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维驾机回归目击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海军东海舰队的猎潜艇第78大队服役，部队驻防于福建北部宁德县的三都港内。刚当兵的时候，台海两岸正处于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时期，双方隔日打炮，驻地常常能够捡到国民党军打过来的传单。我们是战备值班部队，吃一顿饭跑两三次防空警报是常有的事，我本人也多次参加过出海“反小股”的任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叶剑英对台讲话提出九项主张后，才渐渐有所缓解，后来甚至双方舰船海上相遇，居然也能相安无事了。那时常常会听到老兵们绘声绘色地讲台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故事，没想到也让我赶上一次。
1983年4月22日，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难忘的日子。记得这天一早气象状况就相当不好，海上风急浪高，细雨如织，能见度很差。中午刚刚吃过午饭，我回到办公室，正准备赶写一篇稿子，突然听到空中阵阵飞机引擎声自远而近传来。飞机的声音越来越大，似乎就在屋顶之上，令我既惊奇又错愕：气象条件如此不好，我方飞机一般不会起飞；若是敌机，以前也从未达到如此接近的程度！
我急忙跑到办公楼的阳台上向空中张望，只见一架遍体乌黑的飞机冲破低低的云层，直向港内飞来，机上深蓝色的国民党党徽和“陆军8018”的字样清晰可见。显然，飞行员有意降低了飞行高度，并打开了航行灯，大幅度地摇摆机翼，不停地收放起落架，在离海面仅几十米的高度上盘旋。按照约定，这是驾机投诚的“规定动作”。大家正在惊疑之中，参加过崇武以东海战的648艇艇长马登海冲上码头，大声喊道：“台湾起义飞机，赶快防空掩护！”随着震耳欲聋的防空警报声响起，港内一艘艘快艇、护卫艇、猎潜艇和各种辅助舰船迅速驶离码头，星罗棋布于军港内外，将大小舰炮摇向空中，以防追袭的飞机可能迫近。我匆匆跑回办公室，顾不上向领导报告，抄起一架刚配备不久的海鸥120相机，与隔壁的大队俱乐部主任陈明一起飞快奔向码头，跳上一艘正在解缆的交通艇，朝港内驶去。
只见这架飞机继续沿港岸飞行，分明是在寻找合适的迫降地点。但是，三都港内地形十分复杂，山峦起伏，礁岩丛生，很难找到一块比较理想的平地。于是，飞机由西往东，经礁溪、礁头、碗窑，在飞鸾上空向南转向，接近宁德县城时又掉头向西，重新飞回三都港上空。此时，军港内人群攒动，翘首企望，登上战位的水兵们拉响汽笛，热情召唤来自海峡彼岸的同胞。
不料这时，一桩意外的险情突然发生：停靠在三渡码头上的X610舰指挥员听到防空警报后，误以为敌机偷袭，不等炮手上位就自己跳上炮台，由于心情高度紧张，未加仔细辨认便瞄准飞机踩下击发板。二十多发机关炮弹尖叫着飞向空中。岸上指挥所急令不准射击，但为时已晚，现场的人们都为飞行员捏着一把汗。所幸驾机者技术娴熟，急忙做出规避动作，误击的炮弹沿飞机尾翼擦过，总算没有酿成一场误判的悲剧。炮声一响，飞行员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冒险飞行已经引起某种误解，因而对迫降点不容再做选择。情急之下，他看到三都港内海堤外有一片稍为平坦的泥滩，便猛然把机头向下一压。飞机斜刺地冲向滩涂，着地后溅起一股股海泥，又略微跳起。在滑行了近百米后，飞机机头扎入泥中，稳稳停住，机尾朝上形成40度的仰角。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此刻的时针正好指向12点35分。
目睹这一场面的人们，在短暂的惊呼之后，如潮水般地涌向堤岸。此时交通艇已快速靠向三都码头，我和陈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飞机迫降点。飞机舱门拉开，飞行员跳下海滩，手中挥舞着一块洁白的绸布，蹚着淤泥向岸边大步走来。快艇21支队的两名战士赶紧迎上前去把他搀扶上岸。接着，最先赶到的基地政治部文化处长王冰跑上前与飞行员热情握手。
这位飞行员身材魁伟，容貌潇洒，头戴太阳帽，身穿橘红色的飞行服，黑色的胸标上绣着“李大维少校”的字样和台湾陆航的鹰式标志。虽然是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做九死一生的飞行，又是在遭到误击后紧急迫降于地形复杂的海滩，但李大维以惊人的胆量和高超的技巧，创造了战机迫降的奇迹：经过对人、机的认真检查，李大维未受一点伤，整架飞机完好无损，连玻璃都一块未碎。我蹚着没过小腿的泥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前去，绕着飞机一圈，用相机从不同角度拍下了飞机迫降后的一组宝贵照片。那时部队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匮乏，我手里只有一卷120胶片。12张胶片很快就拍光了，我十分懊恼，为许多难得的画面不能记录下来痛惜不已。但无论如何，在现场，我是最先赶到的摄影者，这些最早拍下的照片也格外珍贵。
安全着陆后，大维与大家毫无拘束地聊起天来。当他被迎到山坡上的招待所时，午饭时间早已过去。炊事员来不及准备丰盛的菜肴，仓促之中煮了一大盆鸡蛋挂面端了上来。大家吃得很香。我记得部队当时还是很客气地对他的随身物品做了检查，发现大维几乎没有携带什么私人财物，一直带在身边的是两大本装着妻子和女儿照片的相册，照片大多是彩色的。那时彩色照片在大陆还非常罕见，战士们围在一起翻看着这些照片，仿佛是在看另外一个世界。饭后，大维提笔写下自己的履历。这时我才知道，三十三岁的大维原来是安徽阜阳人，军人世家，幼年时随父母去的台湾。颇具意味的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任职经历均用“民国”纪年，而驾机回归这一天，却使用了公元纪年。最后一行字是：“1983年4月22日，新生。”
李大维驾驶的飞机迫降于三都港内的海滩上。
飞机上的国民党陆军航空兵的标志清晰可见。
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张先军欢迎李大维驾机归来。
本文作者与战友在飞机迫降的海滩上留影。
以往“台军”飞行员驾机回归，一般都把目的地选择在东南沿海机场，一年多前“台军”飞行员黄植诚就是驾驶F-5F战机在福清龙田机场降落的。而李大维却打破常规，将着陆点选在海军军港内。聊天中，这位曾两次受到蒋经国接见的“台军”“克难英雄”向我们详细披露了他精心的“策划”。原来，台湾西海岸毗邻大陆，空中管制极严，而大维驾驶的“海狸”式U-6A飞机是一种轻型侦察效用机，速度慢，难以逃过“台军”的雷达警戒线。于是，他积极要求到台湾东海岸的花莲机场任职。那里虽然距大陆较远，防范却相对松一些。从1983年1月起，他就准备行动了。但只有花莲气象好时，本场才可能放飞；同时只有台湾海峡气象差时，才便于隐蔽飞行。而这种一好一坏的反差气象是不容易碰到的。那些日子里，花莲地区天天下雨，无法飞行，但他的决心并没有动摇。4月21日，大维接受了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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