手蹑脚走到里屋窗前,借着纱布窗帘窄窄的缝隙一看,果然见一个穿着黑纱连衣裙、手里攥着一本书的女青年端坐在我家席梦思床边,瞪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在听我二哥讲着什么。我端详着这位“不速之客”,一下认出,她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林道静”!
  原来,这些天我在上学路上,经常碰到一个举止文静、腋下不时夹着一两本书、女大学生模样的人,和我或前或后地走着。她细高的个儿,齐耳的短发,经常穿一身洗的发白但十分洁净的蓝布衣裤,脖子上围着一条淡黄色的围巾。每次见到她,我都会悄悄观察她——多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那个林道静呵!时间一长,我知道“林道静”是我们学校六二届高中毕业生,成绩很好,是班里的班长,考大学时报的是人大中文系,由于出身不好没被录取,现被我们学校召回任初中语文老师。万万没有想到,她今天竟“闯”进我们家来了。
  待二哥送走“林道静”回到屋里,母亲立刻过去问:这个女的干啥来了。二哥脸上还没脱去刚才的兴奋,慌忙解释:“别瞎猜,人家问功课来了。”怕母亲不信,二哥又把“问功课”的起因细说了一遍:前几天,教师在唐山剧场包场看京剧《钗头凤》,“林道静”也去了,在二哥他们靠后几排坐着,英俊潇洒的二哥引起她的注意,问邻座的一位老教师这人是谁,老教师向她介绍了二哥的情况,还特别说了句“他还没对象”。二哥的解释更加重了母亲的疑心:“我看她不像是问功课,是冲着搞对象来的。”果不出母亲所料,从那以后,“林道静”来“问功课”的次数越来越多,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二哥和她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一天傍晚,我听到母亲在里屋和二哥小声嘀咕:“这个女的我打听到了,就在庙前街(离我家隔两条胡同)住,听说出身不大好,好像是资本家。”母亲叮嘱二哥,搞对象可得小心点呀,这出身不好的千万不能要呀。母亲的这种担心自然有她的道理,当时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搞对象首要一点就是看对方的家庭出身。就我家来讲,我父亲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三亲六故找不出一个纯工人纯贫下中农,加上原在省政府工作的我大哥前几年刚刚被打成右派,按当时的标准,我家的出身总体上虽说不上黑,但绝对不是依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搞对象太需要找个出身“红”点儿的给壮壮门面了。可我二哥天生是个只会啃书本的书呆子,对政治不大关心,搞对象更是只注重性趣相投。母亲虽有所顾忌,但一想到二哥年龄也这么大了,随着他俩交往的深入也就默认了,没再说什么。大约在1965年初,二哥和“林道静”结婚了。
  结婚那天,当二嫂当着众人的面怯生生地叫我母亲第一声“妈”时,我看到她脸上现出红晕。事后我听二哥跟我母亲学话:“之明说她从记事那天起就没叫过妈,第一次叫还挺绕嘴。”我这才知道二嫂从小就没有母亲,她家除了父亲还有一弟一妹,弟弟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听说木匠活儿很好,妹妹在当时的省重点中学——唐山十中上高中,是全校有名的“数学尖子”。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妈”字,在随后到来的“文革”风暴中被搅成一摊污水,泼向了我的二嫂和她所有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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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婆家,把娘家的关系割断

二哥结婚后的第二年夏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胖降生,二嫂还在坐月子时,“文革”爆发了。短短几天,我所在的四中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质问党支部、深挖牛鬼蛇神,充满了肃杀之气。一天,靠近校门口的甬路东墙上贴出一张由语文组几个“革命造反派教师”签名的大字报:控诉校党支部书记赵维德包庇重用有“杀母之仇”的李之明!生性软弱的我看着这张大字报,脑袋轰地一下差点瘫在地上,过去我只知道二嫂家庭出身不好,哪知道她竟和共产党有杀母之仇!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慌了神,一个劲儿叨咕,你二哥这是自作自受呵,放着那么多好对象不要,偏找了个“这个”,把自己搭上不说,还要捎带上我老儿子。接着几天,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风言风语,说二嫂一家原籍在丰南县老铺,土改时农民要分她家的地,当时她母亲和农民理论起来,火气正盛的农民将她母亲活活打死。听说当时她母亲怀里还抱着刚几个月大的二嫂的妹妹。大概是二嫂的父亲可怜她从小没妈,后来给她取名李之瓞。“瓞”字我查了一下字典,当小而苦的“瓜”讲。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害怕,生怕有一天二嫂的“杀母之仇”会和我有什么牵连。果不其然,一天上午,我正在教室外参加班里的政治学习,临近中午时一个瘦高个儿初三男生忽然找到我,说他是李之明班里的学生,有一封信要我转交给她。当时我就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二嫂和我的关系的?接过信我没敢打开,因已预感到这封信凶多吉少——可能是篇控诉二嫂“杀母之仇”的声讨书!惊慌失措的我骑上自行车急匆匆赶到二哥家,二嫂正坐在床上给大胖喂奶,二哥在忙活着做饭。按理说,二嫂歇产假离开学校已有一段时间了,见到我该打听一下学校的形势,但她一句也没问——或许她已从我惊魂落魄的样子,或许已从这几天充满杀气的电台广播里判断出形势的险恶,预感到可能要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见到我,二嫂只是平静地点点头,问我吃饭没有,并有意转移话题,报喜不报忧地说:“你二哥刚从学校回来,贴了那么多大字报没一张你二哥的。”我愤闷地瞪她一眼,把手里的信甩给她。二嫂接过信,刚看过几行,脸上立刻现出利剑穿心般的痛苦——正在喂奶的鼓胀乳房一下子惊出奶来,喷了大胖一脸。躺在襁褓里的大胖够不到奶,狠劲儿地哭起来,二嫂哄着大胖,脸色逐渐缓和下来,随手把信丢在床上,扭头朝二哥说:“快给光生搭兑饭,光生先吃饭,光生先吃饭。”
  接着,学校贴出的大字报逐渐升温,调门也越来越高。“造反派”师生一边批判党支部“袒护”二嫂,一边强烈要求党支部将有“杀母之仇”的二嫂迅速从教师队伍除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二嫂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避免和她同在一个学校的“小叔子”受到牵连。那些日子,二嫂每次见到我,都很不自然地微微垂下眼皮,表情非常痛苦。背地里她不止一次对二哥说:“我自己倒没什么,就怕影响到光生。”这以后,我发现二嫂再也没登过自己娘家的门。“破四旧”时,她年近六十岁的老父亲和未婚的弟弟被红卫兵遣送回乡,受尽非人的折磨,弟弟在轮番批斗中被打聋一只耳朵。她学习成绩优秀的妹妹,“文革”前一年已被迫到丰润县山区插队,两三年也回不了一次唐山,有一次妹妹回到唐山偷偷去看她,二嫂只是客气地寒暄几句,也不留饭。相反二嫂对我却疼爱有加,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把我叫过去,给我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我衣服旧了破了,二嫂总是主动拿过去缝补,还不时给我添一两件新衣裤。母亲对二嫂不顾娘家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有时偷偷叮嘱二嫂:“该看看你爸他们去了,也不知道你爸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二嫂每次都沉闷地摇摇头,从不作声。有时我妈问多了,二嫂就轻声叹口气:“唉,像我们家这样的人,逃出来一个算一个吧。”“文革”中,她多次对我二哥说过:“我过了门就是刘家的人了,李家算是一刀两断了。”其实,二嫂对自己的父亲和弟妹何尝不爱!我见过二嫂结婚前的一张“全家福”,二嫂跪蹲在父亲身旁,父女之情溢于言表。二嫂当闺女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她小小年纪一边上学一边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

 

 
图: 二嫂和大胖的合影

二嫂和二哥共同生活了十一年,我深切体会到二嫂是个工作尽职尽责、十分热爱生活的人。“文革”后期,二嫂在学校长期担任初中班主任,不管多么乱的班,到了二嫂手里准能迅速理顺,团结向上,朝气勃勃。当时环境下,班里总有几个所谓根红苗正、杀打不怕、谁又都管不了的“小流氓”式学生,但在二嫂调教下,这些“小流氓”准能很快脱胎换骨,最后变成二嫂的好朋友。二嫂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很多学生爱到二嫂家做客,向二嫂倾吐悄悄话,我见过二嫂班里有个女同学曾直截了当地对二嫂说:“我要是有个像您这样的妈该多好呀!”李胜兴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又各自再婚。李胜兴一直跟着父亲,从小就没怎么享受过母爱,生活苦闷而孤独。二嫂总是像关心儿子一样关心他,从辅导学习到缝缝补补,事事帮他操心,后来又托人找关系送他当了海军。李胜兴参军后,每次回家探亲不是先回自己的家,而是先去看二嫂。二嫂特别注意为人师表,尽管她生长在唐山,但普通话说得极好,板书也很不错,教课一丝不苟,每次上课铃响前都早早地站在教室门口迎候学生。二嫂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逆境中,家里不管什么时候进去都是一尘不染。二嫂从小练就了一手好针线,一家人的穿着从不马虎,十分得体。逢年过节,用二嫂的话说“一人必添一件新衣服”。生完大胖四五年,二胖又降生了,为不给我母亲造成负担,两个孩子从满月起就找人看护或送到托儿所。二嫂教育有方,在那“骂人成灾”的混乱年代,两个孩子从小不说一句脏话,家中来客,大胖不管干什么,总是先停下来,和客人打招呼。二胖还在咿呀学语时,见到父母送客,就会主动抓着小手说“再见”。
  大胖长得像妈妈,但却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从小喜欢绘画临帖;二胖长得像爸爸,却继承了母亲的伶俐口齿,小小年纪说话有板有眼。当时正放映电影《闪闪的红星》,上幼儿园的二胖看完电影,能说出故事的大概。一次他吃饭不小心把碗碰掉,米饭洒了一地,二嫂举着手要打他,二胖仰脸望着妈妈,学着“胡汉三”的口气说:“米号破点财似(是)小似(事)。”一句话把二嫂逗得大笑。这个家庭是这样的和谐、其乐融融。

天上人间的最后一面

1970年代初,我结束了几年的插队生涯,分配到河北省丰润县半山区的一个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7月27日这一天,天气闷热,上午我在丰润县城开完会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骑车往唐山市里赶。我之所以“忐忑不安”,事出有因。几天前,我接到高中好友、当时正在河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焦今医一个电话,说我们“说的那个事”不知谁给捅了出去,校领导正在追查他,并说这几天可能要追查到我,要我赶快回唐山商量对策,他已从河大专门回来在家等我。原来这一年五月初,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我去保定的河北大学看望焦今医。一天,焦的宿舍围聚了几个来自三十八军的高干子弟,传播了一些江青整周总理的小道消息,大家一边听一边七嘴八舌地大骂江青。回来后,消息不慎走漏,上级追查到刚刚入党的焦今医时,特别提到我的名字。回到唐山后,我傍晚先来到二哥家,想听听二嫂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没想到二嫂听完我的述说后表现得非常平静,一个劲儿地宽慰我“没事儿呀,没事儿,可别往心上去。这些小道消息在我们学校也传得很广,上级现在有文件精神,传播小道消息的只要说清楚,保证以后不再传就行了。”并教给我一旦找到我时应如何应对。因为晚上二哥还要去八中值班,我当晚也必须见到焦今医,当二哥准备推车时我也随之起身。二嫂边送我俩边嘱咐我,二哥边走边听,愤愤地说:“江青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二嫂赶忙摆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就顶这儿吧!”二哥瞟了二嫂一眼,会意地点点头:“行——就顶这儿!”外屋已躺在床上准备入睡的大胖见我们要走,强睁开朦胧的眼睛,微微欠起脑袋,朝我们俩点了个头。谁会想到,一句“就顶这儿”,竟成了二哥夫妻之间、我与二嫂之间的诀别话语!大胖的微微“点头”,竟成二哥父子、我与大胖侄子的最后一面!


图:“文革”中期,二嫂和刚被“解放”的教师带学生学农时的留影。前排中为二嫂

待我和焦今医达成“攻守同盟”回到家里时,已接近午夜,我怕惊动家人,躺下就睡。当时我和父母同睡在一个用砖坯搭成的土火炕上。我睡在炕的东边,父亲睡当中,母亲睡西边。进入梦乡后不知多久,突然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把我惊醒,我刚翻过身,就见眼前的窗户、门框和破碎的墙体轰隆隆塌了下来。我本能地将身体半跪式一屈,双手刚把头抱住,倒塌下来的废墟一下就把我淹没了,我使劲晃动晃动身体,一点都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是原子弹爆炸吧?”我隐约听到父亲的喊声。“不是原子弹爆炸,地震了,是地震!”我拼力应答着。房屋塌下来的那一刻,我就听到睡在炕西边的母亲喉咙里发出“啊——啊——啊”的痛苦呻吟声,一会声音就微弱了,事后我才知道,是一块滚落的石头砸中了母亲的脑袋,母亲的鼻骨都被砸平了。待我被两个侄子和邻居老徐从废墟中扒出来时天已大亮,天上下着细细的毛毛雨。我看到,周围方圆几里的建筑已全部夷为平地,只有离我家三四里开外的唐山机车车辆厂水泥筑成的水塔还突兀地立在那儿,分外显眼。离我不远处,一个上年岁的妇女正搂着一具废墟上的尸体失声痛哭。在我身边,除母亲遇难外,还有我大哥家的一个侄女和一个侄子。大哥本人被砸得胸骨、锁骨多处骨折,已不能说话,正躺在废墟上呻吟。看到这种情况,我很快想到二嫂,问道:“我二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此时,我还在天真的幻想,要是二哥二嫂这时能领着大胖二胖出现在这里该多好啊。年迈的父亲瘫坐在废墟上,听到我的问话,愁眉苦脸地望望天空:“唉,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二嫂他们要是活着早该上来了,再不上来恐怕是砸死了。”我看看周围,人们像一根根木头似的直愣愣地在废墟上站着、趴着或坐着,没有一个人还在继续扒废墟里的人。是呀,都到这个时候了,人的生死界限老天爷早给划定了——我麻木地蹲在废墟上,双手托着腮一动不动,脑子里一片空白。
  大约过了三四天,我陆续听到两个消息:一是我二哥还活着,只是砸伤,现已转到外地养伤。二是二嫂的学生李胜兴震后急赶到二嫂家,现在传来话,母子三人已经死亡。大约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待我和两个侄子支起塑料简易棚,陆续把我母亲、侄女、侄子的尸体挖出来,抬到附近刘屯小学三棵大槐树下埋葬后,开始商量去挖二嫂母子的尸体。那是一天上午,我和两个侄子,还有二嫂的学生李胜兴和他的哥哥——一个回家探亲的现役军官,五个人拿着破旧锹镐来到唐山四中操场东北角的四中教职员工宿舍废墟。住在二哥东隔壁的李素珍老师见到我立刻就哭了。据李老师讲,震后她爬出来时,还能听到二胖哇哇的哭声,因为埋得太深实在无能为力。她和家人把埋得较浅的大胖扒出来时,大胖还活着,但瞳孔已经发散,额头有被石头砸伤的伤口,李老师给他喂了几口水,不久就死了。天下雨后,他们还找了块塑料布蒙在大胖身上,前几天清尸时清走了。我们几个人用了几乎半天时间挖开深深的废墟时,惨状把我惊呆了:二嫂和二胖的尸体裹在蚊帐里,已经高度腐烂且散发着恶臭,母子俩全身黑紫不像是砸死的,像是活着憋死的!二胖仰躺着,已挣脱开母亲有一米多,保持着努力向外爬的姿态。二嫂趴着身,身体扭向二胖,一只手直直地伸向二胖爬行的方向——多么无私的母爱,直到死还不放弃救助自己的儿子!
  我们把二嫂和二胖散了架的尸骨用军用装尸袋兜在一起,在四中大操场东边刨了一个坑埋葬了。我找了块木板,用粉笔写上“二嫂李之明及其子刘冉、刘征之墓”,立在坟前。想到几天前,二嫂母子还在这个大操场上欢声笑语,今天竟成了他们的墓地,我跪在二嫂母子墓前泪流不止,连叩了几个响头,前额磕出了血都浑然不觉。整整三十年过去了,磕头的声音还在震动着我的灵魂,一刻也没停止过。每当我想起“二嫂二胖是被活活憋死的”,心头就会涌起难以名状的痛苦自责:你地震并没有受重伤,还能走还能爬,为什么不立即去四中扒二嫂她们母子?愧对二嫂啊,二嫂生前对你那么好!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但你赶快不赶快去扒是一回事,扒出来扒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
  安葬完二嫂母子没多久,我就因“地震滞唐没归”罪名被公社强行叫回去反省,险些挨个政治处分。快到深秋时,我在丰润得知二哥从外地养伤回来了。听二哥讲,他在八中值班室被人扒出来后,两根锁骨骨折,领导叫他立即转到外地治疗,二哥躺在八中大操场上就是不肯走,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得到家里的确切消息,想亲眼看看妻子和两个儿子是死是活。他坚信只要二嫂还活着,爬也会爬到八中来看他。可一连等了几天,等到的是二嫂母子三人都已震亡的音信,这才在极度的悲痛中被搀扶着登上飞往沧州养伤的直升飞机。一个多月后,二哥他们这批轻伤员返回唐山。当送伤员的大轿车开进唐山市区,望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临时搭建的七零八落的简易棚,送行人员关切地说:“各位伤员,请你们说出自己家的大概地点,我们保证直接把你们送到家。”伤员们一个个陆续判断出自己家的方位下了车,只剩下二哥一人还坐在车里。送行人员问二哥,您家在哪里,二哥实在憋不住了,失声痛哭:“我哪还有家呀,一家子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在送行人员反复劝说下,二哥不得不暂时回到路南区刘屯一带我父亲那里。
  二哥教了一辈子中学语文,大概是受文学作品熏陶过多的缘故,情感非常脆弱。地震那年二哥四十二岁,受到如此重大打击,感情上很长时间不能解脱。那些日子,二哥见人就说:“唉,人生几大不幸是‘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现在我是妻、子一块儿丧,这命真他妈差(chai)呀。”震后一连几年,二哥胳膊上始终戴着宽宽的黑纱——地震后唐山人长时间戴黑纱很普遍,但像二哥这样一连几年戴着黑纱不摘却很特殊。二哥住的简易房里,常年挂着镶着黑边的他和二嫂、大胖、二胖的合影,每年“七·二八”和“清明”,二哥都要在遗像前摆好供点,早早备好烧纸,夜晚一个人走上附近十字街口去烧。二哥喜欢逛书店,那几年每买来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都不忘在书的扉页写上:“献给我的爱妻之明,儿子大胖二胖。”那几年和朋友聊天,几句话后,二哥总要絮絮叨叨扯到自己的家,扯到二嫂和两个儿子身上。
  震后不久,唐山掀起再婚风,大部分地震中失去妻子和丈夫的人都陆续再婚。但二哥直到地震已过去七八年,才在别人撮合下,勉强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再婚后的二哥旧事难忘,最终还是造成了这个家庭的解体。
  如今,二哥已经七十有二,两年前刚从大学讲坛上退下来,孑然一身生活在唐山。我在北京工作,有时回唐山偶尔去看他,每当看到他为了琐碎的生活而忙碌的背影,就不由地想到,如果不是那场大地震,二哥家应该和其他大多数家庭一样,生活得美满而幸福。二嫂如果活着,如今也已是六十四五岁的人了。应该已经退休了。依她的才干,改革开放后肯定会在教育战线有所作为。震后,她的妹妹被母校领导点名召回当了数学教师,弟弟落实政策后入了党,成了一个市级工厂的领导。二嫂肯定会胜过他们。大胖二胖也该分别是四十岁和三十五六岁的人了,凭他们的素质和二哥二嫂的悉心教育,不用说也都会事业有成、娶妻生子……可惜,生不逢时啊!这个饱受“人祸”磨难的家庭——在离粉碎“四人帮”仅仅还差七十一天,即将看到曙光时,却意外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天灾”——唉,一切一切的幸福,都被地震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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