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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北四年(下)
1996-01-01 00:00:00 作者:何方 口述,邢小群 整理 热度:8167℃ 收藏

图:1948年元旦在通化

两项“业余”工作

在双城期间,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主要工作以外,头半年还有两件事值得说说。
  一是我参加做了点遣返日本人回国的工作。
  伪满时期,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有好几十万。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大半是山,因此看上了东北的肥沃土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日本图谋永远占领东北的野心。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把日本人中的青壮年都抓走了,老、弱、病、残、女人、小孩儿,他们不要,就留下来。我们土改工作队有个任务,就是协助遣返这些人,把他们送回日本去。要求他们在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得留下,连戒指也不能带走。东北局分工李立三管这个事。在双城,像这样的日本移民很多。我们先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分别集中在东北人住的大房子里。双城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比较深,住的房子两面都是炕,一家男女老少都住在大筒间房子里,每对夫妻和小孩只用一个箱子或柜子隔开,炕的前面挂上布帘,中间有一条通道。大户人家的大炕可以住好几十人。我们工作队都得从俗,也是不分男女老少,和房主人一家住在用布帘隔开的对面炕上,开始时实在感到别扭。被遣送的日本人更是只能住这种对面炕了。
  我去视察的时候,进了屋子从中间一过,好家伙,两边齐刷刷跪着两大炕人,怪可怜的。我就告诉手下人说,算了,别惹他们了,要给他们吃饱饭,不准欺负人。那时候是吃大锅饭,高粱米有的是。我们吃高粱米,他们也吃高粱米,再好的也没了。
  其实集中起来要管他们吃住,不但是个负担,而且我们自己还没站住脚,也管不了。所以开始好长时间都是由他们自谋生路。我在哈尔滨时,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女人在那儿卖香烟、摆小摊儿。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女人冬天也穿着“趿拉板”在那儿叫卖“刀巴古”,日本话“香烟”的发音和英文差不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社科院做日本问题研究工作的时候,常和日本学者说:我参与过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人,日本欺负我们那么多年,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把他们送回去了。这也成了我同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点小小的资本。
  二是和在双城的苏联驻军打交道。
  我到双城工作后有好几个月,苏联红军才撤走。这期间有很多事要和红军打交道。我在延安学的俄文这时还真派上了用场,使我们在工作上沾到不少便宜。一方面要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方面对“哨达子”(士兵)的违法乱纪可以进行交涉或提出我们县委的要求。当时苏军驻在双城的大约只有一个排,头目记不清是个上尉还是中尉,反正我们还是按东北老百姓的叫法称他“狗皮蛋”。一来二往,我和这位“狗皮蛋”也搞熟了。政治上我们很谈得拢,都是要搞世界革命,要反美帝。所以他有时会主动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军火库,里面有枪支弹药,特别是黄色炸药。我知道后就立即报告县委,赶快派人处理。我第一次听说黄色炸药——梯恩梯、当量呀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但是这位“狗皮蛋”自己的纪律和作风就大成问题,往往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例如他就公然提出要给他找女人。我报告县委后,大家都觉得难办。经过反复研究,还是县委书记林诚的意见取得了大家的同意,就是秘密通过当地人给他找个妓女。伪满时期卖淫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双城的妓女就不少。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讲究一点灵活性,或者叫革命的功利主义。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有事去找这位“狗皮蛋”,看到他房子里有个中国女人。他见我一来,就对那个女的说了一个中国字:“走!”那个女的也就离开了。要是谈起“老毛子”在东北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南下土改

南下工作团

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从防守转入进攻。到1947年夏天,我们已在南满解放了大片土地,陈云的南满分局也从临江搬到通化。新解放地区急需派干部去发动群众,在陈云的要求下,东北局决定从北满派四个土改工作团,其中有松江省的一个,南下听从南满分局调遣。松江这个工作团,需要五六个对发动群众和土改工作有经验的县级干部,每人再自带一个工作队。当时抽调的有呼兰县委书记项军、巴彦县长王兴华等和我一共六人,加上工作队员大概不到一百人。我有了上次在太平庄演习的经验,挑选的工作队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没带一个知识分子。全团集中后,1947年7月就从哈尔滨出发了。这次南下是一半坐火车,一半步行。因为到了图们,铁路就不通了,只能沿着长白山行军。走路自然有点累,但整天出没在大森林中也蛮有趣。东北夏天的气候本来就不热(我在哈尔滨和双城的时候,很少见到人们用扇子,顶多用个蝇刷子赶苍蝇。而冬天却是零下40度。我的一个抗大同学西虹有一本描写“三下江南”的小说,书名就叫《零下40度》),走在参天密林里更加凉爽。一路说说笑笑,走了十多天就到了通化。
  通化是个中等城市,溥仪就是在那里临上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军抓住的。我们在通化休息了两天,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丰盛的欢迎会,第一次喝到以野葡萄做原料的通化葡萄酒,几乎喝醉。那时南满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获得解放,陈云抓的主要工作已从军事斗争转为土改了。因此他需要一个由他直接掌握的工作团供他做试点。我们这个团中有些人正是他任北满分局书记时,进行“反奸清算”试点用过的熟人,所以这时他又想让我们团起点类似的作用,以至于在工作上,我们和辽东省委(当时书记是白坚)的联系反倒不如和分局密切。省委可能知道这种情况,也就不大多管我们了。分局和省委商定,我们团的工作地区为东丰县。因为通化附近的柳河、海龙等县,我们到来之前省委就已派工作团去了。
  到东丰后,原来的县委归工作团领导。工作团主管全县一切工作,但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我作为团委委员兼工作队长,率领由双城带来的工作队,承包县城以北仁合、双庙子等区。再往北的黄泥河子还由土匪盘踞。由于是试点单位,所以允许并鼓励发明创造。这一时期,无论是上面吹风,还是传媒介绍的各地经验,都有越来越“左”的倾向,例如中央(留在陕北)和中央工委(派驻河北)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包括房屋、粮食、农具和其他浮财;关于农民运动自发性的议论;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一切通过贫农团或贫雇农占统治地位的农会等。在此期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无论是在土地问题还是在对待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问题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左”的倾向。再加上各地的加码,解放区掀起了一阵极左潮流,如土改中的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和部分工商业,过分偏重于挖浮财(北满称为“扫堂子”)等;在干部中的“搬石头”(指一些干部是阻碍运动的石头,应搬掉)、“三查”、“三整”,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而且各种“左”的言论和做法还相互传播、相互借鉴,遂使“左”的风气越刮越旺。1948年初,党中央对土改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可惜并不彻底。建国后的土改中,仍然犯有一些“左”的错误。
  我们在东丰的土改,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大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完成了土改,建立了政权。但是自己检讨起来,还是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试验群众的自发性。本来这是以前学马列时被明确否定了的问题,但是我这时不知为什么头脑发昏,听说毛主席并不反对自发性,而且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根据,于是就自作主张地进行试验了。具体做法是,我们在这个村子搞土改,附近几个村子我们不管,让群众自己去搞。后来一检查,搞得一塌糊涂。因为首先起来出头干的就是那些平时不务正业的勇敢分子,也就是在南方被叫做“痞子”的人。他们胡来一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策。不但地主富农吓个半死,由他们瞎折腾,还尽量巴结或者收买他们,中农也不敢做声,老实巴交的贫雇农也离他们远远的。所以试验不久就承认失败了,还得由工作队从头来,而且成了“夹生饭”,更难搞了。  二是根据中央工委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和一切通过贫农团的指示精神,接受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两次公开批评。这个口号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已经弄不清了,但确实在南满盛行了一阵。当时的辽东省委书记白坚和辽南省委书记林一山等,在东北局的会议上向陈云发难。印象深的有两点。一个是说他在临江时过分强调困难,把我们的处境形容为“风雨飘摇中的豆油灯”,批评他犯了悲观主义的错误。另一个就是土改中的“左”倾,包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据当时传达,陈云作了上纲很高的自我批评,但也反过来批评了白坚等人;高岗最后作结论时更是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三是在土改中打人的问题。当时形成了一股风:土改必须一再开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斗争会上往往发生打人的事,使打人成了普遍现象,特别是为了挖他们的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当时打人的“理论”是,为了平民愤,打下恶霸地主的威风,特别要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防止地富翻天,动员贫雇农参军。
  但总的说来,我们工作团掌握的还比较稳,打人的事避免不了,但还没听说有打死人的事。为此,最近我还专门询问了当年的工作队员、现为北京重型电机厂离休干部的门荣升,他肯定没打死过人。我是不愿意看到打人的,并认为打人残忍,但阶级斗争的弦使我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制止。特别是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土改工作极为紧张,经常是连夜作战,更没什么休息和假日。生活上,因为要和贫雇农同吃同住,所以也比较艰苦。我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把胃搞坏的,得了一辈子胃病。土改时的生活我很不适应。东北那时普遍吃高粱米,而且吃法特别,就是在米虽煮熟但还很硬的时候,用笊篱把米捞出来倒在凉水里,再从凉水里盛出来吃,嚼起来非常费劲,很难嚼碎。据说这样吃耐饥。下饭的菜是大葱蘸酱,就是拿一盘酱和几棵大葱蘸着吃。在双城时我的胃已经给吃坏了,见了高粱米饭就吐酸水。但又不能特殊化。怎么办呢?我就让警卫员把高粱米磨成面,擀面条、蒸窝头都行。给群众一解释,他们也完全理解,还十分同情。到东丰时有了玉米,吃玉米面或玉米子还可换花样。
  我知道自己没上过多少学,文化水不多,所以在繁忙的土改工作中,尽可能抓紧看书学习。土改中群众从一些地主家里抄出来不少书,大都被糟蹋了,不是拿去包东西,就是撕下来卷烟抽,再不就是点火烧了,实在可惜。因此我规定,抄家抄出来的书不准随便糟蹋,可以由读书的人去挑选或交给附近学校。但实际上没几个读书人敢去挑,就近也没什么学校可交,最后大部分还是糟蹋了。我是喜欢书的。但是一则行军时要自己背,带不了多少;二则虽然老百姓不把书当财物,但自己身为工作队长,总不便多拿。所以每次我都从一堆书中挑出三四本可以立即看和带得动的。只有一部上下两厚册的一百二十回《水浒》背来背去没舍得丢,一直保存到现在。其他许多书都是看完就不要了。我虽然没有什么读书计划,但总要挤出点时间看书,安全条件下的行军路上,也要一边走一边看书。例如从北满到南满的两次长途行军,平均三两天就看一本有兴趣的中篇小说或传记。像《苏沃洛夫传》、《库图佐夫传》之类,就是那阵子看的。我的方针是,零碎时间看这类不大费脑筋的“闲书”,有整块时间和安定一点的环境,就读一些硬性的理论书。在辽阳打游击的时候,读的已是《西洋哲学史简编》、《美国十大家族》一类的书。我不但自己读书,也组织和督促工作队员读书,有时还给他们上课。所以我带的工作队中,原来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贫雇农,后来许多人当了县区级干部。他们认为这和在工作队时的学习有关。挤时间读书学习,也算是做土改工作时的一个插曲。

进军辽南

东丰的土改结束后,我们整顿了一下县领导班子,留下从北满一起来的王始更同志做县委书记。添了一批新发展的积极分子,扩大了工作团,又奉命向辽南进发了。由于沈阳和周围几个城市还在敌人手里,铁路也不通,只好徒步行军,经过通化、安东(现称丹东),向辽南省委所在地大连北边的瓦房店走去。这次走的路可比上次长得多了,中间只有两小段可以坐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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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1月,作者在通化

工作团大约在1948年初到达瓦房店,向辽南省委报到。这时辽南除辽阳、阜新等少数地方仍由国民党盘踞外,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因此不再需要流动的工作团了。经南满分局批准,我们这个一度在南满小有名气的土改工作团就正式解散了。
  我们到瓦房店时,辽南省委正在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并要工作团的几个县级干部参加。主持会的是省委书记林一山。对他,我从来没听说过,也根本不了解。惟一的印象就是他的烟瘾很大,第一枝烟快抽完时,他就用小拇指指甲把烟屁股掏个洞(那时没过滤嘴烟),再把第二支烟插进去。如此接连不断,开一个上午的会,他就抽一个上午的烟,中间不用火柴。我虽不了解辽南情况,但从小会上和会外闲谈中得知大家对省委有很多意见,但在大会上却很少人提,或者成绩讲一大堆,后面只轻描淡写地讲点不足或希望。我对这种有话不敢说、只会对上级顺着来的现象实在看不惯,于是老毛病又犯了。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我竟不知天高地厚,把听到的一些意见自以为比较温和地讲了一番,无非是省委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不够、有些决定不大妥当等等,同时也谈到有意见只在下面议论、不愿在会上提的现象。对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一事,林一山倒没当场发作,只是打听这个年轻人(我当时已二十五岁)是谁。据事后得知,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都同意我这些意见,认为我讲了大家没敢讲的话。但除少数人表示赞赏外,多数人的评价却是:这家伙太不懂事,真是个二百五、二愣子,有些人甚至说是个刺儿头。对这些议论我并不在意,但却影响到了事后的工作分配。
  工作团解散后,除团长留任省委民运部长外,工作队长还有三个,就是项军、王兴华和我。他们两位分别出任盘山和辽中的县委书记。我被分配去海城当县长。海城是个著名的地方,是张学良的老家,归鞍山地委领导。当时的地委书记杨春茂认为我性格直爽,欢迎我去。可是海城县委书记薛明等人却贵贱不要,说这个何方要是来,还不知会给海城闯下什么祸事。根据分配干部要尊重当地领导意见的不成文规矩,我的工作只好另行安排了。省委遂决定在辽南最大的县——辽阳西部成立一个路西工委,由我去做工委书记。这是个处于对敌斗争前线、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一大片平原地区。除我自己从东丰带来的工作队外,省委还给我们配备了两支力量,一是由省委宣传科长黄中(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带领的几十名建国学院的师生;二是由校长白鹰、教务主任谢力鸣、文工团长刘相如率领的白山艺术学校的几十名学员。这几位带队的同志参加工委为委员,并每人承包一个区的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工作。当时的辽阳县有近百万人口(现在除了辽阳市外还分了好几个县、市),东部为山区,铁路以西即属辽河平原。县北与沈阳接壤,东面是本溪,西面是辽中。这三个地方和辽阳县城都为国民党占领,只有东南面的鞍山在我们手里。路西工委管的地区是东西北三面连敌。辽阳县委在东部山区,被敌占县城和南北铁路线所隔断,路西工委无法同他们联系,所以就直接受鞍山地委领导。工委下辖的太子河以北佟二堡区这些地方最危险,本来我要带工作队去,但是黄中反对,说我系工委书记,应该将“大本营”安扎在中心地带的沙岭,他自告奋勇去佟二堡,让白山艺校的师生到南边相对安全的刘二堡一带去(那里只有西面接敌,但后来还是牺牲了两个同学)。对于黄中这种勇挑重担、从全局出发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也很敬佩。1996年黄中病逝后,我曾写了一篇《危难时刻见精神》的悼念文章,叙述我们那段亲密合作、对敌斗争的情景。
  在这种犬牙交错、处于拉锯状态的前沿地区,斗争也实在残酷得很。除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外,还有逃亡地主们组织的还乡团、流氓地痞拉起来的“红眼队”,更不用说到处活动的土匪了,他们都经常进入我们活动的地区骚扰。那时与我们为邻的敌占大中城市,实际上都处在我军围困之下,交通不时被切断,供应得不到保障,所以也经常派出小股官兵出来抢粮食和其他副食,有时名为采购,给的也是不值钱的金圆券。例如有一次,敌新一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五六个士兵,赶了一辆马车来抢粮食、蔬菜、猪、鸡等食物,遭到我们的包抄,当兵的四散逃跑没能抓住,只抓到排长和马车。工作队员把他押到我驻的村子时,只听那家伙进村后就一直大喊,说他是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要找你们有文化的长官谈话。我把他训了一顿。收缴了他的车马枪支,将他转送军分区。
  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好对付,比较麻烦的是还乡团、红眼队和土匪这类地头蛇,同他们的斗争也更残酷。例如参加我们工委的剧作家谢力鸣,老家就在附近的辽中。上次解放时,他在农村的弟弟也参加了反奸清算斗争,当了一阵村干部。后来我军撤走,还乡团随着国民党的进占,也跟着来了,把能抓到的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律打翻在地,将两条胳膊绑上一根扁担,谢力鸣的弟弟被活活打死。我们再次回来,对于能抓到的这些家伙当然没什么客气,我就有权下令处决。一天夜里发现敌情紧急转移,我命令把在押的一个土匪头子就地枪决。可惜工作队缺乏经验,还和白天一样,喝令犯人跪下,结果正要开枪,土匪已跑掉,晚上在高粱地里哪儿去追人?只好算了。而正是这个家伙,后来杀害了我们白山文工团的一个团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工作也就是向群众做点宣传、保护群众利益、发现和培养骨干,以及修筑河堤(夏天防洪)、征收粮草等行政工作。发动群众很困难,更谈不上土改,而且我们的活动也存在很大危险。因此几个月后我就报告地委:建议撤消路西工委,黄中和白鹰率领的建国学院和白山艺校人员回瓦房店,我所带的工作队留下打游击。经省地委同意,我们的主要任务改为对敌斗争和保存自己。地委为了我们的安全,还派辽阳县委副书记范树林率领军分区两个连同我们一起活动,保护这一地区的群众免受小股敌人和还乡团之类的骚扰,有机可乘时也打一下附近的敌人据点。说来好笑,1948年夏一次夜间行动,由于联系不畅,自己的队伍还相互开了一阵子火,幸亏是在高粱地里,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种有大后方依托的对敌斗争和游击活动,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小股敌人和各种蟊贼的骚扰,容易打退;遇到大股敌人就立即后撤,以保存自己。而且活动多是晚上,白天基本没事,哨兵放在几里路之外,有敌情他们会鸣枪报警,没敌情我们就安心读书。辽阳是个文化比较高的大县,新旧书籍不少,例如刘二堡这个村庄(现已划归鞍山市),当时的人口已有两三万,村里还办有中学,这在关内都是少有的。所以那半年多生活虽然艰苦,却有时间读了不少书,也为辽阳培养了一批干部。这种日子,直到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后才宣告结束。
  当时对于辽沈战役的打法是,除以部分主力围困沈阳、长春外,全部野战军集中去打锦州,置辽南于不顾。这样,从沈阳经辽阳、鞍山、海城到营口一线,就只能由少数地方武装防守。因此和我们共同战斗了几个月的军分区两个连也奉命归还原编制,辽阳路西这大片平原就只留下我们几十个人的工作队了。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我的“指挥所”已南移到刘二堡附近的狼家场,北面五里外日夜都布置有岗哨。1948年10月18日上午,我听见远方传来一阵枪声,出门爬上土堆子向北一望,好家伙!国民党军队排山倒海如入无人之境地开了过来。刚才的枪声就是我们的哨兵和敌军交了火。我一看大事不好,命令全体队员立即后撤。就在这时,一个小学教员出身的工作队员已骑上我的马先跑了,我也无暇查问,迅速带领全队向东南山区逃去。东北人种地,秋收后就撂下不管了,不像关里农民还要翻地。所以高粱地都留下很宽的垄沟,一步跑一垄太窄,跑两垄又远了点,跑一会就腿肚子抽筋。从双城、东丰带出来的那些贫雇农队员,像刘世荣(后来当了东丰县委书记)、赵兴士等一大帮人,都寸步不离地保护着我。有些人还要求留下来作掩护,让我们先走。我说拉倒吧,留下只有白送命。警卫员赵守先等几个人看我跑得吃力,要轮流背着我跑,我也没答应。因为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我跑得也不见得比他们慢多少。好在敌军的目标是迅速占领营口以便乘船逃命,顾不上也没必要追我们这帮便衣工作队。否则,它要消灭我们还不是小菜一碟。另外,应当永远纪念和感谢鸣枪报警的两位放哨的同志:从东丰带来的工作队员岳西德和张春武,是他们的牺牲拯救了全队人的生命。
  就这样,从上午一直跑到晚上,才跑进东部山区,找到辽阳县委。他们也正在派人四处寻找我们。对我个人来说,这次逃生,可算是在东北的最后一劫。从此也就告别了战争年月,进入了一辈子的和平时期。
  1948年11月初,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全东北得到解放,辽阳县委也在这前后搬进了城内。在新的条件下,县委分工由我任宣传部长。辽阳这样的大县,宣传教育方面的事还真不少,可我下面只有两个干事。原工作队人员一则大多文化很低,二则全都充实县区各单位当领导了,包括我的警卫员赵守先。因此我的办法还是和在双城一样,办培训班,从中筛选一批干部。那时还基本上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县委书记李承锟又是个好带头人,他不摆架子,不搞一言堂,大家住在一个楼上,同吃大锅饭,遇事商量,随时解决,团结友好,相互支持,简直和一家人一样。所以那阵子我的工作进行顺利,心情也比较舒畅。从地委书记杨春茂到整个县委班子,不但没把我当“刺头”,而且都表示喜欢我这种直性子,在省委调我另有任用时,还舍不得我离开,希望继续留下。我对他们特别是两个老领导也印象很好,保持了一辈子的来往和友谊。前几年,杨春茂同志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曾多次说过,我们相处五六十年没有红过脸。可惜李承锟同  志十多年前就已病逝在长春市长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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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3月10日,摄于辽阳

改做青年工作

  1949年4月的一天,当时的辽南省委书记张秀山找我谈话,提出调动我的工作并征求我的意见。他动员我去鞍钢工作,理由是:钢铁的重要就不用说了,我又具备两个优越条件,一是年轻,改行搞工业还来得及;二是懂俄文,将来发展钢铁离不开苏联专家。我没多考虑就表示不能接受,原因是我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对科学技术毫无基础,而且一年来一直背靠鞍山打游击,鞍钢也去过多次,对那些大型设备连看都看不懂。张秀山见我态度坚决,也没勉强,转而提出可否先带领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去参加最近要在北平开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至于将来的工作等回来再说。我想这倒是件好事,就立即答应了下来。回到辽阳交代工作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小孙到省委去报到了。这时代表团已由省委组织部调齐,只差我这个团长走马上任了。没几天全团就到沈阳集中,各省代表团在沈阳合并成东北青年代表团,由东北局青委副书记章泽任总团长。从此我这个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团长基本上无事可做了,这也好,落得一身轻松,跟着去北平开会,又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待遇。
  到北平,我们吃住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旁一个叫鸿宾楼的回民饭店里。5月4日,大会在原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礼堂(现在的新华总社院内)开幕,朱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各界代表也讲了话。会开了十来天,中间有两次重要报告。一次是5月7日周恩来作关于政治形势和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时间最长,给大家的印象也最深。一次是5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香山接见全体代表,大家欢呼、热闹了一阵,最后由刘少奇讲话,内容主要是他前些天对天津的视察。当时感到新鲜的是,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说现在资本家功大于过,对于工人,有剥削比没剥削(失业)好,因此应当欢迎剥削。由于过去在延安等地经常参加这类大会,所以我的兴趣并不特别浓厚;倒是国统区和新解放区来的代表,比老解放区来的代表要活跃和兴奋得多。后者也往往相互笑称“老油条”。会议结束前在一次代表中的党员大会上,冯文彬和廖承志就批评了一些人对会议不够重视:有人甚至说这次会没什么意思,惟一的收获就是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这次党内会议,使我知道了一些名人和明星,如张瑞芳等人的党员身份。我由于既是个小团长,又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便白天开会,晚上到长安大戏院看京戏,倒是过了一段潇洒的生活。惟一令我感到尴尬的是带了个警卫员,除了章泽外,我就算是有点特殊了,虽然没人说,甚至没被注意到,但自己总有点难为情。可又没办法处理,打发他回去吧,既没钱也不会买火车票,于是只好和我混在一起吃和住,平时由他去玩。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回到东北就把警卫员交地方另行分配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带过警卫员了。
  真没想到,去北平开了一次会,竟改变了我的全部工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决定了我个人的一生命运。

开始跟张闻天工作

从北平回到沈阳,东北局青委书记韩天石约我谈话。他开宗明义地宣布,我今后已改行做青年工作了。不知什么原因,那时不愿做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是个普遍现象。我当然也不愿做青年工作,所以就竭力争辩。我说,我不过是省委临时叫带队去北平开了一次会,并没说要调换我的工作。他作了一番劝解后说,你说的那个省委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辽南省已合并到辽东省,省委书记是洛甫同志,你只能去安东报到了。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没想到去北平开了十多天会,连自己代表的那个省都没了。再加上我也愿意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于是就同意去辽东做青年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韩天石最后还带有歉意地说,辽东省青委不久前已派杨海波去了,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只好委屈你去做副书记了。那时候工作调动频繁,对担任什么职务,我确实并不在意。谈完话的第二天,我就启程去安东报到了。
  只身到安东,又是人地两生。虽然原先就认识张闻天和刘英(这时她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但终究隔两层,我又有点从不攀附领导的脾气,所以也算不上熟人。好在我的性格开朗,容易和人相处,所以上任后和杨海波一直合作得很好,同上下左右的关系也都搞得不错。那时的省委机关很小,人数不过百把十,大约只有现在各省的几十分之一,所以很块就混熟了。人手少,当然就比较忙些。我和杨海波的大体分工是,他除抓总外,偏重于组织,我则主要管宣传教育。那时青委的任务就是在本省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点是培训干部、建立组织。为此,我们在省委党校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我给他们上点课,参加一些活动。另外还办了一个《辽东青年》杂志,我除自己写点东西外,更多的是组稿审稿工作。大约三四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我离开了青委。
  由于张闻天知道我能写点东西,1949年7、8月间,他要给干部作一次论述群众路线的报告,就叫我去作记录,说要整理发表。事后我根据他的报告精神,整理成八篇文章,经他审改后在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上以《群众路线讲座》为题连载,11月由新华书店印成单行本。紧接着,秋收后全省要从乡和县开始推行人民代表会制度。张闻天和省长刘澜波、省委秘书长刘子载等人到安东县(今东港市)大东沟视察试点,叫我同行,以便写文章推广试点经验。回来后我先后写成七八篇文章,每天一篇,经他审改后以《人民代表会讲座》为题在《辽东大众》上连载,后来也出了单行本。此外,他还叫我跟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撰写或审改一些文章。一来二往,他对我也就更加熟悉和了解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他和刘英散步时也要把我叫上,除谈工作外,也要问近日书店来了些什么新书和俄文报纸。在他的直接调遣下,我已慢慢淡出省青委,有点不大务正业了。大概是张闻天自己也感到这种安排不大合适,所以这年9月就把我调到省委宣传部当了个宣传科长。那时的宣传部小得可怜,只有宣传和教育两个科,科下面有三两个干事。教育科长是我们留在东丰任县委书记的王始更,也是个老延安,熟人又碰到一起了。
  别看这个宣传科小,工作却不少,我一上任就忙得一塌糊涂。不说一般的宣传工作,单是管文艺一项就够我的戗。省市县都有文工团,积极性又很高,没有现成的剧本,就要编写新的。为了迎接新年和春节,送审的剧本就有好几十。我一个人哪能看得过来,只好从省文工团里借人帮忙。又如审查旧电影,一天要看四五部片子,也是搞得头昏眼花。当时我们自己的电影没有几部,为了群众的文化娱乐和影院不致歇业,就只好在伪满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几百部影片中挑选一些较为健康和起码不反动的拿出来放映。我一个人看,有时把几部片子的故事都混到一起了,所以就找杨海波的夫人、在组织部工作的蒋群帮我一起看。至于旧剧团,我是无为而治,一般不大管。例如陈其通带了一个部队上的京剧团,演他的新编历史剧《黄巢》,我只陪着省领导同志去看戏,用不着我说什么意见。另外还有个原来的京戏班子,演什么戏随他们去,用不着审查。但里边有个名角女老生,叫孟幼冬,据说是孟小冬的妹妹,她有鸦片烟瘾。解放后我们严禁毒品,断绝了她的鸦片来源。班主向我们求救,我只好请示张闻天。他认为对这种名艺人应当加以照顾,帮她慢慢戒掉,不可影响她的演出和生活。
  在安东工作期间,苏联在那里还有联络处和一些其他人员,我的那点俄文还经常派点用场。例如有时请苏联专家给干部作什么报告,我就可以滥竽充数,但有一次却出了大洋相。我的俄语口译,不但是半吊子,而且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俄译中勉强凑合,二是中译俄很难胜任,特别是有懂俄文的中国人在座,就更译不出来了。1949年的十月革命节,刘澜波以省长名义宴请在安东的苏联人,张闻天等省领导也都出席。刘澜波事先没打招呼,等大家都坐下后,他要即席致词,叫我翻译,我当然不干,说实在翻不了。他揪住不放,还说总不能让洛甫同志给我当翻译吧。僵持了一会儿,他终于想了个办法,说这样吧,你不用管我讲什么,只就你能说的俄国话随便讲,我讲一段,你讲一段。我看也确实不能再推辞了,只好按他的意思翻个大意。虽然是两人各说各的,但老毛子还是被糊弄过去了。至于苏联人的答词和席间的一般对话,我倒还能应付下来。对这次洋相,张闻天当时没有责备,事后也再没提起过。

对张闻天的初步印象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在辽东不到一年的青年和宣传工作并没什么特别名堂,重要的是从此就一直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了,时间超过十年,是所有跟张闻天工作过的人中,时间最长的一个。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点对张闻天的初步印象。
  1993年初,丹东市党史研究室要编辑出版一本《张闻天在辽东》,约我写一篇稿子。我就把我在辽东同张闻天的接触和当时的印象写出来交卷。这本书后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现在摘要抄在下面。
  一是总的评价。我说张闻天在一生工作中有两个辉煌时期,即出任三四年的总书记和两三年的省委书记。在东北主管过的两个省虽然都不大,但那时工作比较全面、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性,容易发挥出他的政策水平和领导才能。就以辽东来说,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乱成一团麻。但他却显得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驾轻就熟、有条不紊、得心应手、轻松愉快,好像一个省根本不够他管的,真有点庞统任耒阳县令的味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省的土改等革命任务已陆续完成,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新政权建设起来,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也都全面展开,全省出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城乡到处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期间,他还注视全国形势,不断就城市工商业、农村政策、合作社分红等新中国建设的一些大政方针问题,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人们可以看出,张闻天这时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已更加成熟,大大超过他担任总书记的时期,完全应该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可惜这种情况没能再出现,还遭到不断下放,直到被彻底逐出政治舞台。
  二是关于方针政策。在辽东的工作中特别明显地体现出张闻天对解放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一再强调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长期的工作中心,一切都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一中心,特别是检查工作和考核干部。在这里值得强调的还有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两点。一个是在东北(实为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提出利用外资的“秋林经济”(苏联当时在哈尔滨所设的公司名),后被刘少奇、毛泽东修改时删去了。一个是积极主张营口(即当年著名的通商口岸牛庄)建港,“加强商品流通,开展对外贸易”,提出“将来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张闻天当时的经济建设思想,虽然还不是现在的改革开放,但已相当接近,起码是可贵的萌芽,如果能得到采纳和实行,就一定会走得比现在的改革开放还要彻底。其次,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上,张闻天一贯强调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而且身体力行,认真实践。他在领导上的民主作风,坚持集体领导,决不个人说了算,这在担任总书记时就已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普遍赞扬。可贵的是他坚持了一生。在辽东工作期间,他有机会在政治体制建设上实现他的民主理想,不但在理论上提倡,而且在实际中推行。这方面的情况这里不能详细讲,只谈较为突出的两点。他一直坚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把这说成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表现,特别是罢免权。他主张只要有条件就决不实行委派制,提出“从下而上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系统”。另一个是要摆正党和国家的关系。他反对党包办代替一切,提出“容许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批评“党包办代替一切,就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作用给否定了”。他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只能通过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艰苦工作,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政策。“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他一再强调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
  三是工作方法。张闻天的领导艺术在辽东省委任上表现相当突出。这里只谈一下他善于“弹钢琴”。他对各条战线和各部门的工作,分出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逐一解决问题,分别布置任务。具体做法是先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开会,经民主讨论形成结论,并定出以后的检查和总结。这样搞完一个部门又抓另一个部门,周而复始,使各方面工作都会顾到。如果临时发生问题,凡在原定方针内的,各单位自主解决,不必上报。除非突发事件或上级有重大任务,才紧急开会处理,否则一切按部就班,充分发挥下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是生活作风。张闻天艰苦朴素、奉公守法,既严于律己、也从严行政。他对管辖的地区或部门要求很严,反对铺张浪费,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也看不惯那种请客送礼、拍马溜须的风气。所以他领导下的地区和单位,作风都比较正。例如到辽东上任两个多月,他就发现铺张浪费和腐败苗头,并于1949年7月13日召开安东全市的企业干部大会,动员检查浪费。后来在一次全省县以上干部大会上,曾经声色俱厉地批评一些干部进入和平时期就贪图享受,还具体提到长白地区一个县长,用一斤人参炖了一只鸡,吃得鼻子嘴里流血,几乎送了命。
  正当张闻天在辽东的工作顺利展开,他自己也显得心情舒畅的时候,毛泽东指定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我也就跟着他转入了外交战线。

一段短暂的婚姻

  在叙述我告别辽东前,还应谈一下我的第一次婚姻。
  我在东北几年,长时间没有找对象结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到东北后,党组织对关里去的干部结婚有个规定(听过传达,也普遍在讲,但没见过文件),就是所谓“二八五七团”,即年龄要到二十八岁、有五年党龄或七年工龄、职务达到县团级的人才能被批准结婚。我的其他条件都够,只有年龄即使按虚岁算,到1949年也才二十八岁。二是找对象的条件有些过分。在延安听说吴亮平有个“理论”,找对象主要看相貌,因为思想水平、文化程度这些因素,只要人聪明点都是可以不断提高、逐渐改变的,但是长得难看,你怎么改变?我大概多少受了一点这个“理论”的影响,外加一个须有一定文化,因此在东北几年,特别是给辽东省直机关一般干部上大课期间,确有一些女孩子很主动地来找,但她们的好心都被我辜负了。
  1949年秋天,我主管下的白山文工团,在体验生活的基础上,自编自演了一个反映纺织工人的戏《红旗歌》。省里同志看了意见不一,部分同志认为戏不够真实,歪曲了工人形象。全省解放后排演的第一部新戏遭到这些议论,不但不利于扶持新生事物,还对文工团造成不小压力。所以我就要出来打抱不平了,并且得到张闻天的支持。我的评论在《辽东大众》上一发表,自然受到文工团同志的欢迎。其中一个演纺纱工人的女孩儿叫于颖,就来找我谈这次演出和文工团的情况。看来她是喜欢我的,甚至有点崇拜。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对她也产生了好感,觉得她单纯、善良、好胜、有强烈的事业心。
  这样一来二往,经过两三个月的接触,就互诉衷肠谈及了婚姻大事。那时的结婚手续很简单,只要俩人写个报告,经党组织批准(她也是党员)就行了。大约是这年的11月,她把自己的行李往我住的小楼上一搬,公家发给二斤花生,大家来看看,就算正式结婚了。婚后相处也挺好。还在蜜月期间,文工团忽然有一个派人去朝鲜平壤崔承喜舞蹈学校学习的机会。那时的文工团员,大多演戏、唱歌、跳舞都在行,而于颖又偏好跳舞,我们都觉得这次机会难得,所以婚后不到二十天她就出国学习去了。据说国际舞蹈界有两位公认的大明星,一个是被周恩来称为斯大林掌上明珠的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范长江告诉我,开国时他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乌兰诺娃来参加庆典,不慎感冒。周恩来把他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是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做了路旁草),另一位就是世界闻名的民族舞蹈家崔承喜。于颖出国学习两个多月,就发生了张闻天要我跟他去联合国工作的问题,我随即打电报让她马上回国。她二话没说,两三天后就已乘火车回到安东,还说她估计一定是我的工作要调动。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于1950年2月13日双双跟随张闻天离开了东北,第二天到达北京,暂住中南海内。
  到北京后,我就在张闻天的指挥下参与筹建驻联合国代表团,做一些调人、买书等具体事情。这些于颖当然插不上手,她又决不愿放弃她的舞蹈专业,我也觉得她与其做个闲人,还不如继续学她的舞蹈,于是就托刘英把她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李伯钊,让于颖到中戏的舞蹈班或系里去学习。这对于颖是如鱼得水,非常满意,而且按规定住到了学校。从此就开始发生了点问题,于颖提出不愿意去国外,到了国外她的专业就搞不成了,也做不了别的什么事。于是我劝她改行,说她这时还不满二十岁,学别的还来得及。代表团的同志也建议她先学打字。她说她是学跳舞的,让她打字是出她的洋相。而且越来越坚决,怎么也说不通。张闻天和刘英为了成全我们,还专门找她谈了两个钟头,仍然没有用。这样争来争去,当然也影响到感情,她觉得我和大家都只想到我这一方,对她照顾不够。加之当时双方都年轻气盛,她就给张闻天写了一个要求与我离婚的报告,拿来要我签名。我一怒之下写了“完全同意”四个字。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吵过架,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就这样和平友好地分手了。
  她的家人和白山文工团的熟人听说她主动提出离婚,就都骂她,说她一到北京就变了心。而她的脾气又特倔,谁批评她她就不理谁。我对她倒还比较理解,后来往深处一想,反觉得主要责任还在自己。一是当时不知外交工作是怎么回事,似乎一出国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力主她改行,这本身就不对;二是在平时相处中对她不够尊重,总嫌她文化低、提高慢。而她提出离婚,既不是看不起我,也不是另外有了人。我1953年再婚的妻子宋以敏,在这方面表现得开朗大方,没那种小家子气。所以后来我和于颖很长时期还维持着朋友关系,既有原来文工团一些熟人的聚会,也有单独的经常来往。当我已有两个小孩后,她还来我们家看我。直到闹起“文化大革命”和她再次结婚,才断绝了音信。
  于颖坚持搞舞蹈,也确实颇有成就。她不但自己跳,而且还发展到编剧。1959年前,她就曾一再请我们夫妻看民族歌舞剧院的演出,其中的大型舞剧《白蛇传》就是她自编自演的。她还多次出国到苏联、印度等地参加演出或访问。当时连周恩来也知道她,安排她的出国。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跳舞,周恩来就问,今天于颖怎么没来?我在外交部主持晚会时,也曾利用这层关系请民族歌舞剧院来助兴。“文革”才过去,于颖又出过一阵子名,我从电视上看到过对她的介绍和由她编导、陈爱莲主演的舞剧《红楼梦》。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突然告别舞台消沉下去了,而且不同以前的熟人来往,使大家感到惋惜。
  不管怎样,于颖在我的生命中总占有一席之地,也算我在东北数年的一段插曲,所以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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