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在她不太长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唯一不平凡的事，便是在远离故乡的逃难生涯中，遭难于日军的细菌战。她竟没能活到“三十而立”之年。
　　母亲姓寿，名芬建，1914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墨城湖村，出身于已败落的书香门第，读过小学和初等师范，在当时的家庭妇女中也算是有点知识的人。她十六岁上便嫁给了长她两岁的父亲陈光汉，当时父亲从上海考进一家大银行，被分配到江苏省镇江一所分行里当初级职员。一年后产下一子，不久就夭折了。1933年，母亲十九岁时生下了我。
　　抗战前的小城镇江，不仅风光清幽迷人，市民生活也相当安宁祥和。父亲职务虽不高，工资收入也足以让我们三口之家过得乐融融的。我幼时对母亲的最初印象，便是她年轻的面庞正对着躺在摇篮中的我，柔声地唱着一支让我一辈子都清楚记得的催眠曲:

宝宝疲倦了，
　　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妈妈坐在摇篮边，
　　把摇篮摇。
　　摇摇我的小宝宝，
　　安安稳稳要睡觉。
　　今天睡得早，
　　明朝起得早，花园里面采葡萄!

在那座小城里，我的父母算得上是当时比较新潮的一对青年夫妇。父亲平时西装革履，业余喜读时新的白话小说，他还拥有一架莱卡牌小相机，常外出去照风景照片；母亲则常穿端庄脱俗的长旗袍，出门总爱戴一副金丝眼镜。她性格内向，文静少语，气质高雅，诚实厚道。因为长子早夭。她有时也有点迷信。为了确保我健康成长，便催父亲到焦山的佛寺为我求赐一个吉祥的名字，于是由“定慧寺”的老方丈出面，替我取名为“慧”，虽有望我聪慧之意，更体现了父母将我“定”在人间、确保存活之愿。
　　在连生了两个男孩之后，母亲想要个女孩。我疑心有时她真的想把我当成一个女孩子，证据就是她时常在亲友面前赞扬我如何秀气，像个女孩子……这大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母亲对女孩的偏爱，还表现在给我的穿戴上。只要有空，她便总给我织毛衣，花样繁复，色彩鲜亮。连我的小皮鞋都是女式的。出于男孩子的本能，我很早就对此着意反抗，特别是到了进幼儿园的年龄，初步知道男孩女孩的衣着应有所区别之后。
　　为了显示我小男子汉的英武之气，我还故意在母亲跟前做一些有点冒险的事。如抢着去拎刚煮沸的开水壶，结果烫掉了右脚背一大块皮；争着去刮鱼鳞，结果刮破了自己的手指；爬树摘桑葚，却不料爬得右臂脱了臼……母亲对我的反抗捣乱，恐怕也只看作是一种男孩子出于天性的不可救药的淘气。她无可奈何地、神秘地笑笑，然后耐心地去处理我所造成的种种后果。由此，她更企望能生一个女儿。她开始时不时地问我:
“你要不要一个小妹妹？想不想有个小妹妹跟你玩？”
　　然后她又低声唱起那首催眠曲，只是把歌词中的“宝宝疲倦了”，改成“妹妹疲倦了”。
　　可惜当时的我，对母亲的心意无法理会，对她的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在我的童年生活中，只要风和日丽，全家三口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郊游，我们的足迹，踏遍了金山、焦山、北固山、甘露寺等著名景点的各个角落。我最着迷的，是随大人骑自行车，我侧身坐在车架的前端，父亲从后面骑上去，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公路疾驰，一边是白练似的大江，一边是翠绿的山丘或田野；后面不远处，紧跟着骑一辆女式车的母亲，浅蓝色的旗袍襟摆，洁白的丝织围巾，同母亲乌黑的长发，一起在风中飘荡。因为我喜欢自行车，母亲便叫父亲给我买了一辆三轮小童车，车前有一个木制的马头，我骑上这匹小马在庭院里来回冲撞，让周围的小朋友们好生羡慕。
　　后来，母亲很正经地对我说:“你的小妹妹快要来了!”
　　再过了一阵子，母亲更热切更兴奋地对我说:“你的小妹妹快要来了，真的快来了!”
　　终于有一天，父亲把我从幼儿园接回家，对我说，“看，你妈妈给你带谁来了!”他把我抱到母亲床上，母亲面色苍白却带着微笑，身旁还躺着个小小的人儿。
　　“这就是小妹妹？”“不，这是你的弟弟!”
　　这就是我的头一位弟弟，取名“颖”。那时已是1936年。从此，我的摇篮床归弟弟所有了，叫我高兴的是那些成套的绒线衣裳，经过拆洗重新编织后，先后转到了颖弟的身上。母亲重又摇起摇篮唱起那首童谣，首句“宝宝疲倦了”，又改为“弟弟疲倦了”。

图一　母亲在镇江,约摄于1935年。


图二　在镇江的我,近三岁,摄于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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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云突变。一年后的1937年，漫天战火快速逼近，我幸福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至于陈颖，他还不会走路，从他刚有点自我意识起，就不得不面对种种恐怖的场景。
　　我们一家开始逃难。无穷无尽的难民，夹杂着马车、驴车、卡车、小汽车、人力车和手推车，塞满了向西的道路。我们有幸租到一辆破旧的小汽车，但汽车很快就被撞毁了，只好丢弃了行李，精疲力竭地徒步走到南京。母亲一路抱着颖弟，竟也坚持了下来。在南京，我们要乘一条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去汉口。码头上人山人海，尽管舱内舱外，每一层甲板上早挤满了人，仍有一串串的人流，从四面八方用各种办法向船上爬。远远看去，整条轮船，像被切成一半后的西瓜，粘上了密密麻麻的蚂蚁。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甲板，可是被人群挤得紧紧的，既不能进，也不能退，颖弟吓得哇哇大哭，我被挤在大人的腰部以下，像被活埋在土坑里，周围一片漆黑，几乎窒息。母亲急得大喊:“注意孩子！这里有孩子!”她一边喊，一边使尽全力把我拉起，紧紧抱住。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孩子，被挤得直挺挺地站着，一步也动弹不得。直到父亲勉强挤出去找来一架吊车，将我们用粗麻绳编成的大网兜吊离轮船，我们才得以平安回到码头。
　　轮船是乘不上了，当夜只好再去挤火车。一上车我就累得睡着了，睡得死死的。醒来已是早上。火车已经开到了乡间，正在拐弯，我看到前面的车厢顶上，甚至车头上，都爬满了人。不久列车就停了下来，人们说，日本飞机把前头的铁路炸断了。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前行不远，闻到一股夹杂着呛鼻的焦糊味的浓烟，只见一列火车东倒西歪地斜趴在铁路两边，车头和几节车厢正在燃烧。一具满面是血的尸体靠在一节扭曲的车厢上，后来又看到了成片的支离破碎的人体。吓得我紧紧躲进母亲的怀里。
　　父亲总算雇到一条小木船，把我们送到了武汉。不久又转到长沙。在那两个城市里，遭轰炸，躲防空洞，已是家常便饭。我们又溯长江而上，穿过三峡逃到了重庆。重庆那时是大后方，虽已拥进了不少难民，日机也来轰炸，但相对要安全些。我的伯父陈仲先一家已先期从上海迁到重庆，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休息了几天后，伯父忙中偷闲，带我们去市郊的花滩溪畔游历了半天，那里山清水秀，有温泉，有瀑布，遍布奇花异草。父亲游兴再起，拿出千辛万苦带来的莱卡相机，拍了一卷照片。其中好几张是我们母子三人的。

三

伯父是银行的高级职员。他所在的银行处于重庆市中心，是一座很坚固的四层洋楼。下面两层是营业室和办公室，上面三、四层是员工宿舍。伯父一家住在三楼。我们刚到重庆时，也同他们挤着住在一起。我已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一天，母亲领我去附近的小学校报了名。颠沛流离之后，生活终于又走向正常了。
　　然而，我们这种平凡的愿望再次落空。敌机对重庆的轰炸愈演愈烈，从军政目标扩展到市民聚居区，照样狂轰滥炸，市中心自然首当其冲。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教室一步，学校就被炸成一片废墟。学校去不成了，母亲只好用当时的教科书，在家亲自教我读书。
　　轰炸越来越频繁，幸好那银行大楼的后院有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空袭警报一响，员工及家属就赶紧躲入其中。银行对面隔着一条大街，有家糖果店，店面下也有一个不太大的地下室，平时一有警报，店主一家和正在购物的顾客也就近下去躲避。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和几个堂兄弟，常到那店里买零食；有时碰到警报，也下过那个地下室。有一天敌机来袭，我们 一家躲进银行的防空洞，听得炸弹凄厉的呼啸声和落地后的爆炸声越来越近，就好像落在头顶上，震得我们耳膜巨痛，洞里四壁颤动，尘土飞扬。警报解除后，银行大楼虽安然无恙，但窗户玻璃全震碎了。大街上躺着几具尸体。街对面的那家糖果店，变成一个正在冒烟的弹坑。搜救人员从弹坑的底部，挖出了十多具尸体，那是店老板一家和几个顾客，其中好几个是儿童，他们都是在地下室被炸塌后活活闷死的。

四

日机轰炸所造成的平民伤亡日甚一日，银行当局决定向西、向更边远的地方疏散员工，这样也可以加强那些地方基层营业所的力量。父亲被派往滇西，我们全家搭乘运货卡车经贵阳到昆明，再沿刚修成的滇缅公路到达云南西部的一个小镇下关。沿途多重峦迭嶂，高山深谷，仓促修筑的简易沙砾公路，坡陡路仄，路况极糟，上为峭壁千仞，下临万丈深渊，坐在车上都不敢向下看。风餐露宿，水土不服，沿路还有瘴气、塌方、滚石和土匪山贼的威胁，折腾得母亲和我们小兄弟俩可不轻松。刚到二十五岁的母亲，面色憔悴，眼眶发黑，显得老了许多；我一向对跳蚤的叮咬十分过敏，而这一带气候温湿，卫生条件又差，跳蚤几乎无处不在，咬得我苦不堪言。幼小的颖弟更是不幸，他竟染上了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到下关时已奄奄一息。
　　下关地处洱海南端。洱海是云南西部的一个大型湖泊，四面有高山环绕；因南北长东西窄，其型如耳，故名。其南端有一条小小的洱河把湖水导出，河边有一小镇，就是下关。洱海的西岸有点苍山（又叫苍山），山脚下有大理老城。现在的下关和大理老城在行政上全都归属大理市，行政中心在下关，旅游胜地则在大理老城。而在抗战期间，在我的印象中，下关与大理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地方。从下关出发，要顺着湖边的马道向东北走上二十多里路才能到达大理。大理是个典型的中国古城，齐整而幽静，如世外桃源。而下关既破旧又杂乱无章，因滇缅公路（当时在日寇封锁下，这条路的几乎是中国唯一对外交通生命线）经过这里而交通紧张，难民云集。
　　当时的下关十分贫穷落后，镇内只有几条坎坷不平的狭小石板路。全镇刚刚出现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这就是父亲所在银行开设的那家支行。父亲初任会计，后升为会计科长。银行位于小镇西头离滇缅公路不远的一家旧式宅院内，四面各有一排砖木结构的房屋，中间是一个由石板砌成的天井。面街一排房屋的底层是银行的营业室，父亲和其他十来个职员在那里办公。其他三面房屋大都是员工的宿舍。我们家住在营业室的二层楼上，共三间，里面两间是打开成一体的，做卧室兼客厅、饭厅，外面一间当厨房。因为怕传染，只好把病中的颖弟安排到厨房里睡，他日夜躺在那里，母亲不断给他熬药喂药，但毫无起色，他咳喘愈烈，日渐消瘦。
　　有一天的傍晚，父母和我正在里间进晚餐，卧床数月，已骨瘦如柴的颖弟忽然下了床，走进里屋，张开双臂向母亲喊道:“妈妈，我好冷，我好怕!”母亲忙把他搂进怀里，泪流满面地哭道:“我可怜的孩子!”
　　当时我天真地认为，颖弟既然能自己下床走路，大概快好起来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人间。颖弟的早夭让母亲痛不欲生，从他刚会爬行起，母亲几乎一直是抱着他逃离战火，躲避轰炸，跋涉数千里，朝夕不离，无微不至，所付出的劳累和心血，难以数计。谁知母亲的一切努力，竟全然白费。
　　我们到达下关是在1939年。当时这里是“后方的后方”，远在东边的敌机还飞不到这里。在随后的两年里，下关居民的生活虽然简朴而艰难，但相对平静安稳，我终于能进镇上的中心小学上学了。到1940年，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取名为“敏”。敏弟的到来，让母亲受过创伤的心灵得到一些补偿和安慰。她的脸上又重现笑意，那首“弟弟疲倦了”的儿歌重又唱起，只是敏弟已没有条件享用那种西式摇篮床，而换成了当地流行的用绳子挂在房梁上的竹篮，父亲的西服也早已换成了灰蓝色的布长衫。
　　陈敏长到一岁左右，乖巧活泼，天真烂漫，无忧无虑，顽皮娇憨之态，人见人爱。母亲也让他穿上了各色绒线衣裤，把他打扮成女孩儿模样，并向我们俩说起自从逃出江南以来多年没再说过的话:“你们想要个小妹妹吗？你们的小妹妹恐怕快来了！”
　　我的记忆里，还深深铭刻着那时父亲给敏弟拍的一张相片，那也是母亲生前最喜爱的。刚学会走路的敏弟，站在碧绿的山坡上面，朝镜头傻笑着，身着母亲手织的女孩样式的绒线衣裳，一双小手捂着男孩下身所独有的那个紧要部位，似乎也在无意识地抗议母亲对女孩子的偏爱；其憨态可掬令人捧腹，其童心无邪教人心疼。母亲亡故后，每当我再次看到这张照片，便百感交集，复杂的情绪蜂拥而来。有对亡母的思念，有对敏弟的爱怜……敏弟尚如此稚嫩，不久后却被夺走了生母，这是何等的残忍！情绪里还夹杂着不安和内疚，深为母亡后自己还不太懂事，未能很好地照顾敏弟而后悔、而惭愧。可惜这张照片在战乱中丢失了。
　　几十年后的1987年，我在美国波士顿见到了久别的敏弟，不由自主地向他提起了这张照片，本想会引起他的同感甚至会心的微笑，谁知他满面的惶惑和尴尬。

 
图三　在重庆时的母亲及弟弟陈颖(时两岁,后夭折）和我(时五岁,坐于前者)。

五

　　1942年，当敏弟两岁时，母亲千呼万唤的女儿、我们的小妹妹终于来了，取名为“玲”。
　　好景不长，作为“后方的后方”的下关一带，到了1942年，也陷入一片恐慌混乱之中。躲避轰炸也成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只是敌机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面飞来，一路轰炸滇缅公路沿线的关隘和城镇。敌机一来，我们就得逃出镇子躲进山沟里，我的课业被迫中断。此时，除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难民（当地人称之为下江人）继续由东向西涌进外，下关又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由西向东、更加汹涌的难民潮。日军攻入缅甸和云南西部，缅甸人和滇西居民纷纷向东逃命。是年春夏之交，难民群中突发大瘟疫。先是霍乱爆发，好端端的人，一两天内就突然倒毙；从一个个相继死去，到一家家先后死绝；从难民开始，逐渐殃及当地大批居民。开头还有人出来收尸，后来收尸人也死光。几天内，全镇内外遍地都是东倒西歪、发黑变形的尸体，引来了一群群红着眼啃着人骨的野狗，到处是刺鼻的尸臭，其恐怖有如地狱。
　　下关很快便十户九空，死亡者当以万计。银行到底是比较有钱又有卫生知识的地方，立即采取严格的隔离和消毒措施，我们全家得以幸免。但第一波霍乱刚过去，第二波更隐蔽也更难防的伤寒病又突然袭来。银行的员工及家属，相继有染上此病而亡故者。不幸，母亲因产后虚弱，没能逃过这一劫。
　　当时就有传闻，说这次瘟疫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由日本人投下的细菌所引发。后来我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事实证明这次瘟疫完全是人为的。1942年5月4日，五十四架日本飞机轰炸了下关西面不到一百公里的保山城。保山和下关一样，都是滇缅公路的要冲，当时该城正逢集市，挤满了难民和当地的乡民。敌机一阵狂轰乱炸，当场炸死一万余人。更可怕的是日机扔下了部分细菌弹，散布的就是霍乱、伤寒和鼠疫菌。不知为何，鼠疫未曾流行开来，但霍乱菌和伤寒菌造成了大范围的人员死亡。同年5月13日，日机又在保山附近投下一批细菌弹，弹体破裂后流出黑黄色液体，并飞出成群的苍蝇。此后，保山及其周围地区感染霍乱的死难者达数万人；至于伤寒，因起病稍缓，且症状复杂，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就难以说清具体的死难人数了。
　　保山一带不断有难民沿着滇缅公路拥向相邻的下关，下关随之爆发同样的瘟疫，这是毫不足怪的。细菌战的可怕也正在这里，它会不断地自动地扩散，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穷困落后的地方。母亲产下妹妹后，随即感染上了伤寒。母亲躺在银行二层的那个里间内，我记得，母亲生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挣扎着抱起身边正在哭叫的小妹妹，让妹妹含着已没有乳汁的乳头；我记得，母亲生前长叹一口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可怜的女儿，你为什么出生在这个时候？”
　　父亲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把我们分别疏散到相对干净的乡下去。我被安排到一位住在苍山半山腰的远房舅舅家里；敏弟被送到哪里去了，我就不记得了；刚出生的小妹妹陈玲，被送到乡下一位农妇家帮着喂养。母亲被送进了医院。
　　我在那舅舅家住了大约一周，一天父亲来叫我，说你母亲不行了，快跟我走！我们从半山腰下来，穿过湖滨一片石榴林，那天艳阳高照，一朵朵鲜红的石榴花正在盛开。我实在想不通，如此美好的大自然中，为什么我们家却会遭此厄运！
　　妈妈所住的医院相当远，在洱海东岸的一处密林中，原本是一座庙宇。按当时的标准，医院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但这并不能挽救母亲。我们到达时，母亲已经闭上了眼睛。时年，母亲二十八周岁，我九周岁，敏弟刚两周岁。

六

　　母亲亡故后不久，小妹妹陈玲也染上同样的疾病，夭折在襁褓中。可怜我连对玲妹细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她便没有了，以至于对她的模样我毫无印象。更可悲的是弟弟陈敏，当时他才两周岁，连母亲是什么样子都没能记住，更别说小妹妹了。1987年我首次去美国时，敏弟曾拿出一张旧照片让我看，说是小时候，母亲抱着他照的；我一看，不对呀，照片上抱着陈敏的那位年轻女性，分明是我家当时的邻居、父亲一位同事的眷属！当时母亲已亡故半年有余，敏弟竟然在后来的四十余年间，一直把一位好心地抱了抱他的邻居当成了母亲！
　　我与敏弟分别于1949年，当时十六岁的我，脱离家庭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敏弟则随父亲和继母去了台湾（后转到美国），当时他才九岁。在我们兄弟相依为命的数年里，我竟没有找出一张母亲的照片让他认一认，这实在让人遗憾；但奇怪的是，当他成年以后，父亲为什么就不拿出一张母亲的照片给他看看，并送给他留个纪念？难道母亲的所有照片全都散失了？于是那年在美国，我不得不同陈敏一起，在刚去世的父亲的遗物里翻箱倒柜，看看能否找到母亲的照片。令人失望，真的是一张也没有找到。幸运的是，最后我们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包旧胶片，是被剪断后又按一定的顺序重新卷起来的，显然经过精心的整理。洗印出来，我发现其中竟大都是母亲生前的相片，有镇江时期的，有下关时期的，最多且较完整的是重庆时期的；其中有母亲的单人照，有母亲带着我和已夭折的颖弟的合影，更可贵的，竟然还有一张母亲抱着陈敏的照片，当时的敏弟，还仅是几个月大的婴儿而已。我们兄弟俩如获奇珍，狂喜不已。见过这几张照片，敏弟总算把生母的影像认准了。
　　至于母亲的遗物，我参军时只随身带走了一块玉挂件作纪念。那是母亲结婚时的陪嫁物之一：饼干大小的一块昆仑白玉被雕琢成两只凤凰，相对同栖于一棵树上，雕工精细，晶莹剔透，可称为传家之宝。随后的二十余年间，虽历经坎坷，我一直珍藏于身。1978年，陈敏以华裔美籍科学家的身份，同丁肇中博士首次访华时，我把这一纪念物送给了敏弟，希望他能借此记住自己的母亲，记住母亲一生中，所浓缩的那段我们民族难忘的历史。除了上述底片外，我们在父亲遗物中没有发现任何与母亲有关的东西。所以，这块玉石就是母亲留存于世间的唯一遗物了。
　　当年在下关的那段日子，因有父亲的一份薪水，我们一家至少没有饥寒之虞，紧急时也还能去就医问药，算是小康之家；可就这样一家人，两三年之间，竟连续被夺走三口人，占全家人数之一半。可以想见，当时占全国总人口大多数、生活条件远不如我们的那些同胞，直接或间接，因日寇侵华战争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灭门者，当有多少？
　　十几年前，我又去过一次云南下关，下关已发展为一座繁荣、整洁、优美的小城市。我专门去寻找我家住过的那所银行，那老式楼房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很有气派的多层欧式大楼，门口有一对好大的石狮子。“银行”的名称还在，明亮的铜牌上就镌刻着这两个大字。问问周围的居民，没人知道当年曾遭遇过细菌战，从而闹过大瘟疫这样一段历史。

 
图四　母亲和尚为婴儿的幼弟陈敏在云南下关,摄于1940年。

 
图五　邻居阿姨抱着不到三岁的陈敏,摄于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