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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志愿军英雄的自述
1996-01-01 00:00:00 作者:杨守照口述 杨民青整理 热度:8427℃ 收藏


  我是铁路工人,从没想当英雄,从没把自己当什么英雄。
  1950年10月,我在哈尔滨铁路局绥化分局胜利车站当值班员。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爆发。上级动员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为保家卫国,铁路部门要抽人到安东(丹东),虽然没说到朝鲜,但是私下大家都知道要参战。当时,名义是自愿报名,其实都得报,包括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那年我25岁,共青团员,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儿子刚刚两岁。我先告诉了父亲,瞒着母亲报了名。走时,我只拿了条小破被,母亲真以为是工作调转。
  我们一批人共37个铁路值班员,都二十多岁,来自东北各火车站。在沈阳铁路局招待所,一位科长作报告说,如果有必要,铁路上的人也过江入朝。还说:“美国人专打穿蓝棉袄的,不打穿黄棉袄的。”就这样,我们穿铁路蓝棉袄的人,换上了志愿军的黄军装。
  当时,我每月工资50万元,就是50元。大家知道到了朝鲜,中国钱不能花,于是,就买烧鸡吃。我从小生活贫困,要过饭,这回算奢侈了一次。沈阳上车时,我还剩下5万块钱,想了想,买了一条烟、火柴和一副小扑克。
  到了吉林通化,看见一批批朝鲜难民。在集安,能听见天上美国飞机的轰响。大批志愿军到来,没地方住,人们把盖苏文的石质古墓扒开,共二十多个。《资治通鉴》里有关于高丽国泉氏家族宰相盖苏文的记载。石砌的古墓里面特别暖和。可惜当时没有文物保护观念,人刚进去,棺材还在,一见风,马上风化了。
  在集安,又开动员会。上级选了个逃兵典型。那人姓赵,共产党员,车站站长,因为怕死,在朝鲜战场上逃跑,被发现送到了集安。铁路部门上百人参加会,车务的、机务的、列检的、后勤的。领导说,到了朝鲜,跑也跑不回去。
  1950年11月14日,我们从集安过江,到达朝鲜满浦。当时,志愿军铁路运输部门有军管部、运输部、铁道部等。后勤部门让我们领伙食,每人3斤高粱米。领米时,我顺手抓了把盐,心想,只有米怎么吃饭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叫“球场”,志愿军铁路分局在那里。
  后来,我们坐上一列运生猪的货车。同行的还有志愿军后勤某分部的干部,他们可能是营团级干部吧,总共一百多人。因为有敌机轰炸,火车走走停停。
  幸亏分部的人带有吃的,馒头、锅饼等,我们也跟着吃,总算没饿着。在一个车站上,看见朝鲜铁路职工拎着手灯和列车联系。可能因语言不通,我们的车被困在洞子里,机车烟出不去,呛得人喘不上气,只好下车“猫”了一宿。
  列车到了球场,有人来接,安排我们住在朝鲜老百姓家。志愿军入朝前,金日成有命令,政府发了布告,无论哪里的朝鲜人,都有义务帮助志愿军。
  我们不会说朝鲜话,但朝鲜老乡中,有会说汉语的。一联系,很快找到了翻译。白天,美国飞机来轰炸,但看不见影儿,只听嗡嗡响。那时,大家没有一点儿防空常识,在朝鲜老乡家里,听见飞机响,把桌子顶起来,以为这样,美国飞机发现不了。后来,美国的B29战略轰炸机炸清川江大桥,才见到了真正的飞机。
  我被分配到名叫阁岩的四等火车站。军代表、站长金元默,共产党员,朝鲜族人,吉林铁路局图们分局敦化车站值班员。车站的任务是负责上下行的铁路军事运输,那个车站没有货运和客运任务。当地朝鲜人特好,热情地领着我们到郡(县)、里(乡)打条子借粮。我们粗粮、细粮各半,大米、苞米百十公斤。
  从1951年1月起,我在阁岩工作了约八个月。就是在那里,我立了功。那是三四月的一个深夜,我当班,接运一列装载大筒油的盖车。美军飞机来轰炸,装油的火车被炸起火。运油列车离车站不远,我立即用摇把磁石电话,向上级分局铁路调度员报告情况。共十二三节车厢,燃烧的油筒爆炸飞上天,天空被照得通红,押车的乘务员一时不知所措。
  紧急中我发现,列车中间被炸,后面的没起火。我跑上去,跟司机说,准备甩掉没着火的车皮。我先插管,后摘钩,让车体分离。这时过来个朝鲜老乡,手里拿了根铁棍。虽然我的衣服烧着了,但也顾不上了,我和他用撬棍撬动车轮。说来赶巧,没燃烧的列车正好处在下坡,车轮被撬动后,我俩费力推动,一直推出六七十米远。被救的有三辆,都是装大筒汽油的列车。
  列车安全了,我累得躺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想起那个朝鲜老乡,一看早没有了人影。救完列车,我向分局值班员报告情况,没当回事。事后,我还打听那个朝鲜老乡,可惜没有找到。如果那人找到了,说不定也是个朝鲜英雄。这事令人感慨,真正的无名英雄是最朴实的百姓。没有他,我还救什么火车?
  有人甘当无名英雄,有人却冒充英雄。不久,上级说这次救油车是英雄行为,车站马上有个工务代表说那列火车是他救出的。我说那好,让他说说是怎么救的,那人一听不吭声了。很快,分局通知,杨守照立了大功。不久,哈尔滨的家收到立功喜报。
  1951年夏天,美军飞机加紧对朝鲜铁路运输线轰炸。一次,飞机沿车站铁道线扔下两个大炸弹,炸出两个大深坑,运输中断。
  按规定,遇到这样情况,车站应及时报告,请铁道兵修复。可我觉得,报告完了干等不是个事儿,马上找朝鲜村委会,要老百姓帮忙。朝鲜老乡很快被动员起来,男女老少二百多人,头顶的、肩扛的、手抱的、人抬的。等志愿军铁道兵赶到时,三米多深大坑,已垫了多大半,当夜通车。因为这,我立了一次小功。
  1951年8月,我被调到一等站顺川,当助理军代表,不久,任副代表。顺川地处交通要道,离大同江很近,车站有十四条轨道。当时处于雨季,当地人说,这样的雨水几十年没见过。当时还有一个副代表,五十多岁,曾是国民党军队驻宝鸡车站军代表。入朝后,他经常向人炫耀,在老家安徽蚌埠有576间房子、四个老婆,我和其他人都看不上他。
  大同江桥几十米高,志愿军在四周部署三七高炮、八五炮,另外还有一个团和一个后勤分部。美军飞机一接近,志愿军的高射炮就打。美机只好高空轰炸,炸弹大都扔到了江里,大桥和我们顺川车站很少被炸。敌机一俯冲,很容易越过车站。后来,我们知道车站安全,白天值班时经常跑到山坡上,仰头看志愿军高炮打飞机。不过,由于美军飞机频频出动,大同江桥还是被炸了数次,三孔桥曾被炸毁,铁路运输中断。
  有一天,志愿军38军的人找到后勤分部,说他们在附近打阻击战,断炊了。分部的人找车站商量,当时,我刚任副代表,铁路上吃的不缺,记得那时我们一天一人有时能吃两个罐头,还有大米、白面。
  听说38军有困难,我们决定想办法搞粮食。
  大同江水大,水面离桥很近,眼看淹到铁路枕木。接送车辆,要有人跟车提钩、摘钩。向大家动员,可没人报名。看当时冷场,我就说,我去!


图① 杨守照(右)与王金水、回树贵(左)的合影。


图② 1952年归国代表合影。二排右三为杨守照,前排右三为当地拥军模范,前排右二的朝鲜阿妈妮为游击队分队长、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成员。


图③ 在沈阳大和宾馆合影。中左五为杨守照,其余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东北分团的成员。大和宾馆即后来的辽宁宾馆。


图④ 在新民火车站受到欢迎。中被抬起者为杨守照,另一被抬起者为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成员。


图⑤ 在义县合影。右三抱儿童者为杨守照,右三、右四抱儿童者,为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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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车上了江桥,刚刚提完车钩,将车送走,没想到桥梁一下子就被水冲毁了,散架落到了水中。后来想想有些后怕,要是晚两分钟,就没命了。这次行动,我们给38军抢运了五车高粱米,我立了一小功。这个小功其实比立大功危险还大。
  在战场上,好像只能听天由命,想多了也没用。一次夜里,我当班,组织装车,三车饼干、两车豆油。装车的是四川籍苗族志愿军战士,一百二十多人。装载中,美军飞机突然空袭,投下足有数吨的炸弹,车站火光四起,血肉横飞,成了火海。一百二十多名年轻战士大部分牺牲。按惯例,车站和物资被炸,必须保守秘密。为不让特务知道,人们连夜清理现场,运送烈士遗体。
  核对人员时,我们发现车站也有人牺牲,是一名来自南京机务段的机务代表。大家找到他时,只见他的遗体缺了一只胳膊和 一条腿。
  在顺川车站,最使我难忘的是王金水。王金水,原是郑州车站的调车员,共产党员,人特别好,平时总照顾别人。说来有些奇怪,他牺牲那天,不知谁提议一起照个相。记得那天下午,军代表回树贵、王金水和我三个人,来到郡里的照相馆。照片上写的日子,就是王金水牺牲的准确日子。
  那天夜里,王金水当班。他用手提信号灯接车,朝鲜司机以为给了进站信号,结果两车相撞,王金水当场被飞来的列车拦腰截断。收尸时,我含泪将他的肠子一段段地捡起来。当地政府不敢将真情告诉其家人,据说,王金水爱人受到刺激,经常去要她男人,有时还在领导家不走。王金水牺牲时四十多岁。
  1951年冬天,军管局通知我,让我参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朝鲜战场上铁路系统的六万职工,回国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一起来中国的,还有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铁路系统参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有两人,一位女同志,名叫丁淑芬,是电话员,哈尔滨铁路分局的铁路职工。在朝鲜战场上,她曾冒着敌人轰炸,保障了通话。
  我先后立了一次大功和两次小功。每次立功都发朝鲜币当奖金,当时,一个功折合人民币也就十几元钱,买点东西就花得差不多了,后来,我还剩下10元没舍得花。没想到这10元钱,解了回国报到的急难。
  当时,上级只通知我到定州志愿军军管局报到,但怎么到定州,得自己想办法。从我们那里到定州没有火车,我带着那10元钱上路了。经打听,在公路上,我堵了一辆开往定州的志愿军的大卡车,找到了军管局,见到了局长吴冶山。他跟我谈话,要秘书帮助写材料。还告诉我,不能只讲自己的事迹,还有其他志愿军指战员的。说实在的,那时我连什么叫写材料,什么叫事迹都不懂。
  我在吴冶山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了十多天,吃的是局长、政委级小灶,这是我一生头一次享了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有三百多人,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也有三百多人,在辽宁的安东(丹东)集中。
  这两个团划了七八个分团,按我国行政区划分,分头活动。我被编在东北分团,每个分团二三十人不等。到北京,我们住在前门大栅栏招待所,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宴请,每桌八个菜。在北京有七八天时间,我被分配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作报告。我只读过几年书,开始念了不少大白字,上台就晕,但后来慢慢习惯了。按领导说的,我除了讲自己,也讲别人。
  东北分团有二十四人,其中四个女性。我们离开北京,先到沈阳,住在“大和宾馆”,受到东北局高岗等领导的接见。记得领导告诉我们,到各地作报告,有困难尽管提出来。在大和宾馆合影前,我受到记者采访,后来《东北日报》刊登了我的事迹。记得一位记者问,你救列车时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其实什么也没想,根本来不及想。
  我们东北分团分为几个组,我先后来到黑山、兴城、打虎山、铁岭、大连、旅顺、开原、鞍山、海城、新民。后来,报告习惯了,无非是下车、欢迎、献花、宴请、报告、参观,都这个程序。
  东北分团来到哈尔滨,住东北旅行社,当时,那是相当高档的宾馆。领导听说我家在这里,用小汽车把我送回家。我父亲、母亲也曾来到东北旅行社,与代表团成员吃了两顿饭。代表团的伙食标准相当于军级小灶,除丰盛饭菜外,每天外加一块多钱一盒的香烟,还有水果、炼乳、牛奶。记得代表团在大连吃得最好,还安排代表团乘海轮在海上跑了一圈。
  1952年夏天,我随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半年后,返回朝鲜战场,来到平壤作报告。上级告诉我们,向朝鲜汇报,主要汇报中朝领袖如何关心志愿军。在平壤,我们赶上了大轰炸。不时看到密集的排弹从天而降,美国的B-29轰炸机将平壤炸成废墟,路上随处看到朝鲜人的尸体、瓦砾。
  在朝鲜,我被安排到志愿军铁路分局作汇报。记得分局的一位政委善意提醒我,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你已经不是一般人了。其实,当时我连什么叫骄傲,什么叫自满也不懂。
  此时,领导找我谈话说:“小杨,你应该写个入党申请书。”我的入党申请书一递上,领导就说,你被批准入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名叫刘福泽,后来我俩在北京铁道学院成了同学。
  入党不久,我被调到朝鲜平壤南部的新幕车站,两个月后,到开城车站任军代表。1954年1月,领导找我谈话,给我两条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朝鲜,在志愿军的军交部工作;二是回国上大学。就这样,我这个只上了几年小学的人,一步进了北京铁道学院。
  1954年4月,我进入铁道学院附属速成中学。我们班叫“功臣班”,共四十二人,都是带薪入学的干部。按进度,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四年,然后直接进大学。开始,我学习还不错,曾是三好学生,但后来不行了,害了神经衰弱症,无法入眠。学校照顾“功臣班”,免了理科,只剩文科,但我还是跟不上。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在“功臣班”,我是学委会体育委员,但不是党支部委员。“反右”,上面明里“号召”要大家积极帮助党整风,私下里,党支部要求支委们不要动,不要写大字报。我不是支部委员,对此一无所知。
  我经常失眠,整天睡不着觉,夜里披着大衣在校园里走,看见灯没人闭、水管流水没人管。心想,整风不是提意见吗,就提个节电节水的意见吧。于是,我写了两张小字报,提醒大家注意节约水电。没想到,因为这我差点成了右派。不过好长时间,我一直蒙在鼓里。
  其实,蒙在鼓里的不止我一个。当时,有个从美国回来的老教授,名叫金仕轩,人很老实。运动中,有人一定要把他打成“反动权威”,当右派抓出来。但是,这个老教授在运动中闭口不言,没提过任何意见。看没有把柄,有人出了主意,以研究教学大纲为名,请他参加,要他发言。开始,他仍然不说话,直到被逼无奈,才从业务角度提了五六条改进意见。没想到,第二天金仕轩就被当做大右派抓出来了。
  1957年秋天,我因跟不上学业,要求退学,回到了哈尔滨铁路局,被分配到三棵树火车站。1963年,我从东北调到西北,先后在银川、天水、兰州铁路部门的车站工作。“文革”前,我回家探亲路过北京,到铁道学院看望朋友,一位和我要好的同学说,反右时,你幸亏只贴了两张小字报,再多一张,就是右派了。

 
图⑥ 在义县参观奉国寺、古塔后合影。后排左三为杨守照。

 
图⑦ 报告团小组在山海关参观。后中立者为朝鲜人民军营长、右一为朝鲜人民军连长,都姓金,后左一为杨守照。

 
图⑧ 在朝鲜开城的留影。左一为杨守照。

 
图⑨ 抗美援朝胜利后,杨守照(后)与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的合影。前右为刘福泽、左为邵景福。

 
图⑩ 北京铁道学院“功臣班”学员与本科生学员在北海开展联欢活动的留影。戴军功章者为“功臣班”学员,其余为本科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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