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曾从北京中央机关下放到黑龙江省农村锻炼。
　　当时机关组织了四支去农村劳动锻炼的队伍，分别去江西、甘肃、四川和黑龙江。我们这支到黑龙江的队伍，全队有十五位同志。
　　我们大都以国际新闻为专业，对国内农村情况是隔膜的。当时刚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队内有好几位同志，包括队长及我在内，都在运动中略有涉及，当然，队中也有一些比较年轻单纯的同志。大家的共同心境，都是要认真锻炼、从严要求自己，但也是处处谨慎、始终保持精神戒备的。
　　当地同志，从省地到县社，都是以器重和照顾的态度来接纳我们的。我们被安排在全省气候较温煦、环境较丰盈的宁安县，县里又安排我们到离公社不远、地处平原的新安公社杨林管区（即大队）。一路行来，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图1是下放队全体和公社管区主要干部的合影。后排右一为笔者。下放队队长王飞因故在北京缓留数日，尚未赶到。
　　宁安是座古城。公元七世纪末至十世纪前叶，少数民族建立的渤海国在此立都。现在县境东京城公社尚有宫阙残址。清代，宁安称宁古塔，是罪人流谪之地。从关内角度，称之为苦寒之所。清初学者吕留良家人即流放这里。诗人吴汉槎因罪谪此，引起了至友顾贞观写出怀念他的至情之作《金缕曲》。我在宁安，曾想打听一下吕留良后裔的消息，可惜已渺无可寻了。抗日战争时期，宁安是抗联根据地之一，境内有镜泊湖，山川秀美，地沃物丰。全县人口时约三十万。有耕地一百七十万亩。
　　新安公社在县城之南约六七十里。抗战时期，金日成曾到这一带活动。小说《林海雪原》所描写的主要场景虽然不在这里，但其中的一些人物，如蝴蝶迷，却有社员亲闻亲见，笑说其人的能耐和形象也属普通，小说把她大大夸张了。新安公社是1958年由三十一个农业社合并组成的，拥有耕地15.9万亩，人口一万九千余人，其中汉族、满族合占半数，余为朝鲜族。
　　杨林管区以汉族、满族居民为主，共有七个生产队，其中一个队是朝鲜族，一个队种蔬菜，劳力近三百人。管区内的满族社员都已用汉族姓名，如关、张等，满族习俗已很罕见。图2是杨林管区的鸟瞰。
　　我们到达杨林后的第三天，就分入生产队，从此除了大雨或因公外出，就没有什么节假日了。各项农业劳动，诸如积肥、拉车、播种、背粮、收割等等，我们都跟着社员尽力去干。工余也努力和社员打成一片。下放队员陈家保从北京带来了手风琴，常把它带到田间。图3是下放队员和社员在田野里唱歌的情景。图4是下放队员们在田间漫步时的留影。
　　东北农村必须储备过冬柴火，除秸秆外，还需要木柴，大都采用不太高的山树。杨林原有很多杨树林，故地名即称杨木林子。但经多年砍伐，村庄四周已没有多少树木了，只能逐年由近及远，一路向附近山林砍去，现已要去村外一二十里的小山中去了。采木季节是初春未解冻的时候，这时的树木质地含冰发脆。采伐时，用斧背重击根部，用力得当，几番敲击，树就应声倒下。这样即少损耗，也省了砍锯忙碌，比较省力。当然，它还是花力气的重活，此时山风扑面，残雪横陈，大家在山径中肩斧穿行，斧声叮叮，喊声应和，既劳累，也畅心，颇似在进行多次“劳卫式”的锻炼。不过当时也有点担忧，如此逐年采伐，迤逦远去，如何是个了局？
　　还有在洪波中抢救物资的经历。村外不远的海浪河是牡丹江的一条支流，十分清畅。东北的溪涧水温都低，我们未发现有南方的虾蟹，只出产半虾半蟹似的蝲蛄，也是能食用的。即使在夏天，也很少见村民下河游泳，真是可惜了一川好水。管区在浅水处泡置了成批线麻，九月初忽然大雨发洪水，眼见线麻会被全部冲走，我们纷纷下河抢救。当时虽是夏秋时分，洪水却寒如冰窟，全身顿如万针相刺，顿时麻木。
　　我们要过的“生活关”，实质上就是吃饭饱不饱的问题。杨林采用劳力食堂制，未扩及全体社员。我们刚下去时，食堂还每日三餐，有干有稀，满堂热气。东北朋友豪气逼人，待客或餐馆惯用大盘相饷。我们到杨林，第一次食堂接风款待，上了二十六道菜。我们既惊叹，又踌躇，产生出“到了东北吃了国宴”的感受。当然，由于品种所限，菜肴难免重复，如整个土豆烂煮装盘是一道菜，土豆丝是另一道菜，土豆切片略加配菜是第三道菜，等等。但是不久，食堂伙食逐步枯窘起来，渐渐变成稀多干少，内容淡化了。到了5月，宣布男劳力每日定量从一斤三两改为九两，女劳力是八两。社员能在家里作些添补，下放同志就只能自我撑持了。大家整日徘徊在饥饿中。
　　好在东北毕竟是个地广人稀的丰产地方，“瓜菜代”颇有余裕。田间常可找到野葱野蒜，社员们每在工余便大把采撷。河里的蛄能烤着吃，远郊能见到野黄花菜。各种瓜豆也能呼喇喇地快速成长。秋天能采到榛子，南方人总以为榛树必然高大壮硕，实际只是荆棘丛中的灌木或小乔木罢了。我们几个下放队员有一次到远郊出工，行经一处小山林，忽然发现一只幼鹿茫然地从对面走来，大概是和母鹿迷失了。我们很惊喜，想把它带回管区，但又不知该如何照料。不久，另外管区的一个社员经过，就把鹿引走了。
#p#副标题#e#
　　8月间，县委曾考虑提升各地劳力食堂为全民食堂，这也标志着由管区统一管理粮食，并把杨林作为一个重点，安排下放同志了解群众意见，做些动员工作。在全国都仍强调大办公共食堂的背景下，我们没有收上来多少强烈反对办食堂的意见，但也反映了不少顾虑。
　　过些时候，北京机关也要求下放队提供农村食堂情况的调研材料，我们也按“食堂仍然要办，需要解决不少问题”的口径上报了材料。直到我们离开为止，管区食堂仍维持劳力食堂原状，没有进一步提升，也没有解散。
　　下放队员分散到生产队劳动，但日常生活仍由下放队集中管理，特别是对思想状况，有严格要求，常举行生活检讨会、评比会，一年两次小整风。队员们借住在一个贫农的较大的空房里。东北习俗，房中是马蹄形的三面炕，全家人都住在这个大连炕上，只用布幔隔开。全体男队员也围着大连炕睡眠，没有阻隔（女队员另住）。整风了，在房中架设两根十字交叉的粗绳，每人给其他同志一一写大字报，用小绳吊挂在大绳上，一二百张大小不同的大字报，琳琅满目。生活会上检查评比的内容大都集中在生活问题上，随着食堂粥饭的变化，多留了稠稀饭，常成为提醒或批评的话题。大家渐渐达成了共识：饭勺伸向稠稀饭，表明走向了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泥沼；反之，则坚持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
　　一次生活会上，队员李同志揭露一同志在食堂改善生活时连吃两盘菜，有一位社员带回了多余的一盘，他又吃了。李同志向他查问，他还支吾搪塞，晚上开小会仍不检查，只讲空道理。李同志的揭发引起了下放队领导的重视，为此连续开了两晚全队生活会进行批评。
　　杨林管区有地富右及其他有问题的人约八九人，还有地富子弟。生产队针对他们的“不轨言行”，常开会批斗，责令他们检查交代。批斗中，未见 打骂推搡等强力行为，但有一种特别方式：责令其当众站立，身上贴满大字报。我曾见批斗一个富农子弟，年约二十一二岁，他向接近的人说怪话，这自然是放毒行为了。批斗方式是除将大字报贴在他身上外，还责令他当众做俯卧撑若干次。下放队员参加这样场合，主要是观摩静听，提高对敌我斗争的感性认识，并常常担任记录。
　　5月初，常下大雨，天气冷湿。管区此时布置种玉米，有老农提出，种得早了点，担心发生粉子红苗现象。这时一位书记发话了：“在这个问题上，应听党的话。”宣布应分三阶段按期完成任务：5月1日至8日，种完玉米；20日以前，种完大豆；下旬，开荒。于是各个生产队都按照党的教导如期完成了生产任务。
　　年初，我们在下放路经哈尔滨时，参观过工厂。我们读到一连串的豪迈标语，例如：“满堂红，处处红，样样红”；“东风劲吹形势好好好，誓夺二月全面红红红”；“旬旬出产品，月月配成套，年终夺红旗，去见毛主席”。这些标语大大开拓了我们的心胸，坚定了我们向右倾思想开炮的斗志。
　　到宁安农村大半年的印象是，高举三面红旗的热潮方兴未艾，省里要开展更大的群众运动，提出“项项插红旗、处处立标兵、个个学赶超”的鼓动口号。比如，4月里管区发起“车子化”运动，出动各式车子，宣布今后要消灭背挑现象。几天后，公社举行备耕总结和比武大会。不久我被抽调到公社，和县文教局派来的同志共同整理为文教群英会准备的材料，从而得知，新安已办起大学，主要设立三项课程：汉语、理论和技术。教学采取双重制：双教员、双教材，文化高的教员讲课本，老农补充实例。还听到七天学完初中代数的惊人业绩。我眼界大开，感到的确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必须急起猛追。杨林的教育开展得不甚好，是个软肋。几天后我回到管区，立刻向下放队及管区领导汇报，商定举办业余学校，讲文化、讲理论，我承担全部初中课程。可惜尽管经过反复动员，傍晚前来学习的人始终寥寥可数。后来又改变方式，改到以队为单位，地头工余上课，小黑板带来带去总是不方便，后来终于作罢。
 　　8月间经上级批准，下放队得到一周休假，大家参观了东京城渤海国宫殿遗址和镜泊湖，身心得到很大休整。图5是下放队员们在镜泊湖出口的高坝上的留影。这里也就是牡丹江之源。
约莫从这个时候起，似乎开始感觉到，调整转折的气息来到了。
　　8月中，在宁安县城举行下放干部大会，传来一个报告，指出大跃进是中国的伟大创造，仍要持续跃进。报告说，我国今年钢产量已达到苏联卫国战争前水平，也将超过日本最高水平。报告同时表示，今年工业大跃进了，农业则连续两年旱灾，情况不大好。
　　随后不久，传来了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其中指出，在持续两年大跃进后，有些干部盲目乐观，今年钢和主要产品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农业灾情有继续扩大、农产品有低于去年的可能性。
　　下放干部大会在宁安县城开了半个月。9月底，我被抽调到公社，充当公社书记的助手，为期前后约二十天。总的感觉是，当时农村的政风和干部表现，大都认真扎实；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有的干部发生过多吃多占的现象，这就是当时的突出问题了。比起现在有些农村地区干部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仗势欺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我回到北京机关后的1961年3月间，还听了一位资深记者关于全国农业的报告，他断言，全国是二八开，八成是丰产或产量不低、或灾情不重，二成是受灾重、有问题。其中具体提到甘肃是六十四个县都受灾，但只有河西十四个县较重。一些严重可悲的情景是多年后才得渐渐透露的。
　　下放队11月整风、作鉴定，我们将离开呆了近一年的杨林了。12月8日离村时，社员纷纷结队相送，难依难舍，一直送到村外较远的小河口，妇女社员们更是热泪滚滚，哭声动地。全体下放队员的眼眶都红了。图6是笔者对海浪河的临别眺望。
　　再见了，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