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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之家人的“大江大海”
1996-01-01 00:00:00 作者:杨潜 热度:9577℃ 收藏

几年前,我从朋友处读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了解到以往不甚明了的国共内战史事,也知晓了许多大陆去台人员颠沛流离的悲欢苦难。书中有山东流亡学生赴台的记述,虽着墨不多,未勾勒出8000余名山东流亡师生集体去台的全貌,却也点明了此一段历史与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澎湖案”的关联。

闻名于抗战时期的教育家张敏之先生,即是山东流亡师生群体及“澎湖案”的主角。张敏之在抗战期间辗转各地,禅精竭虑地为国家培养人才而被后人铭记。在大陆政权易手之际,因其对共产革命持有异见,使他选择了继续追随风雨飘摇的国民党。作为总负责人的张敏之,率流亡师生由广州抵达澎湖后,为让学生继续学业,冒死犯难,抗命军方强征学生入伍,遂被台北保安司令部以“涉嫌匪谍” 等项罪名判处死刑,制造了台湾自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法令之后的首宗大案,史称“澎湖案”,亦有后人称之为“澎湖烟台联中冤狱案”。“澎湖案”因在当时牵连无辜甚广,故而长期成为台湾的政治禁忌,案情真相讳莫如深。在海峡对岸的大陆,尽管政见不同,但张敏之生为教育献身、死为教育殉难的史实从未湮灭,为人们缅怀景仰。直到上世纪末,台湾当局为张敏之冤案平反,除恢复名誉另给予家人最高基数的理赔,他的家人把这笔新台币600万元的巨款,全数捐赠家乡烟台第二中学。

去年教师节期间,笔者撰写介绍张敏之生平事迹一文刊于报章,恰为来烟台居住的张敏之哲嗣张彬所见,便有了我与美籍华人张彬博士的几次见面与长谈。张彬幼年曾在烟台成长开蒙,因日本侵华战争之故随父母离乡,一生可谓飘萍四海,历尽苦辛,至其晚年方回大陆参与公益事业,将所学奉献祖国。张彬向我讲述了劫难降临之际,他们家人在困厄环境中求生存的往事。张彬一提起自己的慈母,说者盈泪,闻者动容。我阅读了张彬惠赠的记录其家族史的新著《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与她的6个子女》一书,心中更是难以平复。张家的遭逢际遇正因时局的大变故,折射出时代和国家的趋向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以人道关怀的视角,去探寻其中的真相与玄机,不正是回望与反思历史的意义所在吗?张家的岁月留痕,也恰如龙应台笔下“大江大海”的一束浪花。张彬同意了我写一写其父蒙冤罹难后张家的那些故事,他又利用去台湾办事的机会,带回十多帧家庭旧照,就有了这篇能与读者分享的图文。

“灯塔的下方永远黑暗”

这是《一甲子的未亡人》书中一句话,也是张敏之家人从大陆去澎湖后的境况。

1949年6月上旬,张家随同山东流亡师生抵达澎湖,由大陆渡海而来,欲避开岁月的险恶,却迎面撞上了无妄之灾。9月15日,张敏之因抗命军方强征学生入伍,被澎湖防卫司令部关押囚禁,军方施以刑讯逼供,捏造“罪名”,又于11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侦办。随后,张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女士便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儿女去了高雄友人家中暂时落脚。王培五明知丈夫的罪名是“莫须有”,起初以为到台湾后便能为他洗清,奔走台北以图斡旋营救,先是求援于张敏之昔日的恩师,时任“财政部司长”的崔唯吾。崔的太太是“国大代表”,王培五在求援信中说:“生以孤立无援,叩天乏术,敢乞吾师代为剖白,设法营救,倘蒙为力,请派代表前来,拍电已属无及。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崔唯吾邀集了山东来台的“省府委员”“议会议长”“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要员名流,联名致函,向当时台湾最有权势的陈诚、彭孟缉陈情鸣冤,未得到任何回复。做过山东省参议会议长的裴鸣宇老先生,奔走各方,提出了26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14项错误,也于事无补。当年12月11日,张敏之蒙冤罹难于台北马场町,成了这里最早的一批政治殉难者。此处两蒋时代施以“国家暴力”的死亡之地,现已辟为“马场町纪念公园”, 新建的纪念碑曰:“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死难者的英魂亡灵受到礼遇,标示了台湾社会今天取得的进步,也是对为追求社会正义而献身的志士们的告慰。

张敏之遇害的次日,暂住高雄气象站的子女们尚不知情,母亲去了台北。当张彬看到当天报纸上登载的一行“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的粗大黑体字时,不知所措,浑身发抖,他猛然意识到再也见不到温良慈爱的父亲了。他赶紧去找姐姐张磊,姐姐也已知道了噩耗。收留他们的管伯伯无奈地说:“长官交代,这里是不能再住了,容留‘匪眷’会招来麻烦。”张磊央求说:“让她和弟弟妹妹多住两日,妈妈回来就离开。”六个孩子焦虑地等着母亲的归来。仅比张彬长一岁的大姐对大弟弟说:“彬啊,你是长子,以后这个家,就要靠你了。”张彬听了,心中更加沉重与茫然。巨大的创痛延至今日,张彬说,他从来不想去看任何与父亲有关的书籍和影像资料,一看就有锥心的疼。

张敏之摄于1945年。

两天后,匆促料理完丈夫后事的王培五回到高雄,带上一家人就此开始了逃难生活。王培五在高雄火车站找到张敏之昔日的一位学生,说明了身背“匪眷”之名有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这位年轻人痛快地答应师母一家先安顿下来。可是没多久,“警总”人员尾随而至,以解聘相威胁,张家只好离去。前路茫茫的寡母走进了教堂祷告,这位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女性,在走投无路中冀望于神的护佑。接待他们的牧师甚表同情,清理出一间小房子,安置下母子七人。随后麻烦又来了:当局限令离开。难道上帝的使者也在无孔不入的威权面前胆怯了?妈妈那么虔诚地信奉上帝,妈妈不生气吗?幼小的张彬这样想。这位坚强的女性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堂,没有抱怨,没有丧气,她的坚强与忍耐让一家人等来了转机。张敏之昔日的同学李先良,从台中发来电报说,前青岛保安旅高芳先将军率部驻扎彰化,愿意照料张家母子。高芳先擅武术技击,先是组织民间抗日武装大刀队,让日伪军闻风丧胆,山东抗战期间有“崂山之狮”的称誉,后改编为正规军,虽一路擢升至少将师长,仍不改江湖侠气。张敏之担任青岛市参议期间,为高芳先上过课,高感念旧谊,在故旧家人落难之时伸出援手。

他们在彰化住的时间并不长,寄人篱下的日子终非长久之计。母亲要用自己的力量养活失去父亲的孩子们,她四处奔走渴望找到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可每次都让她失望而归。终于在夏天盼来了好消息,经李先良等人的担保,介绍王培五去台湾南部屏东县偏僻的万丹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在张彬的回忆中,荒僻的屏东县乡下生活异常艰苦,但这里无疑就是张家人命运的灯塔,七口人住进透风漏雨的土墙茅草屋,但毕竟有了寄命之所,带来了生活的希望。最困窘的时候,全家七口只能共用一把牙刷;每次台风过境,将茅草屋刮得摇摇欲坠,孩子们顾不得庆幸死里逃生,而是忙着出门捡拾地上坠落的小鸟,那是吃不到肉的一家人仅有的“牙祭”。

“匪眷”阴影依旧,犹如天罗地网般的监控如影随形,王培五默默地承受着。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前十年,惊魂未定的台湾当权者以“保密防谍,巩固台湾”之名,大规模整肃左翼人士,制造了无数冤狱错案。为了生存与自强,王培五对孩子说:“不要有怨恨,要理解并且原谅那些在世间施暴的人,包括杀死爸爸的凶手。”她的爱与宽恕或许真的感动了上帝,应验了她说给孩子们的话:“上帝的恩典一定会来,或许晚一点,但一定会来。”她把博爱和宽恕施与他人,也保护了她和孩子们。20年后,王培五熬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无所留恋地离开台湾这个伤心之地。

覆巢之下有完卵

王培五1909年出生于山东济宁。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自幼接受新式教育,15岁入基督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读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她与张敏之的婚姻,最初被家族里的长者视为“门不当户不对”,但她对出身于胶东农家的张敏之情有

有独钟,是敬重他的品学兼优,无怨无悔地托付终身。张敏之在烟台先志中学完成学业后,由校长崔唯吾推荐,报考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成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北伐期间,张敏之组织宣传队活动于鲁南,与王培五相识。他俩的自由恋爱颇遇一些阻力。北伐成功后,张敏之厌倦党内派系之争,遂辞职插班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王培五则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一南一北,没能阻断他们的恋情。张敏之毕业后,不愿再涉入政治,抱定终生办教育的宗旨,任济南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1937年8月,山东省教育厅任命他为省立第八中学(设于烟台)校长,可惜不到半年,山东主要城市即沦陷日寇之手。1938年夏,张敏之在莱阳创办省立第六联合中学,收容大批胶东失学青年,开始了他带领学生流亡数省苦心办学的十年生涯。作为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心怀孤忠的张敏之没有料到,竟然遭受军方构陷以身殉难。

 王培五女士29岁时留影。


    提起母亲,张彬内心充满感恩与敬爱。在家庭降临劫难之际,是她的坚韧慈爱,是她的忍辱负重,把一个将要倾覆的家支撑起来,在风雨如晦中建起遮蔽风雨的港湾,庇护着尚未成年的六个子女。王培五有着超出常人的坚毅,张敏之罹难后,她在友人陪护下去太平间做了最后告别,下葬的第二天,友人善意地建议她把孩子送去孤儿院,她沉默不答,心中只有一念:自己把孩子们养大成人。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做了加倍的付出,她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步行半小时去街市买菜,然后再去学校上课。凭借王培五的忍耐与出色的教学业绩,张家艰难生活一步步有了起色,1951年王培五调到了条件较好的潮州中学,薪水也有了大幅提高。这一年长女张磊考上台北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因为公费,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其他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步入正轨。尽管张家无时不在警察和情治人员的监控之下,但张家人学会了如何应付他们的问话,以表面的顺从掩盖内心的抗争,既不向强权屈服,更不向命运低头。1958年后,王培五先后任教于台南善化中学、台南女子中学、台北市建国中学,到退休时,六位子女均已自立,事业有成,其中培养出三位博士。张家子女在母亲王培五带领、养育之下,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对人间有正义的坚信,熬过了艰辛岁月。

朝向新的天地进发

早在1951年,时在潮州中学任教的王培五,已认定台湾终非久居之地。她小心翼翼地给美国驻台大使馆写去一封信,希望有机会移民到美国。友人们善意地劝她不要枉费心思了,因为那时美国每年只准许华裔移民105个名额,尚未大规模开放华人移民,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王培五则坚定认为对身背“匪眷”的子女们的前程来说,台湾是没有任何希望和出路的。
    1954年9月,张彬考入台大读书,在同学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人,倒不是因张彬在校园里如何出人头地,而是囊中羞涩的他到处打工赚钱,用以缴纳学费、补贴家用。张彬很少去教室听课,但期中、期末考试却不缺席,考试不求高分,但毕业考试时每科都是第一名。张彬服完兵役后,拿到美国杨百翰大学的入学许可,接着通过留学生考试,但获准出境签证还是遇到了大麻烦。报告呈交上去,台湾警备司令部批复:免议。历经一番周折,在山东去台的五位“大人物”的具名连署担保之下,才得以批准。过了出境关,还要再过入境关。赴美留学办理签证虽获得许可,但最大的难题是要证明张彬拥有2400美元方可入境,这对张家是个天文数字。为了减少保证金,张彬大胆地对美国使馆的面试官讨价还价:“两学期的课程我一年就能念完,而且也不用学那么多关联不大的课程,900美元!”说完,还拿出一个选修课程的计划。最终使馆人员答应张彬筹到1100美元即可放行。1961年7月1日,张彬想办法从基隆搭上一艘开往美国的免费货轮,在船上只需每天缴纳3元的伙食费,这样就省去了乘飞机的500美元。

横渡太平洋的海上生活虽然艰苦,倒也不缺吃不缺喝。但从西海岸一下船,“一文钱难死英雄汉”的窘境就摆在了眼前。学费已从台湾汇去美国,下船时,手里仅剩下25美元,尽管美国的华人朋友热情地担负了张彬在洛杉矶的开销,并问他是否需要资助,自尊心强的张彬答说不缺钱。而实际情况是,当他付完从洛杉矶至盐湖城所需的24.95美元车资后,口袋里就剩下一枚5美分的硬币。

1961年,长子张彬取得赴美留学签证后,全家到照相馆合影。

“一路上,看着乘客们嚼着汉堡,喝着可乐,我只能当客车在加油站停歇时,跑到自来水龙头前,猛喝几口凉水缓解饥饿。”尽管已经是55年前的旧事,张彬依旧记得很清楚:“快餐店里最便宜的汉堡要19美分,我买不起啊!可我并没有因为饿肚子感到丝毫的难过,离开令人窒息的台湾,来到无数台湾年轻人心中的圣地,我快乐得不得了!”
    吉人自有天相,这事在张彬身上应验了。大客车行至拉斯维加斯稍作休整,一天粒米未进的张彬,做出一个“冒险”决定,他将那枚5美分硬币,投进吃角子老虎机。就在他认定自己将就此一无所有时,老虎机全部的指示灯亮起,发出“滴滴滴”的响声。正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老虎机的看守人拿着1张50美元的鲜亮大钞向他走来:“恭喜你,中了大奖。”张彬在忍饥挨饿20多个小时后,终于饱餐了一顿。 
张彬学业之余,在一家医院里,干起了所有白人都不愿意沾手的护工。每天的工作要么是护理大小便失禁的重病号,要么是料理太平间的死人,每天连续工作6小时,中间仅有片刻休息。尽管如此,张彬每小时赚到手的工资,还是比悠闲的白人护士们少25美分。兼职护工干了一个周,他便去找院长,提出要一天上两班。面对这个年轻人,院长惊讶地问:“你吃得消吗?”张彬的回答很干脆:“我需要钱,再累我也扛得住!”这样的生活直到次年进入犹他州州立大学研究院,具备助教身份后才有所改观,不但每月能领到167美元的助教奖学金,还免除了学费,另得到了一份周末教中文的差事。后来,路政部门还聘请张彬参与公路设计,张彬完成学业后,在犹他邻州怀俄明州继续扩大自己的事业。他本人也从初到美国时的一文不名,一度成为了怀俄明州的头号纳税人。
    张彬的成功鼓舞了弟妹们的进取之心,两个弟弟和小妹妹先后考入台大读书。1965年,从台大毕业后的二弟张彪进入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深造。1969年,三弟张彤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1970年小妹张鑫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是年,退休后的王培五也离开了台湾定居美国。次年,在母亲的劝说和坚持下,长女张磊也移民美国定居洛杉矶。至此,张敏之的家人,在大洋的彼岸落地生根了。

冤案平反之路

张敏之冤死后,在山东去台人员群体中始终余波未平,只是因事涉政治禁忌,以致世人鲜有所闻。张彬讲述了平反这起冤案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在抗战中曾与张敏之共事,深佩其人。1952年,他利用蒋介石接见的机会,为冤死的张敏之陈情,蒋介石指示“总统府”参军张公度予以复查,陈诚却答复说“要为国家留点颜面”,对“澎湖案”的复查拖延搁置。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时,秦德纯、裴鸣宇、张敬塘、谈明华和张志安5人联名向大会登记重提此案,提出惩办凶手、慰问被害人家属、解除株连人士的歧视待遇、准许被捕充役的学生复学四项要求。陈诚闻之紧急约见秦德纯等人,以怕影响美援为由,不允提案,答应当选“副总统”后进行复查。但是曾办理此案的彭孟缉,正获两蒋的重用与信任,与陈诚一样都不希望翻案,只是象征性地究办了当年办案的几个小人物,平反冤案未果。
    1970年,山东籍的老“国大代表”又追问此案,蒋介石说:“待复国后再究办。”可蒋至死也没能完成“反攻复国”。1982年谈明华病逝,至此5位提案人全部过世了,而“澎湖案”的平反依旧遥遥无期。与美“断交”后,长子张彬以“杰出学者”身份获邀来台,本想借此为父亲平反,受到“戒严令”有关条款限制,愿望落空。

 1968年秋,张彤赴美之前,家人将张敏之的骨灰从台北六张犁公墓迁出,正式安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在原山东省议长裴鸣宇主持下,张敏之辞世19年后得以入土为安。


    上世纪90年代,是台湾社会的转型时期,当年流亡到台湾的山东学生,许多人已成为政界军界的中坚,其中当了十年台湾大学校长的孙震,1993年接任“国防部长”;跟随张敏之来台的学生中,还出了三位二级上将,但平反政治案件的制约力量仍旧存在。直到1998年6月,台湾当局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同年9月,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启动了台湾“戒严”时期所遗留的大量“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和补偿。张敏之案由此柳暗花明。
    在台湾国民党的一些人眼里,“党国颜面”远比冤屈者的昭雪重要,致使平反这桩并不复杂的错案,等待了太久的时间。张敏之的家人向“基金会”递交的请求补偿申请一度被退回,反倒是国民党外的“立法委员”们为其仗义执言,出面申请。最终基金会于2000年1月,审查通过了张敏之补偿案,并获得最高基数的理赔。这意味着张敏之等人的冤案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后来澎湖马公岛上建立了“713事件纪念碑”。2011年7月13日,由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赵世璋陪同退役上将王若愚、王文燮、李桢林来到澎湖,在纪念碑前献花致祭,追怀62年前在澎湖不堪回首的往事。三位将军均是当年的山东流亡学生,这也是台湾军方就“澎湖案” 首度公开认错并作出道歉。
    张敏之一家去台湾后的遭遇,无疑有着那个时代的标本意义。一个家庭的惨痛经历固然可以归咎于易代之际历史车轮的碾压,不可回避的是在内战的烽火硝烟中,有无数家庭及个人的命运被无情打碎,流淌在历史缝隙中的血泪是不应被后人漠视的。

遗泽桑梓

王培五是在60岁去的美国。搭乘华航班机离开台湾时,只带了两个皮箱,伴行的小女儿张鑫曾回忆说:“妈妈是个不多说的人,我也是,我们两个就微笑着互相对看,手牵着手,一起上了飞机,我们从此卸下了重担,我们终于摆脱了‘匪眷’的身份。”刹那间感慨,饱含了张家人20年来的辛酸、苦楚与希冀。来到美国后,张家人远离了台湾白色恐怖的阴影,回首往昔,恍若隔世,他们没有被悲情笼罩,苦难反成了他们飘萍异国奋斗的动力。在安居立业打拼生活中,故国与故乡也是张家人的牵挂。1979年,年近七旬的王培五女士回到故乡济宁,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与接待,中国大陆此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梦中的故乡又变得亲切起来。1989年,王培五在6个子女的陪伴下,回到台湾,举办“张敏之校长、邹鉴校长罹难40周年纪念会”。1999年,王培五口述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出版,书名寓意了以基督徒的立场口述历史,彰显爱与宽恕的精神,同时,将一个具有真诚信仰教育家的灵魂最终安放在十字架上。

  1980年,王培五在美国怀俄明州长子张彬家中,子孙三代人的全家福。

张彬的人生一多半在异国度过,从获得博士学位到得到终身教授的荣誉,一步一个脚印,在教育及实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的故土之情,从未因身着西装、操说英语,而有半分淡漠。他在担任公职期间,曾于1979年应时任台“总统府”资政李国鼎之邀,返台担任科技顾问。王培五对故土也念念不忘,多次对张彬讲:“你应该去大陆做点事,去教教书啊!”
    张敏之案平反后,张彬与三弟张彤共同发起,在烟台二中设立了“张敏之教育基金”,捐款修建了张敏之教学楼。多年来,已经有数百名品学兼优的二中学生,成为该项教育基金的受益者。2007年,退休后的张彬承袭父辈的志节,终于实现了来大陆做事的愿望,应国家教育部邀请,赴海南大学公益讲学。尽管他言明不要任何薪酬,大学领导到年底还是发给他不菲的薪水,张彬推辞不掉,只好把这笔款项放在系里,在海南大学四年间,全用在了捐助汶川震区的受灾家庭学生以及贫困学生助学上。
    2014年6月24日,106岁的老母亲王培五仙逝。张彬说,她老人家生前让我还乡传授知识,为祖国做一点事情。我总算是实现了老母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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