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风雪后
父母的恋爱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母亲当年跟我说的，另一个是父亲跟我讲的。将两个版本凑起来，方为完整，也混搭成一件有趣的往事。
父亲说，第一次相遇，母亲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51年夏末，母亲被燕京大学录取，从上海坐廉价学生专列去北京，中途经过天津。父亲在1951年母亲入学时，已经是三年级的学兄了，因为我祖父工作的关系，父亲当时在天津居住。学生专列停靠天津站，他负责给这些北上的上海学生往火车上送食物。按照我父亲的版本：那些上海新生与从沪返京的旧生到天津时，已在火车上坐了60多个小时，手中早已完全无粮。他一上车就看到了我母亲这位“饿得两眼放空”、来自上海的小姑娘，他把大堆由他祖母准备的酱牛肉、茶叶蛋和肉包子送上火车，简直就是救了这帮同学，包括我母亲的命，因为火车经停天津后还要咣当咣当地再走一天，才能到北京。可以想见，我母亲当时一定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跟我说起过第一次坐火车离家去北京读书的情形：当火车一离开上海火车站月台，多愁善感的母亲就开始哭，一路上老生们纷纷想各种办法逗这个年龄最小的妹妹开心，但是她还是不停地哭。车到天津，她模模糊糊记得有人送来大包小包的食物，一时之间，车厢里的同学很是激动，纷纷去抢着吃。但她对那个所谓的“救命恩人”一眼也没瞧过，而他送上火车的那些东西，她一口也没吃。母亲家中管教甚严，除了吃饭时在餐桌上，其他时间，俱不得进食，尤其不准吃别人家的东西，当然也从不吃零食。母亲一生对食物都是淡漠的，而我遗传自父亲那边的“吃货”基因，让她一直都颇感失望。
母亲（右一）离家赴京入读燕京大学时，与她的母亲及大妹妹摄于上海华亭路家的二楼阳台。
1951年母亲考入燕京大学时，内地已经解放两年了。她那一届从上海、北京、天津及香港招了近百名学生，录取名单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那时候燕京大学师生总计500人左右。不似解放前，学费是用金条来缴纳，母亲入学时学费是以每斤小米的价格折算，总共为1000斤小米。解放初期，燕京大学的伙食很多时候也是粗粮，父亲属家中阔少，除了父母给钱，自己还写稿赚外快，自入学开始几乎是天天下馆子。去的最多的，就是燕园东门外与燕东园之间的“常三食堂”，据说那里最出名的是许地山饼、黄小姐菜、叉烧肉炒面……父亲派头很大，常带着一帮同学，吃完说一声郑先生挂账，抹抹嘴就走了。前些年与父母的老同学们聊天，他们都很缅怀“常三”父亲请客的好日子，那里基本上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饭堂。母亲对“常三”当然也是印象深刻的，最爱那儿的红果酪。
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跟着下放西北那些年，天黑得早，吃过晚饭后，不能唱歌，也不能瞎讲故事，他们就给我讲他们上学时候的事儿。一方面这都是自己的琐碎事儿，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最爱讲的话题。各种对学生时代的缅怀，也免不了互相揭老底，很是有趣。说起“常三”，父亲当然要说他每次去请客多么威风，但是母亲则将故事接着讲述下去，说后来发现所有人在“常三”吃完以后，都告诉伙计是“郑先生账”，结果父亲一个学期下来，把生活费和外快全搭了进去，总要跟着我母亲蹭吃蹭喝一段日子。当然，这些细节是父亲从来不提的。
1949年，父亲（中间搂着同学的那位）与他新闻系的好友们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也称办公楼。
回到我父母的恋爱史。让母亲真正对父亲留下印象的地点，虽然也是在天津，但并不是像父亲说的火车停靠那次。1951年，父亲在天津《大公报》暑假实践时被抽调到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宣传组帮助工作。10月，燕京大学组织师生到天津参观这个展览，那时我妈刚刚入学不久，是个很认真的学生，作为新闻系的新生自然要跑遍每一个展馆。父亲说她当时抱着一个本儿，要把每个馆的纪念戳都盖上。父亲已经在展会上工作多时，轻车熟路，带着这位师妹很快就达成了愿望，也借机加深了友谊。
到天津去参观展览会的几十个新闻系同学，基本都住在我父亲位于重庆道的家里。他家的客厅能容纳下上百人起舞，据说晚上经常歌舞升平。母亲矜持，不愿住男同学家，与其他女同学同住天津圣公女中，但被邀请参加过父亲的家宴。父亲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待客非常热情，除安排了罗宋汤、炸猪排、土豆饼和色拉，每人还上一只巨大的梭子蟹。
父亲的女同学中不乏风华绝代的美人，但是曾祖母那双碧蓝的眼睛却偏偏在所有女同学之中相中了我母亲，这个举止谈吐以及餐桌礼仪都凸显家教，笑起来眯缝眼的大家闺秀。当她确认了最心爱的孙子也是对这位女孩情有独钟时，就更放心了。母亲后来说起我父亲的“阿娘”，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很是有趣。老太太每天下午有喝下午茶的习惯，浓浓的红茶一定要配奶油蛋糕，母亲嫁入郑家后被派驻天津记者站，住在婆家，曾祖母总差遣我母亲去给她买蛋糕，而我的祖母，也就是我母亲的婆婆，是严禁任何人给有糖尿病的老太太买甜食的。我母亲为这“两头不讨好”的差事挠头不已，为了躲避，经常主动在单位值班。
母亲因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而被选为学校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据说声调迷人，让不少男生痴迷。
1951年冬天父亲任燕京新闻系的系主席，给当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去参加土改，不久新闻系49级同学18人加入政协土改团，当时土改团团长为田汉与千家驹，在广西参加了南宁及贵县两地的土改。1952夏父亲回到北京，分配在《工人日报》实习。母亲这时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秋季开学再次坐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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