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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世
1996-01-01 00:00:00 作者:杨德峥 热度:7563℃ 收藏


  我家祖籍是河北省武清县马家口。马家口杨姓居多,人称“马口一窝羊”。
  我祖父杨子衡出生于1901年,十几岁时同我叔爷爷背着铺盖卷从老家来济南学徒,经过多年的吃苦磨练,终于凭借聪明才智各自干起自己的买卖。叔爷爷开的是旧货商行,养活了一大家人,有六个孩子。我祖父也很有开拓精神,先后开过金银首饰店、大恒徽章店和埠玉搪瓷厂。其中,他对埠玉搪瓷厂的投资最多,从上海请来技术员,管吃管住还管他们逛窑子。所有的准备工作和试制过程,在一年时间内全部完成,当然,规模远远不能和现在的搪瓷厂相提并论,只能称它为搪瓷生产手工作坊更为确切。经过多年的经营,祖父积累了不少资产。这两个店和搪瓷厂的地址均在院  西大街(即现在泉城路西头路南),临街是营业门头,门头后面是厂房,与那时济南有名的雷家粥铺毗邻。
  我祖母陈俊坤生于1902年,生过三个孩子,大孩子即我的父亲杨润生(曾用名杨廷杰),后面两个就是我的大姑和二姑。
  我祖父在历下区大厅门前街买了一处宅院,是一个长方形小四合院(1957年私房改造被没收,1986年落实政策归还)。我祖母在院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院子显得生气勃勃。一到夏天,祖父便请人用席子将整个院落篷起来遮太阳。家里生活过得很富裕。但在祖母生下第三个孩子以后,祖父又从窑子里买回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年轻漂亮,但是吸毒(后来我叫她小奶奶)。祖父又在外边置办了一套房子,从此很少回家。日子久了,我祖母接受不了这样的精神伤害,变得唠唠叨叨,时常闹脾气、骂人。
  祖父做买卖,经常要设酒席应酬客户,而祖父买来的这个女人在这种场合发挥了她特长。祖父需要这样一个女人帮助他,而这正是祖母所力不能及的。祖母和这个小奶奶总有磨擦,有时甚至动手厮打,这时,雷家粥铺的掌柜就出面劝解。祖父作为一店之主、一厂之主,经常南下北上,亲自到上海、北京承办业务,所走的路,所付出的辛苦,相当于厂里的专职业务员。祖父脾气温和,谁要做错了事,激怒了他,他就会说一句“糟蛋”,这就是最严厉的斥责。
  我长大以后,祖母一提起祖父,仍对祖父娶小奶奶这件事表示不满。
  我父亲和母亲同生于1927年,1943年他们16岁时订亲,1945年结婚。婚礼在芙蓉街新东亚饭店举行,父母的结婚照中有叔爷爷家的人,但没有小奶奶在场,因为她名不正、言不顺。那时家里正有钱,婚礼办得很场面,我母亲戴的首饰全是金子的。母亲是个老生闺女,身体比较羸弱,婚后第一胎是个女孩,几个月后夭折。我出生于1950年10月,祖母喜出望外,特意在院里种了一棵石榴树和一棵葡萄树。祖母住在北屋,父母和我住在西屋。每天一大早,祖母就来敲门看孙子,祖母对我寄托着希望和未来。
  母亲和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1954年病逝,年仅27岁。那时我不满4岁,对母亲的音容笑貌没留下一丝记忆。从此我失去了母爱,留下的只有这几张照片。
  母亲生病期间,家里花了不少钱。先是请来有名的老中医,连珍珠玛瑙也入药,但药渣子得归大夫;后请来洋大夫,开刀后发现为时已晚(按现在说法是肠癌)。母亲死得很痛苦,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临死时她一直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说:“到底是……到底是……”我二姑当时在跟前,领悟了她的意思:“终归还是死了……”
  母亲死后,我跟祖母一起生活。祖母不识字,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祖母代替了母亲,常带我出去玩。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但凡有庙的地方祖母都带我去。每年清明节和农历十月一(给逝者送寒衣的日子),祖母便带我去给母亲上坟,坟地在千佛山以南(现在的舜玉小区)。出了南门城墙,圩子外就是庄稼地,弯弯曲曲的小路坎坷不平,祖母是小脚,我年龄又小,要走很长的时间。清明节上坟的人多,但到农历十月一上坟的人就少了,况且祖母总是在吃完午饭后才去上坟,回返的时候太阳就快要下山了。荒山野岭,秋风草动,满眼坟冢,我本能地害怕,生怕山野里会跑出吃人的狼。这使我过早地尝到害怕的滋味。胆小,影响了我一生的性格。



图一 1937年,作者的祖父在北平。时年36岁。


图二 1945年,作者父母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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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9月,我父亲在徐州大新证章店工作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年28岁,始判无期徒刑,后改判为十年。本应在1965年刑满释放,但劳改农场不放人,叫他留场就业。这个劳改农场在江苏泗洪的洪泽湖,就这样,父亲一直到1980年11月才得到彻底平反,由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安置在徐州工程机械制造厂工作。父亲时年53岁,共计在监狱里生活了25年。
  1971年,劳改农场曾准假7天让父亲回家探亲。这是自1955年以来,我与父亲的第一次见面。我并不激动,也没有流泪,尽管这期间曾有过通信联系。望着眼前的父亲,怎么看也是一个陌生人。父亲打开我自己装的单管收音机,李玉和正在唱:“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父亲像触了电,立即关掉了收音机。我问他为什么,父亲说,劳改农场,八个样板戏惟独不准听《红灯记》。
  1985年,经人介绍,父亲找了一个老伴。去年(2002年9月),父亲病逝,享年75岁。我与父亲长期两地生活,彼此往来很少,从他1955年被捕到2002年病逝,漫长的47年,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半年。说起我父亲,健在的老街坊都说:“你爸爸当年那可是真少爷呢,你爷爷有钱啊!”凭我的感觉,25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少爷习性,只是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了。在我和他共同生活的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在往来的信件中,我发现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不守信义的人,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
  我祖父1957年8月病逝,享年56岁,他的工厂在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并入他厂,他的工人批斗了他这个资本家。小奶奶没生育过,她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另嫁人去了。
  我大姑是学美术的。1955年我父亲一出事,大姑为了躲避政治上的麻烦,远走高飞,去呼和浩特当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我二姑195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分配到天津机电学院教俄语。我与祖母的生活来源全由两个姑姑提供。
  1958年我和祖母去天津二姑家住(此时二姑已结婚),一住就是四年,我在丁字沽小学上到四年级(后改为工人新村第四小学),这四年是我无忧无虑的四年,是金色的童年。家中凡操心的事还轮不到我,除了上学便是玩,宽阔的天津海河,市郊美丽的田野,欢乐的小伙伴,还有胸前飘扬的红领巾,至今清晰不忘,犹如昨日。
  1962年我同祖母又回到济南,进院一看,房子让人家住了,三间北屋人家住了两间,我们所有的家具全部给弄到一间屋里堆起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居委会要安置住房困难户。那时的居委会就有这样无法无天的权力。我们家有老底子,单就我祖父开过金银首饰店这一点来说,我们家究竟丢了多少东西,连我自己都难以说清楚。只记得当时家里吃饭用的筷子、勺子全是银子做的。
  到了1965年,大姑要生孩子,需要祖母帮忙。此时大姑已定居包头市,姑夫是包钢选矿厂的副厂长。那年我15岁,晚上送祖母去火车站,开车时间是23:59分。列车开动以后,我才出站往家走,午夜,很少见行人,路灯昏暗,有狗叫声时时传来,我的步子很沉重,心里酸酸的,空荡荡的,但没哭。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生活费由两个姑姑轮流按月寄来,每个月11元钱,由于不会安排生活,下半月往往饿肚子。在此期间,两个姑姑经常给我来信,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指导我做人。告诫我不要写信或少写信给父亲,更不允许我去探监。这份苦心父亲不理解,引起他对我的不满。即便是我给父亲写信,也须经劳改部门检查后才能给他看。所以,信上内容一半是废话,那是写给劳改队领导看的,无非是让父亲“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成为新人……”另一半才是必须要写的话。父亲来信也是如此,也要写不少废话,字里行间插上些毛主席语录,还要谈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1966年下半年,泉城路的银行前排了长长的队,全是卖金子银子的,我就是其中一个。紧接着的挖地三尺的抄家风,证实了我们的恐惧,绝不是杞人忧天。
  我在济南三十六中上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就乱了套,停了课。我出身不好,父亲有严重问题,所以既没当上“红卫兵”, 也没当上“红外围”。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北京,在人山人海中两次见到毛主席。
  1968年我退学了,关系转到钟楼寺分社(现在叫办事处)。无助的我希望在这里找到工作,但是我太幼稚了,无论走到哪里,出身不好没人要你;况且当时分社的分配权落在两个造反派中的坏人手里,他俩凭借手中的权力诱奸女青年(后被判刑)。我的希望变为失望,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批又一批地分配到工厂里去了。
  这年的冬天,我十分思念在包头的祖母,便混上了去包头的火车。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早已下了暂时停止红卫兵大串联的通知,我没有车票怎么出站,一路上愁得我忐忑不安。下车以后,我即刻宽了心——包头车站有一边没围墙。终于见到了离别三年的祖母,三年中我长高了十几公分,祖母高兴之极……住了三天,我要走了,祖母央求我把她带回济南,简直像一个孩子在央求大人。
  我心里很难过,大姑这里还需要人帮助,我无能为力。我对祖母说:“奶奶,你再等一等,我挣了钱就来接你……”祖母脸上即刻露出失望的表情,她从怀里摸出100元钱塞到我手里,一直把我送到钢铁大街路口,汽车开动了,祖母仍站在那里没有动。祖母是我一生中感情最深的人,也是最疼爱我的人。她老人家于1978年10月去世,享年76岁。祖母永远活在我心中。
  1969年初,街道分社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到街办生产组工作,生产组共有27个工人,其中24个是家庭妇女。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生产组成了现在的济南电容器总厂。至于我因家庭出身所饱受的歧视和欺辱,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庆幸,父亲在1965年作为刑满人员留在了劳改农场,否则在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他是逃脱不掉的,连他的命也很难保住。
  我庆幸,“文革”期间我小心翼翼,没说错过一句话,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图三 1952年,作者与母亲的合影。

 
图四 1967年时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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