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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的背影
1996-01-01 00:00:00 作者:徐明 热度:9777℃ 收藏


                        一

  1925年12月30日凌晨一时,徐树铮在河北廊坊车站被一群士兵拉下火车,押往站外枪杀。
  1926年4月20日下午,下台后的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乘火车出京前往天津。据曾宗鉴笔记:“专车开出一小时后,段走进随从人员乘坐的车厢,问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又问:‘又铮(徐字)被杀,是否是在站内?’ 及至廊坊,段开窗而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言,老泪盈眶,掩面入卧。”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段祺瑞的孙子段昌义在台北见到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告诉他说,爷爷死前曾留下话,以后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要摆上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段昌义说,从那以后,段家每年都是这样做。
  这是一件让段祺瑞余下十年中追悔莫及的事情。当时徐树铮去车站后,段祺瑞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后悔就在于他没把问题想得太严重,没有亲自去追回徐树铮,仅让人持纸条赶往车站,以为他看后就会回来,没想到徐树铮一笑置之。
  段祺瑞与徐树铮,且不论他们的道德人品,功过是非,只看二人之间相互的信任与忠诚,在北洋军阀统治年代的乌烟瘴气之中,竟成了一段佳话。
  徐树铮之被杀,起因于1918年他擅杀陆建章,这件事情我最早是在周劭的文章中看到的:

  陆建章是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袁世凯不喜欢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的跋扈,多次要撤他的职,徐认为是袁听了陆的谗言所致,怀恨于心。袁一死,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徐大权在握,便把陆抓来不加审判便处死刑。
  哪知陆有一位外甥,便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时隔十年,冯驻扎京畿,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投奔表兄做事。徐被通缉流亡国外,到1925年段祺瑞成为相当国家元首的执政,徐当然大模大样回国。不料在谒段之后南归,专车过廊坊车站,正入冯的防区。陆承武在专车上抓获徐树铮,也不加审问,立即枪决。据说此事是取得冯玉祥同意后执行。

  周劭(黎庵)先生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接贤士大夫,逊清遗老,叨陪之际,多闻绪论” ,是著名的掌故学家,但这一段叙述与事实出入颇多,真可以说是“硬伤累累” 。首先是时间上的出入,时隔“十年” ,应是“七年” ,段祺瑞成为执政是在1924年而非1925年。其次徐树铮的“被通缉流亡国外”也不实,之前他倒是被直系通缉,但段祺瑞当上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以“考察欧美日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受段祺瑞的委派而去。八个月时间里周游十余国,所到之处,各国纷纷以中国二号人物的规格接待,元首首脑均出面会见,实在风光得很。第三,徐树铮杀陆建章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其中牵涉到皖系与直系的矛盾以及对南方的战与和的问题,此不赘述。第四,陆承武为父报仇的说法,恰恰是冯玉祥的安排。杀徐树铮的是冯玉祥手下大将张之江的卫队。徐树铮的专车快到廊坊时,冯玉祥曾有过犹豫,他的亲信鹿钟麟劝他说:“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冯才下了决心,命张之江执行。张之江一听也吓了一跳,说此事重大,不宜卤莽。鹿钟麟说这是命令,张遂派卫队前去车站拦截。
  张之江信奉基督,心肠较软,当时冯部曾有人主张把徐的随从一起杀掉,被他力争得免,审讯画押照相之后,全部发给短途路费放行。鹿钟麟却是行事果断,一年前限期三天将溥仪赶出故宫的便是此人。溥仪说清室上下数千人口,加上行李细软,三天如何搬得完,要求宽限至十天。鹿钟麟毫不通融,说期限一过,皇上如果还不走,景山上支起大炮立马就朝紫禁城轰。结果溥仪的动作比谁都快。
  徐树铮被杀当晚,冯玉祥鹿钟麟商定连夜命陆承武赶往廊坊,造成为父报仇的假象。陆早上七时从天津赶到,对被拘押的徐树铮的随员说:徐树铮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我今天要杀他以报父仇。此时他还不知徐树铮已在六小时前被杀。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死讯,放声大哭,明知是冯玉祥做的手脚,偏偏被“为父报仇”一说弄得抓不住把柄。不料数十年后,这假象还能骗过周先生。
  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无算,人称“屠夫”,当年北京各酒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即是为防其手下。陆要杀人,先请吃饭,酒席终了送客时,再将人从背后一枪打死,所以他的请柬,被称作“阎王帖子”。徐树铮在天津奉军司令部宴请陆建章,饭后约陆去后花园密谈,卫兵就在那里将其打死。问题是即便陆建章该死,也轮不到徐树铮杀他。连段祺瑞听说后也惊讶万状,半晌才说:“又铮闯的祸太大了,朗斋(陆字)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他怎能如此乱开杀戒?”

图1 1918年11月,39岁的徐树铮被授予陆军上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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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年11月,徐树铮出生于安徽萧县皇藏峪以北十里的醴泉村。这里距徐州不远,徐树铮在《先考妣事略》中说:“村去郡城(徐州)西南五十里也” 。我为写此文,去年10月上旬专门找到这里。静静的村中,鸡犬之声从柴扉麦垛间透出。一条小河汩汩流过,三两村女在河边洗衣,一群白鹅在河中戏水。河水源头出自村西山脚处的几眼甘泉,村民说无论旱情轻重,这泉水从不曾断流,醴泉村因此得名。在村里仅余的三堵残墙前,一位姓徐的村民告诉我,徐树铮家曾住过的房屋,如今就只有这几堵土墙了。我问这村民和徐树铮有什么关系没有,原来他的爷爷是徐树铮的二哥徐树。
  醴泉村今天虽属安徽,但因为旧时的行政区划(解放前称作“徐州府萧县”),加上徐树铮自小在徐州读书,后来又在徐州安家 ,所以就像当时称袁世凯为“袁项城”,称段祺瑞为“段合肥” 一样,籍贯成了一些著名人物的敬称,徐树铮也就被人称为“徐徐州” ,又称“小徐”以区别于“大徐”徐世昌 。我第一次看到徐树铮的照片时颇为惊讶,感到这一副面相真的是“非常徐州”(图1)。徐树铮在徐州的住所,大致是现在彭城广场西侧偏南的位置。他的女儿徐樱七岁时起在此住过七年,据她回忆,徐家位于北门统一大街,左邻是老凤翔银楼,右邻是百家福马鞍店,对面是沧浪浴池。
  提起北洋军阀,我们往往想到的是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人。与上述这些拥有大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大帅等要职的人物相比,徐树铮实在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论官职,文,不过是国务院秘书长;武,也仅仅是陆军部的次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民国前期的政坛上呼风唤雨,气焰张天。他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红人,是他最信赖的智囊和得力助手,才华出众,绝顶聪明,人称“小扇子”。仗着段祺瑞的袒护和支持,他锋芒毕露,胆大妄为,飞扬跋扈,一手遮天。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多多少少地影响着民国前期历史的进程和走向。
  1901年,二十二岁的徐树铮在济南与段祺瑞初次相遇。当时他去投奔袁世凯,袁时任山东巡抚,段祺瑞是他的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袁让手下官员接待,却话不投机,徐树铮只好回到投宿的客店。正好段祺瑞路过此处,据他回忆:

  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因询之,谓投友不遇,正候家款。问以愿就事否?则答以“值得就则可就”。用心奇之,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徐君神道碑》)

  1905年,段祺瑞又出资送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五年之后,三十一岁的徐树铮回国,在段祺瑞手下任军事参谋。为报知遇之恩,他忠心耿耿,从此一生效忠段祺瑞。此时的他,年轻有为,踔厉风发,成了段祺瑞的智囊、文胆甚至灵魂。而段祺瑞这位北洋军阀中的实权人物对徐树铮也是宠信备至,言听计从,在他当国时期的一切谋略几乎全都出于徐树铮的谋划。
  下述事件可见徐树铮的心机和手腕。1917年的二三月间,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矛盾尖锐,所谓“府院之争”势同水火。五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徐树铮赶回徐州,极力游说张勋,谎称张勋只要同意倒黎,段祺瑞就同意他复辟清室。而事实是,段曾当面对张勋说过:“你要复辟,我一定打你。”但徐树铮以此为诱饵,策动引诱张勋挥师北京,将黎元洪赶下台。七月,张勋果真抬出溥仪,上演清朝复辟的闹剧。徐树铮大笑对人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于是又力助段祺瑞组织讨逆军,仅用十天便平息复辟,将张勋打得跑进荷兰公使馆,将他的辫子军打得披发而逃。
  段祺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中国最动人的人物之一。”
  梁启超评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段祺瑞这样的个性和办事特点,遇上老成持重的下属,可谓是相得益彰,遇上徐树铮就麻烦了。袁世凯不喜欢徐树铮,听说段祺瑞要任他为国务院秘书长,就生气地说:“真正太不成话 !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他给了徐树铮一个名义上更高的官职,想把他从段祺瑞身边调开,段黑着脸说:“请大总统先把祺瑞撤了,那时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袁世凯无奈,只能气哼哼地说:“不像话!不像话!”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听说段祺瑞仍任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这是国务院与总统府打交道最多的职位——马上就表示:我怕这个人,我总统可以不当,但决不与他共事。他甚至对带消息给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张不好照实回答段,就找徐世昌商量。徐去劝黎元洪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事必须办到。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段字)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连大总统都吓成这样,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就是因为有了段祺瑞的纵容与庇护,使得原本就锋芒毕露的徐树铮越发肆无忌惮,结果四面树敌。

图2  1925年4月,徐树铮访法时受到法国总统杜梅尔格(左二)的接见。

      三
                            
  解放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徐树铮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这毫无问题。《民国人物传》中说他:“依靠日本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捭阖。勾结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福俱乐部’ ,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著《建国诠真》,宣扬反动政见。”
  其实徐树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祸何止是这些,他极力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攻打南方的护法军。直皖战争完全是因他而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与他在背后煽风点火也有很大关系。所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这一系列战争使得国家疮痍满目,士兵尸横遍野,人民流离失所。而造成国家这样的乱局,徐树铮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难辞其咎。
  国内写北洋军阀历史最为详细全面、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湖南陶菊隐先生完成于195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百四十余万字的篇幅,笔底波澜,风云满纸。此书不仅在国内畅销,且影响远播于海外。当年身居海外的徐道邻也看到了,并且置于案头,成了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在回忆写作时最重要的参考书。
  单凭猜想也能想到陶先生在书中对徐树铮会是什么态度。有意思的是,徐道邻对此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他说:“书中所叙述的事实大部分都还可靠,对我父亲的态度似乎也还公平。因为如果对他太好,他不会用那么多挖苦和讽刺的字眼。如果太不好,也就用不着把他写得那样生龙活虎。”
  时代到了今天,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政治清明,气氛宽松。表现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由主观而客观,从割裂到完整。包括对像徐树铮这样的人,只要他是做过有益的事情,同样会得到承认,同样会被记入历史。比如他的坚决反对帝制和为收复外蒙所做的努力。
  外蒙独立发生在1911年,这是俄国多年煽动的结果。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政局动荡,无暇他顾,失去对外蒙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六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今乌兰巴托)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消 独立,复归中国。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1922年1月,徐树铮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他是去和孙中山商谈孙、段、张(作霖)三方联合,共同对付直系一事。行期定下来之后,孙中山曾写信给蒋介石说:“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 二人见面后晤谈融洽,徐树铮对孙中山十分倾倒,孙对徐也非常赏识,甚至希望他能留下来作自己的参谋长。徐树铮是不会离开段祺瑞的,只好委婉地表示: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1912年9月孙中山进北京与袁世凯会面时,徐树铮还仅是陆军部军学司司长,恐怕没有机会见到孙中山,那么这一次就是两人的唯一一次见面了。
  再来看他的反对帝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已经感到了末日将临。但清政府中铁良、良弼等少壮派还主张再硬拼一下,作最后的决斗。如此,则革命军虽仍能获得最后胜利,但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此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数千年封建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而那一篇通电,便是由徐树铮撰写。
  由于这一事件,再加上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粉碎张勋复辟,段祺瑞当时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殊不知在这其中,件件事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应该说袁世凯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他不喜欢徐树铮,除因为徐“傲岸自是”外,更因为在自己恢复帝制的过程中,感到了来自徐树铮的巨大反对能量。
  袁世凯1915年底称帝后,徐树铮给袁写了一封约三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可以说是冒死进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愤而死。这自然是全国人民反对的结果,而徐树铮的这封信,也实在够他堵心的。
  徐树铮极力鼓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有私心的一面。他知道如果实行共和政体,段祺瑞就不难登上权力的顶峰。而如果袁世凯当上了皇帝,以后的天下可就是袁克定(袁世凯长子)的了,而那位大公子对此宝座还真的是朝思暮想。
  袁世凯和徐树铮的关系其实并不坏,袁为了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对下属非常关心优待,他的礼贤下士是出了名的。徐树铮1901年到济南,本来也是去投奔袁世凯的,碰巧袁母刘氏去世,暂停公务,只让一位名叫朱锺琪的道员与其面谈。朱枉担了名士的雅望,却看不惯这少年的“傲岸自是”,谈话不欢而散,徐树铮这才遇见了段祺瑞。对于段祺瑞“愿就事否”的邀请,徐的回答是“值得就则可就” ,估计就是类似的答话惹烦了那位朱道员。而段祺瑞却是“用心奇之,约与长谈”,他的气量就远非朱锺琪辈可比了。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那天是袁世凯亲自出来面见徐树铮,徐极有可能就跟随他了。1905年后,徐树铮在日本留学,徐夫人夏宣带着三个幼子同在日本,生活窘迫。此时是袁世凯寄去了二十两银子接济,这帮了徐树铮的大忙。
  1915年6月,徐树铮在“三次长参案”中被袁世凯免去了陆军部次长的职务,便趁此机会在这年秋天回醴泉村,重新安葬了二十几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回北京后去见袁世凯,因为刚办完丧事,袁好言抚慰,徐树铮给袁磕了一个头,袁当时十分高兴。徐树铮出来后对徐道邻说:“这一磕头,大总统可能以为我要赞成帝制了。”
  两个多月后,袁世凯看到了那封《上袁大元帅书》。

图3  1925年6月,徐树铮与考察团随员摄于意大利。

  1924年正月22日,徐树铮的三女儿徐美出生。仅过了三天,长孙徐福申出生,四十五岁的徐树铮当上了爷爷。大书法家张伯英前往道喜,并写了这样一首贺诗:

  忆从髫共师门,公最年少今抱孙。
  试听啼声知俊物,由来醴水有灵源。
  传经笃守诗兼礼,应运适符贞起元。
  喜尔祖庭同诞玉,海云日伫化鹏鲲。

    
  这首诗不算好,但情感由衷,开头两句写出早年同窗深谊。但张伯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后仅过了不到两年时间,他又会给徐树铮写起了挽联。
  张伯英挽徐树铮的全联可能是看不到了,因为他的儿媳张刘永淑也只能记得其中的一句是:孔文举早慧非祥。汉末孔融,自幼聪明,五十多岁时被曹操杀害。张伯英有这样的类比,一定是在痛楚之余,想起了这位小自己九岁,却又是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小同窗幼时异于常人的表现。
   关于徐树铮所谓神童一类的传说颇多,他天赋极高,但更是苦读的结果。他自己说:“父设帐郡城(在徐州开教馆),伏腊归省,闲以树铮往来。尝于风雪中,攀附驴背,口授诗歌,亦戏令效其句。居馆辄携之附读,留于家,则杂取书史骚雅,折角授先妣分日督课。” (《先考妣事略》)徐树铮青少年时期只跟着自己的父亲徐忠清学习,此外再也没有拜过别的老师。
  徐忠清的教育方法若放在今天,似乎有加以研究总结的必要,他以一己之力,生徒满徐州八县,历年来多达千人。“徐氏门下,逢考必会高中” ,这形同于今天的招生广告,当时却在徐州一带的读书人中间众口相传。徐忠清的学生中,张伯英不用说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位得其亲传的小儿子的功底。
  徐树铮年少聪颖,精书法,擅诗词古文,从政后仍手不释卷,对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爱不释手,总是随身携带,以为经国大计、治事律身之道都可在书中找到。他自视甚高,除了尊敬段祺瑞,北洋军人同僚中,很少有人能放在眼里。公余所交往者,唯光绪朝状元张謇、小说家林琴南、《新元史》作者柯绍、桐城派末代大师马通伯,清国史馆总纂王晋卿等人,均为饱学宿儒,一时俊彦。和这些人论交,要有真才实学,靠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的头衔是不行的。那么,徐树铮够资格吗?
  王晋卿说徐树铮:“其论文导源班、马,而以唐宋八家为正宗,以近代方、姚为入门之的。诗嗜少陵,词嗜白石、梦窗。”
  徐树铮留下来的诗大约二百首,词六十首。下面是他去收复外蒙时,在库仑写下的一首《念奴娇·笳》:

  砉然长啸,带边气,孤奏荒茫无拍。
  坐起徘徊,声过处,愁数南冠晨夕。
  夜月吹寒,疏风破晓,断梦休重觅。
  雄鸡遥动,此时天下将白。

  遥想中夜哀歌,唾壶敲缺,剩怨填胸臆。
  空外流音,才睡浓,胡遽呜呜惊逼。
  商妇琵琶,阳陶篥,万感真横集。
  戈推枕,问君今日何日?

  徐树铮还酷爱昆曲,水平达到了专业程度。他能自辑曲谱,能上台演出,并曾与徐凌云、项馨吾、俞振飞等名角同台。他擅长花脸和贴旦两种角色的曲目,尤其爱唱关公戏《单刀会》,一张口便声如洪钟。张謇曾赠诗云:“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1925年5月,他以专使身份访英,应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题目竟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这让古典的英国绅士淑女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
  1923年9月,辫帅张勋病故。张勋军马长期驻扎徐州,对徐树铮的家人多有看顾,与徐私交非常好。至于张勋复辟,徐树铮力助段祺瑞将其打败,那是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人死后,恩怨已了,就只剩下了私谊,徐树铮念及旧情,送去了这样一幅挽联:

  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
  有六尺孤,无抔一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

  其中既有对老友辞世的伤感,同时也对其恢复逊清皇室的荒唐举动有所批评,分寸拿捏到位,用典恰当准确,被公认为是民初名联。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徐树铮信手拈来,区区三十多字,便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据黄埔军人出身的作家、报人周游所记:“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图4  1925年8月,徐树铮(左二)率考察团抵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时留影,左一为徐道邻。

  1926年11月,徐树铮的棺木被运回家乡醴泉村草葬。
  1983年10月,定居美国的徐树铮长女徐樱回到醴泉村。经申请,萧县人民政府同意她在醴泉村为其父建墓 。1988年墓建成,徐樱携徐道邻之妻叶妙回国祭扫,1991年,徐樱第三次回国为父亲扫墓。
  徐樱1910年生,1932年嫁给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1993年,83岁的徐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遇车祸身亡。
  徐道邻为徐树铮三子,1906年生于日本,最为徐树铮所疼爱,小时候便常随父亲东奔西走。徐死后,他奋志攻读,考入德国柏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1945年官至行政院政务处长,后辞职从教,先后任同济大学、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1962年赴美,曾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州大学任教,1973年六十八岁时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西雅图市。
  徐树铮一妻四妾,共有子女十人,其中二子、四子早夭,长子徐审义晚年寓居苏州,1968年病逝。三女徐美1963年曾来为父扫墓,其余情况不详,料已在世无多。
  我在醴泉村南的田野上找到了徐树铮的墓冢。此时夏秋作物已经收获,冬麦还要过些日子才能种植,土地因此显得空旷无边。徐树铮墓兀立其中,孤单而寂寞。秋天的风,掠地而过,离离衰草,有声。墓前的两尊石马已经部分残缺,想必是徐樱死后已无人再来祭扫修葺了。
  这样一个活着时生龙活虎的人埋骨于此,沉寂地下,整整八十年过去了。其生前身后,动与静的反差之大,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我的目光和思绪从眼前的坟茔移向天空,民国前期那一幕幕烽烟战火、北洋军阀那一张张孔武的面容如天边片云,稍纵即逝。我想起了三百万字巨著《北洋兵戈》的作者、我所尊敬的董尧老师对我说过的话:“在从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这一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就必然会发生这样一些事,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而徐树铮是其中极富才华的治世能臣和乱世枭雄。”

附  记:

  今年已是九十六岁高龄的张绍堂老人,在我写作这篇《徐树铮的背影》时,给了我很多帮助,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回忆。张老的母亲夏鸿芝,是徐树铮夫人夏宣(本名夏鸿筠)的妹妹。
  初次登门拜访时,张老不时地打量我——1922年至1925年间,张老在徐州第一高等小学校读书时,曾是我祖父的学生。当我向他告辞并一再表示感谢时,他轻轻摆手说:“你是故人之后,不必客气。”



 
图5  1983年始建的徐树铮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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