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前排左起：XXX、黄茂光（清华，机械，39）、沈申甫（中大，航空， 41）、XXX、王积涛（联大，化学，41）、黄杲（湘亚，医学）、李志伟；二排左 起：郭晓岚（清华，气象，37）、张夑（清华，土木，42）、张建侯（南开, 化工， 39）、白家祉（清华，机械，39）、何炳棣（清华，历史，38）；三排：杨式德 （清华，土木，40）。括号中数字为本科毕业时间。

　　由于没有航空客运，早期留学生都是乘轮船越洋赴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往返美国的船只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经常受到日本及德国潜艇袭击，民用航运几乎全部停止，留学美国也基本停顿。二战期间，从印度空运抗战物资到昆明的军用运输机，从昆明回印度时，有时载客。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一些昆明西南联大的留学生先乘这些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然后搭乘撤离太平洋战场的美军运兵船赴美。加尔各答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位于印度东部恒河三角洲地区，靠着印度洋，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也是东方最大的商业名城之一。本文选登几张作者已故的父亲、原清华大学教授杨式德1945年在加尔各答与一些同学候船赴美时留下的照片。杨式德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土木系（清华学籍）,1940至1945年在联大土木系先后任助教及教员,在联大任教时考取教育部公派留美项目（Ministry of Education Fellowship），于1945年从昆明到印度乘船赴美。
　　图1是十几个留学生在一个叫做 China House 的旅店的合影，照片是1寸的，年代已久，能用扫描仪扫得如此清晰已很幸运。其中有两人尚未识别，如有读者认出，望与作者联系（jyangl@unl.edu）。除杨式德及未识别的两人外，其余十人都是清华第六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这是清华最后一届庚子赔款留学生,共二十二人。除图1注释中列出的十人外，还有黎禄生、樊星南、吴中伦（浙大，植物）、吴仲华（清华，机械，40）、钟开莱（清华，数学，40）、杨振宁（联大，物理，42）、凌宁、方中达（金陵，生物，40）、张炳熹（北大，地质，40）、钱仲毅、曹建猷(交大，电机，40)、洪朝生（清华，电机，40）。括号中数字为本科毕业时间。杨式德留下的另一张同时的照片中有一位女士，应为姚皙明（曹建猷夫人），也是公派留学生。这些人大多已本科毕业几年，有研究生或工作经历，年纪约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多数比较清瘦。即使是闲居在旅店，他们也大都穿衬衫、长裤及皮鞋，这和现代留学生的休闲服装很不相同。图1中的服装，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也并不显得很过时，只是一般在上班时才这样穿着。旅店看上去较简陋，这一点也可以从杨式德留下的其他几张照片中看出。杨式德曾提到，有位同学将现金放在旅店房间的抽屉里被盗，询问旅馆工作人员也没有结果。
　　关于图1，白家祉在《清华校友通讯》复59期（2009）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45年8月初在加尔各答与图1中诸人一同候船的还有杨振宁、洪朝生、宋镜瀛（清华，机械，43）及若干教育部公派生。2008年作者见到白家祉时，他说当时一同候船的约有几十人，分住在几个地方。除照片中的 China House 外，杨式德还有单人照片是在加尔各答另一个叫做 Louisiana Hotel的旅店拍摄的。这些中国留学生从1945年8月至11月在加尔各答停留约三个月之久。
　　图2是杨式德留下的加尔各答的著名建筑照片之一：维多利亚纪念馆，也称White Palace(白宫)。该馆于1921年建成，采用白色石料,高184英尺,边上有湖水。其宏伟、壮观之程度在今天也足以使人折服。
　　与图2成为鲜明对比的是，1945年的加尔各答也不乏贫穷落后的景象。图3至图6拍摄的是加尔各答的街头景象。据杨式德说，图3拍摄的是一名乞丐，这是一张让作者从小就印象深刻的照片：老人满脸胡须,换一身衣服可能会是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
　　作者的两位印度同事，都认为图4是理发师在为顾客修剪胡须，他们席地而坐，旁边站着的人中有的似在排队等待，有的似在围观。
　　图5中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有的布衣赤足，也有的袒胸露背，路面似乎没有用砖石或水泥铺过。
　　图6中的一些行人(有的似为妇女)头上顶有货物，看上去有相当分量，据说这种头上顶物的习俗，至今仍在印度的一些乡村有一定程度上的延续。从1945年至今已有六十五年，图2中的建筑不会有太多变化，但加尔各答街头的市民应该与图3至图6所反映的很不相同了。

图2 英女王维多利亚纪念馆（Victoria Memorial）。
图3 加尔各答街头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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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加尔各答乘船赴美，先是在印度洋航行，然后到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再入大西洋，最后到纽约。有些人有不同程度的晕船，主要是在进入大西洋后。途中杨式德晕船严重，到达纽约后体重下降了十八磅。他还留下两张位于埃及东北部的塞得港（Port Said）的风景照，背后注明拍摄时间为1945年11月。塞得港位于苏伊士运河北口，他们的船曾经过那里，但据白家祉回忆，当时并未停船上岸。
　　当年同在加尔各答候船、乘船的杨振宁后来在《读书教学四十年》（1983年出版）中回忆道：“1945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三个月，等到了U. S. S. General Stewart上的空位。这种船叫Liberty 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 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四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1945年11月我到美国。在纽约上岸。”
　　杨式德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李诗颖，1940年从联大毕业后在昆明的一个政府实验室工作，于1942年在二战期间乘飞机到加尔各答，然后冒险乘美国运兵船赴美。他的加尔各答经历比杨式德早三年，轮船航线也不同。李诗颖后来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的英文自传（An Autobiography,2007）中有一段描写了在印度候船及后来乘船的经历,其中文大意为：

　　1942年7月，我乘一架运输机离昆明前往加尔各答，身上带着几百美元，其中大部是借来的。同机的几个乘客中有一位吴先生（作者注：吴尊爵），是清华土木系的教员，他比我大几岁，去康奈尔大学。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旅伴，我们在飞机上坐在一起。机舱并未密封充压，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时我们必须戴上氧气面罩 。在加尔各答，吴先生和我住在一个叫做‘Great Eastern Hotel’的旅店。每天早晨6点钟，还未起床，旅店就送茶水到房间，而早饭是在两小时之后。我至今仍记得这个奇怪的风俗，多半是源于殖民时期。旅店的服务人员好像比客人还多，晚上他们睡在客房外的楼道里。加尔各答城市又脏又热。大部分时间我们在旅店的餐厅吃饭，经常吃咖喱羊肉，使我厌烦。在加尔各答待了两周之后我们乘火车到了孟买，这是一个令人愉快得多的城市。到孟买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个中餐馆吃饭，连续两周的印度饭使我十分向往中餐。特别令我高兴的是自从到昆明后六年来第一次吃到了海鲜。在孟买我很享受参观位于海边的称作‘印度之门’(Gate of India)的纪念碑。吴先生有一次经不住小贩的推销，买了一条毯子，以为到美国后会值很多钱，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我们买到了一个美国公司的船票，船名‘S.S. Mariposa’。这原来是一条航行于美国和夏威夷间的两万吨豪华轮船，美国参战后改为运兵船，原来船上的舞厅及其他地方安装了数以千计的四层铺位。该船曾运送两万名美军从美国到远东,回程却只有一百五十名乘客,大部分为美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也有驻扎在远东的美军的亲属，学生只有吴先生和我。‘S.S. Mariposa’号船速二十节以上，号称快于任何潜艇，从孟买到纽约一路没有护航，行程三十天，只在南非的开普敦（Cape Town）停留一次。我第一天晕船，之后便好了。在船上，我第一次品尝到美国餐厅的食品，我很喜欢一种叫‘Sunkist’的桔子，几乎每顿饭都有。船上的三十天在平安中度过,我费了一些力气读完了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我后来听说同一航线的其他轮船有的曾受到鱼雷攻击。我的船票是150美元，整个旅途费用约450美元。

 　　图1中后来留在美国的有何炳棣（芝加哥大学）、郭晓岚（芝加哥大学）、沈申甫（康奈尔大学）、黄杲(Abbott公司)。其余的人中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陆续回国的有：黄茂光（中国科技大学）、张夑（云南大学）、张建侯（天津大学）、王积涛(南开大学)、白家祉（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及李志伟。杨式德于1947年获普渡大学硕士，194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同年回清华大学就职，历任土木系副教授、教授、结构力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及校务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1976年故于北京。

　　（在对图1中人物的识别过程中，曾得到白家祉、洪朝生、何炳棣等前辈帮助，谨致谢忱——作者）

图4 街头理发师在为顾客修剪胡须。
图5 街头的匆匆行人。
图6 头上顶有货物的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