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后裔嫡系近支在曲阜有所谓“十二府”，但其中六府、九府、十一府从未建立，是虚的，所以“十二府”实际上只有九个府。我家属于孔八府，先严孔祥勉虽排行第四，但因他出继长伯之后，而成为八府的长房长孙。
　　父亲祥勉公，字士劝，生于1893年。早年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攻电机专业。父亲大学毕业后，先在济南山东工业学堂教书，继任济南和泰安两地电灯公司的工程师，成为名噪一时的电业专家。济宁、滕县欲成立电灯公司，亦请父亲为之筹办、设计、安装，开创了这两地用电灯照明的历史。这时大哥令朋诞生，父亲给他起乳名曰“电”，这说明父亲对他从事的电机专业是十分热爱的，并希望我的哥哥也能继承他的事业。
　　1925年冬，因济南局势动乱，我家由济南迁至青岛。翌年，父亲应邀至天津任津浦铁路局材料科科长。等父亲站住脚后，我们也举家迁到天津。铁路上薪金较丰，所以我家在天津的生活也较优裕。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路局的人事变动，牵涉到父亲的工作，他只好辞职了。父亲离开津浦铁路局后，转到京汉铁路局，但只担任挂名虚职，并不得意。
　　1928年冬，父亲应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李仲公之邀，到交通部任技正。所谓技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工程师。随着父亲到南京任职，我们也举家迁到南京。这时外公一家也在南京，我家和外公合租了一座王府的最后一进院子。在这座王府，前面还有几进院子，每进院子都住有人，所以很热闹。我家在南京住了将近6年。
　　1933年秋，朱家骅出任交通部长，他为了安排自己的心腹，排斥异己，裁撤了一批具有高级职务的人员，父亲也在被裁之列。幸亏父亲与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有旧，乃向孔祥熙提出谋职请求。孔祥熙为留美学生，对属下的英语水平极为重视，经过英文测试，孔祥熙表示满意，遂任命父亲为中央银行总务科主任，不久又加派为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因为父亲在上海上班，我们一家也迁居上海。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数日后，父亲接上级命令，要他率领中央信托局员工携带重要档案、账册等向武汉转移。经过匆忙准备，当天午夜我们一家就和信托局的二十多名员工，还带着姑姑一家，乘坐一节闷罐车一路颠簸地向南京行驶。到达南京后，本拟在外公家略事休息，孰料刚进门就听到日寇来轰炸的警报，不得不投奔备有防空洞的丁惟汾太老伯家暂避。躲过轰炸后，我们当夜就转乘江轮去了武汉。我家只在武汉住了约两个月，1937年10月又迁移到重庆，与姑姑一家同住在至圣宫25号。不久，外公携家眷来重庆，也和我家一起住在至圣宫。至圣宫地势很高，道路用碎石铺成，崎岖坎坷，车辆不能通行，仅有滑竿可雇用代步。孔德成和他的夫人孙琪芳曾多次来至圣宫拜访外公和父亲，都是坐着滑竿来的。
　　一年以后，父亲由重庆调到昆明，任昆明中央信托局经理，以后又兼任昆明中央银行经理。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全家也迁到昆明。在昆明，我家住东寺街一座名南园的荒废园子内。园子的面积很大，有多种树木、花草，还有两个潋滟的水塘。经过修整，这座荒园竟成为一座宽敞疏朗、风景宜人的田园草堂了。
　　1942年夏，父亲的工作又有变动，调任中央银行业务局一等业务专员。这样，我家由昆明迁回重庆，住在领事巷。不久，为避日寇的狂轰滥炸，又在南岸黄山购了一座小楼，安置年迈的外婆和母亲、舅母及几个弟妹。每到周末，在重庆工作的爸爸和在学校读书的我们几个姐妹就过江到黄山的家里去团聚。那座小楼取名南园，建筑在山坡上，上面住的是徐堪一家，下面住的是马占山一家，彼此偶有往来。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之邀，回青岛任该行经理。后又兼任农工银行代理市库总经理，并被选为青岛银行公会理事长。父亲购买青岛路1号楼房作居家之所，仍取名南园。此楼为一白俄所建，面积1100平方米，北邻当时的青岛市政府，南临黄海，风景秀丽，曾被德国人租作总领事馆之用。更难得的是，青岛路只有这一幢楼房，再无其他建筑，这就造成一个奇特现象，青岛路的门牌号只有1号，其他门牌号就没有了。
　　综观父亲的一生，他在电灯公司、铁路局、交通部、银行、信托局等单位的工作，可说都是技术性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当过官。但他从事的工作都有较高的职位，薪金也丰厚。这说明他在事业上是一帆风顺的，有成就的。父亲在事业上所以能一帆风顺，可能得力于他是孔子的嫡系后裔，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个人的水平和素质。

图① 父亲和母亲在天津合影，时约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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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几个兄弟，个个聪明伶俐，只有父亲比较愚笨，但他的学习并不差。为什么呢?盖因父亲特别勤奋，无论做什么事都讲究“认真”两个字，他用于学习的时间比别人长，整日孜孜不倦，埋头苦读，所以他学到的东西不仅多，而且掌握得也比别人牢固。母亲曾对我说：父亲在山东工业学堂教书时，每天备课要到半夜三更，有一次为了解一道数学题，他几乎坐了一夜，当他终于解开这道数学题时，高兴得由椅子上跳到桌子上，又跑到床前摇着母亲说：“我弄懂了!我弄懂了!”这时母亲才知道，为了解一道数学题，父亲竟熬了一个通宵。
　　我的一个表弟在西南联大读工学院时，有一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一道数学题怎么也算不出来，正坐在姑母的书房里对题发呆。父亲走到他身边，拿起题看了看，说：“这道题不难，我来给你算一算。”用不了多久，父亲就把这道题一步一步地解开了。我这位表弟算是服了，以后逢人就说：“四舅真厉害，毕业这么多年了，高等数学竟然一点也没有忘!”
　　父亲的英文也很棒。我家刚从南京搬到上海时，由于上海小学的英语课比南京早开一年，所以我的英语跟不上趟，幸亏父亲给我补习了一段时间，我的英语成绩才逐渐赶上，期终考试时在班上还一举夺魁。父亲英语好，但从不在人前卖弄，这里有个故事。有一年父亲和五叔祥选公返曲阜，族人设宴招待，五叔见在座者都是土老冒，便用英语对父亲说：“饭菜量多质差，实难下咽！”父亲用英语回答：“忍耐一下吧！吃不饱回去再吃。”谁料主人也用英语说：“令贵客食不果腹，岂非罪过!”主人说完即令撤席，重又摆上一桌饭菜。父亲和五叔羞愧难言，尽管再三道歉，这顿饭仍是不欢而散。有了这次教训，以后父亲从不在人前谝弄英语。在昆明时，几个美国金融界人士要来访问，父亲须用英语致辞欢迎，下属怕父亲应付不了，要给他写一份英文稿子，父亲说不用了，到时他一口流利的英语，随意挥洒，应付自如，在场的人无不佩服。
　　由于受家庭影响，父亲在国学方面也有一定的根基，许多经籍诗文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他有个朋友周志俊，系清两广总督周馥之孙、著名民族企业家周学熙之子，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子承父业，也成为企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父亲和他这位老朋友都是学兼中西之人，但他俩见面都很少谈外国学问，大多谈“四书”、“五经”，谈中国历史。话到投机处，两人往往开怀大笑，手舞足蹈，其乐融融。
　　1935年，父亲和孔族族长孔昭润代表孔府到日本参加东京汤岛圣堂（即孔庙）重修落成庆典，日本名流写了许多汉文古诗赠给父亲留作纪念。父亲不善此道，无法赋诗相答，大感惭愧。他归国后决心学诗，拜诗词名家陈名豫为师，又请外公随时指点，整日平平仄仄仄平平，推敲苦吟起来。他写诗很勤奋，积累竟达一厚本。可惜后来经“文革”一劫，父亲的诗稿，连同我家的书籍、字画、古玩等物，都被抢掠，扫地无余了。我不懂诗，对父亲的诗只记得一首他在青岛作的七绝：“碧海蓝天帆影斜，青山深处几人家；推窗欲问春消息，不见梅花见浪花。”还有两件事，也可以看出父亲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
　　一是学跳交谊舞。父亲年轻时不会跳舞，及至中年在上海进入银行界，因开展业务需要联系各方人士，而交谊舞正是进行交际的必要方式，父亲下决心学跳舞，不久竟成为这方面的能手。父亲的舞姿舒展大方，有绅士风度。我们姊妹兄弟都会跳舞，就是父亲亲自教会的。
　　二是学京戏。青岛的京剧票友成立一个组织叫“和声社”，社长为德士古洋行经理李定丰先生。1947年，李先生因调动工作离青岛赴沪，推荐父亲继任社长，父亲辞以不会唱京戏，但却辞不掉，只得勉强承乏。父亲第一次到和声社，大家叫父亲试试嗓子，众人一听都说适宜唱小生。从此每晚就有名琴师李长清先生来我家操琴教戏，父亲就咿咿呀呀地学起京戏来。有一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姜妙香来青岛，常来我家做客，父亲在这两位大师面前当然不敢班门弄斧，但当姜妙香听说父亲唱小生时，就非叫父亲唱一段，父亲只得唱起来。他一边唱着一边承受大师的指点教导。这成为父亲终生都感到荣耀的事。后来青岛举行京剧义演，父亲还几次粉墨登场，颇得好评。
　　50年代，银行实行公私合营，父亲改任青岛公私合营银行副经理。那时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很浓。父亲把马、恩 、列、斯、毛的书买了一大堆，一本一本地读。他一边读一边写笔记，左边摘录原文，用蓝笔，右边记心得体会，用红笔。时间久了，这样的笔记本就积累了厚厚一摞。说实话，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还真没见过有谁学经典著作像父亲那样用心。那时我正在山大俄语学习班进修，父亲为我买了俄文版的《资本论》、《列宁全集》，督促我好好学习经典著作。
　　“三反”、“五反”运动时，父亲自然被定为重点。经过三个月的隔离审查，未发现大问题。说未发现大问题，也就是说还有点小问题，这点小问题是我母亲引起的。运动前的一个冬天，母亲到街上买烟筒，碰到父亲的一个朋友，说他家安装完炉子，还剩下一些烟筒没有用，就送给你们吧。接着他就把烟筒送到我家，母亲要付钱，他坚决不收。母亲也认为值不了几个钱也就算了。这位朋友过去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重中之重。我猜想他大概实在交待不出什么问题，于是就把送我家烟筒的事作为行贿交待出来了。运动领导小组把这些烟筒折价12元，因数目不大，决定对父亲从宽处理，免予追究。在运动中还对我们抄了家，把父亲学习经典著作的笔记本也抄去了，在发还这些笔记本时，领导当众宣布：“论学习精神，还真该向老孔学习。”

 
图② 1929年的全家福。摄于南京。

我的母亲于苹芗，字南滨，生于1898年。母亲和姨母自幼随外婆住在栖霞乡间，外公在北京读书、工作。外公给外婆写信说：任何人不准用任何理由给两个女儿裹脚，如有违背，定不算完!当时山东农村很落后，妇女裹脚还是天经地义，外婆牢牢遵循外公的教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一直没给两个女儿裹脚。
　　到母亲该上小学时，外公把外婆和两个女儿接到北京。母亲刚到北京时说一口山东话，同学们因此给她起个外号叫“小山东”，明显地有讽刺意味，母亲也无可奈何。上课不久，恰逢初一，按当时校规每逢初一、十五要给孔夫子的牌位叩头，大家都毕恭毕敬地列队前往，母亲说：“对不起，今天大家都要和我这个小山东去向老山东磕头了!”从此大家不再管母亲叫小山东了。因为老山东是老圣人，叫她小山东她岂不是成为小圣人了吗！还因为母亲到北京后不久，满口山东话很快就改成了北京话，再叫她“小山东”也名不符实了。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外公追随孙中山，到广州参加临时国会，行前他把家眷迁到济南。母亲到济南后，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母亲的皮肤雪白晶莹，特别是在上体育课后到水龙头前洗脸，洗后更为清丽秀美，因此同学们送给她一个外号叫“子午莲”。
　　父亲原娶表姐劳氏为妻，但不幸夭亡。二伯父祥柯公与外公交厚，到外公家见到母亲，觉得与父亲结合堪称佳侣，他向祖母建议到于家求婚。祖母通过女子师范学校领导调阅了母亲的作文本，认为文理清晰，书法秀丽。祖母又借到学校参观之名，去相看母亲。祖母在察看一番后，未经人指点，在众多的学生中竟看出哪一个是母亲。祖母说这是缘分，实际上是因为母亲长得漂亮，举止端庄大方，所以在众多的伙伴中祖母一眼就能认出来。祖母满意后，即派人到于家提亲。父亲的学识、品德俱佳，又身材高挑，五官端正，是出名的美男子，此皆外公所素知，所以这门亲事很快就说成了。父母于1917年喜结连理。
　　父母亲在一起共同生活40年，两人感情深笃，互敬互爱，令人羡慕。我家在昆明东寺街的住宅、在重庆南岸黄山的住宅、在青岛路1号的住宅，父亲皆名之曰“南园”。为什么叫南园？因为母亲字南滨，南园者南滨之家园也。可见父亲一直把我母亲视作一家的主人。母亲和全家人也都相处融洽，受到大家的信任和敬重。俗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我总觉得母亲是一个找不出缺点的完人。
　　1949年前的上流社会，酒食征逐，打牌，跳舞，看戏，整日忙于所谓社交和应酬。父亲是金融界的要人，经济条件较好，当然也难以免俗。但母亲却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不看戏，不串门，真所谓一尘不染。但遇到一些重要场合，母亲也随父亲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一定把衣服、鞋袜、皮包、手帕精心搭配好，务使协调自然；人也薄施脂粉，淡妆素抹。由于天生丽质，她的淡雅反而比那些浓妆艳抹的小姐和太太们更出众，被刮目相看。
　　母亲一切都替别人考虑，从不为自己打算。比如吃饭，她总是考虑别人爱吃什么，却很少想到自己。偶尔做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她就像犯了什么过失一样内疚地说：“你们看，多少年改不了老习惯，到现在还想吃老家的杂面条，今天我做了一点，你们尝尝好吗？”如果我们谁吃了一点，又多少表示出爱吃的样子，她就高兴了。她喜欢吃羊肉，但我们孩子不爱吃，她就从来不买羊肉。直到她突发心肌梗塞临终的那天，才对嫂嫂说：“你们今天包几个饺子吃吧！给我买几角钱羊肉，我想吃几个羊肉馅的。”但这顿羊肉饺子没有吃上，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我们做子女的无不痛心疾首，平时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给母亲包顿羊肉饺子吃呢，我们真该死呀!
　　母亲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她把大量时间都用在照料子女上了。她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小妹令因当时她患病未能亲自哺乳外，其他每个都由她亲自哺乳，抚育成人。我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按说母亲是不一定能对我照料很周到的，但她却挤尽一切时间把我们每个人都照顾得停停妥妥。小时候我的头发又黑又多，母亲总爱给我梳两条大辫子，这就成了她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因为我是非得她亲自把我的小辫子梳好才肯上学的。下学以后，我的功课都是由她辅导，最后经她检查才算完成的。我现在能在大学教书，能写一点东西，追根溯源是和母亲的辛勤教育分不开的。
　　母亲脾气温和，对子女很慈爱。但她不是无原则的慈爱，遇到我们犯错误，她就会对我们进行严肃的教导。有两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今仍牢记不忘。
　　一是在南京上小学时，我与同桌同学周慧海成为好朋友。周慧海的父亲就是当时任教育部长、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佛海。一天放学，慧海对我说有车来接她，邀我到她家玩一会儿。我说怕家里人着急，她说到她家打个电话说一声就是了。哪知到她家后，她的哥哥周幼海、姐姐周松林(周佛海的养女)变着法儿同我们两个人玩，她妈妈又留我吃晚饭，还让她的小哈巴狗给我表演各种节目，我把打电话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家里不见我回去，都十分着急，父母派人到各处去找也不见踪影，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我和周慧海一同坐汽车走了，父亲往周家打电话才找到我。我回家后看到不仅父亲对我板着脸，连对人总是微笑的母亲也面如冰霜。他们说：“你外出不回，应该预先向父母请假，来不及请示也该往家打个电话呀!”我掩饰道：“电话打不通！”母亲突然站起来厉声说道：“小裕（我的小名），谁教你说谎的？以后不准说谎!”原来他们向周家打电话时，周家就道歉说本来想打个电话，但匆忙间忘记了。我大哭了一场，不是哭父母教训我，而是哭自己不长进，怎么学会说谎了呢？
　　二是在昆明读大学时，那时社会上盛行家庭舞会。一年圣诞节，我在大观楼附近参加一个家庭舞会，到的人很多。陈香梅、王人美等著名人物都来了。舞会一开始主人就宣布，今天要狂欢一夜，谁都不准离开。我找到主人声明，怕父母挂念，最迟12点以前离开，主人也答应了。但当我要走时，司机却找不到，大观楼离我家很远，又很荒凉，徒步返回是万万不能的，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回家。到家后见母亲脸色铁青，她教训我道：“做一个女孩子，一夜不归像什么话，你要自重自爱!”我知道问题严重，赶快向母亲解释、认错，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母亲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和保姆的关系。母亲心地善良，悲天悯人，她对每个人都好，特别是对老弱贫穷之人更格外照顾，因此她和我家的保姆都相处融洽。给我看孩子的保姆叫贵珍，她来我家帮工后，母亲也像对我们一样教育她，每天晚上教她读书识字。直到我的孩子进了小学，她考进工厂做了工人以后，母亲还留她住在家里。晚饭一般都是她争着回来做，中饭就由我母亲准备好了她回来吃。当她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泣不成声，还为我母亲戴孝多日。
　　父亲死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母亲死于“文革”风暴中的1969年。他们在运动中都受到不应有的对待，都是在极度的寒心、冤屈、悲愤的情况下，引发心肌梗塞而去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宣布不再搞这种可诅咒的政治运动了。这反映了善良人们的愿望，无疑是英明和正确的。

 
图③ 1953年，全家在青岛南园的最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