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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风雪后
2017-05-15 16:09:16 作者:郑 玫 热度:3601℃ 收藏
父母的恋爱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母亲当年跟我说的,另一个是父亲跟我讲的。将两个版本凑起来,方为完整,也混搭成一件有趣的往事。
父亲说,第一次相遇,母亲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51年夏末,母亲被燕京大学录取,从上海坐廉价学生专列去北京,中途经过天津。父亲在1951年母亲入学时,已经是三年级的学兄了,因为我祖父工作的关系,父亲当时在天津居住。学生专列停靠天津站,他负责给这些北上的上海学生往火车上送食物。按照我父亲的版本:那些上海新生与从沪返京的旧生到天津时,已在火车上坐了60多个小时,手中早已完全无粮。他一上车就看到了我母亲这位“饿得两眼放空”、来自上海的小姑娘,他把大堆由他祖母准备的酱牛肉、茶叶蛋和肉包子送上火车,简直就是救了这帮同学,包括我母亲的命,因为火车经停天津后还要咣当咣当地再走一天,才能到北京。可以想见,我母亲当时一定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跟我说起过第一次坐火车离家去北京读书的情形:当火车一离开上海火车站月台,多愁善感的母亲就开始哭,一路上老生们纷纷想各种办法逗这个年龄最小的妹妹开心,但是她还是不停地哭。车到天津,她模模糊糊记得有人送来大包小包的食物,一时之间,车厢里的同学很是激动,纷纷去抢着吃。但她对那个所谓的“救命恩人”一眼也没瞧过,而他送上火车的那些东西,她一口也没吃。母亲家中管教甚严,除了吃饭时在餐桌上,其他时间,俱不得进食,尤其不准吃别人家的东西,当然也从不吃零食。母亲一生对食物都是淡漠的,而我遗传自父亲那边的“吃货”基因,让她一直都颇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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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右一)离家赴京入读燕京大学时,与她的母亲及大妹妹摄于上海华亭路家的二楼阳台。

1951年母亲考入燕京大学时,内地已经解放两年了。她那一届从上海、北京、天津及香港招了近百名学生,录取名单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那时候燕京大学师生总计500人左右。不似解放前,学费是用金条来缴纳,母亲入学时学费是以每斤小米的价格折算,总共为1000斤小米。解放初期,燕京大学的伙食很多时候也是粗粮,父亲属家中阔少,除了父母给钱,自己还写稿赚外快,自入学开始几乎是天天下馆子。去的最多的,就是燕园东门外与燕东园之间的“常三食堂”,据说那里最出名的是许地山饼、黄小姐菜、叉烧肉炒面……父亲派头很大,常带着一帮同学,吃完说一声郑先生挂账,抹抹嘴就走了。前些年与父母的老同学们聊天,他们都很缅怀“常三”父亲请客的好日子,那里基本上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饭堂。母亲对“常三”当然也是印象深刻的,最爱那儿的红果酪。
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跟着下放西北那些年,天黑得早,吃过晚饭后,不能唱歌,也不能瞎讲故事,他们就给我讲他们上学时候的事儿。一方面这都是自己的琐碎事儿,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最爱讲的话题。各种对学生时代的缅怀,也免不了互相揭老底,很是有趣。说起“常三”,父亲当然要说他每次去请客多么威风,但是母亲则将故事接着讲述下去,说后来发现所有人在“常三”吃完以后,都告诉伙计是“郑先生账”,结果父亲一个学期下来,把生活费和外快全搭了进去,总要跟着我母亲蹭吃蹭喝一段日子。当然,这些细节是父亲从来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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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父亲(中间搂着同学的那位)与他新闻系的好友们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也称办公楼。
回到我父母的恋爱史。让母亲真正对父亲留下印象的地点,虽然也是在天津,但并不是像父亲说的火车停靠那次。1951年,父亲在天津《大公报》暑假实践时被抽调到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宣传组帮助工作。10月,燕京大学组织师生到天津参观这个展览,那时我妈刚刚入学不久,是个很认真的学生,作为新闻系的新生自然要跑遍每一个展馆。父亲说她当时抱着一个本儿,要把每个馆的纪念戳都盖上。父亲已经在展会上工作多时,轻车熟路,带着这位师妹很快就达成了愿望,也借机加深了友谊。
到天津去参观展览会的几十个新闻系同学,基本都住在我父亲位于重庆道的家里。他家的客厅能容纳下上百人起舞,据说晚上经常歌舞升平。母亲矜持,不愿住男同学家,与其他女同学同住天津圣公女中,但被邀请参加过父亲的家宴。父亲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待客非常热情,除安排了罗宋汤、炸猪排、土豆饼和色拉,每人还上一只巨大的梭子蟹。
父亲的女同学中不乏风华绝代的美人,但是曾祖母那双碧蓝的眼睛却偏偏在所有女同学之中相中了我母亲,这个举止谈吐以及餐桌礼仪都凸显家教,笑起来眯缝眼的大家闺秀。当她确认了最心爱的孙子也是对这位女孩情有独钟时,就更放心了。母亲后来说起我父亲的“阿娘”,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很是有趣。老太太每天下午有喝下午茶的习惯,浓浓的红茶一定要配奶油蛋糕,母亲嫁入郑家后被派驻天津记者站,住在婆家,曾祖母总差遣我母亲去给她买蛋糕,而我的祖母,也就是我母亲的婆婆,是严禁任何人给有糖尿病的老太太买甜食的。我母亲为这“两头不讨好”的差事挠头不已,为了躲避,经常主动在单位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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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因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而被选为学校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据说声调迷人,让不少男生痴迷。

1951年冬天父亲任燕京新闻系的系主席,给当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去参加土改,不久新闻系49级同学18人加入政协土改团,当时土改团团长为田汉与千家驹,在广西参加了南宁及贵县两地的土改。1952夏父亲回到北京,分配在《工人日报》实习。母亲这时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秋季开学再次坐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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