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奶奶死了。这消息突然得叫我一时竟然没有悲哀。在我的印象中，姑奶奶总是微笑着的，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她总能笑对一切。
　　记得姑奶奶是急急火火、跌跌撞撞闯进姥姥家来看我的。那是1974年，作为郭家三代单传的长孙，我第一次回到豫北老家，此前我一直和家人生活在遥远的黑龙江。姑奶奶听说我要回来，就时常来姥姥家打听消息。姑奶奶的五官颇为端正，皮肤白皙，衣着得体而又干干净净，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一点没有农村老妇人的随便和邋遢。与农村老妇相同的是，她也有一双尖尖的小脚。她在我的面前站稳了，喘着大气，笑着，不停地用衣襟擦眼角的泪，擦一下打量打量我，再擦一下，再打量，嘴唇抖抖地却说不出话。
　　“还不快磕头，这是你姑奶奶哩！”姥姥拍拍我的头说，“这才是你家人哩，唉，就她一个了。”姑奶奶听了，扑簌簌地流泪，双手托起衣襟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局促地笑，笑得难受而又难看。
那一年，我11岁，正是白纸一样单纯的年龄。
　　姑奶奶住的房子低矮而破旧，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不大的空间，只有姑奶奶一个人住，屋子里几乎没有家具，显得空空荡荡。我的到来使她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年，小脚轻快地点着地，一趟屋里一趟屋外地为我忙活，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这才是咱家哩，这才是咱家哩。”在我十多岁的记忆里，除了姥姥一家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近亲了，没有人跟我讲过我们家族的任何事情。对她如此的热情和激动,我不知应该报以怎样的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欢天喜地地忙。姑奶奶很快就切好了手擀面，细细的、匀匀的，一会儿，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就做好了，她并不吃，而是坐在我的对面一直微笑着看着我吃，脸上荡漾的满是幸福。
　　老家的乡亲们爱听戏，每天收工后，人们就端着大海碗蹲在自家当街门口，边喝红薯稀饭边听高音喇叭里咿咿呀呀地唱。有一回，那唱声突然停止了。“噗噗噗”，喇叭里传出试话筒的声音，这是要讲重要事项的信号，很有几分威严。整条街上的人们立即停止了一切，侧起耳朵来听。“喂！喂！喂！吃罢晚饭以后，四类分子郭芝子……等到大队集合。”随后依然是咿咿呀呀地唱，人们照旧呼噜噜地喝。
　　“芝子是你姑奶奶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厨房走到当街门口听广播的姥姥不紧不慢地说。刚刚喝完一碗稀饭的舅舅起身阴沉着脸告诫我：“没事就别去她家了。”
　　那个年代，“四类分子”是专政的对象、革命的对象，是被定性为“坏人”的一个群体。我自然不希望和自己有关系的任何人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员，那以后，我真的不再去姑奶奶家了。姑奶奶似乎并不在意，甚至在街上相遇，她仍是远远地就看着我微笑，我却总是扭头跑开。然而，我们毕竟有着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我在扭头跑开以后，总会躲到远处心情复杂地关注她。我发现，她在街上遇见所有的人都微笑。对别人微笑的时候，眼里没有泪；对我微笑的时候，却眼圈红红的，泪花闪闪的。
　　姑奶奶的手极巧，能扎出栩栩如生的金童玉女和车马小人，无论村里谁家死了人，都叫她去扎。死者若是女的，人家又叫她给死者梳头洗脸。她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每到这时候，她就格外地卖劲，嘴上不停地念叨死者生前的种种好处，手上不停地把活儿做得一丝不苟。姑奶奶的热心与热情赢得了村民的信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少不了让她帮着张罗。
　　平时，总见她拎着一条布袋，跟在羊群后面，羊儿不时地摆动着尾巴，“噗噗啦啦”地拉出粪蛋蛋，她就一把一把地从地下捧起，装进布袋里，交到生产队记上几个工分。

图：1985年，作者为姑奶奶拍的照片。姑奶奶很少照相，她坐在藤椅上反复问作者：“这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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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老家的小学借读，因为不在册，所以老师并不管我。那七八个月，我完全是个自由自在的孩子。没有任何人要求我做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禁止我做任何事情。那个时候，我不愿去上学，却热衷于去拾粪，交给生产队里也可以记几个工分，尽管工分兑换成钱要等到遥远的年底，并且也不知道十个工分能兑换几个钱，但我依然很有成就感。看着粪堆一天一天高起来，那种成就感远远大于考出个好成绩，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乐趣。老家是矿区，来煤矿拉煤的驴车马车骡子车排得不见头尾，游走在车队两边随时准备抢粪的孩子也不止我一个。往往是一头牲口尾巴一撅，就会有好几个辍学的孩子高喊着：“屙了！屙了！俺的！俺的！”边喊边端着铁锨冲上去。往往是牲口还没有屙出粪来，孩子们的“战争”已经如火如荼了。
　　有一次，我正用铁锨挑着粪筐踏着夕阳高兴而归，迎面走来一群羊，羊群的后面是拎着布袋的姑奶奶。她停下脚步，依然微笑着却泪花闪闪地上下打量我。
　　晚上，姑奶奶来姥姥家，执意要我去她那里。她给我烧了热水，让我认认真真地洗了澡。睡觉之前，她把我的衣服仔仔细细地洗好晾在院子里。
　　第二天，她带着我到马路西边的一个大镇子上，指着那里的学校、医院和街道两边的房子告诉我：“过去这都是咱家的哩。还有几十顷的良田哩，安阳城里还有咱的绸缎庄，水冶镇上还有咱的面粉厂，火车正在拉煤的那个煤矿还是咱家和人合伙开的哩。” 我惊得目瞪口呆。
　　至今我仍然很钦佩她在那个年代仍有如此勇敢之举。也后怕她的“勇敢之举”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
一路上，遇到人她就立即转换话题。遇到老年人，她就大声地向他们介绍：“这是俺孙子哩。”还要在我已经干净平展的衣服上再扯一扯，拽一拽。人家睁大了眼睛好奇地问：“金海家的？娘啊，这孩子长这好啊！”（金海是我爸爸小名）然后姑奶奶就很乐意地回答他们关于我的种种问题。有的老人还要凑过来仔细看看我，然后感叹道：“娘啊，瞧那眉眼，很仿其昌爷啊！”郭其昌是我老爷爷的名字，老家的学校里进行阶级教育，反面教材里就有他的名字和画像——肥头大耳一副地主模样。姥姥曾笑着对写批判稿的我说过：“批吧批吧，好好批吧，看你批的谁，你老爷爷哩！”令我奇怪的是，老人们仍然习惯地称老爷爷为“其昌爷”。
　　回家的路上，姑奶奶对我说：“去上学吧。你爷爷是燕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呢，可惜年纪轻轻就死在了抗日战场。你爸爸在外边读书却赶上了跑‘老日子’（老家人管日本鬼子叫“老日子”），学校跑散了，学也上不成。你去上学吧！”
　　深秋的一天，爸爸从遥远的小兴安岭来接我回去。爸爸在外面读书的时候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大部分同学坐着飞机去了国民党部队，他却跟着共产党人徒步去了山西。至今我也不明白，那时爷爷虽然去世了，可他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朋友还在，父亲为什么不投奔国民党，而是走向以自己的家庭为革命对象的共产党队伍，而且从此就不再回家，以至于奶奶带领家人跟着国民党军队逃往南京的时候，为联系不上儿子急得失声痛哭。 　　爸爸也住在姥姥家，姑奶奶没有来看他，他也没有去看姑奶奶。
　　乡村的月色是美好的，就要离开老家了，恋恋不舍的。我独自转到苇塘边，意外发现塘边站着爸爸和姑奶奶。就听姑奶奶说：“这钱你还是留着好好照顾孩子们吧，咱家的人一定要稠起来的……”爸爸说：“姑姑啊，我月月都有八九十元工资哩，照顾家用足够了，你就拿着吧。”姑奶奶说：“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姑奶奶哭了，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人听见似的。
　　从那以后，我不再整天傻高兴，我感到了人生的沉重。
　　第二次回老家，是1981年，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径直去了姑奶奶家，她很高兴，颠着小脚咚咚地忙，似乎要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我吃。有一次，她突然对我说：“去你姥姥家住几天吧，他们也喜欢你哩。”我说：“姥姥孙男弟女的一大家子人呢。”她诧异地看了我片刻，然后微笑，眼圈红红的，泪花闪闪的。
　　姑奶奶有说不完的话，有讲不完的往事。每天晚饭后，我们俩就坐在院子里，她便开讲。讲爷爷、奶奶、姑姑、爸爸的许多往事，也讲她自己。有一次，讲到天明竟无倦意。
　　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一天，长期在她们家白吃白住的干部们和她爹——也就是我老爷爷——谈了一整夜的话，似乎是在动员他像当年赞助打日本鬼子那 样，赞助他们买一些武器弹药。第二天一大早，老爷爷就被带走了，她看到几个背枪的人推搡老人家，就大声喊道：他年纪大了呀，别那样对他！姑奶奶说：我是看到大事不好了，这样喊是给其他房里的家人报信哩。全家人死里逃生跑到了安阳城，非常时期城门关得早，恰好就把姑奶奶关在了城外。姑奶奶第二天进城，寻了三天不见家人，就又回到了老家，这才知道老爷爷被带走就再没有回来……姑奶奶讲得很平静，仿佛在讲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
　　最后一次见到姑奶奶，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的1985年。我请了探亲假去看她，她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红色恐怖”渐渐远离了这个豫北乡村，高音喇叭也不再喊她去大队集合。她拿出奶奶从美国寄来的信和照片：“瞧，他们跑到了美国。孩子们都是博士、硕士的，个个有出息。多好！”
　　始终微笑着的姑奶奶走了。在74年的人生旅途中，她始终都是整齐、干净、开朗、乐观的，她没有给任何人在精神上战胜她的任何机会。
　　很长时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有那么悲惨的生活，却保持着那么高尚的灵魂？后来我慢慢懂得了：高尚的灵魂与环境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个柔弱女子，用她的微笑与苦难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捍卫着人的尊严。我没有资格同情和怜悯她，需要同情和怜悯的，倒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里的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