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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霭的传奇人生
1996-01-01 00:00:00 作者:张聿温 热度:10384℃ 收藏

  2009年11月21 日,我沿滨博高速公路返京。路过高青时,我心里默念:这里是张瑞霭的家乡。想不到回京的当晚,我接到张瑞霭女儿张瑗的短信,说她的父亲——曾任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张瑞霭同志已于当日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我和张瑞霭相识于1986年,当时他刚从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新组建的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首任总经理。我在空军报社供职,又是淄博老乡,交往便多了起来。我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他,也曾以晚辈和老乡的身份拜访、看望过他。
 
(一)
 
张瑞霭1925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高青县田镇南正理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五岁丧父,七岁丧母,既无兄弟亦无姐妹,靠叔叔拉扯大。
1941年,十六岁的张瑞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参加过大小战役战斗一百余次,其中有著名的莱芜、泰安、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身边的战友纷纷倒下,而他只负伤一次,子弹洞穿了他的胳膊。
195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从陆军中选拔一百名干部到空军学习飞行,时任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六团三营教导员的张瑞霭,幸运地被选中。那时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张瑞霭也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要学习飞机的构造和飞行原理,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困难重重,张瑞霭仍发誓要学出来。多年之后他回忆说,自己的精神动力有三条:一是家境贫穷,跟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有机会学习飞行。二是不服输,要争气。三是战争年代,他亲眼见到日本鬼子、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就把一个炮兵阵地的几十名战友炸死了。要报仇。
两年后,学习驾驶轰炸机的五十名学员中,有二十几人从航校毕业了。张瑞霭是其中之一。
毕业后的张瑞霭被分配到空军运输航空兵第十三师任大队长、副团长,1953年下半年,又被调到军委民航局组建的新中国民航第一个飞行大队,担任第一任大队长。
 
(二)
 
从1954年到1974年,张瑞霭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机长达二十年之久,深得周恩来的信任与器重。
1950年代初,中央首长坐飞机,都是由中苏联合航空公司的苏联飞行员执飞。那时的空军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周恩来认为应当找一个自己的飞行员来飞,空军负责人觉得风险太大,拖着没有办。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空军实在拗不过,就从全空军挑选最优秀的飞行员执飞专机,张瑞霭又荣幸地被选中了。
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访亚洲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七国。其中,从河内到柬埔寨的金边是一条危险的航线,我国和南越、泰国没有外交关系,那里正处于战争状态,航线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之间穿过,宽度不过十公里,稍一偏航,后果不堪设想。开始,张瑞霭和机组很担心,但周恩来“一定要飞过去!要有信心”的鼓励,给了他极大的力量。经过充分准备,张瑞霭谨慎地驾驶着飞机,耳机中清楚地传来正在飞行的美军飞行员的对话声,终于将载着周恩来的专机安全准时地降落在金边机场。
一次,周恩来乘坐张瑞霭驾驶的专机去缅甸边境城市芒什和密支那,与缅甸总理吴努商谈中缅边境问题。专机本该在当地停留待命,考虑到金三角一带尚有国民党余部和特务在活动,为安全起见,专机飞回昆明待命。不料途中天气突变,乌云滚滚,电闪雷鸣。机场调度员指示专机穿云下降,张瑞霭却提出拉杆爬高,在高空盘旋等待雷雨过去。机场调度员同意了张瑞霭的意见。那时的总理专机是伊尔14,一般飞行高度为3600米-3900米,由于没有密封舱,一旦超过这个高度,人会因缺氧而非常难受。为了保证专机的安全,张瑞霭将飞机爬升到了5400米,终于躲过了雷雨。

图一 1950年,张瑞霭入选空军飞行员。
图二 1951年,在航校学习轰炸机驾驶的张瑞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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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逝世。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葬礼,租用的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当专机抵达罗马尼亚时,罗方惊讶地对我使馆同志说,他们迎接的所有外国领导人都乘坐本国飞机,惟有中国总理租用别国飞机⋯⋯此前,周恩来也多次感慨地说:“什么时候我能坐中国自己的飞机出国访问?”张瑞霭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三个月后,周恩来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坦桑尼亚,决定带自己的飞行员远航非洲。他对民航总局领导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 当时,张瑞霭驾驶的是苏制伊尔18飞机,升限一万米,最大航程六千五百公里。他信心百倍地进行了试航——这是新中国民航第一次远航非洲。6月1日下午4时许,机组圆满完成试航任务,飞抵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那里等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1965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乘坐巴基斯坦总统专机从拉瓦尔品第飞抵卡拉奇,经过四十分钟短暂停留,换乘中国民航的伊尔18飞往非洲。周恩来登机后直奔驾驶舱,同张瑞霭等机组人员一一握手,亲切地说:“这是建国后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跟你们一起来实践!”飞机途经伊拉克时已是黄昏,当机组放下起落架,准备在巴格达机场降落时,机场突然停电,导航台失去指示讯号,跑道灯全部熄灭,张瑞霭猛地一惊,血液一下子涌上脑门。他脑海里迅速出现了几个应急方案,复飞,要夜航飞往第三国,没有气象报告,油料也不充足,情势会更加复杂;降落,机场一片昏暗……紧急关头,张瑞霭迅速做出立即降落的决定。周恩来冷静地对他说:“我很放心,相信你们会有办法处理的。”于是,张瑞霭利用黄昏时分那一点点微弱的余光,准确地判断出跑道方向,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1969年6月下旬,胡志明病重,周恩来曾先后派出三批医务人员飞赴河内,但都无力回天。9月3日上午胡志明逝世,周恩来决定第一时间前往吊唁。当晚,张瑞霭驾驶专机,送周恩来、叶剑英、韦国清等人由北京直飞河内。谁知专机飞到南宁上空时,机组突然接到河内通知,说由于灵堂尚未布置好,要求专机4日上午再
到河内。显然,这是越方不友好的决定,后来听说是越方为了先行接收苏联方面的专机。那年春天,中苏曾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越方的决定,显然有其特殊的考虑。周恩来对越方的决定十分不满,他让人通知河内,他将于4日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的任何接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回国。
4日上午,专机飞抵河内,周恩来等立即前往吊唁,专机则在机场待命。黄昏时分,代表团成员们回来了,张瑞霭听说,周恩来在胡志明遗体前大放悲声,虽然越南领导人一再挽留他在河内休息一晚,国内也说河内到南宁的航线上有大面积的雷雨云,但周恩来还是坚持马上就走。
专机起飞不久就进入了雷雨区。乌云翻滚,响雷轰鸣,飞机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张瑞霭紧张极了,这片雷雨区的高度和宽度,是他飞行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怎么办?绕飞有迷航的可能,返航更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寻找雷雨薄弱区突围。张瑞霭紧紧握住驾驶杆,瞪大眼睛,利用机上雷达和闪电亮起时的短暂间隙,左冲右突,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终于钻出了雷雨区。这时,他才发现身上一片冰凉,原来衣裳早已被汗水浸透。他把驾驶杆让给副驾驶,跑到后舱去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瑞霭同志,你辛苦了,快擦擦汗吧!还得是我们的老手啊!今天的天气是不太好啊,但我还是放心的,我就知道你们会有办法的嘛!”
过后,叶剑英元帅笑哈哈地对张瑞霭说:“你张瑞霭的技术总理都很佩服,说你是老手,总理很信任你呀!”
周恩来使用过的专机只有两种机型:伊尔14和伊尔18。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赠送一架有专机设备的伊尔14给周恩来作专机。8月2日,专机交接仪式在北京西郊机场隆重举行。正式交接前,张瑞霭进行了试飞,试飞完毕,张瑞霭跑到亲临仪式的周恩来面前,立正报告:“报告总理:飞机一切情况良好,请示接收!”过后,周恩来发话:“虽然苏方把这架飞机作为专机赠送给我,但我不坐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及来访的贵宾都可以坐。绝不能因为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谁也不能坐了,那不好。民航底子薄,飞机少,任务重,这架飞机不飞专机时,也可以作为民航班机使用。”
二十年间,张瑞霭除了飞周恩来的专机,还执行过许多重要的外宾专机任务,像越南主席胡志明、朝鲜首相金日成、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法国总统蓬皮杜、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人,都曾成为他执飞的周恩来专机上的客人。
此外,张瑞霭还驾驶专机,执行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其中有刘少奇、朱德、林彪、陈毅、贺龙、彭真、李先念、万里等。他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

图三 1957年,苏联政府赠送一架伊尔14型飞机作为周恩来总理专机,时任民航局第一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张瑞霭,在北京西郊机场向周恩来报告专机试飞情况。
图四 1956年,张瑞霭(右二)和机组人员去越南胡志明主席家做客。
(三)
 
勇于担当,是张瑞霭的突出品格。重大任务面前,他从来没有退缩过,重大责任面前,他也从来没有推诿过。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张瑞霭着实“露”了一手。在尼克松访华前,先派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周恩来指示:由空军、民航共同成立指挥保障小组,并点名让张瑞霭参加。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塔台上拿话筒指挥巴航飞机落地的,便是张瑞霭。
在商讨尼克松访华期间日程安排时,周恩来提出,尼克松在我国的所有活动,都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尊严。基辛格面露难色,说这必须征得美国国会的同意,因为美国总统出访别国从来不坐别国的飞机,而只坐总统座机“空军一号”,这也关系到美国的“面子”。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基辛格说服了尼克松,同意了中国提出的方案。
周恩来决定将自己的伊尔18专机供尼克松使用。他先后四次同张瑞霭面谈,就飞行和接待中的细节一一过问,并一再强调说:“这次专机任务非同一般,我要求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一定要搞好。尼克松总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从我们的安排,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专机人员,认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打好这一仗!”张瑞霭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说:“请总理放心,我保证飞出中国人的志气来。”
 然而,尼克松的决定却遭到了美方安全人员和“空军一号”机长的不满,他们根本信不过中国的飞机和中国飞行员的技术。他们在同张瑞霭商讨具体细节时,态度傲慢,要求苛刻。张瑞霭不亢不卑,心说:“伙计,到时候瞧吧!”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乘坐“空军一号”降落在首都机场,开始了他的正式访问。26日,尼克松离开北京,乘坐张瑞霭驾驶的伊尔18去杭州、上海访问。从北京起飞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在客舱里谈笑风生,“空军一号”一直跟在其后。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尽管天气并不怎么理想,但张瑞霭凭借娴熟的技术操纵着飞机,每次都按照预定时间分秒不差地准时落地,动作漂亮而潇洒。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后,尼克松满面笑容,翘着大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服务也好!”周恩来从容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基辛格接上去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这时,“空军一号”的那位傲慢的上校机长态度也大为改变,他代表总统送给张瑞霭一支刻有尼克松签名的宇航圆珠笔作纪念,并热情地陪同张瑞霭登上“空军一号”参观。
1973年5月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空军民航两级领导班子的改组动员大会。大会一开始,周恩来就当着全场问:“张瑞霭同志来了没有?”张瑞霭立即站起来大声回答:“我来了。”周恩来对张瑞霭说:“经毛主席批准,你要执行一架专机任务,送章士钊先生赴香港探亲。你准备使用什么飞机去呀?”张瑞霭回答道:“用三叉戟飞机,噪音小,速度快。苏式飞机不能去,因为一是噪声大,二是香港启德机场没有苏式飞机保障设备。”周恩来点点头:“那好,使用三叉戟飞机。章先生已经九十三岁高龄了,你一定要保证安全,做好服务工作。今天的会议你可以不参加,回去好好准备执行专机任务吧!”
张瑞霭立即离开人民大会堂,直奔首都机场。从技术上说,这是新中国民航的飞机第一次在启德机场降落,航线生疏,必须认真准备。章先生年事已高,是与毛泽东有五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他的此次赴港,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探亲,而是在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工作,因此,除了要保证老先生的安全之外,还要特别注意空中和地面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的破坏。
5月25日,张瑞霭作为领队机长,由机长张才恩等驾驶专机,载着章士钊和女儿章含之等家人及工作人员,从首都机场起飞了。机组选了一个适合高龄人的平稳的高度层飞行,使章士钊一路感到十分舒适。到香港落地后,章士钊满面笑容,拱手向机组人员致意。章士钊离开北京时,是用担架抬上飞机的,到香港落地后,机场没有准备担架,张瑞霭便安排报务员将章士钊抱下飞机,送上汽车,又安排机组人员轮流看守专机。
 1973年9月9日凌晨1时零8分,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后不到四分钟,发生重大险情:第三台发动机失火!巴航机组人员一边启动灭火设施,一边紧急呼叫首都机场塔台,要求返回迫降。在当时情况下,返航无疑是最正确有效的措施,但机上携带的四万磅燃油必须放掉——携带大量燃油着陆是非常危险的。
茫茫夜空中,这架载有一百二十名旅客、十八名机组人员的巴航飞机在一圈一圈地盘旋,等候地面答复。那时,中国民航还没有波音飞机,也没遇到过飞机空中放油的情况,首都机场上空没有划定的空中放油区。因此,从塔台当班调度员到值班首长,都不敢做出决定。民航总局调度室和北京空军司令部值班室,也不敢轻易表态。于是再逐级上报,已经请示了十三个环节,仍然没有明确的指示。飞机在盘旋,驾驶舱里,一封内容为“中国政府拒绝飞机在首都机场放油返航”的电报随着电波传回巴基斯坦航空公司。
塔台上,心急如焚而又束手无策的调度员张明亮猛然想到了张瑞霭,直接打电话叫醒了熟睡中的张瑞霭。张瑞霭断然下令:“情况紧急,不能再等。你马上传达我的命令,同意巴航飞机马上放油返航,并做好地面紧急抢救准备。我这就赶到塔台。”
张瑞霭家在机场宿舍区,赶到塔台后见飞机仍没放油,他对张明亮吼了起来:“为什么还不放油?想让飞机掉在跑道上吗?”张明亮说,他已命令巴航飞机飞到北山三千米以上准备放油,而且就放油一事又请示了民航总局调度室,调度室的答复是三条:“第一,北京是首都,不能发生放油的事;第二,放油会对北京产生污染,不能放;第三,如果一定要放,就让他们飞到海边去放。”听了这三条荒唐“指示”,张瑞霭气得直打哆嗦,他指示张明亮:“命令飞机立即放油,出了问题我一个人负责!”结果,放油后的巴航飞机在空中盘旋三十三分钟后,终于安全着陆。
没想到,上级要追查擅自放油的传闻不胫而走。9月10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紧急会议追查此事,参加会议的有王洪文、吴德、张才千以及民航总局、民航北京管理局、空军、北空、总参、国务院值班室等单位的领导和有关人员。张瑞霭坐在那里,心里惴惴不安。尽管他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他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如何向上汇报的。周恩来走进会场,以威严的目光向全场扫视一周,当看到张瑞霭时,周恩来露出一丝笑意。他大步走向张瑞霭,说:“感谢你呀!张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 显然,此前的周恩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并作了调查研究。
随后,周恩来从首都机场的值班人员起,逐级、逐人地询问有关情况。并不时对有些领导和部门做出严肃批评。当时的十三道请示,最后一道停留在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周总理非常生气,立即叫值班人员回电话。周总理说:“这种事情还要请示吗?应立即下令放油后返航降落,要绝对保证乘客和飞机的安全。”
在询问并批评了民航当晚值班的几名领导后,周恩来又转向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你打了那么多仗,应该懂得打起仗来要了解情况,要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报告。像这样重大的紧急情况,要尽快答复。你们倒好,不但不快,人家内行及时正确地处理了情况,你们还要追查放油的责任!”张才千回答:“我感到事关重大,不懂又不敢下决心。我害怕飞机在空中放油,把老百姓的庄稼都烧坏了嘛!”会场上原本笼罩着紧张气氛,被他这么一说,响起一片笑声。周恩来也忍不住笑了,说:“你真不懂呀,飞机在高空放油后,就立即挥发掉了!”

图五 1970年11月,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夫人访问新疆时,和张瑞霭(左二)在飞机上合影。
图六 1977年9月,张瑞霭(左一)与来华访问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右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右二)在专机上合影。
图七 1980年5月,张瑞霭和华国锋在机场合影。
(四)
 
1983年2月,张瑞霭从民航总局第一副局长任上回空军工作,担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86年年底,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张瑞霭担任了总经理。组建联航是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支援地方经济建设指示的重要举措。1990年,六十五岁的张瑞霭离休。
 2009年,中国民航总局党组决定拍摄《随共和国腾飞——新中国民航六十年》和《“两航”起义始末》。作为这两部电视片的总撰稿和总统筹,我又数次拜访了张瑞霭。
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随张瑗去空军总医院看望正在那里体检的张瑞霭。病房里的他,依然是那副敦敦实实的样子,神采飞扬,声如洪钟,不见一丝病容。我以为他真的是在作例行体检,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检查出患有结肠癌肝转移,只不过他的家人都瞒着他和外人罢了。听说要拍民航的电视,张瑞霭非常高兴,不等我发问,便滔滔不绝地回忆起民航往事。
三个月后,我去空军幸福村干休所看望张瑞霭。他有点消瘦,但精神矍铄,谈兴甚浓。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范围很广,他思维不乱,反应敏捷。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对周恩来很有感情,忆及当年的党内斗争,他愤愤不平地说:“上头有人整周恩来,真狠呀!”二是他对反腐倡廉极为关心,对党内的腐败现象表示愤慨和忧虑。他不断地重复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怎么行呢?⋯⋯这样下去可危险啊!”
不久,央视摄制组采访了他,张瑞霭面对镜头慷慨激昂,条理清楚,绘声绘色。采访非常成功。从导演到摄像,没人觉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
《随共和国腾飞——新中国民航六十年》和《“两航”起义始末》两部电视片,是当年10月28日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张瑞霭抱病收看,非常高兴,连声称赞:“不错!不错!”
2009年11月27日,张瑞霭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应张瑞霭家人的要求,礼堂门楣上挂着一副我拟的挽联:“枪林弹雨为伍 洒热血打江山 齐鲁精英 忘我奋斗垂青史;蓝天白云作证 献赤诚建民航 长空骄子 辉煌展翅励后人。”
 
图八 1980年代,胡耀邦视察湖北宜昌时,和时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的张瑞霭(右)握手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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