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一声，一张照片把一个瞬间定格了，这或许凝固了历史，也延续着人生的追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位温州老会计的相册，照片的主人从1943年（十九岁）起，每年去照相馆拍一张肖像，坚持了六十三年，从朝气蓬勃的小青年，到成熟干练的中年，再逐步走向衰老的晚年。这些流变的肖像，历经沧桑，让人感叹不已。于是，我萌发了采访的动机，去解读肖像背后的故事。

民国旧事

这肖像的主人，名叫李景凌（1925.1—2006.3），号仁辉，又名锦麟，浙江省温州市区人。1939年12月，他高小毕业。而后，在景贤初中读了两个月，即辍学。1940年3月间，经其姨夫干焕章（阜成钱庄经理）介绍，到温州泰生钱庄，拜吴益三经理为师，当学徒。1943年1月至1949年7月，一直在温州阜成钱庄工作，先后担任出纳员、记账员、会计等。

对于李景凌先生而言，1943年无疑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年，他十九岁，经过在泰生钱庄、裕大源记鱼行两年的历练后，他不但长了见识，而且学到了工作本领。新年伊始，他来到干焕章的阜成钱庄，开启了新的工作旅程。为纪念这一人生的成长时刻，他特地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半身照，穿长衫，大背头，眉宇之间，踌躇满志。也是在该年度，他还与阜成钱庄的刘世珍、张铣鋆、叶庆恩、李常春等四位同事，不知出于何种缘由，一起至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一瞬间的定格，为他们的友谊做了见证。五十六年后，即1999年5月10日，五位老同事又欢聚一堂，重温旧情，他们至南洋照相馆，按照原来的排位，又拍了一张彩色合影照，为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做了完美的诠释。曾经的青春韶华，早已悄然而逝，此时的五位老人已是头发稀疏、白发苍苍了。

1944年，李景凌二十岁。他与十七岁的张秀英小姐结婚了。一张夫妻俩的结婚纪念照，温馨而浪漫。李先生留着三七分的西装头，身上内穿着长衫，外披呢大衣，而新娘面容姣好，烫着卷发，打扮时尚。次年，小夫妻即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李加铭（此后的十多年，他们陆续又添了一子四女）。1944年和1945年发生的另外两件事，是李先生终生难忘的，因为这段历史给他的未来人生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944年，永嘉（温州）国民党政府举办一期国民兵普训，适龄青年需抽丁参加训练，李景凌正好被抽中。当时，他已在钱庄工作，并已成家，确实不想去参加兵训，于是他通过熟人去说情，管事的人回话说，一要交钱，二要找替身。而这个要求，他无法做到。无奈，为了应付差事，他向钱庄经理请假三个月，去参加兵训。因中途遇到日寇第三次攻陷温州，这次国民兵普训只好草草提前结束，他重回钱庄上班。转眼到了1945年，财政部下令新钱庄不能再开设，现有的钱庄要以公司的形式改制，而此时的阜成钱庄股东仅六七个人，人数远远不够，但公司要选举董事会、监事会等。对此，经理干焕章为敷衍规定，只好假造一些股东，将现有股东们的老婆、儿子等人统统算作“股东”，因李景凌与干经理属亲戚关系，这样，李先生也成了一个“股东”。后来，财政部为了发行金圆券，要求每个钱庄至少增资金圆券10万元，几经折腾，一些职员为了牢固职位，真的增资入股了。李景凌也入股一两黄金，约占总股本的四百分之一。阜成钱庄在时局动荡的年月，遭遇物价一日数涨，货币大幅度的贬值，以致放出的债款变为分文不值，无法继续经营，于1949年7月关门停业。

1943年，十九岁的李景凌。

解放初期

1949年，李景凌二十五岁。这年的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一个新时代诞生了。盛夏时节，他拍摄了一张半身照片，头发依然是三七分的西装头，穿着衬衫。在解放初期，李先生在有关的表格里，便用上了这张照片。在失业三个月后，于1949年10月份，在其父李怡夫、胞兄李锦标的介绍下，他到源隆鱼行担任会计工作。该鱼行即为原来的裕大源记鱼行改名而来，经理为吴云甫。1950年上半年，鱼行为扩大经营，借入许多款项，后终因业绩一般、利息过重，导致资金周转不畅，于年底歇业。

1951年2月，李景凌为了生计，与原阜成钱庄同事刘世珍等人一起到泰顺谋职，在中茶公司泰顺县泗溪收茶站当临时业务员，从事茶叶收购。可是到7月份，收茶工作结束，他又失业，重回到温州城区。

1951年9月，李景凌先生到温州市劳动局补办失业登记。劳动局根据他的从业经历及特长，分配他到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农金股工作。这一年的秋天，他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戴着帽子，脸部似乎消瘦一些。在照片下方，他写着：“五一年秋，参加工作”。随后的两年多时间，他分别在中国人民银行永嘉支行永强营业所、瞿溪营业所工作，担任农贷员。1954年10月，他调回市区，在中国人民银行永嘉支行会计股工作，主要职责是为基层营业所进行会计辅导。由于工作比较出色，1957年8月，他被任命为会计股副股长。此时，反右斗争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他每天担惊受怕，做事小心谨慎，就怕自己哪一天被划为右派，为此，他还认真地写了自我检查，悉心剖析自己的思想，说清若干“个人历史问题”。1957年9月，他的小儿子出生，他欣喜不已，特意取了一个名字：克右。寓意“克服右倾思想，避免被划右派”。1957年这一道艰难的坎，他总算迈过了。

1959年10月，李景凌重新下基层工作，调至藤桥营业所担任副主任。他在思想上要求进步，工作上兢兢业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1960年3月光荣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在预备期，藤桥区委派员去调查他的“历史问题”，在有关知情人那里，了解到解放前他在阜成钱庄工作期间，曾有少量股份，存在一定的“剥削行为”。就这样，他的入党之事便搁浅了。此事，也成了他人生的一件憾事。

1951年

1952年

“文革”时期

笔者在与李克右先生交谈时，了解到他父亲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趣事。

自李景凌调至郊区藤桥工作后，因市区至藤桥交通不便，班车少，不可能天天回家，往往是周一早晨乘车赶赴藤桥上班，至周六傍晚才回市区的家。而他的妻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六个孩子，确实很辛苦。“文革”期间，大概在1969年，温州工总、联总两两派在市区武斗正酣，李景凌一家人便逃至藤桥避难，这里便成了第二个家，直至武斗结束后，一家人才返回市区。

“文革”期间，有一次，单位领导到他家做客，见他家墙壁上没挂一幅毛主席像，即批评他对领袖不敬，他急忙为领导指指写字桌，那玻璃板下面正好有一张毛主席刺绣像，这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1975年前后，李景凌调离工作了十五年的藤桥区营业所，回到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工作。

1943年五位新同事合影。前排左起为张铣鋆、叶庆恩、李常春；后排左起李景凌、刘世珍。

1999年5月10日五位老同事重聚合影。前排左起为张铣鋆、叶庆恩、李常春；后排左起李景凌、刘世珍。

晚年生活

翻阅相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景凌先生将自己的肖像照片按年份顺序整理起来，应该在他清闲的晚年。他将一张张照片分别贴在小纸张上（账簿散页），并在照片下方留出的空白处，逐一注明拍摄时间，仿佛将自己的一生连接起来。我深为李景凌先生的六十多年来的坚持所感动。可惜的是，从1943年至1974年之间，有若干年份缺失了照片，共计十四张，不知是当年就没有拍摄，还是在动荡岁月中有所丢失？我们不得而知。可喜的是，从1975年至2005年，连续三十一年基本一张不落（缺1978年）。李先生在成年以后的六十三年里为后人留下了四十七张肖像照，这实属难能可贵。
    1979年，为了赶上“退休顶替”的末班车，李景凌给单位打申请报告，要求提前退休，由二十二岁的小儿子李克右“顶替”上班。这个报告获准。退休之后，他没有赋闲在家，而是继续发挥余热，先后在向阳皮鞋厂、巨一集团担任会计，又持续干了二十来年。据李克右回忆说，他父亲因年迈离开了巨一集团，后来集团的负责人，一提到财务工作，还常以李景凌为例子，说他做事认真，凭证装订起来，特别整洁、精致，教育年轻一辈要向老前辈学习。
    李景凌的晚年生活还是过得较为自在的，因为他喜欢旅游。看他的相册，各地旅游景点的留影蛮多的，近的有雁荡山、江心屿、永昌堡等，远的则有黄山、桂林、寒山寺、国清寺、太姥山、香港、海南等。在留影照的背后，他喜欢写上时间、地点等信息，当会计出身的人，就是特别心细、认真。
     2001年前后，李景凌被查出患肠癌，经过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为提高生活质量，他雇了一个安吉籍中年保姆。该保姆悉心照料他的生活，他和子女们都感到非常满意。在病重期间，他为了感念保姆六七年来所付出的心血，事先为她写下一张条子，大意说，若保姆服侍他至终，请儿子另支付给她一万元。2006年3月8日，这位耄耋老人走完了人生旅程。保姆拿出了这个条子，李景凌的儿子二话没说，按父亲的遗愿予以兑现。
    由于李景凌长期从事财会工作，养成了行事严谨、心细如发的习惯。临终前，他留给小儿子李克右的条子上，写着妻子张秀英的出生日期及忌日，在自己的出生日期之后，横了一条线，到时请儿子填上。凑巧的是，他的去世日与妻子的生日，同为3月8日。因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李景凌的子女们都会相聚在一起，缅怀父母，以谢父母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