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爱妻梅萍离开我，已经三十年了。
　　几乎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我都会跋山涉水，从香港来到钱塘江畔她的坟前，扫墓拜祭。她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每让我老泪纵横。
       上天不公。
　　面对苍天，我怀着永远的质疑：你把一个这么美丽、活泼、善良、能干的伴侣赐给了我，为什么又要在我人生的中途那么狠心地把她夺走了呢？

我对她一见钟情

　　1943年11月9日，那一天我永远忘不了。
　　我和梅萍订婚的日子。
　　那一年，我考进圣约翰大学不久。一天，交通路的家里，忽然出现了一位来自苏州的富家太太，她叫石月文。她丈夫梅晴初，是《苏州日报》总经理。不过，她的有钱，是因为她的前夫。她前夫姓杨，是上海富商，拥有许多房地产。我祖父张楫如住的房子，就是向杨家公子租借的。那时杨公子的巨宅在祖父家的对面，杨公子的太太石月文经常到我家走动，和我父亲很熟。后来这个杨公子吃喝嫖赌，她不堪忍受，和他离了婚，得到一条弄堂十几幢房子作为赡养费。她住到苏州后，认识了《苏州日报》总经理梅晴初，来往颇多，后来梅晴初的原配夫人去世了，石月文便嫁给梅晴初做了继室。
　　那天，她在上海的登云桥梭子弄有一处房产打算出售，特地来上海办理有关买卖手续，顺便到我家来坐一坐。和我父母闲谈时，梅太太见到我和寄居我家的堂兄张永昌，开玩笑地对我父亲说，你家有两个儿子，我家有两个女儿，有空是不是到苏州去看看，每人挑一个，怎么样？我父亲说，好啊！
　　想不到，笑话竟然成了真。
　　之前，我有过几段恋情，都是和中学女生。其中最投入的，是和闵淑莲，谈了几年恋爱，可是后来她在家庭压力下嫁为商人妇。我失恋后，终日闷闷不乐，若有所失，内心十分痛苦，过了很久，也没有从失恋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当时我喜欢看的小说，是苏曼殊那本哀艳伤感的《断鸿零雁记》。
　　不久，我父母带着一份重礼，陪着我和堂兄到苏州去相亲。堂兄张永昌被介绍给大一些的杨海燕，她是石月文和前夫杨公子的女儿，娇小玲珑；我则被介绍给小几岁的梅萍。后来梅萍告诉我，她的亲生母亲是抗战时的逃难路上，因难产而不幸去世的。
　　我对她真是一见钟情。

手心里写一个“愿”字

　　我和堂兄在苏州住了几天，和她们两姐妹天天见面，一起游玩园林名胜，或者逛街看电影。
　　有一天，住在苏州的大舅孙锦章，请我们到他桃花坞的家里吃饭，同时还邀请了梅家伯父伯母和她们两姐妹。席上，梅家伯伯笑着说，我们不是老派人，不会包办婚姻。你们相处几天了，彼此有点印象，由你们自己决定是否互相交往下去。我现在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交给你们每个人一张白纸条，如果你们想继续交往，你们就在纸条上写一个“愿”字；如果不想交往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写，交还白纸条给我。
　　那一年，梅萍正在上初中，才十五岁，却落落大方，活泼可爱，而且能歌善舞，在苏州的社交圈十分活跃，有许多热情的追求者。
　　我对她印象很好，但是她会不会中意我呢？我没有把握。
　　我们走出家门，沿着城墙边的小河畔散步。并肩走了一阵。我怯怯地问她，你愿意和我交往吗？她低头不言，害羞地微笑着。我着急了：你讲话呀，不要总是笑呀笑的，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呢？她禁不住我一再追问，终于含笑地点点头。我大喜过望，立刻摊开那张纸条，写上一个大大的“愿”字。她也背过身去，在纸条上写下她的心愿。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挽住她的手，再来到我和她的父母面前，张永昌和杨海燕也笑吟吟地出现了。四张纸条呈交上去，上面不约而同地都写着一“愿”字。梅家伯伯开怀大笑说，好，你们两对就算定下来啦！
　　到了那一年深秋，我和梅萍正式订婚，订婚宴设在苏州宫巷义昌福酒楼，宴开十席，非常热闹。那是1943年11月9日。

每周往返苏沪两地

　　和梅萍订婚以后，我很快陷入热恋之中。
　　上海苏州两地，相隔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每个周末我一放学，就立刻搭火车赶到苏州去，和她一起度过甜蜜的两天之后，礼拜一再搭火车返回上海读书。
　　有时，她也会来上海和我相见。我家住处很大，有许多房间，她在我家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她一来，我就常缺课，陪她出去游玩，看电影，逛公司，到公园散步。
　　热恋中，我多少荒废了一些学业。
　　我年轻时，体弱多病。上大二的时候，一位曾经留德的西医黄钟为我诊治，说我肺弱，不宜熬夜，不宜太用功，如不注意调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我听说后，心理有点紧张，于是跟一位姓李的武术师傅在外滩公园学太极拳，打了半年多之后，体质有所好转。
　　那是1944年，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高潮，美军飞机不断空袭上海，日伪当局在市区实行夜间灯火管制，每次我从家里返回大学，经常遇到电车停班，只能骑自行车回校，有时甚至要步行，路上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感觉很累，于是我索性申请病假，暂休在家。
　　1944年冬，我征得父母同意，到苏州养病去了。在苏州的日子里，我更是和梅萍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了。一天，梅萍告诉我，她以前的仰慕者之一、本地报馆的一名记者，听到她订婚的消息后，大受刺激，在报纸上写了连载文章，名为《断发记》，诉说他的失恋痛苦。我很好奇，找来看，又把它们搜集剪贴起来，那个人足足写了两个多月才收档。这些剪报，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后来“文革”抄家，才不见了。

图一　梅萍赠我最早的照片，时约1943年，她刚满十五岁。照片下方有她的亲笔题名，笔迹刚劲，很能看出她的性格。
图二　年幼时的梅萍兄妹合影。右起：大哥梅铨、梅萍、大妹梅琳。时约1933年，梅萍五岁。
图三　我赠送梅萍的照片，时年十八岁。

#p#副标题#e#

与永珍一起结伴跳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父亲继续他的生意，我也复学回到课堂上。临别时，我和梅萍依依难舍。梅萍说，不如我到上海去读高中吧？我一想，也好。
　　征得两家父母同意后，不久她来到上海，住在我们家里，入读华东女子中学高中部。
　　在上海，她和我的小妹张永珍性情投合，情同姊妹。永珍那时也进了初中，出落得花容月貌，乖巧灵活。她们两个经常一起结伴出去跳舞，跳到半夜才回家。当年上海的舞厅，都是上流人家的高级消闲场所，她和永珍能歌善舞，是跳舞场上众所瞩目的焦点。
　　有时我也去凑热闹，但我的兴趣主要在看书和听音乐，梅萍常常笑我是“书蠹头”（苏州话，意为书呆子），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去了几次，就意兴阑珊了。　
　　那时，因为课程紧张，我经常不回家，住在大学宿舍里。可是，不论在实验室实习，还是在校园里做野外测量，以及在图书馆看书时，梅萍常常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面前，给我带来一阵惊喜。
　　有时，她也

来到我的宿舍里，陪我一起温习，为我斟茶、削水果，在我功课做到疲倦时说说闲话。夜深了，我怕她回家路上不安全，也常陪着她从西区搭车返回外滩附近的我家。那些甜蜜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一次，她和永珍甚至跑到圣约翰大学里我教室的外面来等我。她们两个，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在窗外一出现，立刻引起教室里正在自习的同学们的留意和注目。有一个和我相熟的同学认出梅萍，突然大叫一声：“张永芳的未婚妻来了，我们去欢迎她！”同学们立刻轰动起来，在教室鼓掌叫嚷着，一片喧哗，令我心里又得意又尴尬。
　　永珍的美貌，也给我的同学留下极好印象。好友潘家多甚至爱上了她，两人相恋，几乎成了一对夫妻。这是后话了。

终于决定结婚了　

　　读了一年多，梅萍思念父母，回苏州去了。
　　每个周末，我又往返于上海和苏州两地，成了习惯。
　　到了1947年秋天，我终于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本来，我应该是1946年毕业的，可是因为停学半年，要补一些学分，所以延至第二年才完成学业。毕业之后，正值国共内战，国中遍地战火，建筑业一片萧条。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父亲的古玩店里帮忙，做了半年多生意。
 　　中学同学刘慧中，忽然对梅萍的妹妹一见钟情。他是我格致公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性情投契，虽然后来他读的大学专业是纺织，但是我们仍然经常往来。1946年梅萍到上海来读书，她的妹妹梅琳放假时也跟着一起来上海游玩。
　　一天，刘慧中请我和梅萍吃饭，我说梅琳一个人在家很闷，也一起去吧。世间的事竟是这么奇怪，我们三人到他家去吃饭时，刘慧中对我将来的小姨梅琳居然一见倾心，连他父母也对她十分喜欢。后来，刘慧中要我和梅萍从中斡旋，带他去苏州谒见梅家父母，表示他对梅琳的爱慕之情。对他和梅琳的姻缘，我乐见其成，不久就陪他去苏州。经过一番努力，他们也订婚了。
　　1946年秋天，刘慧中应台湾一家矿业开采公司的招聘，前往基隆金瓜石去开采金铜矿。1947年年底，他回到上海，筹备与梅琳的婚事。经双方父母同意，他们订于1948年2月17日正式结婚，并决定婚后一起到台湾基隆去生活。
　　听说后，梅萍有点怏怏不乐。那时，和我们一起订婚的张永昌、杨海燕已经结婚了；如今，比我们晚订婚的刘慧中、梅琳也要结婚了。她对我说，订婚到现在，我等了你四年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说，我刚大学毕业，虽然做生意赚了一点钱，但我觉得还不够，我想让你在婚后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她说，苦一点没有关系，我只想早日能够和你生活在一起。我想了一想，说既然如此，我们就结婚吧。
　　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刘慧中、梅琳婚礼之前的2月9日，先行举行我们的婚礼。

严家淦欢迎我去台北

　　1948年2月9日，我和梅萍结婚了，婚礼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八楼宴会厅举行，证婚人是圣约翰大学工学院院长杨宽麟老师。
　　喜酒结束后，新婚之夜在当时上海最有名的金门饭店里度过。过了两天，我们前往苏州的新居，那是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在北寺塔附近，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婚后的生活，十分甜蜜。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暂时分离。
　　之前的1947年初，在台湾的刘慧中回上海省亲时，跟我说起台湾光复不久，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人才，专业前景相当不错，又说起他对自己在台湾的专业职位颇为满意。我听了，不免有点心动。
　　那时，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叫乐笃周，是北京同仁堂在上海的分号达仁堂东主，他的妹夫汪申任台湾工矿总公司窑业分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是官僚资本，汪申又和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1975年起在蒋介石之后曾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三年）很熟。我托乐伯伯写信给汪申和严家淦，询　问台湾那边有没有可能给我工程技术方面的一个职位。
　　不久，严家淦和汪申都回信了，严家淦更是我圣约翰大学的老学长（1926年毕业）及苏州同乡，欢迎我去台北。可是接到信后，我还在犹豫着，毕竟是台湾，一个远离上海的大海孤岛，到底去不去呢？
 　　1948年，刘慧中回上海结婚，见面时又勾起我的心事，有些心神不宁。梅萍安慰我说，现在你的好同学刘慧中去了台湾，我的妹妹也嫁到台湾，不如我们都到台湾去，你有个专业工作，我对妹妹也有个照应。
　　2月中旬，刘慧中和梅琳举行婚礼，过了几天，他们启程前往台湾。我和梅萍还在新婚蜜月中，梅萍要我跟他们一起走，路上有个照应。要我先去台北看一看，如果好，再接她去。我答应了。
　　我是1948年2月20日搭乘上海到基隆的“中兴号”海轮，前往台湾的。很巧，一上船，又遇到了大学同班同学徐基元（现为香港永康建筑公司老板，在建筑界相当出名），之前他已经应聘台湾大学土木系任讲师，不久前特地回上海结婚，这次携新婚夫人一起回台北。他对我说，到台北之后，可以到台大宿舍先落脚，他在那边有一个好友。
　　风平浪静，海轮很快到了基隆港。上岸之后，刘慧中夫妇告别我们，前往金瓜石，我则随徐基元夫妇前往台北，寄居在他的朋友、台大土木系讲师陶光允的宿舍里。
　　陶光允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很豪爽的一个北方汉子。在台大寄居的几天里，发生了台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许寿裳遇刺的事件，令我极为震惊。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很喜欢看鲁迅的书，也知道许寿裳是鲁迅的密友之一，在鲁迅逝世后写过几本回忆和研究鲁迅的书，我对他很崇敬。听到他遇刺的消息，我很悲痛。
　　到了台北，立刻去拜访汪申，他很热情，说已经安排我去他同一个公司的另一部门──工程分公司任职，担任工务部设计组的技术员。这家工程公司在开封街一段四号，我很快在新公司办理了入职手续，并且开始作业。我的工作是有关工程的设计估算、测量等。过了几天，公司分配给我一幢家属宿舍，离公司所在地开封街不远，在末广町的中华路十六号。
　　我稍事整理之后，在3月初渡海回到上海，再到苏州，专程接梅萍到台北来。

图四　1943年11月9日，我与梅萍订婚。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合影。那年我十八岁，梅萍十五岁。
图五　我与梅萍到野外游玩时的留影。
图六　我与梅萍在苏州潘家花园的合影。

“非礼勿视”

 　　我住的公司家属宿舍，是一幢日本式的小平房，两间房，相当舒适。
　　台湾的气候和江南完全不一样，天很热，经常下雨。台湾人说的大都是闽南话，甚至日本话，很少人懂国语。平常，我们只能请几个来自福建的同事为我们做翻译。后来，我们雇了一个下女（台湾女佣），她说的也是台语，我们与她之间很难沟通，常常是鸡对鸭讲，闹出不少笑话。
　　台北风俗，太多诧异之处。女人上街，穿着木板拖鞋，有时甚至赤脚行走。理发店里，理发师也大都是女性，这在上海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住的末广町在西门町附近，再走几步就是荣町，那里有一家小店，专门出售运自上海的土产品，如火腿和一些罐头等，我和梅萍经常一起步行去购买。台北夏天很热，骄阳当空，上街时总是由我撑着伞为梅萍遮阳，可是当地风俗却是女人打伞为男人遮太阳。她们遇到我和梅萍时，总是带着一种异常的眼光，好像我们是一对怪人。
　　我家的对面，是几排公司单身宿舍。我一打开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厨房。每到下午或傍晚，对面厨房的窗门大开，灯光雪亮，公司雇佣的几个下女，大都为清扫和煮饭女工，把身上衣服一一除去，在水龙头下尽情冲洗，毫无顾忌，真是一时奇观。
　　年轻时，我很保守，一向遵从孔夫子“非礼勿视”的教导，从来不敢面对她们，总是把家里的大门关得紧紧的。梅萍怪我，说这么热的天，你把门关上了，透不过气来，真是热死了。我说，你看对面那些女人，光着身子洗澡，多难堪！梅萍说，你不看就是了，有什么关系？我说，那些大奶奶一抖一抖的，怎么可能看不到？梅萍一听，笑得前仰后合，只好把门关上，等对面的下女都洗完了，再把门打开。

北投温泉无男女之分

 　　台湾人的风俗，和日本人颇相似。
　　一个周末，我和梅萍一起搭火车到草山，前往北投游玩。那是著名的温泉区，有许多温泉旅馆。因为是周末，所有房间都已爆满，据说那些温泉旅馆有许多色情服务，还有许多是情人旅馆，房间在几天之间就订完了。我们觉得有点扫兴，说订不到房间，就到公共浴池里去泡一泡温泉，也不错。
　　到了一家公共浴池，梅萍要我先去探路，看看里面是如何情形。我进去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个温泉大池并无男女之分，中间只有一排半透明的竹帘隔着，男男女女都脱得一丝不挂，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两边春光一览眼底。
　　我出去对梅萍一说，她羞红了脸连连摆手，说不去不去。于是，再到第二家，我进去参观，情形差不多。一连跑了几家，情况都是如此。结果，我们在北投逛了半天，终于还是没有能洗上著名的温泉浴。
　　后来，我把这些笑话告诉父亲，父亲说他在上海见识过日本人的风俗，非常好笑。
　　话说有一个日本富商在店里买了几件古玩，要店里伙计送到家里去。那个日本富商住在虹口的北四川路，因为他的几件古玩相当珍贵，父亲不放心，叫了小汽车亲自送去。到了那人家里，里面一个女性应声说先生不在家，请进来小坐。父亲走进客厅，赫然看见一个日本女性正全裸着，盘坐在客厅中间的大澡盆里，自顾自洗澡。父亲大惊失色，连忙退出门外，可是洗澡的女性却连连说，不要紧，请到客厅里来坐。父亲执意不肯，等了片刻那个女性终于洗完了，披着一件宽大的浴袍，走出门外迎客。她自我介绍说，她是那个富商的太太，请客人进去坐。父亲把古玩交给她之后，很快告辞了。

生活不习惯离开台湾

 　　到了9月底，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他的出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欢乐，也带来许多忙乱。
　　那一年，梅萍刚满二十岁，我也没有什么育儿经验，加上婴儿早产，体质很弱，又拉肚子，整夜整夜地哭号。白天我忙于上班，晚上则忙于为婴儿换尿布、冲奶粉，有时一夜要换十几条尿布，喂五六次奶，通宵没有合眼的机会，搞得我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梅萍也跟着忙得手忙脚乱，连坐月子的一个月里，也没有好好调养。
　　过了一个多月，情况越来越差了。白天黑夜无休无止的忙乱，把我搞得精疲力尽。梅萍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台北的饮食吃不惯，又睡不好。更差的是婴儿的健康，眼见一个小人儿夜夜啼哭，面黄肌瘦，一天天地衰弱下去。而我们除了一个语言不通的下女做粗活之外，得不到一点帮助。真是苦海无边，回头也不见岸。
　　这样的忙乱日子，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商量再商量，我和梅萍终于决定离开台北，回上海老家去。1948年11月6日，我和梅萍，携着出生不满两个月的婴儿，从基隆搭海轮“中兴号”于11月8日安抵上海。
　　那次海上旅程，是令人难忘的。海轮离开基隆之后，很快在海上遇到大风暴，海浪滔天。几丈高的波浪，把轮船一会抛上一会抛下，船舱里也非常颠簸，我和梅萍都经不起波浪，不停呕吐。
　　更可怜的，是儿子。一上船，他就开始啼哭，两天两夜不食不眠，到最后连哭也哭不动了，只是在痛苦地发出无声的抽搐。船长说，这个小孩肯定活不了了，把他抛下海罢。梅萍一听，立刻紧抱住孩子，坚决不肯放手。
　　终于熬过来了。快到上海的时候，风暴过去了。当我和梅萍踏上黄浦江岸时，真有一点逃出地狱的感觉。
　　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了家，也保住了我们第一个儿子。

荣一心邀我去香港

 　　回到上海不久，父亲的老朋友、纺织大王荣德生的三子荣伊仁（即荣一心，荣毅仁的哥哥），到我父亲店闲坐时，说到他将在12月下旬离沪前往香港，拟在海外发展事业，要父亲转问我一下，有没有兴趣随他一起到香港去，协助他兴建新厂房。
　　那时，荣家几房子女都先后离开大陆，展开海外发展大计。荣一心的这个建议十分诱人，可是因为我们刚回上海，梅萍不让我立刻离开，我只好婉谢了他。
　　过了不久，父亲告诉我，荣一心出事了。1948年12月21日，荣一心搭乘的中航“霸王号”客机在飞往香港途中撞山失事，所有乘客全部遇难身亡。听到噩耗后，我不由呆了半天，心想，差一点我也见了阎王。
　　过了半年，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上海。又过了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台湾，变得那么遥远，那么陌生，直到过了四十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重新踏上它的土地，故地重游。
　　当时，对于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我和梅萍多少都有点庆幸的感觉。可是过了许多年之后，特别是在“文革”最惨痛的日子里，我和梅萍经常悄悄议论，如果当初我们留在台湾，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的生活了。
　　人，要是能够重新活一次，该多好啊！

　　（未完待续）

图七　少女时的梅萍（左）与我妹妹永珍的合影，两人情同姐妹。
图八　我与梅萍的结婚照
图九　梅萍的婚纱照
图十　我在台北的宿舍门前。门牌有“萍庐”字样，恰与梅萍名字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