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以后，我又处于半失业状态。
　　那时，正是国共战争空前激烈的时期。打开报纸，每天都是战争的消息。在战场上，国军节节败退。徐蚌会战（又称淮海战役）国军溃败，接着天津和北平又相继失守。4月，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也被攻占，国府南迁。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短短几个月，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

做起了古玩生意

　　1948年11月，我和梅萍从台湾回到上海。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我先把梅萍和孩子安顿在苏州，住在我们未去台湾以前的新居里。我则像以前一样，在上海的父亲古玩店里帮帮忙，经常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两地之间。
　　到了4月，局势开始危急，路上不太安全，我们又搬回上海，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一个石库门弄堂住宅里。
　　那时上海的房子也不好找，我们住的这间楼下西厢房，是一个姓朱的老板转租给我的，这个朱老板几年前借了我三十两黄金，陆陆续续还了我十五两以后，他生意失败，还不出了。他在同孚路包租一幢住宅，那一年正好我想租房，他就把尚欠我的十五两黄金作为顶费（即转租费），把房子租给我，不过我和梅萍很快去了台湾，一直空关着，到这时我们才搬进去。后来，我又花了七两黄金把后厢房顶下。两间房一共有四十平方米，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女佣，居住还算宽敞。
　　到了冬天，大弟张宗宪来找我，建议他和我、还有我的同学潘家多，三人合股做生意。他说，听说北京的古玩非常便宜，我们去买，再运到上海来卖，一定赚钱。我和潘家多商量后，同意了。
　　正是寒冬腊月，我们三个人一起乘火车到了北京。我和大弟张宗宪住在一家小客栈，潘家多则住到他大姐的老同学李达家里。李达是中共创建人之一，脱党后长期在大学教书，那时住在北京复兴门内崇帽胡同三条三号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后来我也跟潘家多在那里住过几天，印象难忘。
　　到了北京之后，在当地一个出名的古玩商刘宜轩（小名刘四）的陪同下，去拜访一些藏家，又到琉璃厂古玩店一家家看过去，流连了三个星期左右，买了不少货，带回上海后，果然很受买家青睐，我们赚了不少钱。
　　1950年春天，大弟张永元想到香港去闯一闯。他向父亲要了一点路费和一批鼻烟壶，又向我借了几十元美金，就孤身上路了。过了半年多，到了那一年冬天，我听说大弟在香港发展不错，也离开了上海，单身前往香港，寻求发展机会。当时梅萍又怀孕了，产期临近，她不得不只身留在上海。

到香港去闯一闯

　　去香港之前，由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参赞泰勒默（Esquire Talamo）。他写了一封信，交我带去香港，介绍我去见英国驻远东商务参赞蒙哥马利爵士（Esquire Mogomery）。我到了香港之后，不巧蒙哥马利爵士正好离港外游，我只好一边耐心等待，一边与大弟张永元一起，四处找机会，做一点古玩生意。
　　1950年的香港，还像一个外省的中等城市，相当落后，完全不能与上海相比。市面也不好，人心惶惶，摩街一带的地摊上堆满了古玩书画，据说大部是逃亡到香港的那些国民党时代的达官贵人随身带出来的，虽有不少精品，但也乏人问津。我住了几个月，进展不大。梅萍写信来，说生了一个女孩，很是可爱，又说她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来香港团聚。我很想家。
　　很快过了1951年的旧历新年。一天，我去中环的皇后大道买东西，在一家百货公司里意外撞见大学老师李寿康教授，一见之下十分亲热，站着闲聊几句。他说，他在美国几年，写了几本专著，论证了建筑结构上几道重要的计算公式，完成了中美大学的学术交流计划。战争现在结束了，正是报效国家的机会，他已决定回国。他又问我的近况如何，我大概说了一下，他立刻表示不赞成，说现在国内正在恢复建设，急需各类专业人才，连他都从美国回来了，你还呆在香港做什么？他还说有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北京正在上海招聘专业人士，你可以去试一试，而且，母校圣约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也缺乏人才，你还可以回到母校去任教。
　　一席话，说得我怦然心动。回到住处后，我左思右想，一夜未眠，最后终于决定离开香港。隔了几天，我与李寿康取得联络，买了火车票，和他同车一起返回上海。
　　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在“文革”的恐怖岁月里，我和梅萍多次谈起我们人生路途中的两次错失，一次是从台北回上海，一次是从香港回上海。两次之中，我们只要有一次咬咬牙，多坚持几个月，熬过最初的不习惯之后，就会在台北或香港扎下根来，而我们以后的生活也将是另一番模样了。
　　可是当时，我却像1948年冬从台北回到上海一样，认为从香港回到上海的选择是正确的。战乱结束了，新中国一片新景象，到处都在搞建设，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学，正是我大有作为的时候。

图一　1954年春，摄于北京北池子家中。
图二　1953年，梅萍和三个孩子的合影。
图三　1953年2月，作者与进修班师生摄于清华大学。
#p#副标题#e#

兰州意外遇险

　　梅萍看到我回家，很高兴。不久，我找到了工作。北京中央政府的贸易部在上海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我一去应聘，就被录用了。我受聘在北京的贸易部基本建设处，担任技术员。
　　1951年6月，我到北京贸易部去报到。过了两个月，部里分配我一处住宅，在新开路1号。我略加装修之后，到了8月，我请假回上海接梅萍和孩子来北京。同来的，还有我的小妹张永珍。她很喜欢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也很愉快，很想留下，可是后来因为大姐去世，父亲身边寂寞，想她回去，到12月，她回上海了。　
　　过了一年，我被提为工程师，工资也从70万加到105万（编按：旧币）。1952年，我的次子出生，我们有了三个孩子。那年回上海探亲，父亲对我两岁的女儿很喜欢，说梅萍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太辛苦，不如把女儿放在上海让祖母带她，我同意了。想不到，后来就这样决定了这个女儿的命运。

搬了四次家

　　我最早住的新开路1号，后来才知道是全北京头号凶宅，发生过十几起凶杀事件，先后死过几十个人，怪不得我们住在那里时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清惨淡。之后，又住过西石槽、北池子，最后搬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甲10号，在东安市场对面，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段。
　　在此期间，我在清华大学地质地基工程专业学习班进修时，和助教王钟琦结识，他那时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我们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至今还保持来往。王钟琦后来为中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岩土力学专家、全国政协委员，现已移居加拿大。那时，每到逢年过节，他们夫妇经常来我家做客，梅萍烧得一手苏浙小菜，总让他们赞不绝口。

　　1953年，贸易部基本建设处撤销，我转任铁道部建厂工程公司中央材料试验室主任。1955年夏天，我出差到西北的兰州，意外出了一次事故，差点酿成大祸。
　　当时，铁道部为完善西北交通布局，计划在兰新线的起点兰州西站建造一个大型铁路枢纽，已邀请一批援助中国铁道建设的苏联专家完成了总体设计，为慎重起见，部里特派我到兰州做实地考察，对那里的地质结构再做一些研究和试验，为苏联专家的总体设计提供进一步的数据。我带几个工人到现场钻探取样，工人们先花了几天功夫，打了一口竖井，直径一米，深达四十米；再在井口用几根粗壮的竹竿架成一个三角架，上面装着辘轳，然后用长绳把我吊下深井。我沿着井壁下降，每隔几尺停下来，分段钻取土壤样品，把它们带回试验室研究。
　　那天，我如往常一样系上安全绳，进入竖井，一段一段慢慢下降，分段取样。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绳子一松，身体立刻失去重量，像块石头一样往竖井深处坠下去，我顿时惊慌失措，高声大叫，可是下坠的速度更快了，又突然受到猛烈一击，瞬时间我失去了知觉。等我苏醒过来，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梅萍后来告诉我，她接到部里通知，说我出事了，顿时放声大哭起来。她心急如焚，打算立刻从北京赶到兰州，到医院照顾我。部里领导很关心，安排她向我住的兰州医院打通长途电话，她听到我的声音，才放了心。
　　总算是有惊无险。我在竖井下工作的时候，井上支撑的三角竹架突然倒塌了，辘轳一松，悬吊我下井的长绳失去了控制，幸亏我还吊着另一根安全绳，在半空中把我截住，不然的话，四十米的深井，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工人们把我救出来时，我已不省人事。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我受惊过度，受了轻伤。不久，我就出院了。

说我不尊重苏联专家

 　　到了1956年初，我的地质土壤试验报告写出来了。可是，我的试验结论不仅没有为苏联专家的总体设计提供进一步的数据，反而证明这些苏联专家的总体设计存在着严重缺陷，必须推倒重来。
　　我与苏联专家的分歧是，兰州地区的地质结构到底是属于四级沉陷性黄土呢，还是属于二级。苏联专家认为是四级，因此在结构和地基加固时要进行特别处理，工程要求很高，费用浩大。我的看法是属于二级，照二级地质结构进行设计，可以节省工程费用约三分之二，高达几百万元。我向兰州第二工程局及第二设计院提交了我的试验报告，建议重新设计整个铁路枢钮工程。兰州方面很重视，由第二工程局党委出面召开联席会议，邀请了苏联专家，以及工程局和设计院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二三十人参加。我先在会上讲解了我的试验报告，又在黑板上演示了我的计算方法和试验数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可是，苏联专家却坚持己见，不肯认错。并认为我的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都有问题。我有些激动了，说我亲身下井取样，反复试验，写了勘探报告，是经得起验证的。会议结束了，却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
　　不久，我离开兰州回到北京。想不到，领导正等着我。我一上班，领导就找我谈话，说你在兰州做了些什么，要向组织谈清楚。我说没有呀，就是有关苏联专家设计的事，出现了一点不同看法。领导说，对，就是谈清楚这个问题，你对苏联专家的态度和立场都有问题，要检讨。我愣住了，说，我提出的试验报告根据的是科学，我和苏联专家争论的是土壤结构问题，我没有什么错，要我检讨什么呢？领导说，反正你一定要检讨，不检讨，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承担。
　　后来，我才从同事那里得悉，那天兰州的联席会议一开完，兰州第二工程局党委就认为问题严重，立刻写报告给铁道部长滕代远，说部里派来的钦差大臣张工程师，目中无人，在研讨会上不尊重苏联专家，意气用事，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希望部里严肃处理。
　　当时我只有三十出头，年少气盛，自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肯认错。梅萍劝我，忍一忍算了，做个检讨不算什么。我也不听。结果，组织上很快宣布了对我的处分，一是降职，把我从中央材料试验室主任降职为试验室助理；二是减薪，把我的工资从105元减到95元。我气忿不平，要去论理，梅萍又劝我，说忍一忍算了，你再去吵可能把事情闹大，更麻烦。

图四　1953年8月，作者在西直门外勘探工地井架旁。
图五　1950年代末的梅萍
图六　梅萍和她的好友在无锡太湖。

“反右”逃过一劫

 　　梅萍随我到北京后，专事家务，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当时的中国大陆处于建设高潮，急需各种人才，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大都有一份职业，享有一定的待遇，而且以此为荣。在我的支持下，梅萍在1954和1955年间，曾进修了两个短期专业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成本会计和设计绘图两个文凭。
　　之后，梅萍被一家设计单位录用，担任绘图员。梅萍一向心灵手巧，绘的图纸又干净又漂亮，而且速度快，深得同事好评。可是，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长子刚上小学，次子还在幼儿园，我又经常出差外地，所有的家务都压在梅萍一个人身上。白天她忙于工作，下班回来又埋头家务，实在太劳累，最终只得辞去工作。琐碎的家务，埋没了梅萍出色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使她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是我一直负疚于她的。梅萍的见识和历练，远远超过一般的家庭主妇，在我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我很多提醒和帮助。
　　很快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改正缺点。部里也天天开会，非常热烈，还动员每个人积极发言，向党交心。梅萍听说后，心情很紧张，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忘记前几年的教训，要记住祸从口出的教训。她还几次特别提起1952年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那时，我还在贸易部，每逢周末，工会总要召开各个科室小组会，大家坐在一起随意漫谈，等于闲聊。有一天，不知因何谈起了天气。我说北京冬天很冷，春天风沙很大，住的又是四合院，不像上海那么方便。没想到这几句话犯了大忌，到了下个周末的工会小组会，领导说我上次的发言暴露了资产阶级思想，要大家对我进行批评帮助。这还不算，我更被当作贪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在全公司工会活动中受到点名批评，各个科室的小组会以我为例，说应该如何如何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人前人后，把我搞得灰溜溜的。
 　　梅萍又说，不久前你只不过跟苏联专家讨论地质问题，就被降职减薪，要是这次你不小心又说了什么，被人家抓住把柄，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时几乎每天都开会。有一次开会，一个领导点名要我发言，说张永芳你去过台湾、香港，现在又到了北京，你觉得三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哪个地方最好？我说，我是向往祖国，觉得社会主义好，才来到北京参加革命工作的，别的地方我都没有兴趣。又有人问，你与苏联专家讨论技术问题，结果受了处分，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我说，我服从组织。
　　那一阵梅萍真是担惊受怕，说她恨不能用一块橡皮膏把我的嘴贴住，她才放心。她本来不赞成我抽烟，现在她每天要我带一盒香烟出门，叫我一到开会时就拿出烟来抽，免得嘴巴闲着想开口说话。每天我临出家门，她还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永芳，记住我说的话没有？开会时千万不要发言！”　
　　除了开会，还不断有人上门游说。我的邻居苏仁，是教育科科长，一条东北汉子，正直豪爽，思想进步，每天吃完晚饭，常来我家串门。他说，老张，你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为什么开会很少发言，应该把气氛搞热嘛！又说，你到底顾虑什么？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这个苏仁一上门，梅萍就半玩笑半认真地推着拉着，把他硬赶出门，说你不要吃饱了饭乱说话，害了我们老张！苏仁看到我们这么紧张，总笑话我们太胆小。
　　“反右”开始了。几天之间，部里揪出一大批“右派分子”，这个苏仁也名列榜上。开斗争会那天，群情汹涌。苏仁不服气，说他对党一片真心，他是听党的话才积极发言，帮助党整风的。人家根本不容他辩解，说他是在真心的伪装下发泄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那天我也在场，苏仁在台上看到我时，我发现他的眼神有点异样，不知是感叹我没有听他的话而逃过一劫，还是感叹他听了党的话却成为党的敌人。“反右”结束后，苏仁被开除公职，发配到东北劳动改造。从此不知他的下落。
　　苏仁是我的近邻，少了他的串门，我家也少了一份热闹。每次梅萍提起他，总会连连叹气，说不知他现在流落到哪里去了。我也说，幸好没有听他的话，不然也跟他一样，倒一世的大霉了。

我上了党报头版

　　1957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那是我的三子。在此之前，梅萍还生过一个女孩，可是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那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很得我们的宠爱，梅萍哭了几天几夜，我也很感痛心。
 　　那年夏天，我的小弟张宗儒高中毕业，也去了香港。在这之前，母亲带着我的女儿到了香港，往来于沪港两地之间。父亲孤身一人在上海相当落寞，他在写给我的信里，经常诉说他孤苦无助的心情，希望我有机会调到上海来。我考虑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当时，全国户口按地区划分类别，北京户口等级最高，从外地调到北京很难，从北京调到外地比较容易。1957年深秋，我调到宁波，负责软土试验研究工作，隶属铁道部及上海铁路局。
　　在宁波，我的工作很出色。不久，我发明的一种地基基础处理新方法，受到高度重视，甚至被作为一项重大发明，1958年8月16日，宁波市委机关报《宁波报》头版头条作了显著报道。到了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我在宁波接到铁道部文件，说1956年对我在兰州批评苏联专家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现予纠正，恢复原级别和薪金，并根据北京和宁波的地区差别，工资定为110元。
　　1958年9月初，我把全家迁往上海，仍住在石门一路。1960年，我调往杭州，每个周末往返于杭州和上海两地。还好，铁路局对属下职员发放通勤免票，不用付路费。
　　从1959到1966年，这七年是我们最平静最安定的日子。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发生什么困难。
每到周日，我们就去看望父亲，有时和他畅谈家务，说说笑笑；有时到饭馆吃一顿美味，共享天伦之乐。平时，梅萍也常到父亲家里，下厨为父亲烧几只可口小菜，或为父亲办点杂事，很得父亲欢心。
 　　这期间，在香港的几个弟弟妹妹，经常有侨汇寄给父亲。那时全国大饥荒，不少地方甚至饿死人，上海也受到严格的粮油定量限制，大多数市民处于半饥饿状态。不过，父亲的生活仍然相当优裕，弟妹和母亲经常把整包整包的面粉、整罐整罐的食油，还有其他各种食品，源源不断寄给父亲，我们也分到不少。我们当时的生活，比一般市民要好得多，左邻右舍无不羡慕。
　　1964年，我在杭州清泰门外商教新村分到一套住宅，有两间房，每间十五平米，还有洗手间和厨房，算是在杭州又安了一个家。梅萍每过一阵，就要到杭州来住一两个月。放假的日子，三个儿子也从上海来到杭州，每到周末，我们全家一起出去游玩，畅游西湖，或是上饭馆吃饭，也算是无忧无虑。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我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1965年冬天，我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调我前往大西南参加三线铁路建设（即通往越南的带有国防军事性质的战略铁路工程），限期出发。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回家，梅萍正在厨房烧饭，听到这个消息，她顿时眼泪汪汪，忍不住哭了起来。大西南的条件艰苦，地处偏远，交通非常不便，一去可能两三年不能回家。父亲也很着急，甚至提议如果一定要去，就辞职回家。但是，我怎么可能放弃这份职业呢？父亲说，我给你两百元带在身边，万一想回家，就坐飞机回来。回来之后，再给你两百元。
　　过了几天，我已整装待发，突然领导通知我不要去了，改派了另一个工程师。梅萍和我，还有父亲，都喜出望外。我有点奇怪，后来才听说，改派他人，是因为我有海外关系，三线铁路是国防保密工程，不适合我这样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参与。
　　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又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未完待续）

图七　1959年10月，梅萍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前。
图八　1958年，梅萍和好友结伴，带孩子出游。
图九　1961年，梅萍和幼子。
图十　1966年4月，作者夫妇在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