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豪门世家为人平实无华

　　先生姓陈，名润元,字广生。笔者与他在天津同一研究所工作多年，闻陈广生先生于2005年12月3日在南宁以89岁高龄去世,甚为沉痛。追忆和他在天津相处岁月中的点点滴滴，深感他一生经历曲折，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变迁。

　　我初识陈广生，是在1964年，我大学毕业回天津工作，分配到他任总工程师的天津冶金研究所。当时他已年近五十。此公不善于讲话，终日埋头于技术研究，业余打打球或桥牌。当时所里只有四位工程师，大家都呼他为“陈工”，从不叫他“陈总”。陈广生身世相当不寻常，他是国民政府高官陈铭枢的长子。在陈广生青少年时代，其父正任广东和广西之两广省政府主席，权倾一时。其母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是至交，陈广生本人也和当时在北京居要职的廖承志甚近。但从近距离看，他却沉静而朴实，毫无豪门子弟的浮华之气，也不像一位在英国上学、生活和工作过十二年的人。当时研究所的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都觉得陈广生很好相处，所以乐于和他一起做项目，同时也都对他的身世有好奇之心。因我父亲和陈家两代都有私交，我有缘见过陈铭枢先生一次，还多次见过从香港回来看他的生母及他的姑姑，逐渐对陈广生在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有所了解。

　　在他上中学时，陈铭枢曾说过：“若广生在广州或南京上学，就是广生自己不学坏，下边的人也会把他带坏。”当时的政坛怪杰李一平和陈铭枢由相钦而相近，陈铭枢很赞同李一平的处世为人，更尊敬其学识和见地，引为至交，遂将儿子和侄子等晚辈郑重托付给李先生进行教育。当时陈广生14岁，为了给这群已经少爷气十足的少年们洗掉不良习性，陈铭枢和李一平决定把学校从大城市搬上庐山的“交庐精舍”别墅。李先生学贯中西,就由他专心教这八个孩子。陈广生在此受教三年，所谓严师出高徒，在庐山打下了他一生的基础。首先，李先生让他们做体力劳动，每天上午种菜，轮流下半山去挑水。下午上课，还经常要习武、爬山。当时需每天派一位工人下山去九江购买食杂物。李先生也是让学生们轮流去，和工人一起徒步把东西带上山。

 

　　有一次，陈广生和工人买完东西返回庐山，途中在一个亭子里避雨时，有一个人下轿也躲了进来，而此人正是他父亲。当时陈铭枢因公干到江西，顺便上山看儿子来了。仅此一次，他上了随行的另一乘轿子，才脚不沾地与父亲一同坐轿子上了山。李先生的教育方式包含体罚，他还有一个脾气：“谁爸爸的官大，就打得更凶。”而陈广生则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听他的姑姑讲，有一次李老师打陈广生，打得很凶，门是从里边锁住的，她也进不去。于是她只好一边摇门一边喊：“李老师，你不要打了，他爸爸只有这一个崽啊！”老太太讲这段往事时表情激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广生的母亲也讲过一段往事：“有一年广生放假后回庐山去上学。我问他李老师再打怎么办?他说他藏好了车票钱，打得太凶就自己买票逃回家来。”老太太接下来说：“听到这话我才放了心。”我有时想，陈广生的不善言辞，怕是与李先生当年的严厉管教不无关系吧?无论如何，李一平先生的独特教学法，将这八位学子的少爷小姐作风清洗一净。李先生还教育学生如何善待各阶层的人，并如何从他们那里学习人生。该庐山学校后来日益闻名，乃至更多的政要及本地农家送来子女。这所学校最后被蒋介石关闭。李先生一生特立独行，在此后国共有斗有和的历史中，听说也有不平凡的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任命他为国务院参事。笔者特别期盼有知李先生者能写出他不平凡的故事。

　　广生先生的三女淑子告诉我，小时候她们三姐妹常跟父母从天津去北京看爷爷陈铭枢和“李公公”，也就是李一平。我问她：“你们怕李公公吗？”淑子说：“不怕啊!很和蔼的。”“他凶不凶？”“不凶啊!一家人一样,亲得很啊!”“你爸爸见到他时怎么个态度?”“很尊敬李公公。”“怎么个尊敬法?”“毕恭毕敬的呀!”依我看他们一家人中，惟有广生先生心底深处对李先生依然残存着几分畏惧。

　　在“交庐精舍”，先教四书五经,后购入商务书局的全套数理化课本和仪器，用中英文教学。幸运的是，当时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先生也在庐山上，也一度教过他们化学。庐山之学结束后，八位学子各奔前程。陈广生随后去英国求学，其他各位，有的做了科学家，有的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延安成为共产党人，解放后成为国务院的一位副部长。人各有志，但有教无类的李一平先生无疑为他们的人生开拓了一个海纳百川的心胸，而此后的人生选择则在各位学子自己的手中了。

　　1935年陈广生离开庐山，由陈铭枢的秘书胡秋原夫妇带到香港，而后乘船经由欧洲大陆，最终到了目的地英国，开始了他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十二年。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杰出一等荣誉金质奖章”，毕业于法拉第电子工程学院。这所学院成立于1889年，是历史上第一个颁发现在尽人皆知的电子工程（EE）学位的学院。法拉第本人则是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他发明了电机、变压器和发电机等等。陈铭枢安排远东银行每月支付25英镑的生活费用，这使得广生先生能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而其他获庚子赔款的华人学生每月只有18英镑。他经常开车带朋友去打网球或上山郊游。

　　但当1941年日本占领了香港之后，他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远东银行停止营业，于是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当时因为是盟国，英国政府也设法帮助外国学生，他被安排在曼彻斯特的一家机械厂实习和工作，得以在经济上自立。广生先生经历了伦敦遭受德国空袭的岁月。多数伦敦居民在空袭时都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里边，但他年轻不知害怕，还开车转着看。看到相邻街区遭炸，房屋倒塌，使他深感震动。在他工作的工厂里，陈广生参加了武器、透平机、电机和发电机的制造工作。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学生在一起，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在英国的十二年，学习和工作是重要的，然而朋友之间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他结识了一些好友，有的成为互相勉励的终身之交。后来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的吴桓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陈都是他的好友，而吴桓兴还和他同住在一处很多年。这些友人后来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吴桓兴由于专攻癌症，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健康承担过重大责任。陈长期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总经理，却是两袖清风，无论英国银行如何用高薪聘请，陈均不为所动，直至退休。对比之下，当前相当数量中国银行界的新一代负责人渎职、犯罪不断，实在令人困惑。按说陈广生这代人成长于“旧社会”，他们的优秀品格是从小给教育出来的，还是通过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给改造好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陈广生战后回到了香港，在1946年成了电路板的总设计师。同时他也曾作为香港议会的成员乘飞机去访问过英国。当时乘的是水上飞机，一天也就飞三到四小时，足足用了一周才到了英国。这样旅行的好处是顺路游览了越南、曼谷、锡兰、孟买和开罗。每到一地都住在最好的旅店。在英国，香港议会代表团受到英国外交部的欢迎接待。然而使陈广生难以释怀的是，香港议会代表团的团长在欢迎会上讲：“当我们从踏足于祖国——英国的土地上时起，感觉美好非凡。”看到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中国人这样讲，陈广生坐在那里感觉非常不舒服。积他自幼接受的教育和他至此的人生经验，可以判断陈广生不会愿意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因而他又走到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另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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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广生的这段经历，我原不知其详，有幸陈公老同事朱文先生在他追悼会上即席讲话，通篇可谓沉重生动兼而有之，朱先生学徒出身，朴实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