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向盘踞怒江以西的滇西日军发起战略反攻，在松山、腾冲、龙陵等地集中歼灭了逾万名日军，其中松山攻坚战和腾冲攻城战，更是创造了成建制全歼日军步兵联队的先例。在最后关头，日军在松山、腾冲分别被迫焚毁了两面军旗，日本公刊战史上称之为二战亚洲战场上仅有的两次“玉碎”作战。
　　2009年8月份，随着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并在网上连载，这段长期不为国人所熟悉的抗战秘史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虽然，追求实证精神，以“微观战史”再现松山战役细节，是拙作的一大特点，但一些读者仍指出书中所附历史图片偏少，不太过瘾。曾看到网友在网上如此宣言：“没有PP（网上俗语，指图片）就没有真相”，笔者深以为然。事实上，有关松山战役，留下的历史照片并不算少，主要来源为日军和美军方面。日军的照片，主要记载了我军大反攻前两年，日军盘踞松山的情景，在日本战后编撰的战史上，称那是一段“玉碎前的好日子”。好就好在，他们从缅甸一路打到怒江边，侵占了美丽富饶的滇西坝子和高黎贡山系，把别人的日子当成自己的日子过了。而美军的照片，则主要拍摄于远征军围攻松山战役前后，特别是当日军已近全员覆没时，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美军官兵用镜头记录下了鬼子失败的惨状。
　　日军是1942年在缅北击溃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沿滇缅公路于5月5日打到怒江边的。当时他们组建了以一百六十辆汽车运送兵力的快速部队——坂口支队（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指挥的第146联队主力，配属野炮兵一部），从畹町进入我国门后，经芒市、龙陵进抵怒江边的腊勐街。随后，在松山架起野炮疯狂轰击对岸公路上的我方车辆和难民。幸亏我桥头工兵及时爆破炸断惠通桥，随后第11集团军宋希濂所部第36师赶到怒江东岸阻击，与空中的美军“飞虎队”战机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渡越怒江继续进犯的企图。当时的情景，可谓中国抗战最为惊险的一幕，按照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空中侦察发出的预警：倘若不能在怒江成功阻击日军，日军渡江后十天左右即可打到昆明，包抄我抗战大后方，逼迫中国投降。很多史家评说，小小的惠通桥之战，在那一刻成了中国抗战命运的转折点。
　　此后，日军第56师团令第113联队驻扎在了怒江西岸的“桥头堡”松山，因为滇缅公路是环绕松山盘旋而下到惠通桥的，占据了松山，等于卡住了滇缅公路的咽喉，切断了我从印度经缅甸进入国境的国际援助物资补给线。攻占松山的这支日军，以松山下的村寨腊勐街，取谐音命名为“拉孟守备队”。在隔江对峙的两年，怒江边基本无大战，敌我仅派出小股兵力渡江侦察、袭扰和游击。同时，日军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工事，搭建起了简易营房，解决了山地供水、电灯照明问题，并用仅有的砖头和水泥盖了一座“慰安所”，分两批送来十五名朝鲜籍和五名本国“慰安妇”。此期间，日军积极备战练兵，残害驻地百姓，以捕获的远征军游击队士兵进行活人解剖。“慰安妇”玩腻了，就不时从附近村寨抓来当地民女蹂躏；而后剃掉头发放掉，意思是下次不必再来。当地人谓之“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视为难言之耻。


图一：素有国军“五虎上将”之称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

图二：1944年5月29日，第11集团军部队自惠通桥下游以美式帆布舟渡越怒江发起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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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跟着一个前来慰问。1942年11月底，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拉孟守备队士兵大开眼界。不久，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又来到松山为创作所谓“国策”电影“采风”。 1943年初，由日本广播协会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随行者包括在日本正当红的春日井梅莺、奥山彩子等歌星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更是让日军士兵大饱眼福。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名日军曹长还在松山、龙陵之间的镇安街附近翻车送了命。　拉孟守备队的军医中尉高桥富带着卫生兵赶来救护，由于摸到了这些从日本国内来的女人的肌肤，心里充满着“亢奋”和“欣慰”。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的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第56师团兵员均来自日本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此地民风强悍好斗，历来是出精兵的地方）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最后的挽歌。
　　当时，日军中不少官兵拥有照相机，如野炮大队的高村武人大尉和步兵第一大队炮兵小队的金村嘉藏伍长，都有在缅境作战时从英军手里缴获的相机。而为了迎接寺内寿一视察松山，第56师团还专门给拉孟守备队配发了一台比较好的“美能达”相机，由入伍前曾当过新闻记者的第一中队上等兵高桥公使用。日军在联队本部附近修了一间暗室，又配发了一些瓶装的一次性显像液和洗相纸。在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日军拍摄了大量照片。两年期间，高村武人和武田莫二等军官奉调回国任职，带回了不少照片，从而得以保留到战后。此外，当时日军随军记者随日军将领视察松山，也拍摄了一些照片带回日本。
　　在静默中蓄势两年后，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从怒江上游高黎贡山方向率先发起反攻，目标指向腾冲。由于日军事前缴获了一本中国军队密码本，通过破译，在我反攻前五天掌握了我军作战计划，于是迅速调集滇西日军主力增援高黎贡山。得知此情后，我统帅部亡羊补牢，于5月底令怒江下游第11集团军亦全线投入反攻，目标直指松山、龙陵、平戛等地。虽然此时驻守松山的日军主力已调往北线增援，但留守松山的仍有步、炮联合兵力一千三百余人，由四十八岁的野炮第3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担任守备队长。自6月4日起，远征军第71军新28师及配属作战的第117团（属第6军新39师），攻击松山一个月，付出伤亡近一千七百人的代价，却未能取得显著进展。这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才感到，此前对于松山敌情了解不明、过于低估。于是，令总预备队第8军准备接替作战。
　　由于松山切断了滇缅公路咽喉，我左翼反攻兵团不能以车辆运输粮弹，仅凭民夫拉骡马驮运及在雨季恶劣天候下飞机空投补给，使得一个第71军居然无法歼灭困守龙陵的七百余名留守日军。6月16日，日军松井支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指挥的第113联队主力一千五百余人，携火炮七门）从腾冲南下增援龙陵，冲溃我军防线，转而向东疯狂扑向黄草坝，企图一举打到松山解救被围的“火中之子”——拉孟守备队。危急时刻，卫立煌急令第8军副军长李弥（黄埔四期）率荣誉第1师率先渡江增援，与第71军部队在黄草坝一线拼死阻击，方稳定了龙陵阵线，与日军陷入胶着局面。这时，尽早攻克松山，打开补给通道，就成了决定整个滇西反攻成败的“瓶颈”。
　　带有浓郁“黔系”色彩的第8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