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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外的调查
1996-01-01 00:00:00 作者:姚小平 热度:7625℃ 收藏


  凡事皆有机缘,我淘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由此发现并调查死亡右派姚平的过程,即为机缘所致。
  1998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文艺评论家、原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杜高的右派档案。不久,李辉与杜高就这套档案进行深入交流,整理出《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刊于2001年第4期湖南《书屋》杂志。2002年2月下旬,我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被杜高等人的悲惨遭遇所震撼,遂产生搜集右派材料冲动。3月9日,我在潘家园淘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内收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清河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杜高认为,这份材料作为官方档案,有特殊研究价值。三处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管辖,《调查表》应是从那里流出的。
  2005年春节,我在家看冯亦代的《龙套集》,偶然翻到《哭姚平》一文,难道这个姚平就是《调查表》里的那个姚平吗?94人中能记住他,是因为他与我姓名相似。历经岁月磨蚀的纸张,记录了如下内容:

  姓名 姚平 性别年龄 44 民族家庭出身 小手工业者 籍贯 浙江吴兴县人 收容前有何疾病 / 本人成分 自由职业者 家庭住址 北京北皇城根38号 收容前职业 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设计员17级 是否保留公职 开除公职 收容日期 (19)58年3月12日 原政治面目 / 案情性质 右派、坏分子 教养期限 /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妻 陈慧芝 妇女干部学校保训班教员
  简历 (19)38年在香港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40年在川康绥靖公署作通讯工作。(19)44年任匪军委电影制片厂少校科员,(19)45年随新中国剧社到昆明、南京、上海、台湾等地。上海解放前在鼎元钱庄任职。(19)50年调中国青年出版社。
  教养理由 该人历史上曾与军统特务头子俞叔平、宣铁吾、陶一珊等人甚密。(19)44年充当匪中国电影厂宣传科少校科员时,著文歌颂军统特务影片“忠党爱国”、“井(警)魂歌”。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
  教养期间表现 该□经过改造对原罪错有认识,尚能服从管教,遵守纪律一般,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能靠近政府反映情况,工作劳动一般,能尽到力所(能)及。
  原劳动教养场所 清河农场管理处三分场 死亡日期 1961年2月17日1时30分 死亡原因 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 通知家属情况 (19)61年2月17日通知其妻陈慧芝 财务处理 家属取走了 坟墓标志 北砖窑公墓72号 是否办外手续 / 抚恤和补助 / 家属反映 / 是否摘帽子 / 备考 死在医院

  作为官方文本,《调查表》把姚平加以“妖魔化”;反观冯亦代笔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
  冯亦代的《哭姚平》,写于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11月14日,他参加姚平追悼会,随即写下这篇感怀老友的文章,丁聪配姚平肖像。冯亦代写道,他成年后很少流泪,因为历尽人世艰辛,对悲欢离合多少有些漠然了。然而,当他听到姚平的大女儿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却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冯亦代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不同的是,冯亦代最终拣回一条命,姚平却含冤而逝。冯亦代听说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战末期,那时姚平正在广西桂林新中国剧社。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凤子和叶以群在上海筹划恢复在桂林出版过的杂志《人世间》,冯亦代参与其事,由此与姚平相识。姚平在《人世间》任编辑秘书,催稿、发稿、校对、发行等杂差,只要有跑腿的事,他开口就是“我去”,这种干劲让冯亦代极为感动。
  杜高也认识姚平,他们曾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他告诉我,剧社成立于1941年秋,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负责人为田汉、瞿白音、杜宣等。杜高1942年进新中国剧社时仅十二岁,与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团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三人演。姚平时任剧社前台主任,为人负责、热情:流氓、伤兵不肯买票,他去处理;票房卖出的票款,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儿,他也去干。同时还要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杜高清楚地记得,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中,孩子们和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由于每天下午、晚上连演两场,全体人员晚饭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来回跑,给大家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多,他会给大家“打牙祭”,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是导演、编剧,也不是演员,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姚平追悼会的悼词这样评价:“和他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图1、《调查表》封面
图2、《调查表》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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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四十一岁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时,大女儿姚珠珠只有十三岁。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无知,竟相信那些把父亲指为敌人的谎言。她给身陷囹圄的父亲写信时,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但父亲还是用放大镜在《人民画报》刊登的《鱼美人》剧照中竭力寻找着女儿。姚珠珠沉痛地写道:“‘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很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致死。”
  2006年9月底,我相继接到姚平的二女儿姚光光和大女儿姚珠珠的电话,希望能与我在适当时候面谈。2006年11月30日,我与光光在北京亚运村附近见面;与珠珠见面,则延至2007年9月21日。珠珠1944年2月出生在桂林,现为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她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与舞蹈家阿依吐拉轮换担当新疆舞领舞。并制作了反映我国少数民族原生态舞蹈的大型艺术纪录片《舞之灵》。光光1949年3月出生在上海,“文革”期间与弟弟姚林林一起在内蒙锡林郭勒牧区插队,如今是北京农业局畜牧兽医总站高级畜牧师。这几年,姐妹俩一直在搜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
  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生,浙江吴兴县人,全家靠父亲当裁缝谋生。姚平十八岁进上海美亚丝绸厂学徒,后到香港大中华印染厂当技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到港宣传抗日,姚平放弃自己的职业,加入这个进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姚平来到广西,先后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干事、范长江创办的战时新闻社记者、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团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他还在共产党创办的《青年生活》杂志,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姚平的昔日旧友多已故去,追踪其早期足迹,渺茫难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艺术家朱琳已年逾八旬,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调至桂林新中国剧社。谈起新中国剧社,老人感慨良多:“在演 剧九队,不管怎么样国民党还发点零花钱。而在新中国剧社,所有经济收入都要靠演出和四处化缘。有时甚至连饭也开不出来,只好通知大家自行解决。”朱琳依稀记得。姚平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在外面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全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排练演出费。据光光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组织上曾怀疑姚平在新中国剧社时期有经济问题。“新中国剧社的老人听说后都认为此事很可笑,当时剧社靠四处化缘才勉强度日,怎么可能呢?倒是我母亲有时要把她的固定工资倒贴进去。”
  尽管生活艰辛,从1941年秋在桂林成立,到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直至1948年停止活动,剧社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在后来的日子里,新中国剧社虽甚少被人提起,但它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姚平和陈慧芝相识相知于广西省立艺术馆,姚平在戏剧系,陈慧芝在音乐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44年2月2日,大女儿姚珠珠在桂林出生,珠珠有一双活泼闪亮的眼睛,晶莹如滚动的露珠,凤子为此给她起名“珠珠”。凤子原名封季壬,笔名禾子,艺名凤子,是著名话剧演员兼作家、编辑。凤子的母亲和陈慧芝的母亲是亲姐妹。上世纪30年代,曹禺创作的《雷雨》、《原野》、《日出》初次亮相话剧舞台,凤子是四凤、金子、陈白露的首演者。
  1946年抗战胜利后,姚平一家随新中国剧社回到上海。抗战期间,凤子和丁君匋、周钢鸣、马国亮等,在桂林创办了综合性文艺月刊《人世间》。1947年4月,《人世间》在上海复刊。1979年第3辑《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凤子《〈人世间〉的前前后后》一文。据她回忆: 《人世间》一直编到1949年上海解放……《人世间》的主编和编委都是义务的,冯亦代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丁聪不仅负责版面设计,每期从封面到扉页的美术设计和文章插图都是他一人“包办”。编辑秘书姚平统管编辑一切行政事务。
  1948年冬,形势日益紧张。凤子和《人世间》多数编委撤离上海,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姚平。姚平坚持把剩余的稿件编辑完成,出版了最后一期《人世间》,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在凤子看来,这“实在是难为他了”。凤子说:“大家工作如此投入,是我担任编辑工作以来最最愉快的一段生活,我领会到‘同人刊物’的真正含义。”当年,无论是办报刊还是组社团,多为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专多能,人员少反而效率高。
  1950年1月1日,姚平的朋友、原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庚负责筹建的青年出版社 (1954年3月改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北口挂牌营业。鉴于社内出版力量不足,通过冯亦代介绍,李庚将私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人员及机器全部收编,正在该公司的姚平于1950年6月正式调至青年出版社。
  关于姚平在青年出版社的情况,我先后采访了姚平当年的同事王业康和王久安。王业康解放前夕在上海办《新少年报》,50年代初调青年出版社,后任秘书长。王久安解放前在上海开明书店学徒,1953年随书店并入青年出版社,后任发行处处长。据王久安回忆,他们夫妇俩当时与姚平同在总编室稿件科,姚平任稿件科科长。稿件科的工作十分琐碎,姚平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根本不像《调查表》所记 “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王久安清楚地记得,1954年,社内出版诗人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封面要配一幅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画像。当时美术编辑室里没人见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照片,寻找也很困难。没有照片作参考,谁也不敢随便动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与此事无关的姚平主动找到朋友、油画家冯法祀,请他通过关系找到照片,画出了形神兼备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画像。
  在王业康印象里,姚平不像领导,工作中的许多事情,不是交给底下人去办,总是自己默默承担,却又往往因与上级精神不合而费力不讨好。王业康分析,这大概与姚平多年来在社会上闯荡有密切关系。王业康认为,姚平虽然对外善于应酬,但在处理社内人际关系上却并不精明,政治运动经验更是缺乏。“不油滑”,王业康对姚平这样评价。

图3、1943年10月,新中国剧社成员在桂林的合影。二排右二为姚平。

建国初,姚平的家庭安宁而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便被政治运动的狂飙风吹雨打去。
  姚平家住北京东单二条10号,而非《调查表》所记“北皇城根38号”。当时家里铺着地毯,摆有钢琴,来往朋友多为文化界名士。据姚平的朋友许慰萱回忆,姚平“能讲上海话及普通话,但却带着湖州乡音”。妻子陈慧芝原为上海虹口十六中心幼儿园主任,调京后在全国妇联下属妇女干部学校任教员。陈慧芝幼师毕业,钢琴弹得好,闲暇时家里常响起悦耳琴声。1952年,八岁的珠珠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团学员班,与她同班习舞的有陈爱莲、李惠敏、赵汝衡等新中国第一批舞蹈演员。珠珠骄傲地对我说,她的工龄就从那时算起。
  在光光记忆里,父亲那时常带她到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剧院看话剧演出,有时还到公园玩。父亲沉静温和,从没有把自己受冲击带来的情绪传染给儿女。她说:“唯一我认为不太正常的一次是反右开始,我在《文汇报》头版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爸爸的名字。我当时特高兴,以为凡是上了报纸就肯定是好事儿,便兴奋地拿着那张报给父亲看。父亲看后却脸色非常不好,让我到一边玩去。多年后回忆起来,当时报纸肯定是把他作为坏人在批判。”
  据《调查表》记录:姚平“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概括了他在解放后磨难不断提升的“三级跳”。
  据王业康介绍,“三反五反”时,姚平管辖着社里材料科的备用纸库。当时材料科有人因纸张问题被打成有“贪污行为”的“老虎”,姚平自己并不经手纸张,却被牵连,受到降级处分。此事最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王业康因肺病住院逃过一劫。他与姚平、李庚曾同住东单二条一两进小四合院。据他观察,姚平家有钢琴、地毯,姚平本人抽好烟、穿西装,着装整齐干净,文艺界朋友又多,常下馆子聚会,保留了许多当年在上海做自由职业者的习惯。与社内解放区来的“土八路”形成极大反差。这在流行穿列宁装,以朴素为荣,彰显“革命”的年代,显得非常“扎眼”。 
  1955年肃反运动一开始,解放前姚平的“复杂”经历和社会关系就被人“盯”上了。团中央下派的运动领导小组把姚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王久安说,当初不叫“肃反”叫 “审干”,目的是把反革命分子从干部队伍里挖出来。王久安和爱人同在稿件科,肃反干部曾向他们追问姚平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既是启发,又是威胁:“你们是共青团员,不是要争取入党吗?如果你们不讲,就会影响你们的政治前途。” 王久安回答:“我知道我肯定揭发,但没有东西,我不能胡说八道呀。” 尽管王久安历史清白,出身劳动人民,但夫妇俩还是因为不积极揭发问题,被扣上立场不稳、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帽子。肃反结束后,虽然并未查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姚平却被一撸到底,调美术编辑室设计科当普通设计员。
  王久安回忆,最初大家都以为整风运动党真的是想听取意见、纠正错误、改善党群关系,所以情绪高涨,出版社院子里贴满大字报。当时《中学生》杂志的主编是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叶在大字报中提出,用三千门大炮,把造成党群关系隔阂的墙轰倒。姚平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标题是“大炮轰在前,愿望写在后”。姚平提出了三点愿望:第一,整风运动要和风细雨;第二,整风运动不要前紧后松;第三,整风精神万岁。王久安对我解释,肃反时姚平被隔离审查,对当时的凶险场面深有感触。对运动一开始的上纲上线,到最后的不了了之,非常不满。所以,他在大字报里写上了这样的话:我这个人经过肃反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态度。我只想到我曾经在国民党的警察局里受过这样的待遇。王久安说:“当时姚平心里肯定非常不满,他连这个话都说了。仔细想想,不但是对你(姚平)了,对我们呢?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出身劳动人民,还叫我交代问题,逼得我要得神经病。”
  反右开始,姚平在劫难逃。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珠珠对我吐露了她当时的心路历程:“1957年父亲出事时我十三岁。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上级安排我们舞蹈学校夹道欢迎,谁知我连欢迎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从小爸爸妈妈和新中国剧社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九岁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乐堂看演出,组织上还安排我给毛主席献花。当时整天觉得天是蓝的,生活特别美好。所以当听到连夹道欢迎都不让我去时,人一下就懵了,感觉像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识到,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别人谁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业务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难,陈慧芝下放门头沟北京矿务局的艰难日子里,凤子承担起珠珠的生活费用,给予她呵护和温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学校毕业时,所有业务课都是5分。
  提起给父亲写信的往事,珠珠说,“当时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通知父亲是右派。让我好好想想,揭发父亲对我的不良影响。我听了以后,怎么也想不出父亲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八岁到舞蹈学校,每天在集体环境生活,每礼拜回家,父亲朋友多,常要应酬,所以休息时间他也很忙,从没有很严肃地教导过我什么。只说过要我好好跳舞,以后当个舞蹈家。给父亲写信实际上是服从组织需要,表示一种革命态度。老师跟我讲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划清界限。当时因为很小嘛,,觉得老师说得对。我不恨父亲,但我还真是诚心诚意地希望,父亲看了我这封信以后好好地改造,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我也早日得到公平对待。”珠珠说,父亲到劳改农场后,她只给父亲写过这一封信。天真的她不会知道,父亲所处的环境有多么恶劣,残酷的“改造”最终要了他的命,他永远也回不到“人民队伍里”来了。

图4、1946年,姚平抱着珠珠与妻子陈慧芝、漫画家廖冰兄在桂林的合影。

凤子在1980年3月写下《记忆》一文:“我听着死者的家属、他的女儿的哭诉!女儿诉说着二十多年来要抹去自己的记忆,忘了有这样一个父亲。写信,不称父亲,同人谈话,更是直呼其名……这一切,为的是从记忆中抹掉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为自己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诉说着诉说着,女儿禁不住哭喊着:‘爸爸,这能怨我吗?那时我才十三岁啊!’女儿希望死去已十多年的父亲宽恕自己的无知,她喊着爸爸,她多么希望她父亲能听到她的声音!记忆有时竟然如此捉弄人,想忘却的都忘却不了。可是死去的人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而活着的下一代却让记忆咬噬着自己的心。”
  《调查表》记载,姚平死亡所在地为“清河农场管理处三分场”。据考,清河农场最初在北京北郊,靠近清河镇,故名清河农场。后收留改造的人越来越多,遂迁至天津宁河的茶淀,仍称清河农场(亦称茶淀农场)。清河农场以茶淀为总场,相继建起一、二、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后又向西扩展,在西荒地建起581、582、583、584、585等分场。其中,条件最好的是三分场,那里原是50年代初,北京一些高中毕业生创建的北京青年农场。
  关于姚平在劳改农场的情况,我没能找到一位当年与他在一起的难友。姚平在农场时给家里写的信都在“文革”中散失,夫人陈慧芝也于2003年去世,带走了许多有关姚平的重要信息。碰巧的是,2007年11月,我通过互联网与一位叫赵文滔的先生取得联系。赵先生今年八十岁,年轻时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17日被送往清河农场三分场劳动教养,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作为“病号”遣送回家。赵文滔说,当初劳教没有日期限制,他离开后才有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教养期,已劳教了三到四年的一律不算,从头再开始。赵先生告诉我,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原本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兴凯湖农场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为防止叛逃,兴凯湖农场的劳改犯被内迁到清河农场三分场,其中应该也包括姚平。为给他们腾地方,原三分场大部分人迁至附近的于家岭分场。于家岭虽称“岭”,实为一片平地,赵文滔也跟着去了那里。他在劳改农场经历了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以他的亲身经历,解读了隐藏在《调查表》背后的部分真相。
  针对姚平埋在“北砖窑公墓72号”的记载,赵文滔说,北砖窑在三分场附近,三分场死了人就埋在那里。“北砖窑”其实根本没有砖窑,我们也从没干过烧砖的活儿。北砖窑那个地方房子比较少,主要收容一些岁数大、体力差的人,被称为“老残队”,实际就是“等死队”,美学家吕荧就惨死在那里。作家从维熙,曾回忆过他与临终前的吕荧在北砖窑见面的凄惨一幕。至于公墓编号,更是子虚乌有。赵文滔回忆,三年困难时期,难友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询问昨天晚上谁又被拉出去埋了。当时农场死亡率很高,仅赵文滔所在的于家岭分场,死亡人数就不少于二百人。为掩人耳目,农场派劳教人员半夜三更用牛车悄悄把死人拉出去埋掉。由于埋人的劳教人员自己也饿得东倒西晃,所以常常是随便挖个30公分—40公分深的长条坑,把人往里一搁,将挖出来的土往里一填,只要能盖住死人就行了。顶多再在上头搁块砖头,写上名字。风吹雨打,不用多久就看不出任何痕迹了。卷死人的破席,要拿回来再卷别的死人,循环利用。赵文滔指出,所谓姚平死在医院,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三分场从来就没有医院!
  至于《调查表》关于姚平死于“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的记载,赵文滔直斥为胡说八道。他说,清河农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没别的病,全是饿死的。赵文滔回忆,从1959年秋到1961年底,粮食逐渐减少,最后减到每人一天二两棒子面。食堂把野菜和在棒子面里做成粥,每天三顿,每人每顿只有一水舀子能照出人影的“粥”。这样的伙食,加上寒冬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岁数越大的人,越难以挺过去。据《调查表》所示,94名死亡右派中,20—29岁14人,30—39岁22人,40-49岁27人,50-59岁31人。死亡人数随年龄呈递升趋势。其中,死于11月—3月的58人,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二的人死在寒冷的日子里。另外,94名死亡右派中,死于1958年的2人,死于1959年的6人,1960年陡升至48人,1961年稍降为37人,到1962年仅死亡1人。死亡人数的变化与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基本一致,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赵文滔说法的真实性。令人奇怪的是,《调查表》列出了各种死亡原因,连炸药炸死、服毒自尽、触电网自杀也没有避讳,偏偏没有一个注明是饿死的!用心可谓良苦。有材料证实,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夹边沟农场,1957年后羁押了三千名右派,三年困难时期,有1500名右派被活活饿死。劫后余生的右派后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一名右派医生被特意留下一个月,“任务”是给饿死的右派们编造死亡原因:肺结核、心脏病、高血压……
  赵文滔对往事记忆之精之细,令我惊诧。他说:“这都是我经历过的,简直就刻在心里了。”
  光光对我讲述了姚平去世后的一些情况:“父亲1961年2月去世时,我家已搬到后海妇女干部学校宿舍所在的大翔凤胡同23号。一天,姑姑和妈妈回到家里,两个人在不停地抹眼泪,说父亲不在了。妈妈去农场取回了父亲留下的遗物,其中父亲画的一幅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父亲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时,把桦木截面刮平后,在上面画的一幅水粉画。上面画着一支小鸟站在树枝上,旁边用毛笔题写“小鸟枝头也是家”,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情。父亲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直到去世。我奶奶一直在我姑姑家照料孩子。我的父亲对她来讲是分量最重的。她共有五个孩子,父亲是老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给送去劳改后,家里告诉奶奶,说父亲出差去了。一直到她1979年去世,父亲都平反了,家里也没敢告诉她真相。这么多年来她也不问,可能她心里也明白,只不过一直在麻痹自己,不愿去面对和证实这件事。”
光光还告诉我一个“秘密”:起初她们并不想对外人揭开这块“伤疤”。直到2006年,她们要把父母合葬在福田公墓,给父母立碑时,才发现不清楚父亲的生辰,想从《调查表》里寻找线索,这才与我联系。经一番周折,她们最终从东华门派出所找到了答案:姚平生于1916年1月8日。姚平的老朋友、漫画家丁聪题写了墓碑。
  我问光光:“如果你母亲在世,看见这个《调查表》,不知道她是什么感觉?”光光沉默了好一会,缓慢而反复地说:“一定挺伤感的,一定挺伤感的……”

图5、1959年春,姚平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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