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禹庆荣生于1921年，卒于1994年。父亲七十三年的人生旅途中，在空军工作了整整五十个春秋(1944年至1994年)。他曾是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也是新中国空军建设的参与者，他从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成为一名被称为“天之骄子”的飞行员，他从背叛自己的家庭到驾机起义的奇特经历，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身难忘。
　　我的父亲因不愿当亡国奴，于1942年和两位同学逃离沦陷区北平的通县，历经坎坷，来到陕西境内的城固县。沿途所见，到处都是日寇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造成的凄凉景象，引起父亲的强烈愤慨和对日寇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为中国空军培养飞行人员和空勤技术人员。1944年5月，父亲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在陕西省城固县考入国民党空军官校第23期。
　　在国民党空军官校里，他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对国民党能否继续抗战，会不会投降产生了怀疑。在国内和国外（印度和美国）受训期间，他读了《新民报》记者写的《延安半月记》、黄炎培写的《从延安归来》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书籍，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共产党在延安领导解放区人民抗日的真实情况，对比蒋管区的所见所闻，暗自欣喜中国有了希望。由于阅读进步书报，谈论形势，他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经常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集体,为后来组织起义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了国共两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父亲他们那时虽身在国外，但对国内“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和平”的斗争深表同情和支持，他们几个同学暗自决定走反蒋、反美、反内战的道路。他们当时置身国外，无法与共产党的组织联系，于是大家商定，谁先找到共产党，便以找到“母亲”的暗语相互告知。
　　1946年10月，父亲的同期同学唐宛体在高级飞行训练转飞战斗机时与美国中队长发生纠纷，提前回国。唐在南京等待分配时，找到位于梅园新村17号的中共办事处，见到王炳南，向他提出了几个同学参加革命的要求。又去上海见到董必武。两位革命前辈均表示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同时启发他们应该利用合法身份留在国民党空军里进行工作，在国民党飞行员中发展力量，等待时机起义。唐宛体随即将找到党组织的喜讯用暗语告知了父亲等几名进步同学。随后，唐宛体去杭州国民党空军官校第24期改飞运输机。
　　1947年2月，父亲从美国毕业回国，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当飞行员。先驻南京大校场，后调驻青岛沧口机场。去青岛之前，他到杭州见到了已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的唐宛体，唐宛体向父亲传达了中共的指示，并由唐宛体引见，结识了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以航空医官为公开身份的中共南京地下党专做策反工作的共产党员林健神（即林诚）。从1947年6月开始，父亲便在林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开展工作了。父亲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每次升空执行作战任务时，不是提前投弹，就是将机枪向空中扫射，引起上司怀疑，多次找他，质问他在美学飞行时成绩都是A，为何在国内执行任务总出差错，还险些被送上军事法庭，幸得同事联名具保，才免遭于难。但仍以“作战不利”为由，将他从国民党空军的飞行部队调到杭州笕桥空军官校任飞行教官兼学生队区队长。国民党笕桥空军官校是国民党培养飞行员的重要训练基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该校的政治争取工作早已开始，中共在官校中有一定的基础。林健神便指定父亲为党的组织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继续在空军官校飞行教官和学员中做策反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同情和参加革命，同时收集国民党空军内部情报。
　　父亲自参加革命后，多次提出入党要求，经过党组织一年多的考察和培养，1948年10月9日，经林健神介绍，他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理想。为了壮大中共在官校中的力量，他还先后介绍魏雄英、刘继广、王玉珂等人入了党。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组织和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在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期间，就有二十架飞机、五十四人起义归来，父亲的23期同学中就有十架飞机、十四人起义，其中有他的同期挚友俞渤、魏雄英、唐宛体等人。他们的举动，使国民党空军加紧了对飞行员的控制，任何人不能私自接近飞机，这给他们的起义和策反工作带来不小困难，但他们毫不动摇，继续寻找机会，按党组织要求开展工作，力求组织更多的飞行员起义。
　　策反工作有成功，也遭受过挫折。那时，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被称为“天之骄子”，享受着优厚的物质待遇，特别是当起义人员越来越多时，国民党当局为笼络人心，对飞行人员更是加官进爵。许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聚敛了一些钱财，在钱财面前，人生的天平倾斜了，他们曾经策反的一名飞行教官，即以个人财物还没有疏散为由，临时改变了起义计划。
照片说明：
图一：1948年，父亲(右二)与王玉珂（左二）、刘继广（中）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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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们组织起义的过程中，1949年2月5日，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B25专机来到杭州笕桥官校巡视。机会难得，父亲和刘继广准备劫取这架飞机起义，刘继广飞过这种飞机，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此举如果成功，必将在国民党空军中造成巨大影响。当他们得知机组人员均去市里时，便来到停机坪，只有一个卫兵在看守。走近飞机时，发现机舱门已上锁，便返回宿舍取了钳子、铁棍，以丢失钥匙需撬开锁到飞机上取东西为由骗过了卫兵，他们钻进飞机。发动机却发动不起来，经检查，估计是机组人员有所防备，卸走了电瓶。机舱不便久留，而舱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刘继广以前飞这种飞机时，每次都由机械师开关舱门，他也不知道开关在哪里。只能等到天黑，砸破玻璃逃出去了。他们觉察到，此次起义不成，势必暴露，只有到上海找党组织另谋出路。正商议中，父亲无意间触到开关，舱门打开，他们迅速跳出机舱，趁着夜色走小路来到车站，搭上去上海的火车。林健神听了他们的叙述后，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鼓励他们在上海继续为党工作。
　　他们在上海住在刘继广爱人姐姐家中，以此为联络点，继续在熟悉的飞行人员中活动，分头找自己的同学、好友做策反工作。就在这时，王玉珂正巧来上海接飞机，他是父亲同期的同窗好友，父亲同他见了面，相互谈了各自的情况。他们向党组织提出，利用王玉珂接的蚊式战斗轰炸机起义，飞往解放区。父亲和刘继广由于起义未成，已被当局通缉在案，他们在上海潜居的情况已被笕桥官校很多同学知道。形势紧迫，地下党组织决定王玉珂、刘继广和父亲他们三人共同驾机起义。
　　1949年3月7日下午，天气晴朗，父亲和他的两位战友乘坐一辆出租车来到上海大场机场，一架蚊式战斗轰炸机已停放在停机坪上，王玉珂向机场出示了试飞转场任务书，父亲和刘继广则以飞行员返回部队为由，很容易地上了飞机。下午2点，机场塔台发出起飞信号，王玉珂沉着地操纵飞机起飞，直冲云霄。下午5时许，飞抵解放区石家庄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父亲他们起义后，安排到人民空军的老航校担当教学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人民空军第一支飞行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1949年8月，时在牡丹江老航校担当教员的父亲，接紧急调令到飞行队报到，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支战斗部队的一员，和他的战友们驾机巡航，担负起保卫北平和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
　　1949年9月中旬，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庆典之日举行阅兵式，空军要有飞机参加空中分列式接受检阅。消息传到队里，父亲和战友们个个欢欣鼓舞。
　　1949年10月1日，三十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4时，参加受阅的飞机接到起飞命令，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迅速跳进机舱，发动飞机，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战鹰整齐地飞向蓝天 ……
　　父亲他们起义后，由于各自分配的工作不同，每个人的处境也就不同。不幸的是，人民空军初建时期，父亲的好战友王玉珂，1949年12月3日在上海执行试飞任务时，因敌特破坏，导致飞机爆炸而牺牲。魏雄英于1952年6月7日，在西藏因飞机撞山殉职。俞渤、刁光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后，积劳成疾，遽尔长逝。刘继广和于振超由于政治原因，建国后不久即离开了空军部队。唐宛体也被停飞，改做其他工作。十年浩劫中，父亲的同学、挚友大多被污蔑为“叛徒”、“特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父亲酷爱飞行事业，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飞行生涯中，先后驾驶过美、日、苏等国家和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多种飞机。在他身后，子女们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热爱的并倾注了一生精力的飞机跑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