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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故事(中)
1996-01-01 00:00:00 作者:张永芳 热度:5678℃ 收藏


  回到上海以后,我又处于半失业状态。
  那时,正是国共战争空前激烈的时期。打开报纸,每天都是战争的消息。在战场上,国军节节败退。徐蚌会战(又称淮海战役)国军溃败,接着天津和北平又相继失守。4月,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也被攻占,国府南迁。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短短几个月,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

做起了古玩生意

  1948年11月,我和梅萍从台湾回到上海。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我先把梅萍和孩子安顿在苏州,住在我们未去台湾以前的新居里。我则像以前一样,在上海的父亲古玩店里帮帮忙,经常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两地之间。
  到了4月,局势开始危急,路上不太安全,我们又搬回上海,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一个石库门弄堂住宅里。
  那时上海的房子也不好找,我们住的这间楼下西厢房,是一个姓朱的老板转租给我的,这个朱老板几年前借了我三十两黄金,陆陆续续还了我十五两以后,他生意失败,还不出了。他在同孚路包租一幢住宅,那一年正好我想租房,他就把尚欠我的十五两黄金作为顶费(即转租费),把房子租给我,不过我和梅萍很快去了台湾,一直空关着,到这时我们才搬进去。后来,我又花了七两黄金把后厢房顶下。两间房一共有四十平方米,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女佣,居住还算宽敞。
  到了冬天,大弟张宗宪来找我,建议他和我、还有我的同学潘家多,三人合股做生意。他说,听说北京的古玩非常便宜,我们去买,再运到上海来卖,一定赚钱。我和潘家多商量后,同意了。
  正是寒冬腊月,我们三个人一起乘火车到了北京。我和大弟张宗宪住在一家小客栈,潘家多则住到他大姐的老同学李达家里。李达是中共创建人之一,脱党后长期在大学教书,那时住在北京复兴门内崇帽胡同三条三号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后来我也跟潘家多在那里住过几天,印象难忘。
  到了北京之后,在当地一个出名的古玩商刘宜轩(小名刘四)的陪同下,去拜访一些藏家,又到琉璃厂古玩店一家家看过去,流连了三个星期左右,买了不少货,带回上海后,果然很受买家青睐,我们赚了不少钱。
  1950年春天,大弟张永元想到香港去闯一闯。他向父亲要了一点路费和一批鼻烟壶,又向我借了几十元美金,就孤身上路了。过了半年多,到了那一年冬天,我听说大弟在香港发展不错,也离开了上海,单身前往香港,寻求发展机会。当时梅萍又怀孕了,产期临近,她不得不只身留在上海。

到香港去闯一闯

  去香港之前,由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参赞泰勒默(Esquire Talamo)。他写了一封信,交我带去香港,介绍我去见英国驻远东商务参赞蒙哥马利爵士(Esquire Mogomery)。我到了香港之后,不巧蒙哥马利爵士正好离港外游,我只好一边耐心等待,一边与大弟张永元一起,四处找机会,做一点古玩生意。
  1950年的香港,还像一个外省的中等城市,相当落后,完全不能与上海相比。市面也不好,人心惶惶,摩街一带的地摊上堆满了古玩书画,据说大部是逃亡到香港的那些国民党时代的达官贵人随身带出来的,虽有不少精品,但也乏人问津。我住了几个月,进展不大。梅萍写信来,说生了一个女孩,很是可爱,又说她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来香港团聚。我很想家。
  很快过了1951年的旧历新年。一天,我去中环的皇后大道买东西,在一家百货公司里意外撞见大学老师李寿康教授,一见之下十分亲热,站着闲聊几句。他说,他在美国几年,写了几本专著,论证了建筑结构上几道重要的计算公式,完成了中美大学的学术交流计划。战争现在结束了,正是报效国家的机会,他已决定回国。他又问我的近况如何,我大概说了一下,他立刻表示不赞成,说现在国内正在恢复建设,急需各类专业人才,连他都从美国回来了,你还呆在香港做什么?他还说有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北京正在上海招聘专业人士,你可以去试一试,而且,母校圣约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也缺乏人才,你还可以回到母校去任教。
  一席话,说得我怦然心动。回到住处后,我左思右想,一夜未眠,最后终于决定离开香港。隔了几天,我与李寿康取得联络,买了火车票,和他同车一起返回上海。
  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在“文革”的恐怖岁月里,我和梅萍多次谈起我们人生路途中的两次错失,一次是从台北回上海,一次是从香港回上海。两次之中,我们只要有一次咬咬牙,多坚持几个月,熬过最初的不习惯之后,就会在台北或香港扎下根来,而我们以后的生活也将是另一番模样了。
  可是当时,我却像1948年冬从台北回到上海一样,认为从香港回到上海的选择是正确的。战乱结束了,新中国一片新景象,到处都在搞建设,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学,正是我大有作为的时候。

图一 1954年春,摄于北京北池子家中。
图二 1953年,梅萍和三个孩子的合影。
图三 1953年2月,作者与进修班师生摄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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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意外遇险

  梅萍看到我回家,很高兴。不久,我找到了工作。北京中央政府的贸易部在上海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我一去应聘,就被录用了。我受聘在北京的贸易部基本建设处,担任技术员。
  1951年6月,我到北京贸易部去报到。过了两个月,部里分配我一处住宅,在新开路1号。我略加装修之后,到了8月,我请假回上海接梅萍和孩子来北京。同来的,还有我的小妹张永珍。她很喜欢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也很愉快,很想留下,可是后来因为大姐去世,父亲身边寂寞,想她回去,到12月,她回上海了。 
  过了一年,我被提为工程师,工资也从70万加到105万(编按:旧币)。1952年,我的次子出生,我们有了三个孩子。那年回上海探亲,父亲对我两岁的女儿很喜欢,说梅萍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太辛苦,不如把女儿放在上海让祖母带她,我同意了。想不到,后来就这样决定了这个女儿的命运。

搬了四次家

  我最早住的新开路1号,后来才知道是全北京头号凶宅,发生过十几起凶杀事件,先后死过几十个人,怪不得我们住在那里时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清惨淡。之后,又住过西石槽、北池子,最后搬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甲10号,在东安市场对面,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段。
  在此期间,我在清华大学地质地基工程专业学习班进修时,和助教王钟琦结识,他那时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我们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至今还保持来往。王钟琦后来为中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岩土力学专家、全国政协委员,现已移居加拿大。那时,每到逢年过节,他们夫妇经常来我家做客,梅萍烧得一手苏浙小菜,总让他们赞不绝口。


  1953年,贸易部基本建设处撤销,我转任铁道部建厂工程公司中央材料试验室主任。1955年夏天,我出差到西北的兰州,意外出了一次事故,差点酿成大祸。
  当时,铁道部为完善西北交通布局,计划在兰新线的起点兰州西站建造一个大型铁路枢纽,已邀请一批援助中国铁道建设的苏联专家完成了总体设计,为慎重起见,部里特派我到兰州做实地考察,对那里的地质结构再做一些研究和试验,为苏联专家的总体设计提供进一步的数据。我带几个工人到现场钻探取样,工人们先花了几天功夫,打了一口竖井,直径一米,深达四十米;再在井口用几根粗壮的竹竿架成一个三角架,上面装着辘轳,然后用长绳把我吊下深井。我沿着井壁下降,每隔几尺停下来,分段钻取土壤样品,把它们带回试验室研究。
  那天,我如往常一样系上安全绳,进入竖井,一段一段慢慢下降,分段取样。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绳子一松,身体立刻失去重量,像块石头一样往竖井深处坠下去,我顿时惊慌失措,高声大叫,可是下坠的速度更快了,又突然受到猛烈一击,瞬时间我失去了知觉。等我苏醒过来,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梅萍后来告诉我,她接到部里通知,说我出事了,顿时放声大哭起来。她心急如焚,打算立刻从北京赶到兰州,到医院照顾我。部里领导很关心,安排她向我住的兰州医院打通长途电话,她听到我的声音,才放了心。
  总算是有惊无险。我在竖井下工作的时候,井上支撑的三角竹架突然倒塌了,辘轳一松,悬吊我下井的长绳失去了控制,幸亏我还吊着另一根安全绳,在半空中把我截住,不然的话,四十米的深井,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工人们把我救出来时,我已不省人事。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我受惊过度,受了轻伤。不久,我就出院了。

说我不尊重苏联专家

   到了1956年初,我的地质土壤试验报告写出来了。可是,我的试验结论不仅没有为苏联专家的总体设计提供进一步的数据,反而证明这些苏联专家的总体设计存在着严重缺陷,必须推倒重来。
  我与苏联专家的分歧是,兰州地区的地质结构到底是属于四级沉陷性黄土呢,还是属于二级。苏联专家认为是四级,因此在结构和地基加固时要进行特别处理,工程要求很高,费用浩大。我的看法是属于二级,照二级地质结构进行设计,可以节省工程费用约三分之二,高达几百万元。我向兰州第二工程局及第二设计院提交了我的试验报告,建议重新设计整个铁路枢钮工程。兰州方面很重视,由第二工程局党委出面召开联席会议,邀请了苏联专家,以及工程局和设计院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二三十人参加。我先在会上讲解了我的试验报告,又在黑板上演示了我的计算方法和试验数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可是,苏联专家却坚持己见,不肯认错。并认为我的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都有问题。我有些激动了,说我亲身下井取样,反复试验,写了勘探报告,是经得起验证的。会议结束了,却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
  不久,我离开兰州回到北京。想不到,领导正等着我。我一上班,领导就找我谈话,说你在兰州做了些什么,要向组织谈清楚。我说没有呀,就是有关苏联专家设计的事,出现了一点不同看法。领导说,对,就是谈清楚这个问题,你对苏联专家的态度和立场都有问题,要检讨。我愣住了,说,我提出的试验报告根据的是科学,我和苏联专家争论的是土壤结构问题,我没有什么错,要我检讨什么呢?领导说,反正你一定要检讨,不检讨,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承担。
  后来,我才从同事那里得悉,那天兰州的联席会议一开完,兰州第二工程局党委就认为问题严重,立刻写报告给铁道部长滕代远,说部里派来的钦差大臣张工程师,目中无人,在研讨会上不尊重苏联专家,意气用事,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希望部里严肃处理。
  当时我只有三十出头,年少气盛,自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肯认错。梅萍劝我,忍一忍算了,做个检讨不算什么。我也不听。结果,组织上很快宣布了对我的处分,一是降职,把我从中央材料试验室主任降职为试验室助理;二是减薪,把我的工资从105元减到95元。我气忿不平,要去论理,梅萍又劝我,说忍一忍算了,你再去吵可能把事情闹大,更麻烦。

图四 1953年8月,作者在西直门外勘探工地井架旁。
图五 1950年代末的梅萍
图六 梅萍和她的好友在无锡太湖。

“反右”逃过一劫

   梅萍随我到北京后,专事家务,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当时的中国大陆处于建设高潮,急需各种人才,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大都有一份职业,享有一定的待遇,而且以此为荣。在我的支持下,梅萍在1954和1955年间,曾进修了两个短期专业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成本会计和设计绘图两个文凭。
  之后,梅萍被一家设计单位录用,担任绘图员。梅萍一向心灵手巧,绘的图纸又干净又漂亮,而且速度快,深得同事好评。可是,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长子刚上小学,次子还在幼儿园,我又经常出差外地,所有的家务都压在梅萍一个人身上。白天她忙于工作,下班回来又埋头家务,实在太劳累,最终只得辞去工作。琐碎的家务,埋没了梅萍出色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使她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是我一直负疚于她的。梅萍的见识和历练,远远超过一般的家庭主妇,在我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我很多提醒和帮助。
  很快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改正缺点。部里也天天开会,非常热烈,还动员每个人积极发言,向党交心。梅萍听说后,心情很紧张,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忘记前几年的教训,要记住祸从口出的教训。她还几次特别提起1952年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那时,我还在贸易部,每逢周末,工会总要召开各个科室小组会,大家坐在一起随意漫谈,等于闲聊。有一天,不知因何谈起了天气。我说北京冬天很冷,春天风沙很大,住的又是四合院,不像上海那么方便。没想到这几句话犯了大忌,到了下个周末的工会小组会,领导说我上次的发言暴露了资产阶级思想,要大家对我进行批评帮助。这还不算,我更被当作贪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在全公司工会活动中受到点名批评,各个科室的小组会以我为例,说应该如何如何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人前人后,把我搞得灰溜溜的。
   梅萍又说,不久前你只不过跟苏联专家讨论地质问题,就被降职减薪,要是这次你不小心又说了什么,被人家抓住把柄,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时几乎每天都开会。有一次开会,一个领导点名要我发言,说张永芳你去过台湾、香港,现在又到了北京,你觉得三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哪个地方最好?我说,我是向往祖国,觉得社会主义好,才来到北京参加革命工作的,别的地方我都没有兴趣。又有人问,你与苏联专家讨论技术问题,结果受了处分,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我说,我服从组织。
  那一阵梅萍真是担惊受怕,说她恨不能用一块橡皮膏把我的嘴贴住,她才放心。她本来不赞成我抽烟,现在她每天要我带一盒香烟出门,叫我一到开会时就拿出烟来抽,免得嘴巴闲着想开口说话。每天我临出家门,她还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永芳,记住我说的话没有?开会时千万不要发言!” 
  除了开会,还不断有人上门游说。我的邻居苏仁,是教育科科长,一条东北汉子,正直豪爽,思想进步,每天吃完晚饭,常来我家串门。他说,老张,你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为什么开会很少发言,应该把气氛搞热嘛!又说,你到底顾虑什么?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这个苏仁一上门,梅萍就半玩笑半认真地推着拉着,把他硬赶出门,说你不要吃饱了饭乱说话,害了我们老张!苏仁看到我们这么紧张,总笑话我们太胆小。
  “反右”开始了。几天之间,部里揪出一大批“右派分子”,这个苏仁也名列榜上。开斗争会那天,群情汹涌。苏仁不服气,说他对党一片真心,他是听党的话才积极发言,帮助党整风的。人家根本不容他辩解,说他是在真心的伪装下发泄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那天我也在场,苏仁在台上看到我时,我发现他的眼神有点异样,不知是感叹我没有听他的话而逃过一劫,还是感叹他听了党的话却成为党的敌人。“反右”结束后,苏仁被开除公职,发配到东北劳动改造。从此不知他的下落。
  苏仁是我的近邻,少了他的串门,我家也少了一份热闹。每次梅萍提起他,总会连连叹气,说不知他现在流落到哪里去了。我也说,幸好没有听他的话,不然也跟他一样,倒一世的大霉了。

我上了党报头版

  1957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那是我的三子。在此之前,梅萍还生过一个女孩,可是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那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很得我们的宠爱,梅萍哭了几天几夜,我也很感痛心。
   那年夏天,我的小弟张宗儒高中毕业,也去了香港。在这之前,母亲带着我的女儿到了香港,往来于沪港两地之间。父亲孤身一人在上海相当落寞,他在写给我的信里,经常诉说他孤苦无助的心情,希望我有机会调到上海来。我考虑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当时,全国户口按地区划分类别,北京户口等级最高,从外地调到北京很难,从北京调到外地比较容易。1957年深秋,我调到宁波,负责软土试验研究工作,隶属铁道部及上海铁路局。
  在宁波,我的工作很出色。不久,我发明的一种地基基础处理新方法,受到高度重视,甚至被作为一项重大发明,1958年8月16日,宁波市委机关报《宁波报》头版头条作了显著报道。到了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我在宁波接到铁道部文件,说1956年对我在兰州批评苏联专家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现予纠正,恢复原级别和薪金,并根据北京和宁波的地区差别,工资定为110元。
  1958年9月初,我把全家迁往上海,仍住在石门一路。1960年,我调往杭州,每个周末往返于杭州和上海两地。还好,铁路局对属下职员发放通勤免票,不用付路费。
  从1959到1966年,这七年是我们最平静最安定的日子。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发生什么困难。
每到周日,我们就去看望父亲,有时和他畅谈家务,说说笑笑;有时到饭馆吃一顿美味,共享天伦之乐。平时,梅萍也常到父亲家里,下厨为父亲烧几只可口小菜,或为父亲办点杂事,很得父亲欢心。
   这期间,在香港的几个弟弟妹妹,经常有侨汇寄给父亲。那时全国大饥荒,不少地方甚至饿死人,上海也受到严格的粮油定量限制,大多数市民处于半饥饿状态。不过,父亲的生活仍然相当优裕,弟妹和母亲经常把整包整包的面粉、整罐整罐的食油,还有其他各种食品,源源不断寄给父亲,我们也分到不少。我们当时的生活,比一般市民要好得多,左邻右舍无不羡慕。
  1964年,我在杭州清泰门外商教新村分到一套住宅,有两间房,每间十五平米,还有洗手间和厨房,算是在杭州又安了一个家。梅萍每过一阵,就要到杭州来住一两个月。放假的日子,三个儿子也从上海来到杭州,每到周末,我们全家一起出去游玩,畅游西湖,或是上饭馆吃饭,也算是无忧无虑。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我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1965年冬天,我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调我前往大西南参加三线铁路建设(即通往越南的带有国防军事性质的战略铁路工程),限期出发。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回家,梅萍正在厨房烧饭,听到这个消息,她顿时眼泪汪汪,忍不住哭了起来。大西南的条件艰苦,地处偏远,交通非常不便,一去可能两三年不能回家。父亲也很着急,甚至提议如果一定要去,就辞职回家。但是,我怎么可能放弃这份职业呢?父亲说,我给你两百元带在身边,万一想回家,就坐飞机回来。回来之后,再给你两百元。
  过了几天,我已整装待发,突然领导通知我不要去了,改派了另一个工程师。梅萍和我,还有父亲,都喜出望外。我有点奇怪,后来才听说,改派他人,是因为我有海外关系,三线铁路是国防保密工程,不适合我这样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参与。
  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又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未完待续)

图七 1959年10月,梅萍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前。
图八 1958年,梅萍和好友结伴,带孩子出游。
图九 1961年,梅萍和幼子。
图十 1966年4月,作者夫妇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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