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家这个名字，如今人们已经十分陌生，但四十年前在神州大地上却很“出名”。他是1969年从上海插队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公社勐掌生产队的知青，到了1973年4月，突击入党，三个月后成了中共“十大”代表，并是主席团成员。时年二十三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朱克家坐直升飞机一步登天，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普遍认为他有特定的社会背景。有说他是高干子弟的，有说是某领导人外甥的，还有传言说他没办入党手续就成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等。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确实出过很多不可思议的奇闻怪事，令人瞠目，再加上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大道消息不畅，小道消息疯传，各种猜疑难免沸沸扬扬。
　　我当时在西双版纳州宣传部做新闻摄影工作，恰在此时，北京《民族画报》特邀我采访一组朱克家在少数民族地区锻炼成长的专题报道。面对社会上的这些传闻，为慎重起见，我请上海媒体的一位朋友帮我了解一下有关朱克家的社会背景。很快得到答复：朱克家，195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其父是上海市纺织品供应站的业务员，母亲是纱厂女工。1969年他毕业于上海市海南中学。同年4月，和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经过街道、学校和父母单位的层层动员后离开上海赴云南插队，没有任何特殊的社会背景。弄清楚了这些，我便来到勐腊县勐仑公社。公社书记知道我的来意之后，直截了当地说：“朱克家的情况我很熟悉，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上海知青，有两件事最突出感人：一是他本来在勐掌傣族村寨的坝区插队，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不错，但他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山寨落户，在那里做出了很多成绩，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与赞扬。第二件事是1972年，公社党委根据他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学。这种机会，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梦寐以求的，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决心继续留在这个偏僻的山寨，建设新农村。这一举动，感动了不少人。公社党委为此整理他的典型材料，报给上一级党委。”说至此，公社书记感到很自豪。接下来，我请书记谈谈朱克家的入党经过。他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准确地讲述着：“1973年4月27日是朱克家入党的时间，但他当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入党手续是他从昆明回来后补办的。”我问起缘由，他说，公社上报的朱克家典型材料很快被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他们出于一种责任，重新整理朱克家的材料，题名为《山寨里最忙的青年》，报送上海市委参阅。这份材料被当时上海市委主管文教宣传的书记徐景贤看到后，立即转呈姚文元，姚马上派出一个采访小组赴云南，不久便发表了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和《农村也是大学》等通讯，大张旗鼓地宣传，朱克家便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姚文元在布置采访任务时，得知朱还不是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什么人可以入党？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给云南省委打电话，云南省委给西双版纳州打电话，州党委给勐腊县委打电话，县委又打电话到公社党委，要求迅速办理朱克家入党事宜。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曾打算待朱克家从昆明回来之后按正常手续办理，但上面的督催，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当晚就答复，书记只好代表公社党委宣布批准他入党，日期就是4月27日。从上海市委打电话算起到宣布朱克家入党，前后通过十一个电话，总共用了九个小时的时间。
　　我离开勐仑公社，走了三个半小时的山路，来到了爱尼族村寨——莫登生产队，在小学里见到了朱克家。他中等身材，衣着朴素，白净的面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他热情、礼貌，将我送到生产队队部，向队长介绍了我的来意。队长是个纯朴的爱尼族汉子，他如数家珍，把朱克家上山后为群众办的好事讲述了一遍，并领我在寨子里转了一圈，边走边指给我看：那是朱克家新建的小学，那是朱克家新修的水泵房，那是朱克家常为村民理发的地方，等等。我环视四周，莫登生产队位于半山腰，有六十多户人家，全部是爱尼族。周边是梯田，耕作方式尚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状态，比起傣族居住的坝区确实艰苦不少。队长告诉我，解放二十多年了，至今还经受着没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贫穷与寂寞的煎熬，短时间后，一个个都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失学在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都成了文盲。朱克家来到这里之后，才把小学恢复起来。我顺便问起队长是如何认识朱克家的，他说：“我经常下山办理事情，途中必经勐掌寨子，朱克家所在的知青点就在寨子边上，我常去那里讨碗水喝，休息一会儿。朱克家待人热情、礼貌，尤其是看到劳动之余，别的知青多是打扑克、下棋，唯有朱克家在看书学习或帮人修理收音机、手电筒⋯⋯我逐步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就产生了邀他上山当老师的念头。不久，朱克家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将户口转到莫登生产队，上山当了教师。”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朱克家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操场，做了篮球架和乒乓球台。当他发现学生教材全是汉语编写的，学生不懂，他便开始学习爱尼族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能够和学生进行语言沟通了，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他帮助山寨安装了碾米机，使妇女摆脱了繁重的舂米劳动。他看到寨子旁有一条山涧小溪，便产生用溪水发电的想法，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的资料，学习电工知识，回到山寨后，建起了小型发电站，给山区带来了光明。他还学会了理发、木工、裁剪及使用缝纫机，成为爱尼山寨最受欢迎的人。队长约我在山寨多住几天，为朱克家多拍些照片，好进行宣传。我看到了朱克家和群众密切的关系。他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地和爱尼人生活在一块，一待就是四年。他从没谈及过这里的艰苦、贫穷和寂寞，反而觉得生活得踏实、自信和乐观。

1973年，作者（左）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公社采访朱克家。


1973年，朱克家在莫登山寨小学用爱尼族语言向学生讲课。


1973年，朱克家与爱尼族青年在一起。


1973年10月，朱克家在西双版纳杆揽坝农场向职工传达中共“十大”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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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年代进行摄影采访，所惯用的手法是摆拍，今天看来，这些照片明显带有人为组织的痕迹，但照片反映的确实是真实的地点、真实的人物所发生的故事。这组摄影专题报道在1974年第7期《民族画报》上刊发。后来每逢重大活动，我时常见到朱克家，彼此的交谈中，知道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在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更使他觉得心虚，他清楚自己已被一个巨大的手推着往前走，想停也停不下来。对上层的真正意图，他一无所知。毕竟，他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
　　1973年6月，“四人帮”加紧物色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人选，张春桥以支持新生力量为借口，要求云南省委将朱克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四人帮”为了加强培植自己的力量，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上由他们组阁，朱克家又被送进中央工农读书班深造，王洪文还接见他，要他好好学习、参与上层路线斗争。在北京的会场上，朱克家坐在一群老者中间，拘谨不安，发言也经常语无伦次。从此，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涡。1974年，他调往昆明，户籍关系迁入到省委机关。后来，他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工作会议，领受江青、王洪文的旨意。回云南后，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人物，亲自蹲点，布置任务，参与炮制话剧《典型报告》等等，使云南省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社会制度一度陷入混乱。虽是受人唆使，但也难辞其咎。
　　我和朱克家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4月，那时他已是四届人大常委、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我之所以去找他，是因为一桩人为的政治事件将我牵扯进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时，在西双版纳和傣族群众欢度泼水节，边疆人民记忆犹新。1976年元月8日总理逝世，当地群众无限悲恸，这年泼水节到来时，我从百姓家中搜集到群众珍藏的十五年前总理视察时的部分照片，经过翻拍，精心制作，用《周总理活在各族人民心中》作标题，在4月初泼水节到来之前，利用街头橱窗宣传展出。由于泼水节和清明节只相差几天，4月5日清明节时，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四人 帮”定为“反革命事件”，西双版纳州结合进领导班子的派中头头认为我办的展览是配合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要追查策划者的动机和责任。我很气愤，决定去找朱克家反映情况。我将事情的始末和动机向他陈述清楚后，他表示，由于时间的巧合造成了误会，叫我放心，他会和有关人员打招呼的。此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没有人再提及。我也避免了一场人为的政治灾难。
　　1976年后，我工作调动，到山东一家媒体做记者。因工作需要，曾两次回云南采访，见到不少老朋友，自然问起朱克家的情况。他们告知：粉碎“四人帮”后，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批判的主要对象，被隔离审查。但最后处理时，考虑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给予了宽大处理，开除党籍，下放到恩洪煤矿当了一名掘进工，后来又到洗煤厂当工人。由于他吃苦耐劳，完成任务好，和工友的关系很融洽。1987年调该矿电视转播台做电工。1994年又调到该矿在曲靖的一家综合性大厦任经理，2004年退休。在老工人的撮合之下，朱克家和一个地质队员的女儿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孩，生活得平静而淡泊。他一直回避媒体采访，从不参加知青们的活动，绝口不谈当年的那些事情。
　　在那荒唐的年代，朱克家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过山车。最终，从平民中走来的他，复又回到平民中去。

 
1973年，朱克家向爱尼族农民学习耕作技术。
 
 
1974年，朱克家在景洪县曼景兰生产队向傣族群众宣传四届人大会议精神。

 
1973年，朱克家在给爱尼族儿童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