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写过一本《我的大学》，不好跟文豪攀比，就写我的小学吧。我的小学，跟高尔基的“大学”有点类似，学的内容很少，有的尽是动荡。

我出生在北大荒——真正的北大荒，当年黑龙江垦区的起点，九三农场。父亲是原国民党新六军的少校军需，做了俘虏，被发到九三农场开荒，实际上是进了俘虏营。由于处在一个地老天荒的地方，狼多人少，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父亲没黑没夜地苦干，感动了领导，变成了农场的技术干部，做会计、统计和计划员。我出生之后，印象里总是在搬家，由九三农场搬到位于密山的铁道兵农垦局，然后由农垦局搬到虎林。几个农垦局最后合并为东北农垦总局，我们家也搬到了佳木斯。到了1965年“文革”前夕，父亲不能在总局机关待了，我们家又下到了位于密山县兴凯湖附近的851农场。

两岁时的作者

我六岁上学，那时我家在虎林县城，父母都上班。局里有全托幼儿园，可我死活不肯去，强行送去，能顽强地哭闹一整天，阿姨们都怕了。我一直是由外婆照看的，大饥荒的年月，从小在杭嘉湖长大的外婆，万没想到北大荒居然会挨饿，她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回了老家。老人家没有料到，她的老家那时还不如北大荒。不过户口已经转回去了，就不能转回来。所以，我就被送幼儿园了，看我实在不愿去，父母只好花钱托人带我，东家转西家转，好不容易蹭到六岁，妈妈走了个后门，把我塞进了虎林县完全小学。第一节课，学的是日、月、山、林。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几个字，没上学之前我就认得。

上学后不久，我家搬到了佳木斯。那时的佳木斯算得上是个中等城市了，但印象里好像没有几栋像样的楼。农垦总局所在的院子，就算最豪华的居民区了。我们住的是楼房，有抽水马桶，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甚至草房。在那里出入的孩子，吃的是窝头和黑面馒头，不时地打架，还偷东西，我们管他们叫野孩子。那段颇有点自豪感的日子，我过得懵懵懂懂，成绩不好也不坏，在班上也不怎么惹事。惟一的遗憾是，我们的音乐老师被抓了。那位女老师有点胖，上课不拘一格，我们无须背手端坐，甚至允许我们拉开课桌，围在她身边，听她唱歌、讲故事，我们都喜欢得不得了。至于她为什么被抓，我们不明白，大人也不让我们明白。

另一个不明白的事，是我们又要搬家了。这回是搬到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畜牧场。爸爸告诉我说，那里有蓝天和草地，草地上有很多的牛。我说，牛可以骑吗？爸爸说，当然。去了之后，我发现那里的确有很多花白皮肤的奶牛，但都很脏，晚上把它们关在原来的日本兵营里，白天有专门的人放牧，但根本没有人骑牛。场部所在地，是原日本一个机械化旅团的营地。刚搬去时，我家住在场部办公楼里。每天，最令我感到恐怖的事情是上厕所，蹲坑式的厕所，置有隔板，下面是很深的粪坑。一边方便，一边还要驱赶蚊子和苍蝇。

更令我满腹牢骚的是学校。刚去的时候，农场还没有自己的学校，我们得去公社的小学上学。公社小学，一色的草房，和课桌一样破破烂烂。我的书包很鼓，怎么塞也塞不进抽屉。上音乐课，老师抬来一架破风琴，确实是风琴，四面透风漏气，老师教我们唱：乌鸦怎么叫——呜，呜，呜，呜……火车怎么叫——呼，呼，呼，呼……

作者与兄姐的合影

第二学期，农场学校建好了。新教室，新课桌，心情舒畅，我的学习成绩陡然上升。再开学，学校让我跳级了，原本该进三年级下学期的我，提前进了四年级下学期。班主任从一个胖胖的女老师，换成了一位总是铁青着脸，一年四季戴帽子的男老师。

这个男老师不喜欢我，本能地不喜欢，当然我也不喜欢他。他喜欢女同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图画老师，一位漂亮的长得很白的女老师，当时已有身孕，挺着大肚子给我们上课。无论我怎样乱画，她总是说好，给我最高的分数。她的家就在我家房子后面，相隔不到十米远，好几次我想去看看她，就是不好意思。

四年级的生活没过几天，就开始“文革”了。批“三家村”的时候，我们还能正常上课，等到开始“大串联”的时候，课就没法上了，六年级和一个初中带帽的班里的学生，开始批斗老师。领头的，居然是我们的班主任。据说查来查去，就他出身贫农，根正苗红。

不上课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男孩儿来说，是节日。天天成帮结伙，在学校打闹。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感到了恐怖。我的漂亮的图画老师被一群学生抓起来游街，身上挂着好些破鞋，脖子上还吊着一个铁桶，里面装满了石头瓦块。铁丝深深地勒进她白皙的脖子，肚子很大的她被拖着走，边走边挨打。

当天夜里，我被一阵惊慌的扰动惊醒——图画老师自杀了。我赶紧爬起来跑过去，图画老师躺在自己的仓房里，地上都是血，她用刀片割断了颈静脉。我过去的时候，她还在蠕动，还有一点轻微的呻吟。我的班主任也赶到了，但是没有人将她送医院，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现场开起了批斗会，看到班主任的义愤填膺，我害怕极了，仓皇逃走。那一年，我九岁。我后来写道，那一刻，我的童年结束了。

被批斗的磨难，很快来到了我们家。父亲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自然在劫难逃，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也被一并抓走，双双关进了牛棚。开批斗大会的那天，我被同学不怀好意地拖到了会场。看到在台上双双被“喷气式”的父母，我差点晕过去。

过了几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牛棚，送点东西给父母。看守收了东西，却不让我见人，还要我表态对父母的看法。无论他们怎么威逼，我都一言不发，就是不说话。还好，他们没有揍我。但是，我的思想态度，被迅速反映到了学校。那时的学校，已是我那位班主任的天下。此前，我已跟他吵过多次，这次，一个告示贴出来，我被开除了。那是1967年，我刚好十岁。

如果在城里，一个半大小子在家里晃荡一年，不是流氓也变小偷了，好在我们那里是偏僻的农场，没这个机会。家里遭难，殃及鸡鸭。家里养了好些母鸡和鸭子，母亲被抓走了，我和小哥哥养活自己都难，又不忍心把它们杀了，只好送人。我们俩身上长满了虱子跳蚤，咬的浑身大包，挠破了脓水直流。冬天，屋里像冰窖一样，六方形立体白霜，破棉袄露着棉花，手脚冻得裂着血口子。

说起来，我的命还是挺大的，我就这样活下来了。直到有一天，班主任不知怎么被查出“反右”时是中右（那时他在老家），他的“好日子”于是到头了。学校改由几个复员兵“主政”，其中一个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对我印象还好，通知我再去上学。

重返学校，日子也不好过，课上的有一搭无一搭，不仅经常接受老师的训斥，还要被成份好的同学欺负。我不能还手，还手就是“阶级报复”，可我还是经常还手，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嘴都张不开。这种局面，直到有一天学校要组织大批判组写批判文章、出墙报板报时才算结束。管事的全校寻觅，发现只有我能应付写写画画。于是我成为大批判组的编外组员，同学们立马高看我一眼，此后的日子好过多了。

我的小学，就这样结束了。满打满算我只上了两年半的课，幸亏我很早就喜欢看书，看那种大本的满是字没有画的书。我写大批判稿的那点“本事”，是靠自己连蒙带猜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