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皆有机缘，我淘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由此发现并调查死亡右派姚平的过程，即为机缘所致。
　　1998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文艺评论家、原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杜高的右派档案。不久，李辉与杜高就这套档案进行深入交流，整理出《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刊于2001年第4期湖南《书屋》杂志。2002年2月下旬，我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被杜高等人的悲惨遭遇所震撼，遂产生搜集右派材料冲动。3月9日，我在潘家园淘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内收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清河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杜高认为，这份材料作为官方档案，有特殊研究价值。三处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管辖，《调查表》应是从那里流出的。
　　2005年春节，我在家看冯亦代的《龙套集》，偶然翻到《哭姚平》一文，难道这个姚平就是《调查表》里的那个姚平吗？94人中能记住他，是因为他与我姓名相似。历经岁月磨蚀的纸张，记录了如下内容:

　　姓名 姚平 性别 男 年龄 44 民族 汉 家庭出身 小手工业者 籍贯 浙江吴兴县人 收容前有何疾病 / 本人成分 自由职业者 家庭住址 北京北皇城根38号 收容前职业 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设计员17级 是否保留公职 开除公职 收容日期 (19)58年3月12日 原政治面目 / 案情性质 右派、坏分子 教养期限 /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妻 陈慧芝 妇女干部学校保训班教员
　　简历 (19)38年在香港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40年在川康绥靖公署作通讯工作。(19)44年任匪军委电影制片厂少校科员，(19)45年随新中国剧社到昆明、南京、上海、台湾等地。上海解放前在鼎元钱庄任职。(19)50年调中国青年出版社。
　　教养理由 该人历史上曾与军统特务头子俞叔平、宣铁吾、陶一珊等人甚密。(19)44年充当匪中国电影厂宣传科少校科员时，著文歌颂军统特务影片“忠党爱国”、“井(警)魂歌”。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
　　教养期间表现 该□经过改造对原罪错有认识，尚能服从管教，遵守纪律一般，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能靠近政府反映情况，工作劳动一般，能尽到力所(能)及。
　　原劳动教养场所 清河农场管理处三分场 死亡日期 1961年2月17日1时30分 死亡原因 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 通知家属情况 (19)61年2月17日通知其妻陈慧芝 财务处理 家属取走了 坟墓标志 北砖窑公墓72号 是否办外手续 / 抚恤和补助 / 家属反映 / 是否摘帽子 / 备考 死在医院

　　作为官方文本，《调查表》把姚平加以“妖魔化”；反观冯亦代笔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
　　冯亦代的《哭姚平》，写于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11月14日，他参加姚平追悼会，随即写下这篇感怀老友的文章，丁聪配姚平肖像。冯亦代写道，他成年后很少流泪，因为历尽人世艰辛，对悲欢离合多少有些漠然了。然而，当他听到姚平的大女儿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却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冯亦代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不同的是，冯亦代最终拣回一条命，姚平却含冤而逝。冯亦代听说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战末期，那时姚平正在广西桂林新中国剧社。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凤子和叶以群在上海筹划恢复在桂林出版过的杂志《人世间》，冯亦代参与其事，由此与姚平相识。姚平在《人世间》任编辑秘书，催稿、发稿、校对、发行等杂差，只要有跑腿的事，他开口就是“我去”，这种干劲让冯亦代极为感动。
　　杜高也认识姚平，他们曾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他告诉我，剧社成立于1941年秋，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负责人为田汉、瞿白音、杜宣等。杜高1942年进新中国剧社时仅十二岁，与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团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三人演。姚平时任剧社前台主任，为人负责、热情：流氓、伤兵不肯买票，他去处理；票房卖出的票款，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儿，他也去干。同时还要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杜高清楚地记得，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中，孩子们和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由于每天下午、晚上连演两场，全体人员晚饭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来回跑，给大家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多，他会给大家“打牙祭”，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是导演、编剧，也不是演员，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姚平追悼会的悼词这样评价：“和他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图1、《调查表》封面
图2、《调查表》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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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四十一岁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时，大女儿姚珠珠只有十三岁。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无知，竟相信那些把父亲指为敌人的谎言。她给身陷囹圄的父亲写信时，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但父亲还是用放大镜在《人民画报》刊登的《鱼美人》剧照中竭力寻找着女儿。姚珠珠沉痛地写道：“‘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很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致死。”
　　2006年9月底，我相继接到姚平的二女儿姚光光和大女儿姚珠珠的电话，希望能与我在适当时候面谈。2006年11月30日，我与光光在北京亚运村附近见面；与珠珠见面，则延至2007年9月21日。珠珠1944年2月出生在桂林，现为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她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与舞蹈家阿依吐拉轮换担当新疆舞领舞。并制作了反映我国少数民族原生态舞蹈的大型艺术纪录片《舞之灵》。光光1949年3月出生在上海，“文革”期间与弟弟姚林林一起在内蒙锡林郭勒牧区插队，如今是北京农业局畜牧兽医总站高级畜牧师。这几年，姐妹俩一直在搜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
　　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生，浙江吴兴县人，全家靠父亲当裁缝谋生。姚平十八岁进上海美亚丝绸厂学徒，后到香港大中华印染厂当技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到港宣传抗日，姚平放弃自己的职业，加入这个进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姚平来到广西，先后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干事、范长江创办的战时新闻社记者、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团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他还在共产党创办的《青年生活》杂志，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姚平的昔日旧友多已故去，追踪其早期足迹，渺茫难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艺术家朱琳已年逾八旬，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调至桂林新中国剧社。谈起新中国剧社，老人感慨良多：“在演 剧九队，不管怎么样国民党还发点零花钱。而在新中国剧社，所有经济收入都要靠演出和四处化缘。有时甚至连饭也开不出来，只好通知大家自行解决。”朱琳依稀记得。姚平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在外面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全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排练演出费。据光光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组织上曾怀疑姚平在新中国剧社时期有经济问题。“新中国剧社的老人听说后都认为此事很可笑，当时剧社靠四处化缘才勉强度日，怎么可能呢？倒是我母亲有时要把她的固定工资倒贴进去。”
　　尽管生活艰辛，从1941年秋在桂林成立，到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直至1948年停止活动，剧社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在后来的日子里，新中国剧社虽甚少被人提起，但它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姚平和陈慧芝相识相知于广西省立艺术馆，姚平在戏剧系，陈慧芝在音乐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44年2月2日，大女儿姚珠珠在桂林出生，珠珠有一双活泼闪亮的眼睛，晶莹如滚动的露珠，凤子为此给她起名“珠珠”。凤子原名封季壬，笔名禾子，艺名凤子，是著名话剧演员兼作家、编辑。凤子的母亲和陈慧芝的母亲是亲姐妹。上世纪30年代，曹禺创作的《雷雨》、《原野》、《日出》初次亮相话剧舞台，凤子是四凤、金子、陈白露的首演者。
　　1946年抗战胜利后，姚平一家随新中国剧社回到上海。抗战期间，凤子和丁君匋、周钢鸣、马国亮等，在桂林创办了综合性文艺月刊《人世间》。1947年4月，《人世间》在上海复刊。1979年第3辑《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凤子《〈人世间〉的前前后后》一文。据她回忆: 《人世间》一直编到1949年上海解放……《人世间》的主编和编委都是义务的，冯亦代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丁聪不仅负责版面设计，每期从封面到扉页的美术设计和文章插图都是他一人“包办”。编辑秘书姚平统管编辑一切行政事务。
　　1948年冬，形势日益紧张。凤子和《人世间》多数编委撤离上海，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姚平。姚平坚持把剩余的稿件编辑完成，出版了最后一期《人世间》，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在凤子看来，这“实在是难为他了”。凤子说：“大家工作如此投入，是我担任编辑工作以来最最愉快的一段生活，我领会到‘同人刊物’的真正含义。”当年，无论是办报刊还是组社团，多为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专多能，人员少反而效率高。
　　1950年1月1日，姚平的朋友、原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庚负责筹建的青年出版社 (1954年3月改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北口挂牌营业。鉴于社内出版力量不足，通过冯亦代介绍，李庚将私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人员及机器全部收编，正在该公司的姚平于1950年6月正式调至青年出版社。
　　关于姚平在青年出版社的情况，我先后采访了姚平当年的同事王业康和王久安。王业康解放前夕在上海办《新少年报》，50年代初调青年出版社，后任秘书长。王久安解放前在上海开明书店学徒，1953年随书店并入青年出版社，后任发行处处长。据王久安回忆，他们夫妇俩当时与姚平同在总编室稿件科，姚平任稿件科科长。稿件科的工作十分琐碎，姚平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根本不像《调查表》所记　“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王久安清楚地记得，1954年，社内出版诗人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封面要配一幅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画像。当时美术编辑室里没人见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照片，寻找也很困难。没有照片作参考，谁也不敢随便动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与此事无关的姚平主动找到朋友、油画家冯法祀，请他通过关系找到照片，画出了形神兼备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画像。
　　在王业康印象里，姚平不像领导，工作中的许多事情，不是交给底下人去办，总是自己默默承担，却又往往因与上级精神不合而费力不讨好。王业康分析，这大概与姚平多年来在社会上闯荡有密切关系。王业康认为，姚平虽然对外善于应酬，但在处理社内人际关系上却并不精明，政治运动经验更是缺乏。“不油滑”，王业康对姚平这样评价。

图3、1943年10月，新中国剧社成员在桂林的合影。二排右二为姚平。

建国初，姚平的家庭安宁而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便被政治运动的狂飙风吹雨打去。
　　姚平家住北京东单二条10号，而非《调查表》所记“北皇城根38号”。当时家里铺着地毯，摆有钢琴，来往朋友多为文化界名士。据姚平的朋友许慰萱回忆，姚平“能讲上海话及普通话，但却带着湖州乡音”。妻子陈慧芝原为上海虹口十六中心幼儿园主任，调京后在全国妇联下属妇女干部学校任教员。陈慧芝幼师毕业，钢琴弹得好，闲暇时家里常响起悦耳琴声。1952年，八岁的珠珠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团学员班，与她同班习舞的有陈爱莲、李惠敏、赵汝衡等新中国第一批舞蹈演员。珠珠骄傲地对我说，她的工龄就从那时算起。
　　在光光记忆里，父亲那时常带她到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剧院看话剧演出，有时还到公园玩。父亲沉静温和，从没有把自己受冲击带来的情绪传染给儿女。她说：“唯一我认为不太正常的一次是反右开始，我在《文汇报》头版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爸爸的名字。我当时特高兴，以为凡是上了报纸就肯定是好事儿，便兴奋地拿着那张报给父亲看。父亲看后却脸色非常不好，让我到一边玩去。多年后回忆起来，当时报纸肯定是把他作为坏人在批判。”
　　据《调查表》记录：姚平“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概括了他在解放后磨难不断提升的“三级跳”。
　　据王业康介绍，“三反五反”时，姚平管辖着社里材料科的备用纸库。当时材料科有人因纸张问题被打成有“贪污行为”的“老虎”，姚平自己并不经手纸张，却被牵连，受到降级处分。此事最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王业康因肺病住院逃过一劫。他与姚平、李庚曾同住东单二条一两进小四合院。据他观察，姚平家有钢琴、地毯，姚平本人抽好烟、穿西装，着装整齐干净，文艺界朋友又多，常下馆子聚会，保留了许多当年在上海做自由职业者的习惯。与社内解放区来的“土八路”形成极大反差。这在流行穿列宁装，以朴素为荣，彰显“革命”的年代，显得非常“扎眼”。 
　　1955年肃反运动一开始，解放前姚平的“复杂”经历和社会关系就被人“盯”上了。团中央下派的运动领导小组把姚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王久安说，当初不叫“肃反”叫 “审干”，目的是把反革命分子从干部队伍里挖出来。王久安和爱人同在稿件科，肃反干部曾向他们追问姚平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既是启发，又是威胁：“你们是共青团员，不是要争取入党吗？如果你们不讲，就会影响你们的政治前途。” 王久安回答：“我知道我肯定揭发，但没有东西，我不能胡说八道呀。” 尽管王久安历史清白，出身劳动人民，但夫妇俩还是因为不积极揭发问题，被扣上立场不稳、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帽子。肃反结束后，虽然并未查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姚平却被一撸到底，调美术编辑室设计科当普通设计员。
　　王久安回忆，最初大家都以为整风运动党真的是想听取意见、纠正错误、改善党群关系，所以情绪高涨，出版社院子里贴满大字报。当时《中学生》杂志的主编是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叶在大字报中提出，用三千门大炮，把造成党群关系隔阂的墙轰倒。姚平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标题是“大炮轰在前，愿望写在后”。姚平提出了三点愿望：第一，整风运动要和风细雨；第二，整风运动不要前紧后松；第三，整风精神万岁。王久安对我解释，肃反时姚平被隔离审查，对当时的凶险场面深有感触。对运动一开始的上纲上线，到最后的不了了之，非常不满。所以，他在大字报里写上了这样的话：我这个人经过肃反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态度。我只想到我曾经在国民党的警察局里受过这样的待遇。王久安说：“当时姚平心里肯定非常不满，他连这个话都说了。仔细想想，不但是对你(姚平)了，对我们呢？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出身劳动人民，还叫我交代问题，逼得我要得神经病。”
　　反右开始，姚平在劫难逃。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珠珠对我吐露了她当时的心路历程：“1957年父亲出事时我十三岁。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上级安排我们舞蹈学校夹道欢迎，谁知我连欢迎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从小爸爸妈妈和新中国剧社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九岁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乐堂看演出，组织上还安排我给毛主席献花。当时整天觉得天是蓝的，生活特别美好。所以当听到连夹道欢迎都不让我去时，人一下就懵了，感觉像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识到，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别人谁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业务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难，陈慧芝下放门头沟北京矿务局的艰难日子里，凤子承担起珠珠的生活费用，给予她呵护和温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学校毕业时，所有业务课都是5分。
　　提起给父亲写信的往事，珠珠说，“当时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通知父亲是右派。让我好好想想，揭发父亲对我的不良影响。我听了以后，怎么也想不出父亲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八岁到舞蹈学校，每天在集体环境生活，每礼拜回家，父亲朋友多，常要应酬，所以休息时间他也很忙，从没有很严肃地教导过我什么。只说过要我好好跳舞，以后当个舞蹈家。给父亲写信实际上是服从组织需要，表示一种革命态度。老师跟我讲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划清界限。当时因为很小嘛，，觉得老师说得对。我不恨父亲，但我还真是诚心诚意地希望，父亲看了我这封信以后好好地改造，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我也早日得到公平对待。”珠珠说，父亲到劳改农场后，她只给父亲写过这一封信。天真的她不会知道，父亲所处的环境有多么恶劣，残酷的“改造”最终要了他的命，他永远也回不到“人民队伍里”来了。

图4、1946年，姚平抱着珠珠与妻子陈慧芝、漫画家廖冰兄在桂林的合影。

凤子在1980年3月写下《记忆》一文：“我听着死者的家属、他的女儿的哭诉!女儿诉说着二十多年来要抹去自己的记忆，忘了有这样一个父亲。写信，不称父亲，同人谈话，更是直呼其名……这一切，为的是从记忆中抹掉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为自己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诉说着诉说着，女儿禁不住哭喊着：‘爸爸，这能怨我吗？那时我才十三岁啊!’女儿希望死去已十多年的父亲宽恕自己的无知，她喊着爸爸，她多么希望她父亲能听到她的声音！记忆有时竟然如此捉弄人，想忘却的都忘却不了。可是死去的人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而活着的下一代却让记忆咬噬着自己的心。”
　　《调查表》记载，姚平死亡所在地为“清河农场管理处三分场”。据考，清河农场最初在北京北郊，靠近清河镇，故名清河农场。后收留改造的人越来越多，遂迁至天津宁河的茶淀，仍称清河农场(亦称茶淀农场)。清河农场以茶淀为总场，相继建起一、二、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后又向西扩展，在西荒地建起581、582、583、584、585等分场。其中，条件最好的是三分场，那里原是50年代初，北京一些高中毕业生创建的北京青年农场。
　　关于姚平在劳改农场的情况，我没能找到一位当年与他在一起的难友。姚平在农场时给家里写的信都在“文革”中散失，夫人陈慧芝也于2003年去世，带走了许多有关姚平的重要信息。碰巧的是，2007年11月，我通过互联网与一位叫赵文滔的先生取得联系。赵先生今年八十岁，年轻时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17日被送往清河农场三分场劳动教养，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作为“病号”遣送回家。赵文滔说，当初劳教没有日期限制，他离开后才有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教养期，已劳教了三到四年的一律不算，从头再开始。赵先生告诉我，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原本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兴凯湖农场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为防止叛逃，兴凯湖农场的劳改犯被内迁到清河农场三分场，其中应该也包括姚平。为给他们腾地方，原三分场大部分人迁至附近的于家岭分场。于家岭虽称“岭”，实为一片平地，赵文滔也跟着去了那里。他在劳改农场经历了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以他的亲身经历，解读了隐藏在《调查表》背后的部分真相。
　　针对姚平埋在“北砖窑公墓72号”的记载，赵文滔说，北砖窑在三分场附近，三分场死了人就埋在那里。“北砖窑”其实根本没有砖窑，我们也从没干过烧砖的活儿。北砖窑那个地方房子比较少，主要收容一些岁数大、体力差的人，被称为“老残队”，实际就是“等死队”，美学家吕荧就惨死在那里。作家从维熙，曾回忆过他与临终前的吕荧在北砖窑见面的凄惨一幕。至于公墓编号，更是子虚乌有。赵文滔回忆，三年困难时期，难友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询问昨天晚上谁又被拉出去埋了。当时农场死亡率很高，仅赵文滔所在的于家岭分场，死亡人数就不少于二百人。为掩人耳目，农场派劳教人员半夜三更用牛车悄悄把死人拉出去埋掉。由于埋人的劳教人员自己也饿得东倒西晃，所以常常是随便挖个30公分—40公分深的长条坑，把人往里一搁，将挖出来的土往里一填，只要能盖住死人就行了。顶多再在上头搁块砖头，写上名字。风吹雨打，不用多久就看不出任何痕迹了。卷死人的破席，要拿回来再卷别的死人，循环利用。赵文滔指出，所谓姚平死在医院，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三分场从来就没有医院！
　　至于《调查表》关于姚平死于“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的记载，赵文滔直斥为胡说八道。他说，清河农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没别的病，全是饿死的。赵文滔回忆，从1959年秋到1961年底，粮食逐渐减少，最后减到每人一天二两棒子面。食堂把野菜和在棒子面里做成粥，每天三顿，每人每顿只有一水舀子能照出人影的“粥”。这样的伙食，加上寒冬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岁数越大的人，越难以挺过去。据《调查表》所示，94名死亡右派中，20—29岁14人，30—39岁22人，40-49岁27人，50-59岁31人。死亡人数随年龄呈递升趋势。其中，死于11月—3月的58人，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二的人死在寒冷的日子里。另外，94名死亡右派中，死于1958年的2人，死于1959年的6人，1960年陡升至48人，1961年稍降为37人，到1962年仅死亡1人。死亡人数的变化与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基本一致，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赵文滔说法的真实性。令人奇怪的是，《调查表》列出了各种死亡原因，连炸药炸死、服毒自尽、触电网自杀也没有避讳，偏偏没有一个注明是饿死的！用心可谓良苦。有材料证实，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夹边沟农场，1957年后羁押了三千名右派，三年困难时期，有1500名右派被活活饿死。劫后余生的右派后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一名右派医生被特意留下一个月，“任务”是给饿死的右派们编造死亡原因：肺结核、心脏病、高血压……
　　赵文滔对往事记忆之精之细，令我惊诧。他说：“这都是我经历过的，简直就刻在心里了。”
　　光光对我讲述了姚平去世后的一些情况：“父亲1961年2月去世时，我家已搬到后海妇女干部学校宿舍所在的大翔凤胡同23号。一天，姑姑和妈妈回到家里，两个人在不停地抹眼泪，说父亲不在了。妈妈去农场取回了父亲留下的遗物，其中父亲画的一幅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父亲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时，把桦木截面刮平后，在上面画的一幅水粉画。上面画着一支小鸟站在树枝上，旁边用毛笔题写“小鸟枝头也是家”，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情。父亲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直到去世。我奶奶一直在我姑姑家照料孩子。我的父亲对她来讲是分量最重的。她共有五个孩子，父亲是老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给送去劳改后，家里告诉奶奶，说父亲出差去了。一直到她1979年去世，父亲都平反了，家里也没敢告诉她真相。这么多年来她也不问，可能她心里也明白，只不过一直在麻痹自己，不愿去面对和证实这件事。”
光光还告诉我一个“秘密”：起初她们并不想对外人揭开这块“伤疤”。直到2006年，她们要把父母合葬在福田公墓，给父母立碑时，才发现不清楚父亲的生辰，想从《调查表》里寻找线索，这才与我联系。经一番周折，她们最终从东华门派出所找到了答案：姚平生于1916年1月8日。姚平的老朋友、漫画家丁聪题写了墓碑。
　　我问光光：“如果你母亲在世，看见这个《调查表》，不知道她是什么感觉？”光光沉默了好一会，缓慢而反复地说：“一定挺伤感的，一定挺伤感的……”

图5、1959年春，姚平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