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我的自拍像
我和共和国同龄，1949年大军南下时母亲怀着我，挺着大肚子，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部文工团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渡过长江。母亲在刚解放不久的杭州城里生下了我，时值秋天，取名秋杭。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读的是当地干部子弟最集中的全国重点学校杭州市安吉路小学，每个班的少年先锋中队都以烈士的名字命名，哥哥在白求恩中队，姐姐在刘胡兰中队，我在方志敏中队……可是，好景不长，生父王子辉（曾任解放军七兵团京剧团团长，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在整风反右中被迫害致死，母亲为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嫁给了继父。
偷来的摄影爱好
1966年“文革”初期，我母亲和继父双双被打成“走资派”。我当兵无门、招工无望，整天在家闲逛。有一天我翻进一所学校的仓库里，偷出几捆被红卫兵查抄并早已停刊了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几本民国时期的摄影画报，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郎静山、郑景康、吴中行、薛子江、刘旭苍等摄影大师的名字和作品深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省吃俭用，花五元钱从旧货店里买来一架“幸福”牌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那时候整天就是拍照、冲洗、放大，对政治运动毫不关心。放大机是将尿罐扣过来自制的。后来，找我拍照的同学、朋友越来越多。我保存至今的“文革”日记清楚地记录了当年的情景：
今天上午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浙江的代理人江华”大会，我们全班的同学都去，但是人山人海，我又推着车子，真无法挤进去。于是我们就溜走了，反正喇叭到处可听。走到延安路，我买了一卷胶卷马上赶回家，因为姐姐讲过今天上午去拍，我飞也似的从武林门绕回家，向毛牛借了车子，就同姐姐一块儿向植物园出发。没有135机子，就用白胖子那架“蔡司”120改装了一下。
植物园人很少，我们拍摄得比较顺利，光圈都在F16，速度也都是1/50。我是故意让曝光过一点。我喜欢黑白分明、反差大的照片。10点半就赶了回来。
下午我们又去拍，毛牛买了二卷（半卷），金少清买了一卷，杨小同又跟我们一块儿去……
我们先到留下，是少清同志建议拍点原野、农村的风味，我们没有反对。结果一座农村的小河的竹桥成了我们很理想的拍照环境。又到干了的水稻田上去，一望无边，远处有工厂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美极了。我用F16，是为了景深，用快线帮助拨动快门1/50。最后我们在竹桥上进行了合影。另外二卷，我们用在路上、湖边、草坪和夕阳的大树下……
回来就冲胶卷，定影自己配，为了使海波化得更快，我用了沸水，结果冲的第一卷（上午的一卷），冲坏了，是我忘记了过去的经验。结果胶卷的药膜鼓了起来，许多药膜破坏。21度胶卷的微粒是极小的，结果用沸水一烫，微粒粗的连肉眼都看得清楚，太倒霉了。其他三卷在D-72配方里进行了10分钟，都还可以，没有冲洗方面的事故，只有拍摄方面，距离没有估计准，以致模糊不清，但大部分还可以……
68．11．16．
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去买了显影水和相纸，印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比较成功，也很顺利。一直印到十一点四十几分，回到家里哥哥也回来了，忙吃了饭。
下午，少清和我去买放大纸，共买了12寸的三张，1元5角4分，又放了一下午。底片反差太大，又比较厚，所以有几张曝光竟达2分多钟。前面有几张曝光不足，后面逐渐掌握了。一直放到天黑，毛牛妈妈骂了。我们赶快回家，大家都吃完饭了……
68．11．17．星期天
不久，我被分配到了杭州市临安县一个山区里插队落户。
我曾是杭州第一批自发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头儿，可没几天就被同校 的红卫兵从台上赶了下来，因为他们获知我的生父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被定性为“叛党”。于是我一夜之间从“红五类”变成了“黑六类”。从此我摘下了红卫兵袖章，远离运动，远离红卫兵组织，过起了逍遥派的日子。我曾花5元钱从旧货店买来一台“幸福”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1968年8月摄于杭州）
我们经常远离被红色海洋包围的城市来到郊外，拉起心爱的手风琴，这时候我们会忘掉一切。我把这短暂的浪漫和初学摄影的乐趣都写在“文革”日记中，保留至今。（1968年8月摄于杭州）
1969年3月，中苏边界黑龙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大批毕业的中学生被调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4月，我写了血书才被批准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由于出色的表现，很快被调到兵团司令部带岭武装连构筑战备坑道，被任命为第三排第九班班长。《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那时是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1969年12月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山寨版的“渴望战争”
当时，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我一心想报效祖国，证明自己的血不是黑的，就写血书要求支边当一名兵团战士。总算于1969年的4月，我们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务农。由于我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被调到兵团司令部带岭武装连，我被任命为三排机枪班班长，那些枪可全是真家伙。听兵团司令部参谋长说，如果和中苏开战，我们番号一变，立刻就成为现役部队拉上前线。不过当时给我们的战备任务是挖一个地下坑道，代号“701工程”，地点是在离带岭镇40公里外的原始森林里，那年我才十九岁。
那时真的是要革命不要性命啊，打坑道，本来打风钻要用水，但我们嫌水枪麻烦，进度慢，就直接打干眼。打干眼粉尘大呀，整个坑洞就像一个石灰筒，两眼一片白，见不到人影。鼻孔里全被白粉堵塞，擤出来都是白粉糊糊。生活条件差就不用说了，只有干粮，很少有肉类蔬菜。营养严重不良，加上卫生条件差，结果全连染上了疟疾，战斗减员四分之三，四个排最后只剩下一个混成排。我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这个混成排的代理排长，我一连递交了三份入党申请书，并率领全排战士24小时连轴转，吃、睡都在坑洞里，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连队受到了嘉奖，十多名战士火线突击入党。我被兵团政治部干事找去谈心，他说按理你是第一个应该发展的对象，但组织上研究，因为你生父的政治问题，还需要接受进一步考验。
我没有怨言，只盼着战争早点爆发，可以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在真正的战场上火线入党、建功立业，改变“知青”身份，那怕成为烈士也在所不惜。
深山老林里的生活实在太枯燥了，刚到山里我就给家里写信，要求父母给我买一台刚出产的“海鸥”4B照相机，我在信中写道：“在这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如果没有照相机，我会发疯的。”不久，一台崭新的海鸥4B双镜头反光相机寄来了，还按我的要求附寄了胶卷、相纸及显、定影药粉等。母亲在信中说：父亲进了五七干校，很少回家，家里存款全都冻结，是用父母两人的生活费凑起来买的，可百货公司还不卖给个人，只供应单位，非要单位介绍信。为此，父亲专程到原工作单位浙江省博物馆找熟人开了介绍信才买到……读后，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没有暗房，我钻进空油罐；没有安全灯，我用烟头的红光冲胶片；没有灯光，我就用手电筒感光……一张张照片从空油罐传递到了战友们的手里，原始森林深处终于响起了纯真的青春的欢笑。
可当时中苏之间只有一些小摩擦，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这实在让我们很失望：苏修你这个纸老虎，怎么就不敢打过来呢？
形势缓和了，701工程搁置了，我们的武装连也要遣散了。后勤女兵排都已经在城里分配了工作。我们的雄心壮志也在矽肺病的咳嗽中、在整理锅碗瓢盆的丁当声中日渐暗淡。遣散的最后一道程序是上缴枪支，这是我们最恋恋不舍的。那天我突发奇想，说仗没捞着打，但这段铭心刻骨的日子不能忘啊，我们就拍个照留个纪念吧，大家一致赞成。结果我又做策划，又做导演，又做化妆，又当主演。去卫生所借来纱布和红药水，最后就炮制出了这幅“渴望战争”的照片。
抱机枪的是副班长王乔乔，中间喊口号的是我，我的台词是：“轻伤不下火线！”“子弹打光了、上刺刀！”“共产党员，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反正当时电影里有什么我就喊什么。
照片从空油罐里洗出来之后，战士们纷纷传阅，全连震惊了，各排、各班都要求拍摄留念，连长、指导员也感到很有意义，于是下令放假两天，专门安排各排、各班拍摄集体照。
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两天。我从双镜头反光相机的磨砂玻璃中清晰地看到年轻战士们一个个几乎全都换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绿军装，有的还穿上平时很少穿的白衬衣，雪白的衣领露在脖子上显得异常英武……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神圣过，因为我看到了那一双双兴奋而期待的目光。我知道，这些照片很快就会寄往祖国各地，在更多的家长、亲友、同学们手中传递……
渴望战争，以鲜血和生命来改变自己知青命运，是那时最强烈的愿望。可是当战备坑道按时完工后，战争形势缓和了，武装连被命令解散，武器被命令上缴。我依依不舍，于是下令全班集中武器，从卫生室搞来纱布、红药水，在一株巨大的朽木旁导演了这场虚拟的战争。（1970年夏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中的英雄王成，也是我喜欢模仿的偶像，可惜当时找不到步话机，使这张模拟照逊色了不少。（1970年9月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扮作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队长李向阳。怎么样？还挺酷吧。不过当年钻进刺鼻的空油罐里冲胶卷和用手电筒印照片的苦和乐实在是终身难忘。（1970年8月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为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都快想疯了，到处托关系，终于等来一封“火速急归”的加急电报。我慌称家母病危，打报告批了一个月的探亲假。这是我在途中下车，去大连游玩时的留影。我至今仍保存着这张原版照片和火车票，火车票字迹依稀还能看清：1971年11月28日，自王杨站（铁力站前一站，离我们连队比铁力站要近十多公里）至杭州站，限乘当日第78次列车，全程3002公里，客票票价35.50元，加快（到上海）5.50元，合计41.00元。（1971年11月摄于大连火车站）
午夜穿越原始森林
我们构筑701战备坑道的这座山属于大兴安岭山脉，但没有人为它取过名字。听当地林场的伐木工人说，这山上有一只老虎，很多工人都见过它，尤其是夜晚，那虎只睁一只眼，又红又亮，远看就像是一只灯笼在晃动。我当时非常好奇，一心想见见这只虎，可从未如愿。工人还告诉我们，虎并不可怕，因为一座山只有一只虎，满山的野兽够它吃的了，它只要吃饱了就不会主动攻击人。可怕的是猞猁，当地人叫它山中大猫，除了老虎，无论是人或野兽它都会主动攻击，因为它喜食内脏，锋利的爪子能开膛破肚，林场不少牛、马遭它祸害，非常残忍。尤其是猞猁还会上树，一般都是从树上凌空突袭，让人猝不及防。有一次连队以班为单位进行拉练，我把我们机枪班拉到冰封的山溪沟的冰面上行进，走着走着发现了一大堆粪便，走几步又是一大坨……而且粪便越来越新鲜，还腾腾地冒着热气。我们蹲下仔细一看，粪便里有很多橡子壳，于是断定是黑瞎子留下的，因为虎是不吃素的，而且这只黑瞎子大概嗅到了我们的气息，刚离开不久。走着走着，只听见最前面那位战士喊：“班长快看！”我一看冰面上印着一行巨大的猫的爪印。
“猞猁！”我马上断定我们跟这大猫走到同一条路上了，大家不由警觉起来——尽管我们都挎着枪，可是里面并没有一发子弹。
有一天连里改善伙食，从山下买来一头猪，吃了半只，剩下那半只就摆在伙房帐篷的大桌子上。第二天清晨就听见司务长狂喊：“快来！快来人哪！”我们急忙起床奔向伙房，一看傻眼了，帐篷窗户被撕开一个大口子，桌上那半只猪不见了，地上一道道血痕伴随着一行大猫的爪印。
“猞猁来过了！”连长黑着脸道。
当施工进行到最紧张的阶段时，突然连部通信员跑来说有我的电话，我跑去一接，原来是我的好友毛牛从杭州探亲回他所在的鹤立河农场，火车正好路过带岭车站，他要下车见我。701工程驻带岭办事处告诉他，701是保密单位，他不能上山，只能约我下山见面。他还告诉我，给我带来5卷120胶卷。一听胶卷，我来劲了，急忙跑去向连长请假：“报告连长，我朋友从杭州给我带来5卷胶卷让我到山下去取。”“好啊！让通信员下山去取。”连长黑着脸道。“连长，人家大老远从杭州来，总得见人家一面不是？”“那好，明天早点名前一定要赶回来。”“是！”已经是下午2点，正好赶上林场每天下山拉货的马车。
如果仅仅是唠几句家常，取了胶卷我还赶得上装完货上山的那辆林场马车。可老友相见，这酒瘾立马就上来了。于是找了一家镇上最大的酒馆，什么木须肉、溜肉段、摊黄菜、拔丝土豆……叫了一大桌，一瓶65度的“北大荒”瞬间见底，又来一瓶，一直喝到晚上9点酒馆打烊，我们俩才摇摇晃晃来到带岭车站。“你今晚不用回去了吧，我晚上12点的车走。”毛牛还算清醒。“我陪你到12点，然后上、上……山！”我说。“走回去啊，你酒喝多啦！”“真走回去，明天早点名必须赶到。”12点，毛牛上了车，车开动了，他探出半个身子大喊：“千万别回去啊，在车站猫一夜吧。”
最后一节车厢闪过，眼前一片黑暗。我迈开双腿向山里走去。刚开始还仗着几分酒劲一路高歌，又是“样板戏”又是“语录歌”，后来劲使完了，酒也慢慢醒了，突然发现没有走在大路上，黑夜里就凭着那点月光沿着白糊糊的道走，怎么越走树杈越多，大路上哪来这么多树杈？定睛一看，妈呀！居然走在山溪的冰面上。我立马停下脚步，就像一桶凉水从头浇下，顿时手脚冰凉，前几天那冒着热气的黑瞎子粪，更可怕的是猞猁的脚印闪现在眼前，我连头发都直立了起来。我想回车站，但不知道究竟有多远？我知道自己迷失在了原始森林里，生命时刻都有危险。一摸口袋，只有半包迎春烟、一只打火机、一串钥匙和那五个120胶卷。真后悔下午走得急，一件防身家伙都没带。我急忙点上一支烟，首先让自己镇静下来，当前最要紧的是辨明方向，别越走离连队越远。我想到了北斗星。摸索了半天，总算找到一块树杈较稀疏的天空，北斗星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来，我找到星尾最后那颗星所指的北方，估摸出连队所在的方向后，便撒腿狂奔。
午夜的原始森林并不寂静，这里“叽叽叽！”那里“嚓嚓嚓！”更还有被我奔跑惊醒的飞禽扑愣愣地飞起，树杈时不时地抽在脸上生痛生痛的，好几次被朽木、野藤绊倒，爬起来再跑……
终于，我跑到了山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眼下一片开阔，突然，“达的达、达的达……”一阵清脆的起床号划破夜空，我低头向下望去，终于看到了巴掌大的连队驻地。热泪随即夺眶而出，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救星，几乎是连滚带爬滚下山坡……当我狂奔进连队操场时，全连战士已整装列队，接受连长早点名。“报告！九班班长王秋杭报到。”我一个立正，行了军礼。连长转过身吃了一惊，道：“好小子，入列！”
为了五个胶卷，我经历了此生最惊心动魄的一夜。当然，还因为贪杯……
回到杭州后，“大洋马”、“白胖子”、“小老大”等等在学校文革时期的“狐群狗党”又能经常聚到一起，我们这批父母都被打倒了的落泊子弟，总能想办法搞到钱来，偶尔奢侈一下。（1972年3月摄于杭州）
把我领上“赌博”之路的，是一位被打倒了的省委书记的独养儿子。那时候整天闲着没事干，他就把关在牛棚里受审查的父亲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一副漂亮的麻将牌）拿出来教我们玩。这可是清朝李鸿章的家珍，红木盒子上有用珍珠镶嵌的四个篆字“中堂雅玩”。牌由翡翠、玛瑙、象牙制成，抓在手里沉甸甸的。“文革”后期他缺钱花，就把这副麻将卖到了吴山路旧货商店，得款800元。这笔巨款，供我们好一阵消费。麻将没了，就改玩纸牌。（1976年8月摄于杭州）
尽管我对自己为什么一夜之间会从无产阶级接班人变成资产阶级狗崽子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想再变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于是就在电影的反派角色中去寻找、去摹仿，还照下来常自我审视、自我质疑，我今后会是这样吗？（1976年夏摄于杭州）
我朋友“毛牛”的父亲曾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副团长，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转业到浙江省文化厅任副厅长，退役时军衔是中校，“文革”中也进了牛棚。我们把他的麦尔登呢军装偷出来照相，只是在肩章上加了两颗星，立马晋升为大校。后来一位司令员的女儿告诉我：过去部队医院女护士的择偶条件是“一颗星太小，二颗星正好，三颗星难找，四颗星太老！”我听了后马上就想把那两颗星摘下来！（1973年10月摄于杭州）
破碎的记者梦
武装连解散后，为了改变自己的“知青”命运，我专程去了趟南宁，找到在广西军区后勤部当政委的表哥，赖着不穿军装不走人。呆了半个月，终因父亲的政治问题没能如愿穿上军装。我又跑到南京去找姨父，他是老红军，又是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党委书记，还是我父亲参加革命的领路人。他了解我们家，十分同情我们的命运。他到处托关系，最后找到曾经当过他警卫员的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并把自己心爱的双筒猎枪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才拿回了两份已经盖了政治部大印的政审表。我和我弟弟终于像黑暗中盼到了光明一样，开始向同学们、朋友们告别……可就在这年秋天，林彪“自我爆炸”，征兵工作一律停止。我彻底灰心了，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残酷，理想、前途、事业、抱负都与我无缘了，我不得不回到余杭农村。
我有太多的理由放纵、消沉和玩世不恭，可我没有。因为我还有一位热恋中的女友，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在部队医院当护士，已经提了干，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和我保持了三年的恋爱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就在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年，我的生活也翻到了最悲惨的一页，她来信哭诉她父亲以眼睛气瞎为由，胁迫要她和我断绝关系，她最终屈服了，要求我能原谅她……我人生惟一还可以追求的希望之门也被无情地关闭了。这一天寒夜，我和生产队几个酒友喝到深夜，我喝得太多，独自一人在回来的田埂上滑倒，跌进泥塘里，我挣扎了几下无济于事，因为喝得太多没了力气，黑暗中感觉到整个身子在慢慢地往下沉，我真想索性放弃人生！生命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生父那里去哭诉……唐山已经死了几十万，再加我一个又算得了什么？可我又想到了童年、想到了安吉路小学、想到了机场献花、想到了方志敏中队、想到了在队旗下的宣誓，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为了我童年的誓言、为了我童年的热血沸腾……我大声哭喊着，用尽全身的力气爬着、抓着……死神终于被感动了，它拒绝了我。
我习惯了人们怀疑、鄙视、居高临下的目光，不得不把那短暂的红色童年深深地掩埋起来，忘掉出身，放弃仕途，和社会最底层的人交朋友。那时惟一能慰藉我心灵的就是摄影，无论多么痛苦只要拿起相机，我就会忘掉一切。我经常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但我的相机里始终没有断过胶卷。当兵没有资格，当一名摄影记者，成为我最后的梦想。
会摄影，朋友当然少不了。最早是毛牛，从他们红卫兵抄家物资中借来一台当年35毫米相机王——德国的康泰克斯长期归我使用；白胖子他老红军父亲的蔡司120折叠相机，也几乎成了我的私人财产。我用军用雨衣自裁、自缝做成了暗房袋，用茶缸、电影胶片制成35毫米冲片罐，最令我得意的是按照我的设计图纸，在杭州钢铁厂当钳工的哥们鲁国胜用不锈钢制成了只有电唱机盒大小的便携式放大机，令几位体制内专职摄影记者目瞪口呆。我自己配制使用过的各种冲洗胶片的显影配方及冲出来的特殊影调效果，更是他们闻所未闻。当时省报几乎所有摄影记者没有不认识我的，因为我多次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给他们看，还主动跟他们外出采访，帮他们背摄影包、扛三脚架，还帮他们放大照片、举办展览，没有一分钱工资，可我始终成不了他们中的一员。
记得最清楚是1972年，浙江省成立了摄影展览办公室，地点设在红太阳展览馆（今浙江展览馆），当时要举办批林批孔摄影图片展览，人手不够，办公室主任谭铁民把我叫去帮忙，主要任务是跟着从活佛照相馆借调来的苏师傅在暗房放照片。谭主任常跟我说要好好从苏师傅那里学点技术，我高兴得不得了，每天和他们一样骑着自行车按时上、下班。苏师傅是当时杭城最有名的特一级照相馆的修相师，我从他那里不仅学会了放大巨幅照片，而且还学到了修相等绝门技艺。忙完这个展览又要忙那个展览，几乎是一个展览接着一个展览。当时不少同学和朋友都以为我抽调上来到省影展办工作了，羡慕得不得了，我自己也以为最后的梦想可以成真了。可没想到一年后老谭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很遗憾地对我说：“小王，为了你的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找到宣传部长想把你抽调上来到影办工作，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可是你也知道你父亲的问题，政工组始终不松口，实在没办法，只好跟你告别，因为你不在编，所以没办法给你发工资，这四个胶卷就当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吧。”一串泪水情不自禁地从我脸上挂了下来，接过那四个我从来都买不起的、每个售价1.81元的、黄褐色硬包装的南方正品胶卷，我最后的梦也破碎了。
“四人帮”粉碎后，我顶继父的职，进了浙江省博物馆库房，跟沙孟海先生学字画鉴定，但还是放不下摄影。从1981年开始，我在《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等专业摄影杂志上陆续发表摄影理论和评论文章，摄影作品也开始在全国摄影比赛中获奖。1989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老师的协调下，我调到杭州市摄影家协会任驻会秘书长，我的技艺终于得到发挥，梦，终于实现了。
我保存了这些伴我成长起来、记录我青春坎坷和乐趣的老照片，才使我的晚年充满了无穷的清晰回忆和乐趣。
想模仿《红岩》里的烈士许云峰，脸上还抹上了伤疤。如今朋友们见了调侃道：怎么看都不像烈士，倒是很像“第一天严刑拷打没招，第二天给很多很多美金还是没招，第三天给了个妞儿立马招了”的那类叛徒。（1976年8月摄于杭州）
我甚至还和“大洋马”跑到南京去报考解放军前线话剧团，可考官只看了我一眼就说：我们需要工农兵形象。我知道我的造型怎么也不会像工农兵，于是我又梦想当一名摄影记者。（1972年8月摄于杭州）
记者造型像。当年已经二十六岁的我，因为回不了黑龙江兵团，也回不了杭州，只好在杭州郊区的余杭县红星大队成为一名回乡青年。当所有的前途之门都向我关闭之后，我终于懂得了还有一种爱，叫自恋。（1974年7月摄于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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