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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战役影像志
1996-01-01 00:00:00 作者:余戈 热度:11509℃ 收藏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向盘踞怒江以西的滇西日军发起战略反攻,在松山、腾冲、龙陵等地集中歼灭了逾万名日军,其中松山攻坚战和腾冲攻城战,更是创造了成建制全歼日军步兵联队的先例。在最后关头,日军在松山、腾冲分别被迫焚毁了两面军旗,日本公刊战史上称之为二战亚洲战场上仅有的两次“玉碎”作战。
  2009年8月份,随着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并在网上连载,这段长期不为国人所熟悉的抗战秘史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虽然,追求实证精神,以“微观战史”再现松山战役细节,是拙作的一大特点,但一些读者仍指出书中所附历史图片偏少,不太过瘾。曾看到网友在网上如此宣言:“没有PP(网上俗语,指图片)就没有真相”,笔者深以为然。事实上,有关松山战役,留下的历史照片并不算少,主要来源为日军和美军方面。日军的照片,主要记载了我军大反攻前两年,日军盘踞松山的情景,在日本战后编撰的战史上,称那是一段“玉碎前的好日子”。好就好在,他们从缅甸一路打到怒江边,侵占了美丽富饶的滇西坝子和高黎贡山系,把别人的日子当成自己的日子过了。而美军的照片,则主要拍摄于远征军围攻松山战役前后,特别是当日军已近全员覆没时,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美军官兵用镜头记录下了鬼子失败的惨状。
  日军是1942年在缅北击溃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沿滇缅公路于5月5日打到怒江边的。当时他们组建了以一百六十辆汽车运送兵力的快速部队——坂口支队(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指挥的第146联队主力,配属野炮兵一部),从畹町进入我国门后,经芒市、龙陵进抵怒江边的腊勐街。随后,在松山架起野炮疯狂轰击对岸公路上的我方车辆和难民。幸亏我桥头工兵及时爆破炸断惠通桥,随后第11集团军宋希濂所部第36师赶到怒江东岸阻击,与空中的美军“飞虎队”战机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渡越怒江继续进犯的企图。当时的情景,可谓中国抗战最为惊险的一幕,按照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空中侦察发出的预警:倘若不能在怒江成功阻击日军,日军渡江后十天左右即可打到昆明,包抄我抗战大后方,逼迫中国投降。很多史家评说,小小的惠通桥之战,在那一刻成了中国抗战命运的转折点。
  此后,日军第56师团令第113联队驻扎在了怒江西岸的“桥头堡”松山,因为滇缅公路是环绕松山盘旋而下到惠通桥的,占据了松山,等于卡住了滇缅公路的咽喉,切断了我从印度经缅甸进入国境的国际援助物资补给线。攻占松山的这支日军,以松山下的村寨腊勐街,取谐音命名为“拉孟守备队”。在隔江对峙的两年,怒江边基本无大战,敌我仅派出小股兵力渡江侦察、袭扰和游击。同时,日军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工事,搭建起了简易营房,解决了山地供水、电灯照明问题,并用仅有的砖头和水泥盖了一座“慰安所”,分两批送来十五名朝鲜籍和五名本国“慰安妇”。此期间,日军积极备战练兵,残害驻地百姓,以捕获的远征军游击队士兵进行活人解剖。“慰安妇”玩腻了,就不时从附近村寨抓来当地民女蹂躏;而后剃掉头发放掉,意思是下次不必再来。当地人谓之“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视为难言之耻。


图一:素有国军“五虎上将”之称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
图二:1944年5月29日,第11集团军部队自惠通桥下游以美式帆布舟渡越怒江发起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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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跟着一个前来慰问。1942年11月底,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拉孟守备队士兵大开眼界。不久,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又来到松山为创作所谓“国策”电影“采风”。 1943年初,由日本广播协会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随行者包括在日本正当红的春日井梅莺、奥山彩子等歌星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更是让日军士兵大饱眼福。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名日军曹长还在松山、龙陵之间的镇安街附近翻车送了命。 拉孟守备队的军医中尉高桥富带着卫生兵赶来救护,由于摸到了这些从日本国内来的女人的肌肤,心里充满着“亢奋”和“欣慰”。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的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第56师团兵员均来自日本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此地民风强悍好斗,历来是出精兵的地方)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最后的挽歌。
  当时,日军中不少官兵拥有照相机,如野炮大队的高村武人大尉和步兵第一大队炮兵小队的金村嘉藏伍长,都有在缅境作战时从英军手里缴获的相机。而为了迎接寺内寿一视察松山,第56师团还专门给拉孟守备队配发了一台比较好的“美能达”相机,由入伍前曾当过新闻记者的第一中队上等兵高桥公使用。日军在联队本部附近修了一间暗室,又配发了一些瓶装的一次性显像液和洗相纸。在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日军拍摄了大量照片。两年期间,高村武人和武田莫二等军官奉调回国任职,带回了不少照片,从而得以保留到战后。此外,当时日军随军记者随日军将领视察松山,也拍摄了一些照片带回日本。
  在静默中蓄势两年后,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从怒江上游高黎贡山方向率先发起反攻,目标指向腾冲。由于日军事前缴获了一本中国军队密码本,通过破译,在我反攻前五天掌握了我军作战计划,于是迅速调集滇西日军主力增援高黎贡山。得知此情后,我统帅部亡羊补牢,于5月底令怒江下游第11集团军亦全线投入反攻,目标直指松山、龙陵、平戛等地。虽然此时驻守松山的日军主力已调往北线增援,但留守松山的仍有步、炮联合兵力一千三百余人,由四十八岁的野炮第3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担任守备队长。自6月4日起,远征军第71军新28师及配属作战的第117团(属第6军新39师),攻击松山一个月,付出伤亡近一千七百人的代价,却未能取得显著进展。这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才感到,此前对于松山敌情了解不明、过于低估。于是,令总预备队第8军准备接替作战。
  由于松山切断了滇缅公路咽喉,我左翼反攻兵团不能以车辆运输粮弹,仅凭民夫拉骡马驮运及在雨季恶劣天候下飞机空投补给,使得一个第71军居然无法歼灭困守龙陵的七百余名留守日军。6月16日,日军松井支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指挥的第113联队主力一千五百余人,携火炮七门)从腾冲南下增援龙陵,冲溃我军防线,转而向东疯狂扑向黄草坝,企图一举打到松山解救被围的“火中之子”——拉孟守备队。危急时刻,卫立煌急令第8军副军长李弥(黄埔四期)率荣誉第1师率先渡江增援,与第71军部队在黄草坝一线拼死阻击,方稳定了龙陵阵线,与日军陷入胶着局面。这时,尽早攻克松山,打开补给通道,就成了决定整个滇西反攻成败的“瓶颈”。
  带有浓郁“黔系”色彩的第8军(很多
军官和士兵为贵州籍),在军长何绍周(黄埔一期、陆大十期,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侄儿)指挥下,自7月1日起开始接替作战,然而由于战前分散各处的部队相继开进、陆续投入,围攻松山的兵力始终未超过两个步兵团,完全以“填油战术”进行“车轮战”,未能对松山日军形成绝对兵力优势。虽然配属作战的有重炮第10团及第7团混合营,加上军属炮兵几个连的近百门火炮轰击,还有美军飞机不间断地空中轰炸,然而由于日军松山工事异常坚固,且不断采取攻势防御,反扑疯狂凶猛,我战事进展极为艰难。险峻的地形和雨季恶劣的天候,时时让我军攻击作战难以为继,濒临绝境。7月底,第8军副军长李弥转赴松山,加强了第8军指挥力量。此后,第8军先将松山外围的滚龙坡孤立包围,以山炮300米抵近射击和火焰喷射器掩护步兵轮番突击,于8月2日攻克这一重要前进阵地。8月20日,第8军指挥部又做出决策,由军工兵营及师属工兵连四五百人,经过近二十天坑道施工,挖掘两条暗道直通松山主峰腹部,将三千吨美式TNT炸药填入日军子高地堡垒底部,以“人造火山”式的大爆破,颠覆松山阵地“锁钥”部,才撕开了日军松山防御体系的口子。这次大爆破,共震死、活埋日军约七十名,从浮土中扒出被震昏的五名。其中一名苏醒后拼死挣扎横撕乱咬,被我击毙;其余四名当了俘虏。此后,我军又经过艰苦卓绝的十七天扫荡战,终于在1944年9月7日黄昏,将退守滇缅公路边马鹿塘阵地的最后一股日军歼灭,取得松山攻坚作战的全胜。从6月4日步兵攻击开始,远征军陆续投入2.4万余兵力,在九十五天里先后发起十次总攻击,以伤亡7763人的惨重代价,才将据守松山的日军约1250人全歼,俘虏日军九名及慰安妇约十四名。松山近二十平方公里的这片国土,终于在沦陷两载后终于得以收复,这也是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收复失地。

图三:第8军攻克松山后,发现一处堑壕内有十五具日军尸体,其中两具为女性(慰安妇)。
图四:9月8日,中美士兵联合展示在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太阳旗。前为在战斗中发挥显著作用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和美式手雷。

  在松山战役期间,远征军从集团军到军、师、团级,均配属一支人数不等的美军顾问组,负责空军、炮兵、通信、工兵、卫勤等战场协同保障。当时,远征军长官部明令部队保护美军官兵不上火线,以避免伤亡。据载,仅有一名叫巴京汉姆的美军上尉军医,在打扫战场时被日军狙击手击中阵亡。因此,携带照相机的美军人员拍摄的照片,多是反映我军反攻前及攻克日军阵地后的情景,且以战役后期居多。虽然少有二战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式的火线激战镜头,但这些生动的影像仍能让人感受到这场战事的血腥和残酷;而为数不少的捕获、讯问慰安妇照片,更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揭开了日军这一隐秘的丑恶制度的神秘面纱,成为二战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影像。在战役期间,慰安妇被日军区别对待:五名日本籍慰安妇得到日军保护,后来一个都没有死;但至少有六名朝鲜籍慰安妇被日军逼令喝下溶化的升汞片自杀,或集中在战壕内用手榴弹炸死;个别的死于我军炮火。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在中、日、朝三国学者和工作人员陪同下,于2003年11月重返松山,为在国际会议上揭露日本实施慰安妇政策的罪行现场取证,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 
  当时,照相机这种奢侈品,在中国军队甚至从事战地新闻报道的记者中,都为数寥寥。目前笔者仅见第71军军长钟彬拥有相机,并亲自拍摄了一组反映龙陵战场的照片。因此,当我们想直观地回望这段交织着血与火的民族抗战历史时,应感谢昔日的盟友美国军人为我们记录下的鲜活影像。笔者的朋友、《父亲的战场》作者章东磐先生,近年经过努力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保存的美军中缅印战区史料中,拷贝了大量照片回国,并部分地在其著作中首次发表。这些照片,大多反映1942年至1944年我驻印军及远征军在缅北、滇西整训及后来反攻作战的情景。这些照片的背后,都有拍摄者和归档、审查机关的详细注释等信息,便于人们了解照片背后的历史背景。虽然, 拥有大量照相机和专业新闻宣传机构的日军,在战争中曾拍摄大量照片,制作发行了难以计数的战争宣传画报,但多是反映战争初期日军所向披靡、一路奏凯的情景。但从1942年随着战事陷入泥淖,日军已无心、无力用相机记录自己的惨败,虽说自1939年起日本照相机工业即为军方垄断,老百姓不得购买使用。因此,战后日本的新闻和历史研究机构,也转而去美国复制美军拍摄的战争影像(包括当时美军战争宣传机构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电影胶片)。本文所展示的美军拍摄的松山照片,大多转自日本人森山康平编著的太平洋战争写真史《胡康·云南之战》。章东磐先生告诉笔者,不久他将再次赴美拷贝更多照片,将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买回来,通过出版或影展等形式,让同胞共同分享。
  如此有价值的工作,居然是由一位以制造手电筒为业的业余历史研究者自费在做,这样的事情在国内既新鲜又极其正常。可见,无论多么大的事情,要想做成还得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热心人手中,这就是所谓匹夫之责吧。昔日为攻克松山,有7763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浸泡透了那座至今仍很寂寞的大山,作为后人,除了铭记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转念东磐先生的举动,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惟求他的手电筒卖得好一点,可以赚钱换回来更多的历史照片。
 
图五:正在就餐的远征军部队
图六: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左一)与第71军军长钟彬(右一)正在沙盘前筹谋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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