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是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

4月5日丙辰清明节前后，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对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进行悼念活动，被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暴力驱散，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史称“四五反革命事件”或“天安门事件”。

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我儿子那年尚不足六岁，而他所在的幼儿园也在4月9日举行了政治表态和声讨邓小平的游行。据当时媒体报道，全国各地举行这类游行是从4月8日开始的。可见，儿子的幼儿园算得上是“紧跟”了。

我至今依然清楚记得，4月8日下午，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老师对每位家长都会通知一声：“明天你家宝宝参加游行。”有位外国朋友说过：“中国是最热衷于全国盛大游行的国家。”因此，家长们对自己孩子跻身游行之列，倒也并不惊诧。

老师见到我，把我拉在一边，笑眯眯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游行，决定让你儿子带领大家喊口号。”

平心而论，那时，一个孩子受到老师的钟爱，倒用不着家长拿钱“开后门”。我儿子从小长得漂亮（图1）、口齿伶俐，因此，凡是幼儿园里有活动（如接待外宾、歌咏比赛），老师总把他列为首选人物。这次也不例外。

老师还告诉我：考虑到孩子年纪小，所以设定的口号非常简单，只有“毛主席万岁”和“打倒邓小平”两句。她还叮嘱我晚上让儿子先练习练习。

不过，我并不感到受宠若惊。这里面有两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其一，这次游行的矛头是对准所谓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分子”的，而我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对动用国家专政工具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极度不齿；其二，领喊口号是个很有风险的任务。我曾亲眼看到，有人在批斗会上一时口误，喊错了口号，转瞬间成了反革命分子。大人尚且会喊错，何况一个孩子呢？

想到这里，我赶忙对老师说：“我儿子有点感冒，嗓子不太好，是否能让别的小朋友领喊口号？”

老师宽容地答应了：“也好，我安排别的孩子吧。”

第二天，当我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时，老师对我说：“领喊口号我已经叫另外一个孩子了。”这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嫁祸于人”那句成语，顿感自己像个猥琐的小人。

不料，老师又说了句让我心惊肉跳的话：“我让你儿子手捧宝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好吗？”

我的天！手捧毛泽东像是一件更加危险的任务！“文革”中有多少人因为不慎损坏了宝像，或将宝像颠倒了，导致锒铛入狱……但是，我再也无法拒绝，只能苦笑着应允了。

我反复叮咛儿子：千万捧好宝像，尤其不要让它颠倒了。在儿子慎重地点了几次头后，我才心神不宁地离开了幼儿园。

傍晚，我刚走进幼儿园，儿子就扑在我身上：“今天我们游行走了好长的路。我很乖，宝像一直捧得很好。”

老师也证实：“你家宝宝今天表现很好，老师还为他拍了照片。”

谢天谢地！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为了表示鼓励，我慷慨地带儿子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人书”。
过了几天，我果然拿到了一张照片（图2，见封二）。画面上，孩子们兴高采烈地举着“热烈欢呼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的横幅：左边一个女孩子十分认真地领喊着口号，儿子循规蹈矩地端详着宝像，大概是在看它是否颠倒。尽管游行前老师已告诫过他们：这是一次严肃的政治活动，但天性使然，孩子们还是流露出游戏心理，尤其是中间几个孩子显得纯真可爱，脸上笑眯眯的。

历史似乎存心跟我们开玩笑——半年之后（1976年10月），那几个炙手可热的“文革”红人倒台了；又过了九个月（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了；再过了一年四个月（1978年11月），“天安门事件”平反了……
几年后，我和儿子在整理照片时，又翻出了那张游行照片。于是，父子之间有了如下的一番交谈：

“爸，我们游行喊什么口号？”

“‘打倒邓小平！’”

儿子吓了一跳：“邓小平？电视台不是每天都在歌颂他吗？”

“那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以……”

“他们只有四个人，那么，全国那么多人为什么打不过他们？”

“……”

“他们做坏事，为什么叫我们游行？”

“……”

儿子把问题一丝不挂地揪出来，使我猝不及防，如此“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