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和图2这两张照片，是我带着女儿于1989年3月15日，和我的大舅崔佐治初次见面时，在济南趵突泉和五龙潭拍的。看照片上祖孙三代和乐融融的样子，谁又会想到曾有人让我将枪口对准这个老人呢。

1930年出生的大舅，是我外公崔毓珍与外婆廖英芬在英国留学时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前面两个姨妈，因为染上传染病，很小便夭折了。外公虽然家境还算殷实，又是民国政府公派的留学生，但伦敦大学高昂的开支以及家眷的负担，迫使陪读的外婆包揽了外公全部讲义、资料论文的打字整理工作，两个孩子只好送到条件较差的修道院育儿堂去。大舅降生后，他的祖父母怕这三代单传的独苗再有闪失，强迫学有所成的外公放弃在英国的大好前程，于1931年回国。把家安在了上海霞飞路一幢漂亮的洋房里。

那时，三十不到的外公，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外公赴英前，在北大师从马寅初先生，赴英留学就是马老先生力劝的。同样是得益于马老先生的推荐，他还兼任民国政府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顾问。外公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顺风顺水，甚至是“呼风唤雨”，为此，还和一位与外公的经历和专业几乎完全相同的刘姓才俊产生了一些个人恩怨——真可以说成是《围城》的现实版了！但这个故事还有续篇。

图1  1989年3月15日，作者与女儿和大舅崔佐治在济南趵突泉留影。

好景不长。1942年，卧床近两年的外公四十不到便英年早逝，留下了年青守寡的外婆和六个孩子，排头兵就是刚满十二岁的大舅。

 大舅被吸收进银行，当了一名小小的“练习生”。那位曾与外公有过些许摩擦的刘先生（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早已接替了外公的职位。

兵荒马乱，风雨飘摇。1943年，外婆带着六个从五岁到十三岁的孩子，搬出霞飞路，告别上海滩，回到了崔家在济南的老宅——历下区县东巷北面一条胡同的大四合院。大舅也和家人一起北迁，就职于一家银行。经过几年历练，大舅这时已经有了“小铁算盘”的称号。

图2 1989年3月15日，作者与女儿和大舅崔佐治在济南趵突泉留影。

1947年，中原大地再起硝烟。为避战乱，外婆又拖着五个孩子，辗转奔波逃到了重庆。而留在济南的大舅，一直未等到调职的机会。但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却不盼自来：随着银行的迁移，1948年夏十八岁的大舅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又历尽艰辛到了台湾……

刚到台湾的头几年，外婆还与他通过几封信，大舅来的最后一封信上说，大批人员逃到台湾，穷困潦倒，混乱不堪。由于银行裁掉了三分之二的员工，他失去了工作，想再回家乡，但丝毫无望，只好与同去的一个赵姓的老乡合伙做生意，结果又被他坑了，只能在街头摆摊卖肥皂谋生。此后，两岸彻底切断了联系，大舅也就从外婆一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小的时候，每听到“大舅”这词，总是伴随着外婆与母亲遮遮掩掩怪异的表情。外婆家有本硕大的影集很吸引我，身穿毛线连衣裙、系着小领结的母亲，还有姨妈和舅舅，总是让我很向往。我指着当时拍于上海的八口人的全家福，询问那个比舅舅高一头，神气活现、西服革履的男孩子是谁时，外婆总是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将食指竖在嘴前，极谨慎地“嘘”一声……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阵腥风血雨，似乎比前几次战乱更加凶猛。有天夜里，睡梦中的我闻到了呛人的烧灼气味，还依稀看到外婆痛苦抽泣的背影……第二天，那本大影集便不见了。伦敦大钟下，泰晤士河旁，埃菲尔铁塔前，风流倜傥拿着文明棍儿的外公，妩媚秀丽、身穿薄纱长裙的外婆，以及在花园中骑儿童车的大舅的身姿，也化为一缕青烟，永远在我的面前消失了。

图3 作者大舅年轻时的照片，是侥幸存下的。

几天之后，一个寒冷的深夜，十几个人手一斧的威猛的红卫兵，在凌晨三点钟将外婆家的大木门砸开。他们东翻西找，甚至在阁楼下最里面那间屋子挖掘直到挖出了地下水，因为外婆家紧邻大明湖，地下水位很浅。

气急败坏的红卫兵甚至把我的洋娃娃开肠破肚，但也没翻到想要的东西。外婆有一台心爱的英文打字机，我眼看着他们将其拆卸、研究，嘴里发出“可能是电台”的怀疑声，用随身携带的斧头砸成一堆烂铁，用小包被裹走了。

我和两个小表妹（三岁的双胞胎）站在院子中央，浑身已经冻僵，看着晨曦中屋门上那血红的封条，听着被封在屋内我家小猫凤凤凄厉的哀叫，透过止不住的泪水，我却从外婆悲伤的脸上，捕捉到了一丝欣慰。

转眼到了1977年。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像别人一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几个月后，党支书找我谈话。他严肃地问我： 你有几个舅舅？我很习惯地回答：一个啊。他立刻狰狞地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喝道：“不对！你有两个舅舅，另一个在台湾！”

这句话实在把我吓蒙了。随即，扎领结戴鸭舌帽的小少爷、骑着三轮童车的可爱男孩，这些封存已久的记忆，像烟雾一样，一团一团在我面前浮现……

看我愣在那里，党支书又说道：“你想入党的态度是积极的，但你必须写一份保证书。”

“保证书？”我问。

“是的，你必须这样写：我的大舅是躲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我恨死他了。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打到台湾，我一定要做第一个枪毙我大舅的人！”

我呆若木鸡地站着，只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荡：枪毙我大舅。

党支书补充道：“你这保证书必须是血书。”

鬼使神差的我未加考虑脱口而出：“书记，我做不到。”

说完就流着泪，惊恐万状地走了出去……

那之后不久，单位开大会传达关于为右派平反、落实政策的中央文件。传达后进行讨论，支部书记动员大家发言，他最后补充道：不过大伙也得汲取教训，当初那些右派又是为啥被打成右派的。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可现在不正是为他们平反吗？党支书一声怒吼：“你尤其要注意你的家庭背景！”

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友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北京军区空军地勤的小军官，因为担心再出现“枪杀”“血书”等事件，我有意隐瞒了大舅的情况。通信交往了半年左右，他来信说，已向组织上汇报了我，就等政审批准了。

没过多久，一封翻脸不认人、恶言恶语的“分手信”来到了我面前。在他的信里，我变成了乔装打扮的“国民党女特务”，是专门为了刺探我人民空军歼-7的先进技术情报，而有 意与他交往的！

图4  1991年，作者大舅与外婆、三姨在台北留影。

  从那以后，我自己将“大舅”这个用“血”和“泪”混成的称呼，变成了“禁语”。因此到了1988年，公司的上级部门专门召集我们这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员，传达号召“招商引资”的中央文件，我都一概拒绝参加。从部队刚转业的党支书耐心地开导我：“你有舅舅在台湾，那是你的荣幸啊。快，别磨蹭了，把你舅舅叫回来投资，办企业！”我心里暗自发笑：开个肥皂厂！

没想到，1989年3月，大舅他不叫自来！端详着这个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的大舅，反而有一种非常庆幸的感觉，但也暗自思忖：大舅还真不大像个卖肥皂的！

大舅走在前，我们跟在后，没有任何迟疑，就从解放桥走进了他阔别四十多年的县东巷的老宅子。外婆抱着这别时少年郎、相逢两鬓霜的儿子，竟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一滴也没 有！只是不停地说着：“唉，那些照片全让我烧了，没想到还能认出你啊……”

母子叙旧，兄妹言欢。大舅又给我们讲了《围城》现实版的续篇。

1950年，大舅在台北街头摆摊卖肥皂，遇见了当年曾与我外公有过摩擦，后来接任他职位的那位刘先生。刘先生那时是台湾银行的高管。他端详着我大舅，问他可认识崔晓岑（我外公的字）？大舅说，我是他大儿子。刘先生盯着几乎衣不遮体的大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仰天长叹：“唉，造化弄人，崔某人的儿子竟然沦落到此等地步！我刘某又岂能袖手旁观？”

随后，刘恩公将大舅介绍进了台湾银行。凭着自幼即为练 习生的底子和“小铁算盘”的功夫，大舅在那里勤勤恳恳努力拼搏四十年，在高级会计师及金库主任的职位上，以副行长的待遇解甲归田。

1991年，我外婆到台湾去探望大舅。大舅将她领到了他每年必去扫墓的刘恩公墓前。时年八十二岁的外婆在我表妹的搀扶下，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感谢恩公海洋般宽阔的胸襟、义薄云天的情怀。外婆插上一束白色的菊花，老泪纵横地诉说着： 可惜啊，恩公与崔某人唯一的那张合影，也被我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