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故居拆了”！热心文物保护的人士事后以这么一句话表达他们的遗憾之感。
　　这是一个历时将近百年的故事。
　　1913年 (民国二年) 夏，正是先父梁漱溟陪先祖梁济(字巨川)“游履至此，爱其清旷，以数百金得敝屋两栋，置为书斋”。两栋敝屋本所值无几，需用数百金，是因为连带的地皮相当大，并因而有了后面的故事。
　　祖父年谱所说“游履至此”，是指北京新街口以北的小铜井1号当年所在的地方。2001年10月，这个住所已从地面消失。
　　积水潭是北京城内水系5个湖泊中最北端、水面最小的那一个。小铜井1号是它西岸最北端的一处房子。湖岸由这里转向东，形成积水潭的北岸；北岸往东数百米便是德胜门。从这里转向南，是为东岸，仅隔着一个水闸便是什刹海。它的南岸是人口稠密的居民区。
　　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是，积水潭北岸距今已不存的古城墙只有几丈远。就在从我家往东百米左右，城墙留出了一个流水的洞口，装着铁闸门，从西郊引进的活水从这里流进了城。紧靠水闸，建有汇通祠——水神庙。当地居民习惯上叫这里西水关。
　　如今，古城墙和德胜门城楼均已不存，只有德胜门箭楼得到保存和修缮，显得比当初更为壮观和簇新。汇通祠还是原状，但在左近新建；不少仿古屋宇，正在成为一个新添的景点。
　　当初购得的两栋敝屋不知是什么样子。祖父将它略加扩建，十几年后，父亲再作扩建，遂成为图①所示的这处住宅。很明显，够不上四合院——没有东屋。朝南的大门也不是传统的样式而是半中半西颇欠堂皇，进得门去，大门两侧各有平顶房两间 (洋灰顶子，人可以登临)、北房五间，是照着北京通常称为“正房”的那种样子建造的(图②)。
　　在这组房子之西，是空地，长着北京民居院落里最常见的枣树和槐树。总之，我们称作西院的这块地，从未加以利用。直到1949年后，新街口以北积水潭西岸才随着北京市一起不数年换一个样。
　　祖父因“爱其清旷”在这里置书斋。清旷的确是清旷得很，图③摄于民国初年。我们第三代人所见的积水潭已不是这般荒芜得可怕。那么，问题就来了，祖父果真是喜爱这种景致吗？他是如此讲究生活的人吗？
　　他恰不是这样的人。1918年10月在自己60岁生日前三天，他投湖自尽，留下许多文稿和信函，其中一封是请亲家彭翼仲去积水潭南岸大柳根近旁找自己的尸体。这已大大迟于他决心以死警世七年之久。事后，朋友为他在殉义处立碑。
　　人们自尽往往横激于一时，而祖父做到了隐忍七年不为人所觉。当时举家住在崇文门外子胡同，地处北京东南，与积水潭正是大对角。所谓“置书斋”其实是为写遗稿不被家人看见。
　　祖父是举人（图④），年轻时教书，中年(40岁)开始任官职，升至四品。也就在这时，同事劝他要跟随官场风气交结上司才行。他说“此官可以不做”。不过他还不只是戏台上《强项令》那样的一个官，而是时时刻刻深切忧国忧民的官。遗稿中有这样的话：“北京下层社会的种种苦况我天天有所闻有所见，而只顾做官的人好像全然不知道。”是因为忧得太深、太久，最终选择了以死警世一途。
　　为什么说最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做了种种努力，除了生命已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捐弃了。
　　这里只略举其主要的两三件。从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六年（1917），祖父每遇国家有难或有大的举措都有建言写给皇帝或当权的人物。他赞成康梁主张维新，光绪下诏变法，他写建议三篇，没有最后完成，变法已经被废。又如张勋复辟，素不相识却写信去劝阻，待到复辟成为事实，又劝张勋不要封官晋爵，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复辟失败，他劝张勋自尽，因为给国家带来损失，应该表示负责；而张的表现恰是逃入荷兰使馆只求保命。
　　导致祖父果然弃官不做的缘故听起来也很特别。民国元年，新国还未为百姓做过任何事，而且财政本已拮据，居然给全体官员加薪。他事先听到传闻，写信给所在的民政部大臣赵秉钧竭力劝阻。当会计把增加的薪金交给他，他说：我下班后有事不回家，你先替我放起来。从此再没踏进办公室。问题不仅是不该加薪，更在于这件事表明，民国刚刚成立，“瘁励不见，暮气已现”。经过四次挽留，民政部终于公告梁济辞职照准。
　　四封辞呈都收入他的遗书中。
　　转过年来，着手写《别竹辞花记》。只须看文集的篇名，已不难料知内容。开头几篇作于子胡同家中。据年谱记载，“次子焕鼎(先父原名)启秘箧得《别竹辞花记》本，惊稔公所蓄志，亟语妹共防伺”。祖父觉察到了，于是“故作好整以暇之态，时常听戏以明无他”。同时在积水潭“置书斋”。自1914年初起，祖父每有所写作便去积水潭住上三五日，如此习以为常便瞒过了先父和先姑母。1918年祖父60岁诞辰将至，家人准备为他做整寿。那时诗书人家的习惯做大寿会向亲友征集诗文，祖父不允许，说诗文少不了虚伪点饰之词，“奈何置我于虚伪之中?” 但是同意将房舍做彻底清扫，于是带上常用的物件，嘱咐家人到时自己会回来，不必去接。据父亲回忆，临出门，祖父问他：“这世界还会好吗?”父亲回答说：“我相信会慢慢好起来的。”祖父应声说道：“能好就好呀。”这便是他们父子最后一次对话。
　　祖父在《敬告世人书》中解释说，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一个朝代覆亡总有人为之殉生，惟独清亡却无一人以殉。这是道德水平下降的表现，这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责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愿替他们做这件事。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他期望民国兴盛。
　　祖父留有信函请五位知交主持后事，千万要将《敬告世人书》在报纸上公布，以便起到警醒作用。遗体用门板抬回家，不要有官派作风。他在清晨写最后遗笔时，是那样镇定，竟提醒说，大柳根一带道路泥泞，请下车步行前往并为此表示歉意。
　　祖父捐生起到了他期待的效果吗？只能说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反响强烈。《新青年》和北京《晨》报副刊刊出一系列关于该不该这样做的讨论。一位姓吴的朋友20天后在大柳根下自尽；大柳根背后竖立一通石碑，上书：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处(图⑤)。碑今已不存，“文革”红卫兵兴起时勒令砸碎。
　　小铜井1号被认为是父亲的故居。的确，除了这处房子还有哪里可以算是他的故居呢?没有了。 
　　祖父捐生，时在1918年10月，就在9月间，父亲在由他倡议组织的孔子研究会上说：自己是决心出家的人，目前只为推动研究孔家之学暂留数年。和尚要房子干什么? 所以说这话时全是出家人的口气。不料不出一个月祖父把书斋留给了他。这物质上的遗留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父亲这辈子将终其一生接续祖父的遗愿。1921年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内中说道：这本书是搁置出世之志留在世间的宣言。
　　1925年父亲修缮、扩建小铜井1号，并不为自己居住。1949年后，与其他党外人士一样，大家都在首都安居迄于逝世。这里才成了故居。
　　自1924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至1949年，将近30年中，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从事农村工作，很少回家，纵使回家也为时短暂。一次偶尔说起曾投宿于荒村小店连土炕都没有，麦草为床与骡马相邻，马尿竟然溅到脸上。1930年曾有长信给自己的外甥讨论政治问题，“往事汝不及见，且言今日事，我今日若没有些狂者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古人愿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范文正公)。又有云：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顾亭林先生)。我亦有些像这样，尚不大恰合。我只是被自家少年来一些狂志大愿鼓着向前，而耳闻目见，又刺激自己向前，大家朋友又牵拥着向前，而一念外公在天对民族文化之毁亡，民生之惨祸不肯瞑目之心，尤使我不能懈这口气也。”七七事变至解放军渡江，十余年间父亲连小铜井1号成什么样子都未曾听说。

1948年，父亲预见国家政治生态将发生剧变，对朋友说已不作恢复往昔乡村工作的设想。时局发展迅猛，南北阻隔。1949年1月6日，托人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说明自己今后在政治上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在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选择这种置身局外的身份，是因为以这样的身份提出建议较易被听取而较少误会。关于建设新中国，他确有许多意见切望得到听取，信中因而说道：“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正于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此固与公等主张既已风动全国者不同也。”信末又表示希望不邀他参加政府。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时曾为不参加联合政府一事致信中共中央，“今或尚邀两公记忆否?”
　　又一年过去，父亲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晤面，距他们第二度在延安会谈相隔恰是四年。毛泽东问他对国事有什么意见，他说：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笑着摆摆手说，治天下难，得天下也不易呀！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但父亲仍然坚持己见，说：“把我摆在外面不好吗?”
　　毛泽东大概不至于忘记父亲一再表示过不参加政府的意思，不过毛泽东此时更希望没有人站在“外面”。
同年9月在另一次谈话临近结束时，毛泽东说：“听说你抵京后一直未有合适的住处，我已让人安排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他不是惟一被招待到颐和园去住的党外人士。
 　　1952年某日，两位部队领导干部意外来访，说明来意方知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准备建排演场，选址看好小铜井1号及其西院，特来商洽能否售予。行前上级指示要客气。父亲讲述了房子的来历表示不考虑出售，至于西院可以赠予。他们坚持要有所补偿，方式是在城里买一处房子作为回赠。在此后的将近一年中，屡次接父亲及继母进城看房，每次都要请吃“便饭”。最后他们还是接受了赠予。据继母说，排演场落成后，每有演出必送免票，如此三年而后终止。
　　父亲不怕吃苦，习惯于忙，只怕闲着。
　　1953年1月2日的日记里出现这样的话：“自己生活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常常在觅事做以遣送时光。”一个月以后，从颐和园迁出，住进小铜井1号。搬入之前，对小铜井1号做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修缮。大门从朝南改为朝东。自这以后，这个住所才是他的故居。4月，春暖花开，日记里出现这样的记载：“到护国寺花厂订购海棠、丁香各二株，梨花、白杏各一株。”次日种在院子里。又记“种牵花于东墙下”，“种荷兰菊如昨”。
　　这样“闲适”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空前绝后的。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但愿他没有这么多的空闲时光和意趣。
　　同年9月，发生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所记载的那场斗争会。无人不对文章的火爆气氛感到吃惊。
　　在事情发生的那几天，小铜井1号曾经人进人出，后来就趋于冷清了。
　　毛泽东心里的火气恐怕不是当天才有的。那么，父亲的反应(或说事后表现)如何呢？9月17日、18日斗争会之后的19日日记有如下记载：“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
　　“20日，恕儿、宽儿前后来，为之谈此次事。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记。恕儿亦有所说。眉生来出其所见，亦甚好，均另　记。” 接下来的一段话就不大好懂了：“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子止于孝之‘止’)，在儒则只有一片恻隐之心。悲与所悲似相对之两面，然所悲一切众生，自己亦在内，且超于利用与反抗，即是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被动而恒时是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即失心，心在则气为心用。”佛、儒都对人怀着深深地同情，同情什么呢？同情人之极容易“失心”和以对立的态度待人。
　　这件事，对毛周来说是一个并非轻易作出的政治决定，因而不会轻易改变。诚如父亲事先说的那样，他“只在个人”。事后醒悟了可以改。
       父亲自幼关心国事，后来参与国事。如今只可关心而已。他用两三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转变。他坐在故居屋廊下，沉静，较为消瘦（图⑥）。

1956年5月15日日记中出现如下一段话：“念东方古人(佛法、儒学)所明，不为今人所晓，有能晓之者，今日非我乎？自解放以来，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而时会恰好安排我用其力于此一任务，岂可玩忽？至于目前环境设备，天之所予厚矣！岂可辜负？又念当如何偿先父心愿。”同年6月11日日记：“今日忽念及拟写中共从何而得挽救中国一书。”
　　所有这些写作任务都非常不容易地完成了。
　　1956—1966十年是梁氏一家“人丁兴旺”时期，家兄与我各生子。
　　直到1968年7月8日(成年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文革”期间)，“忽被通知亦要我移居”——移居到鼓楼西铸钟厂41号。当时在“群众专政”之下，一切都是命令式的。10日，幸得朋友相助一天之内把家搬完。指定他住条件最差的一间房，“下午西晒太强，几乎眠食俱废”。写作未尝中断。
　　父亲从此告别他的故居、书斋，再没有看一眼。1985年，徐悲鸿纪念馆建成对外展出，说想去看看，是我陪他去的。我说，“这里离小铜井很近，去看看吗？”摇头。
　　回过头来再说1966年8月24日以后的事。“文革”风暴在全国政协表现出来的较一般机关为晚，只是晚而已。24日这一天政协的造反派联合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进入小铜井1号，将父亲和继母投入“群众专政”。本文将不叙述种种暴虐如砸烂全部家具、运走一切书籍手稿、失去全部衣被和游街、扫街、抬煤、出门必请假、每周思想汇报等等。因为一切都只轻微地、短暂地打乱他的心境，详加叙述反而不对。本文将只讲两件事：一、他的人格魅力感动、改变了红卫兵，完全消除敌意。二、不仅照常工作而且充分利用政协停止活动之机既工作又锻炼身体，以延长自己的有效工作年限。以下全是日记摘抄。
　　24日(抄家当日)被指定睡在南屋地上，不许关灯。“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29日冒险向红卫兵进言，“指出树被斗受伤，不合于‘十六条’。同作最坏地思想准备，后半夜与作最后谈话，成伟(红卫兵为首者)皆门外暗听”。
　　31日已与红卫兵初步建立良性互动，“下午成伟来作别，因他另有任务，被调去他处，以后此间事由高芒、李秀文负责”。
　　9月13日“早4时醒来，忽悟口称佛号在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昏昧渣滓，昨日所谓自修应在此。六般若波罗密：布施、精进，忍辱、戒、定、慧，当时时念之”。是这种修持的力量感化着他人。
　　9月1日，红卫兵开始关心他的生活，“许取用一些衣服，天凉腹泻，或因睡在地上之故”。
　　3日，“前次请其看伤之王姓红卫兵等二人忽来屋问伤好否，坐下谈话，询问各情，悉告之”。
　　5日，允许使用桌子和铺板。
　　10月5日，“成伟忽来，坐谈至深夜乃去，他将于明日下乡劳动，半月后乃回来，再三嘱咐封闭之南屋门不可启开，内中有五家人的东西”。
　　18日，“123中学有电话问我衣被够用否”。
　　20日，“午后成伟三次来电话，自言不能为我解决问题”。
　　21日，步行去北太平庄123中学，见到进驻小铜井多日的女红卫兵，“据答下星期将与史玉兰同来我家。态度沉着平实，出言简当”。
　　24日，“九时成伟来，手中有我以前给红卫兵各件”，又约同街道上的负责人一同把南屋启封，取回尚能辨认的衣物、存折等。《人心与人生》手稿(当时刚写出六章)亦发还，但缺《东方学术概观》等稿。
　　11月26日，“123中学红卫兵数人来此闲话，据云曾到杭州、上海等地”。
在此之前(9月10日)曾写信致中央文革并转毛主席，务请发还《人心与人生》手稿，“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文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
从日记看，书稿是10月24日回到手中的，在这之前被斗后第九天，已全凭记忆开始写《儒佛异同论》以免空过。
　　9月24日，“早起扫街。写《儒佛异同论》得其大概，尚待修辞”。次日，“《儒佛异同论》可以定稿。读《矛盾论》第二遍看完”。
那时，中国还没有复印机。12月20日，“阴寒终日，早五时起抄《儒佛》稿又一份完”。后来有人帮助抄写，每稿都抄写若干份，一则用于请友人阅看提出意见，再则免生意外。
 　　1967年3月25日，恢复写作《人心与人生》。不过完成时已不住小铜井，而是在“文革”期间的第三个住处——新中街七号楼。
　　以下请看他怎样活动身体以延长自己的有效工作年限。抄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早起改旧稿。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本日为旧除夕，游人绝少。午饭回家，饭后小睡，收陈肃信，答之。去北海散步，阳光可爱”。“早起去紫竹院散步，即转赴颐和园进食。散步后山一周。未得习拳。转至中山公园写稿。九时后购食品回家”。
　　“文革”中本人和社会状况都极不正常，但这不能影响他的心境和工作。小铜井1号此时已交公，他住南屋一小间，每月去房管所交租金。且搬进来五六家，妨碍用思，春夏秋三节常在各公园写稿。父亲充分利用了人人痛惜被迫浪费了十年生命的那段时光。
　　80年代初，各政府机构忙于纠偏和落实政策。小铜井1号院也不例外，父亲可以要回他的房子，但是他无意这样做。这使住进去的几户人家失望，否则房管所势须另想办法让他们搬出这已破烂不堪的院落。
　　表哥和表姐是广东人，生在北京，10岁以后回广州。表姐又移居海外。2002年他们一同回来访旧，我领他们去小铜井，实在巧得不能再巧，我们赶上看到拆得只剩下半扇的山墙。我们就在这半扇山墙前向故居作最后一瞥并留影。施工队长看出来这地方与我们关系不同寻常，但他无意多说什么，言道：“听说这里是什么人的故居。”我点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