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是中国舞蹈事业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她是我国著名的舞蹈家、教育家，堪称世界级的舞蹈艺术大师。
　　戴先生出生于印度洋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十几岁时就到英国学习芭蕾。师从舞蹈名家安东·道林和玛丽·兰伯特。抗日战争期间，她放弃西方优越的学习、工作、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救国洪流。戴先生到重庆后，先在一所歌剧学校任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邀请她到自己办的育才学校来教舞蹈。戴先生带着她的得意弟子彭松、隆征秋、黄子龙、杨凡、吴艺等人来到育才。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极差，仅在一间教室安装了把杆和地板，还有一架旧式的钢琴。戴先生挑选了一批适合学习舞蹈的学生，组建育才舞蹈组，自己担任主任。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人才。
　　戴爱莲是著名画家叶浅予的夫人。叶先生的画室设在北碚松林坡，距离育才学校不算远。戴先生带着她的一群弟子，在育才校本部古圣寺的一处土建舞台上面，不辞辛苦地日夜排练着一台音乐舞蹈节目。1944年，在重庆成功地演出了这台晚会。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热烈赞扬这一堪称艺坛盛事的演出活动。此前，戴爱莲还与吴晓邦、盛婕夫妇合作，在北碚演出了三场舞蹈晚会。
　　1945年的新春时节，重庆《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创刊七周年纪念，育才部分师生应邀参加大会。那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观赏了荣高棠从延安带来的著名演员欧阳山尊和李丽莲等人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 一朵红花》、《牛永贵受伤》，报社特邀育才音乐组的陈贻鑫、杜鸣心、杨秉荪等人组成的小乐队，担任音乐伴奏。着迷的观众，惊叹这样别开生面，生动活泼的民间艺术，让人耳目一新，难以忘怀。
化妆成工农商学兵的群众秧歌队伍，随着喧天的锣鼓，欢快的节拍，和嘹亮的歌声，在报社的广场上面，尽情地扭动。热情的观众们发出的笑声、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四周。观众中的许多人，还不时加入到秧歌队伍中去，与舞者共舞。顿时，广场汇成一片色彩斑斓的欢乐的海洋。
　　从报社归来的育才师生们，特别是戴爱莲，激动不已，对秧歌剧赞不绝口，大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戴爱莲又情不自禁地迈开脚步，带领大家舞动起来。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于是，学校在舞蹈组，音乐组，戏剧组的联合倡导下，在学校掀起了扭秧歌、跳秧歌、演秧歌剧的新浪潮。每当大家听到庄严大哥率领的锣鼓队，敲着音乐的鼓点时，由戴爱莲、彭松带头领舞，率领着一条长龙式的秧歌队伍，不停地变化着各种队形，扭出多种花样。人群边扭边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海尔米棠花，海尔米棠花，
　　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擅长舞蹈表演和编导的戴爱莲，很快地就编成了一个新的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由漂亮女生担任主角，几个帅气男生扮演子弟兵。另由彭松大哥和戏剧组女生胡奉文同演《王大娘补缸》，以后又由戏剧组王万恩，刘卯钊长期合作演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在戴爱莲的领导和精心策划下，逐渐形成了一批保留节目。一次，在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演出时，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坐在前排，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忠实观众，你们的节目，人物形象逼真，每个演员都充满激情。让人百看不厌。”坐在他旁边的《新华日报》总编章汉夫也说：“全报社的人，都是你们的忠实观众。”
　　育才秧歌队的名声越来越大，学校四周方圆数十里，家喻户晓。戴爱莲带着我们，从凤凰山上的古圣寺，一直扭到镇上的草街子，以及附近的多个村落。四面八方的乡亲，只要听到锣鼓声响，男女老少便闻风赶来，好似赶庙会般热闹！
　　配合秧歌队的表演，戴爱莲又指定她的学生隆征秋组织师生们，赶排了乡亲们喜闻乐见的四川歌舞《打连厢》、《彩龙船》、《走花灯》等节目，把它们穿插在秧歌队里面，更加多姿多彩，好看又好听。一时间，戴爱莲领导的秧歌队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线。

图1 1954年，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与作者在印度。
图2 1954年，著名舞蹈家张均与作者在印度洋海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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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戴爱莲去大西北采集羌族、藏族民间歌舞，将带回的丰富的舞蹈素材，进行加工和再创作，又形成了一批新的歌舞节目，组成一台崭新的音乐舞蹈晚会 。大画家叶浅予亲自为这台晚会设计制作了一幅巨型海报。画面上的优美舞姿和“边疆音乐舞蹈晚会”八个醒目大字，吸引着繁华街区过往的人群。领衔主演是从海外归来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其本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和节目自身的审美价值，使得每场演出后，观众都纷纷起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场民族气息浓郁的歌舞，在重庆青年馆剧场连续演出达八场之多，接着又在中山公园剧场演出了更多场次。观众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国家这样丰富多彩、优美健康、充满活力的民族、民间歌舞艺术。
　　重庆的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学院，还有南开学校的文艺爱好者们，一批又一批来到育才，登门拜访戴爱莲，求教边疆歌舞。
　　1947年，我随育才学校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组部分师生东迁上海，最初住在上海郊区大场的赵家花园。所谓花园，实际只有几间平房可做教室。我们住在别人捐赠的帆布帐篷里面。南方多雨，气候潮湿，生活起居诸多不便。但育才人是从来不怕吃苦的。不久，经过孙夫人宋庆龄，获得了国际友人捐献的活动房屋，自己动手并得到当地老乡的帮助（不少人是当年陶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的成员），又加盖了一些砖瓦平房，学习和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以后我们又迁到北四川路“上海戏校”对面的弄堂楼房。全校师生到上海不久，就抓紧时间组织排练了一台可以称之为育才歌舞精品的保留节目。我们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隆重公演，又一次获得了成功。我们还走进大学校园，送戏上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都曾留下我们的足迹。
　　晚会中的保留节目，舞蹈占有最大的比重。几乎所有节目都是经由戴先生亲自领导策划，并参与编、导、演的。如藏族舞蹈《巴安孩子》、《嘉戎酒会》、《甘孜古舞》、《藏人舞曲》，彝族舞蹈《倮倮情歌》，维吾尔族舞蹈《坎巴尔罕》、《青春舞曲》，以及《瑶人之鼓》、《火苗》、《恩赐》、《塞外恋歌》、《乞儿》、《猴戏》、《农作舞》等等。戴先生亲自表演的脍炙人口的独舞节目《哑子背疯》，充分吸取了民间舞蹈中的和谐情趣，加强了喜剧色彩，她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惟妙惟肖，令人乐不可支。
　　我们还携带晚会节目，来到西子湖畔的杭州，以及长三角地带的常州作巡回演出。收获之丰硕，不言而喻。
　　音乐与舞蹈密不可分。戴先生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她热爱音乐，自己就弹得一手熟练的钢琴。有一次，她在排练间隙，突如其来地弹奏了一首肖邦的圆舞曲，让在场的音乐组师生目瞪口呆，不曾想到，戴先生对肖邦的作品，能演奏得这么完美。她在育才早期演出芭蕾舞《仙女们》的片断，据她的学生姜敏回忆说，在煤气灯的照耀下，戴先生穿着雪白的纱裙，翩翩起舞，美若天仙。她主演的芭蕾舞《牧羊女》， 音乐就出自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一首钢琴曲。
　　戴先生和庄严大哥编导的《农作舞》，1948年应上海昆仑影片公司邀请，参加了由欧阳予倩编剧，赵丹、王人美主演的电影《关不住的春光》的拍摄工作。在杭州钱塘江畔六和塔拍摄外景时，我在该舞中与程代辉结为对子。我们还扮演演剧队员，与赵丹、王人美等人一同爬山。其后不久，我被“昆仑”导演选中，参加了由阳翰笙编剧的著名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拍摄。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率三野进入上海，我参加了随三野进城的上海青年文工团。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育才部分师生相继调到北京工作。我和戴先生再次见面，是在1953年，我在文化部艺术局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适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筹备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临时把我调到由他兼任组长的大会文艺组工作。戴先生为配合大会的宣传需要，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记得当年在东单青艺剧场彩排时，负责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的团中央书记、兼青艺院长的廖承志看完演出后，用广东话同戴先生开玩笑说：“好一只和平烧鸡呀，太精彩了，谢谢您，尊敬的女士。”
　　新中国为戴先生一生追求和热爱的舞蹈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让她尽情发挥所长。尽管她已担任中央直属艺术院校的诸多领导职务，但她从不懈怠，勤奋创作，坚持排练，不断产生新的作品。

图3  1955年，著名舞蹈家舒巧与作者在印度尼西亚。
图4  1954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印度新德里机场。左起：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李和曾、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