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初到清华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这段话中所谓的“行”，指的是清华学生进城乘的是当时北平还很少见的汽车。
　　朱先生当年北大毕业后，一直在江南讨生活，初到清华，自然对清华学生的如此“标劲儿”留下了印象。所谓北大老，师大穷，只有燕京清华可通融。这样的“民谣”在当年北平的大学生中几乎尽人皆知。

　　紫禁城里，通往东华门去的南池子大街，真可以说是人烟稠密，肩摩踵接，热闹非凡。有挑葱卖菜的乡下人；有四平八稳抬轿子的苦力；有剃头匠在人丛中，当众表演，替一名苦力大掏其耳朵，引起不少闲人的注意。川流不息的人丛，熙来攘往，不知所为何来。处处是人声嘈杂，南腔北调。满街是男男女女，挤着拥着嬉笑不绝，走卒贩夫，随口撒村，不干不净。（《御苑兰馨记》P8，德龄著，珠海出版社2000年第2版。）

　　这是清末民初紫禁城外市民生活环境的写照，倘若把清华学生们的“标劲儿”呈现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反差及其可能引发的感慨，应该不小吧。
　　其实，当时北平大学生中有着如此“标劲儿”的，恐怕还不只是清华的学生。只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标劲儿”，跟朱自清先生初到清华时所感受到的清华学生身上的那种由“衣”和“行”支撑起来的“标劲儿”不完全一致，那是一种浸透着中国传统文人气息的“土”——跟近代开埠以来那些时尚新潮人士的“洋”相比。但是，这种“土”，也不完全是千百年来不绝如缕、毫无变化的那种文人气息，而是在时代、异域文化的共同催生之下所诞生的一种混合物，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和朝向。
　　这样的面貌和朝向，在当时北平中法大学附中和后来升入中法大学的几个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932年的秋天，正在中法大学附中高三念书的朱锡侯和同班同学周麟，与高中部二年级的贾芝、刚刚从外校转学到高中部二年级的覃子豪，以及当时已经念中法大学哲学系二年级的沈毅，因为对于诗的共同爱好，经常在一起谈论诗歌，朗读各自的诗作，并成了往来频繁的诗友。课余夜晚，几个人常常聚在一起，读诗、谈诗、写诗，就这样，大家相约：每星期至少写两首诗，交到沈毅那儿，由他汇总起来之后大家再一并传阅。每逢周末（星期五或星期六的晚上），几个人就聚到沈毅独住的小房间里去高谈阔论。这是几个人精神最放松也最愉快的时刻，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争议，年青人之间，似乎不但钱袋可以互相敞开，连才华、精神、思想和情绪也都可以共通共享。你有两首满意的诗，我一样为你高兴，我若写了一段自以为得意的诗句，大家也会击节以示赞赏。甚至于一个人偷偷地写出来的情诗，也会成为大家共有的情感财富。当然也会毫不隐讳地指出彼此诗里的弱点和不足，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未必就一定成立，或者未必一定会被被批评者所接受。几个诗友还会情不自禁地给每个人的诗作排队，评出名次，优胜者会赢得欢呼。有时，北国的冬夜里，窗外的寒风呼啸着，宿舍楼其他寝室里的灯早已熄灭了，这几个年轻的诗人，还在那间小屋中，对着熊熊的炉火，尽情地谈论着……（《覃子豪纪念馆落成专辑》）
　　谈话的内容，还会自然地延伸到国外诗歌流派，以及当时国内知名诗人的作品。譬如，当大家一起欣赏一首共同喜爱的作品时，来自四川的覃子豪不但会抢着品评它的优点，还能用他的四川腔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覃子豪就这样沉浸其中地背诵过徐志摩的那首《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那时的诗坛，新月派诗人依然如日中天，但“汉园三诗人”的诗名，在北平文学界也已经叫响。当时朱锡侯就很是喜欢卞之琳的《中南海》和李广田的《乡愁》，而诗友中的覃子豪却喜欢卞之琳的《群鸦》和李广田的《上天桥去》。
　　争论几乎涉及到当时流行的各种诗的形式：宝塔诗、楼梯诗和豆腐干诗，争论过这样的形式会不会限制诗人感情的表达，也争论过李金发的那些晦涩难懂的长诗应当怎样评价……这种争论，不仅源于诗友们对诗的热爱，还基于他们对当时影响国内诗坛的法国印象派和象征派诗人及其作品的熟悉。

1930年代，朱锡侯在北平中法大学。


1933年10月9日，“泉社”诗人们去山西旅游，在大同火车站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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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法大学（包括附中）图书馆里，收藏有不少法国文学原著，包括一些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的重要诗集。不论是本科生还是高中部学生都可以进去阅览或借出。“这样，使我们有机会接触不少法国诗人的原作，我们这些爱好诗歌的年青人，白天，在课堂上听法国教师给我们讲雨果、维尼、拉马丁等人的早期浪漫主义诗作，课外，我们自己就读些波德莱尔、魏尔伦、蓝波、玛拉美等人的作品”。
早熟的心灵，终于传出这样的回声：

秋——远方的姑娘

秋
来了
我想起
魏尔伦的
秋歌

一首苍凉的
使人窒息的
短歌
远方的姑娘
也象
秋天的
音乐
一声落叶的
音响
直凉透了
我的
心窝

　　故都那种沉重却又残破、恢弘却又古旧、亲近却又遥远的双重现实，从文字中，从城墙剥落的壁面和故宫颓败的飞檐中，从市井打不起真精神的热闹中，一点点地渗透进那颗敏感的心灵，将万里之外的大西洋、地中海边的法兰西式的忧郁浪漫，涂抹在故都北京斑斑驳驳的景物之上，折射出20世纪初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特而生动的精神与情感。
　　据贾芝回忆：“我们商定出版一套‘泉社丛书’，我的这本《水磨集》，也是在覃子豪、沈毅走后，我和朱颜（即朱锡侯）、周麟共同设计和交涉出版的，没想到这套丛书计划难以实现，我出了第一本，也是惟一的一本‘泉社丛书’了。”（贾芝《忆诗友覃子豪》，见《覃子豪纪念馆落成专辑》P31-35）其实，尽管“泉社丛书”只出了一本即难产，但作为这个诗社成员青春友谊见证的，终归还有一本“泉社”社员个人诗作选辑的《剪影集》。
　　《剪影集》共收“泉社”社员每人诗作二首，一共十首，即覃子豪的《竹林之歌》、《我的梦》，朱颜的《昔年春梦》、《夜曲》，周麟的《白色 的梦》、《湖景》，贾芝的《塞上曲》、《雨天游湖》，沈毅的《沉默》和《别》。正如五诗人之一、后来在法国改学了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朱锡侯教授当年在《剪影集》“序”中所说的那样“这里是五个人的诗的剪影”，“他们想要借这十幅的剪影，将他们个人的风格和他们共通的情调缩影在一起，来纪念他们每个人都须经过而现在在每个人都尚未完成的修养时期”。鉴于当时这本薄薄的诗集也就只印了二百本，印出之后，战事即起，如今当事人也就只剩下贾芝一人，而且，除覃子豪、贾芝外，朱锡侯、周麟、沈毅都不曾留下诗名，特将《剪影集》摘录如下，作为当时“象征派”诗歌在中国的一个应证，也算是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精神与情感的一个剪影吧。

 
“泉社”五诗人。朱锡侯、贾芝、沈毅、覃子豪、周麟在北平中法大学摄于1933年12月30日。

 
1934年7月，“泉社”诗人们。

我的梦（覃子豪）

在破碎的石子路上
有村女的笑声
有田中的稻香

我的梦
在静静的海滨
有海藻的香味
有星有月有白云

我的梦
在我破碎的笔杆上
有单恋的情味
有泪珠的辉芒

夜曲（朱颜）

良夜凄迷，
只有星光在我泪里；
此时天上，
没有人响，
夜风里，
Zephyrus在叹息。

不是我恨你，
是我在想你；
它永夜的星辰，
像我晶莹的泪滴，
在天上，
安静地望你。

白色的梦（周麟）

我的梦是要像熟睡底
  深隐的寺院
没有像叹息的钟声
  荡出幽怨。

我的梦像花瓣飘落水上
只有波动没有声响。

我的梦只有波动没有声响
像一对蝶影浮过花墙。

  我的梦要在远处底
    无人的城边
  只有碧色的海水
    满照晴天。

也没有鸟声，也没有涛声，
也没有角声穿过山阴。

我的梦要像是雨天的
黄昏里断续的

雨天游湖（贾芝）

走过去，湖边长堤，颓废的木亭，和那
汉白玉的石栏，一层一层的弯桥的阶石，
这都是先年辉煌中残存的伤心的古迹，
在这里遗留着欢喜，悲伤，和一点爱的影子。

听滴滴的打在芦苇里的细雨，在诉说
在这里曾有过情人的亲吻，蜜蜜的柔语，
有过孤客的独步，凝神的回忆，这里
那里，像雨天湖上茫茫的处处的叹息。

那边，沿湖的灯壁，已没有灯影的闪烁，
只有那寂寂的回廊，寂寂的雾一般的烟里
迷着的桃李，好象它们也在想起一番古事，
听它们，听一片茫茫的打在白石上的雨滴。

别（沈毅）

阴云的雨夜，
听到那姑娘
低吟着缠绵的别离的歌。

我早知道她要离开我，
从此不再相见，
只仅是在明朝默默地挥手……

只静待明晨，
啊，这仓促的相逢
将要结束，惆怅的来临……

歌的回音，低合着疏雨的点滴，
微风在吹过寝室的窗棂，

一片静寂像在为我们呜咽。

　70年后，当我在当年“泉社”社员之一的朱锡侯教授面前，翻检他珍藏的这些旧照片时，一向不大轻易激动的我，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潮涌。因为50年代所谓“胡风反革命案”的牵连以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朱锡侯曾经三次在当时的云南医学院跳楼以了结自己“有罪”的身躯。残破的身躯，再加上初中时代就开始的近视和老年白内障，朱锡侯就依仗着这样的“革命的本钱”，在60年代、70年代的风风雨雨中苟延残喘，艰难度日。
　　这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拥有瑰丽的梦想与宏伟的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拖着近于残疾的身躯，艰难地行走了近半个世纪的人。
　　他似乎从来不曾奢望过安逸与舒适——他的经历和曾经有过的梦想证明了这一点。而安逸与舒适也好像从来就没有光顾过他和他的生活。他只是在追求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尊严和知识的价值，并为捍卫这些他以及他所尊敬的那些前人们所同样捍卫的思想与生活而牺牲了自己的思想自由、人性尊严和知识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甚至于自己的身体、家庭生活，包括自己孩子的未来。这些都不是他事先所能够预料、即便是能够预料也无法改变的现实。他用自己将近半个世纪的生命与生活，为上述捍卫与坚守付出了代价。幸运的是，这一切，他都一一经历过来了，用他那并不强健的身躯，和一双从来就没有健康过的眼睛。那双曾经闪烁过智慧的、人性的光辉的眼睛，最终却被世事风尘遮蔽，并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在他寄予了几乎一生的故乡之梦的城市，永远地闭上了。
　　他曾经在一张随手写就的纸头上写道：人生不过是一支风中的芦苇。这句话出自于一位他所尊重的法国思想家之口。无法想象写这句话时他的心境，以及当时他的眼睛里是否盈满苦涩的泪水，是否又想起了几十年前中法大学校园里、宿舍楼里诗友们在炉火前那被映红的一张张青春的脸。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一直都在与命运搏斗，与平庸和世俗搏斗，虽然曾经有过几次好像将要向命运低头的时刻，他却依然像一只受了伤的鸟，虽然凄厉地哀鸣着，却始终奋力地睁大它的双眼，一如既往地向往着天空，向往着曾经拥有过的飞翔，包括那能够飞翔的天空的自由。他依然哼唱着属于天空和远方的音乐，与他精神、思想和情感的来历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和交流。我们只能够从这里一步步走进他的精神生活，并在这里倾听一个曾经博大、丰富、仁爱和不息的生命在风中、雪中的坚毅、沉着与深情的呻吟或低吟。
　　这样的精神与朝向，毫无疑问是有来历的。

 
同学们，摄于1934年。

 
同学们，摄于1935年。

 
师生合影，摄于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