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8年元旦在通化

两项“业余”工作

在双城期间，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主要工作以外，头半年还有两件事值得说说。
　　一是我参加做了点遣返日本人回国的工作。
　　伪满时期，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有好几十万。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大半是山，因此看上了东北的肥沃土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日本图谋永远占领东北的野心。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把日本人中的青壮年都抓走了，老、弱、病、残、女人、小孩儿，他们不要，就留下来。我们土改工作队有个任务，就是协助遣返这些人，把他们送回日本去。要求他们在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得留下，连戒指也不能带走。东北局分工李立三管这个事。在双城，像这样的日本移民很多。我们先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分别集中在东北人住的大房子里。双城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比较深，住的房子两面都是炕，一家男女老少都住在大筒间房子里，每对夫妻和小孩只用一个箱子或柜子隔开，炕的前面挂上布帘，中间有一条通道。大户人家的大炕可以住好几十人。我们工作队都得从俗，也是不分男女老少，和房主人一家住在用布帘隔开的对面炕上，开始时实在感到别扭。被遣送的日本人更是只能住这种对面炕了。
　　我去视察的时候，进了屋子从中间一过，好家伙，两边齐刷刷跪着两大炕人，怪可怜的。我就告诉手下人说，算了，别惹他们了，要给他们吃饱饭，不准欺负人。那时候是吃大锅饭，高粱米有的是。我们吃高粱米，他们也吃高粱米，再好的也没了。
　　其实集中起来要管他们吃住，不但是个负担，而且我们自己还没站住脚，也管不了。所以开始好长时间都是由他们自谋生路。我在哈尔滨时，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女人在那儿卖香烟、摆小摊儿。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女人冬天也穿着“趿拉板”在那儿叫卖“刀巴古”，日本话“香烟”的发音和英文差不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社科院做日本问题研究工作的时候，常和日本学者说：我参与过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人，日本欺负我们那么多年，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把他们送回去了。这也成了我同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点小小的资本。
　　二是和在双城的苏联驻军打交道。
　　我到双城工作后有好几个月，苏联红军才撤走。这期间有很多事要和红军打交道。我在延安学的俄文这时还真派上了用场，使我们在工作上沾到不少便宜。一方面要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方面对“哨达子”（士兵）的违法乱纪可以进行交涉或提出我们县委的要求。当时苏军驻在双城的大约只有一个排，头目记不清是个上尉还是中尉，反正我们还是按东北老百姓的叫法称他“狗皮蛋”。一来二往，我和这位“狗皮蛋”也搞熟了。政治上我们很谈得拢，都是要搞世界革命，要反美帝。所以他有时会主动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军火库，里面有枪支弹药，特别是黄色炸药。我知道后就立即报告县委，赶快派人处理。我第一次听说黄色炸药——梯恩梯、当量呀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但是这位“狗皮蛋”自己的纪律和作风就大成问题，往往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例如他就公然提出要给他找女人。我报告县委后，大家都觉得难办。经过反复研究，还是县委书记林诚的意见取得了大家的同意，就是秘密通过当地人给他找个妓女。伪满时期卖淫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双城的妓女就不少。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讲究一点灵活性，或者叫革命的功利主义。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有事去找这位“狗皮蛋”，看到他房子里有个中国女人。他见我一来，就对那个女的说了一个中国字：“走！”那个女的也就离开了。要是谈起“老毛子”在东北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南下土改

南下工作团

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从防守转入进攻。到1947年夏天，我们已在南满解放了大片土地，陈云的南满分局也从临江搬到通化。新解放地区急需派干部去发动群众，在陈云的要求下，东北局决定从北满派四个土改工作团，其中有松江省的一个，南下听从南满分局调遣。松江这个工作团，需要五六个对发动群众和土改工作有经验的县级干部，每人再自带一个工作队。当时抽调的有呼兰县委书记项军、巴彦县长王兴华等和我一共六人，加上工作队员大概不到一百人。我有了上次在太平庄演习的经验，挑选的工作队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没带一个知识分子。全团集中后，1947年7月就从哈尔滨出发了。这次南下是一半坐火车，一半步行。因为到了图们，铁路就不通了，只能沿着长白山行军。走路自然有点累，但整天出没在大森林中也蛮有趣。东北夏天的气候本来就不热（我在哈尔滨和双城的时候，很少见到人们用扇子，顶多用个蝇刷子赶苍蝇。而冬天却是零下40度。我的一个抗大同学西虹有一本描写“三下江南”的小说，书名就叫《零下40度》），走在参天密林里更加凉爽。一路说说笑笑，走了十多天就到了通化。
　　通化是个中等城市，溥仪就是在那里临上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军抓住的。我们在通化休息了两天，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丰盛的欢迎会，第一次喝到以野葡萄做原料的通化葡萄酒，几乎喝醉。那时南满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获得解放，陈云抓的主要工作已从军事斗争转为土改了。因此他需要一个由他直接掌握的工作团供他做试点。我们这个团中有些人正是他任北满分局书记时，进行“反奸清算”试点用过的熟人，所以这时他又想让我们团起点类似的作用，以至于在工作上，我们和辽东省委（当时书记是白坚）的联系反倒不如和分局密切。省委可能知道这种情况，也就不大多管我们了。分局和省委商定，我们团的工作地区为东丰县。因为通化附近的柳河、海龙等县，我们到来之前省委就已派工作团去了。
　　到东丰后，原来的县委归工作团领导。工作团主管全县一切工作，但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我作为团委委员兼工作队长，率领由双城带来的工作队，承包县城以北仁合、双庙子等区。再往北的黄泥河子还由土匪盘踞。由于是试点单位，所以允许并鼓励发明创造。这一时期，无论是上面吹风，还是传媒介绍的各地经验，都有越来越“左”的倾向，例如中央（留在陕北）和中央工委（派驻河北）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包括房屋、粮食、农具和其他浮财；关于农民运动自发性的议论；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一切通过贫农团或贫雇农占统治地位的农会等。在此期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无论是在土地问题还是在对待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问题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左”的倾向。再加上各地的加码，解放区掀起了一阵极左潮流，如土改中的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和部分工商业，过分偏重于挖浮财（北满称为“扫堂子”）等；在干部中的“搬石头”（指一些干部是阻碍运动的石头，应搬掉）、“三查”、“三整”，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而且各种“左”的言论和做法还相互传播、相互借鉴，遂使“左”的风气越刮越旺。1948年初，党中央对土改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可惜并不彻底。建国后的土改中，仍然犯有一些“左”的错误。
　　我们在东丰的土改，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大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完成了土改，建立了政权。但是自己检讨起来，还是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试验群众的自发性。本来这是以前学马列时被明确否定了的问题，但是我这时不知为什么头脑发昏，听说毛主席并不反对自发性，而且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根据，于是就自作主张地进行试验了。具体做法是，我们在这个村子搞土改，附近几个村子我们不管，让群众自己去搞。后来一检查，搞得一塌糊涂。因为首先起来出头干的就是那些平时不务正业的勇敢分子，也就是在南方被叫做“痞子”的人。他们胡来一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策。不但地主富农吓个半死，由他们瞎折腾，还尽量巴结或者收买他们，中农也不敢做声，老实巴交的贫雇农也离他们远远的。所以试验不久就承认失败了，还得由工作队从头来，而且成了“夹生饭”，更难搞了。　　二是根据中央工委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和一切通过贫农团的指示精神，接受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两次公开批评。这个口号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已经弄不清了，但确实在南满盛行了一阵。当时的辽东省委书记白坚和辽南省委书记林一山等，在东北局的会议上向陈云发难。印象深的有两点。一个是说他在临江时过分强调困难，把我们的处境形容为“风雨飘摇中的豆油灯”，批评他犯了悲观主义的错误。另一个就是土改中的“左”倾，包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据当时传达，陈云作了上纲很高的自我批评，但也反过来批评了白坚等人；高岗最后作结论时更是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三是在土改中打人的问题。当时形成了一股风：土改必须一再开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斗争会上往往发生打人的事，使打人成了普遍现象，特别是为了挖他们的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当时打人的“理论”是，为了平民愤，打下恶霸地主的威风，特别要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防止地富翻天，动员贫雇农参军。
　　但总的说来，我们工作团掌握的还比较稳，打人的事避免不了，但还没听说有打死人的事。为此，最近我还专门询问了当年的工作队员、现为北京重型电机厂离休干部的门荣升，他肯定没打死过人。我是不愿意看到打人的，并认为打人残忍，但阶级斗争的弦使我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制止。特别是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土改工作极为紧张，经常是连夜作战，更没什么休息和假日。生活上，因为要和贫雇农同吃同住，所以也比较艰苦。我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把胃搞坏的，得了一辈子胃病。土改时的生活我很不适应。东北那时普遍吃高粱米，而且吃法特别，就是在米虽煮熟但还很硬的时候，用笊篱把米捞出来倒在凉水里，再从凉水里盛出来吃，嚼起来非常费劲，很难嚼碎。据说这样吃耐饥。下饭的菜是大葱蘸酱，就是拿一盘酱和几棵大葱蘸着吃。在双城时我的胃已经给吃坏了，见了高粱米饭就吐酸水。但又不能特殊化。怎么办呢？我就让警卫员把高粱米磨成面，擀面条、蒸窝头都行。给群众一解释，他们也完全理解，还十分同情。到东丰时有了玉米，吃玉米面或玉米子还可换花样。
　　我知道自己没上过多少学，文化水不多，所以在繁忙的土改工作中，尽可能抓紧看书学习。土改中群众从一些地主家里抄出来不少书，大都被糟蹋了，不是拿去包东西，就是撕下来卷烟抽，再不就是点火烧了，实在可惜。因此我规定，抄家抄出来的书不准随便糟蹋，可以由读书的人去挑选或交给附近学校。但实际上没几个读书人敢去挑，就近也没什么学校可交，最后大部分还是糟蹋了。我是喜欢书的。但是一则行军时要自己背，带不了多少；二则虽然老百姓不把书当财物，但自己身为工作队长，总不便多拿。所以每次我都从一堆书中挑出三四本可以立即看和带得动的。只有一部上下两厚册的一百二十回《水浒》背来背去没舍得丢，一直保存到现在。其他许多书都是看完就不要了。我虽然没有什么读书计划，但总要挤出点时间看书，安全条件下的行军路上，也要一边走一边看书。例如从北满到南满的两次长途行军，平均三两天就看一本有兴趣的中篇小说或传记。像《苏沃洛夫传》、《库图佐夫传》之类，就是那阵子看的。我的方针是，零碎时间看这类不大费脑筋的“闲书”，有整块时间和安定一点的环境，就读一些硬性的理论书。在辽阳打游击的时候，读的已是《西洋哲学史简编》、《美国十大家族》一类的书。我不但自己读书，也组织和督促工作队员读书，有时还给他们上课。所以我带的工作队中，原来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贫雇农，后来许多人当了县区级干部。他们认为这和在工作队时的学习有关。挤时间读书学习，也算是做土改工作时的一个插曲。

进军辽南

东丰的土改结束后，我们整顿了一下县领导班子，留下从北满一起来的王始更同志做县委书记。添了一批新发展的积极分子，扩大了工作团，又奉命向辽南进发了。由于沈阳和周围几个城市还在敌人手里，铁路也不通，只好徒步行军，经过通化、安东（现称丹东），向辽南省委所在地大连北边的瓦房店走去。这次走的路可比上次长得多了，中间只有两小段可以坐火车。

图：1948年1月，作者在通化

工作团大约在1948年初到达瓦房店，向辽南省委报到。这时辽南除辽阳、阜新等少数地方仍由国民党盘踞外，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因此不再需要流动的工作团了。经南满分局批准，我们这个一度在南满小有名气的土改工作团就正式解散了。
　　我们到瓦房店时，辽南省委正在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并要工作团的几个县级干部参加。主持会的是省委书记林一山。对他，我从来没听说过，也根本不了解。惟一的印象就是他的烟瘾很大，第一枝烟快抽完时，他就用小拇指指甲把烟屁股掏个洞（那时没过滤嘴烟），再把第二支烟插进去。如此接连不断，开一个上午的会，他就抽一个上午的烟，中间不用火柴。我虽不了解辽南情况，但从小会上和会外闲谈中得知大家对省委有很多意见，但在大会上却很少人提，或者成绩讲一大堆，后面只轻描淡写地讲点不足或希望。我对这种有话不敢说、只会对上级顺着来的现象实在看不惯，于是老毛病又犯了。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我竟不知天高地厚，把听到的一些意见自以为比较温和地讲了一番，无非是省委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不够、有些决定不大妥当等等，同时也谈到有意见只在下面议论、不愿在会上提的现象。对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一事，林一山倒没当场发作，只是打听这个年轻人（我当时已二十五岁）是谁。据事后得知，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都同意我这些意见，认为我讲了大家没敢讲的话。但除少数人表示赞赏外，多数人的评价却是：这家伙太不懂事，真是个二百五、二愣子，有些人甚至说是个刺儿头。对这些议论我并不在意，但却影响到了事后的工作分配。
　　工作团解散后，除团长留任省委民运部长外，工作队长还有三个，就是项军、王兴华和我。他们两位分别出任盘山和辽中的县委书记。我被分配去海城当县长。海城是个著名的地方，是张学良的老家，归鞍山地委领导。当时的地委书记杨春茂认为我性格直爽，欢迎我去。可是海城县委书记薛明等人却贵贱不要，说这个何方要是来，还不知会给海城闯下什么祸事。根据分配干部要尊重当地领导意见的不成文规矩，我的工作只好另行安排了。省委遂决定在辽南最大的县——辽阳西部成立一个路西工委，由我去做工委书记。这是个处于对敌斗争前线、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一大片平原地区。除我自己从东丰带来的工作队外，省委还给我们配备了两支力量，一是由省委宣传科长黄中（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带领的几十名建国学院的师生；二是由校长白鹰、教务主任谢力鸣、文工团长刘相如率领的白山艺术学校的几十名学员。这几位带队的同志参加工委为委员，并每人承包一个区的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工作。当时的辽阳县有近百万人口（现在除了辽阳市外还分了好几个县、市），东部为山区，铁路以西即属辽河平原。县北与沈阳接壤，东面是本溪，西面是辽中。这三个地方和辽阳县城都为国民党占领，只有东南面的鞍山在我们手里。路西工委管的地区是东西北三面连敌。辽阳县委在东部山区，被敌占县城和南北铁路线所隔断，路西工委无法同他们联系，所以就直接受鞍山地委领导。工委下辖的太子河以北佟二堡区这些地方最危险，本来我要带工作队去，但是黄中反对，说我系工委书记，应该将“大本营”安扎在中心地带的沙岭，他自告奋勇去佟二堡，让白山艺校的师生到南边相对安全的刘二堡一带去（那里只有西面接敌，但后来还是牺牲了两个同学）。对于黄中这种勇挑重担、从全局出发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也很敬佩。1996年黄中病逝后，我曾写了一篇《危难时刻见精神》的悼念文章，叙述我们那段亲密合作、对敌斗争的情景。
　　在这种犬牙交错、处于拉锯状态的前沿地区，斗争也实在残酷得很。除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外，还有逃亡地主们组织的还乡团、流氓地痞拉起来的“红眼队”，更不用说到处活动的土匪了，他们都经常进入我们活动的地区骚扰。那时与我们为邻的敌占大中城市，实际上都处在我军围困之下，交通不时被切断，供应得不到保障，所以也经常派出小股官兵出来抢粮食和其他副食，有时名为采购，给的也是不值钱的金圆券。例如有一次，敌新一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五六个士兵，赶了一辆马车来抢粮食、蔬菜、猪、鸡等食物，遭到我们的包抄，当兵的四散逃跑没能抓住，只抓到排长和马车。工作队员把他押到我驻的村子时，只听那家伙进村后就一直大喊，说他是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要找你们有文化的长官谈话。我把他训了一顿。收缴了他的车马枪支，将他转送军分区。
　　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好对付，比较麻烦的是还乡团、红眼队和土匪这类地头蛇，同他们的斗争也更残酷。例如参加我们工委的剧作家谢力鸣，老家就在附近的辽中。上次解放时，他在农村的弟弟也参加了反奸清算斗争，当了一阵村干部。后来我军撤走，还乡团随着国民党的进占，也跟着来了，把能抓到的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律打翻在地，将两条胳膊绑上一根扁担，谢力鸣的弟弟被活活打死。我们再次回来，对于能抓到的这些家伙当然没什么客气，我就有权下令处决。一天夜里发现敌情紧急转移，我命令把在押的一个土匪头子就地枪决。可惜工作队缺乏经验，还和白天一样，喝令犯人跪下，结果正要开枪，土匪已跑掉，晚上在高粱地里哪儿去追人？只好算了。而正是这个家伙，后来杀害了我们白山文工团的一个团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工作也就是向群众做点宣传、保护群众利益、发现和培养骨干，以及修筑河堤（夏天防洪）、征收粮草等行政工作。发动群众很困难，更谈不上土改，而且我们的活动也存在很大危险。因此几个月后我就报告地委：建议撤消路西工委，黄中和白鹰率领的建国学院和白山艺校人员回瓦房店，我所带的工作队留下打游击。经省地委同意，我们的主要任务改为对敌斗争和保存自己。地委为了我们的安全，还派辽阳县委副书记范树林率领军分区两个连同我们一起活动，保护这一地区的群众免受小股敌人和还乡团之类的骚扰，有机可乘时也打一下附近的敌人据点。说来好笑，1948年夏一次夜间行动，由于联系不畅，自己的队伍还相互开了一阵子火，幸亏是在高粱地里，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种有大后方依托的对敌斗争和游击活动，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小股敌人和各种蟊贼的骚扰，容易打退；遇到大股敌人就立即后撤，以保存自己。而且活动多是晚上，白天基本没事，哨兵放在几里路之外，有敌情他们会鸣枪报警，没敌情我们就安心读书。辽阳是个文化比较高的大县，新旧书籍不少，例如刘二堡这个村庄（现已划归鞍山市），当时的人口已有两三万，村里还办有中学，这在关内都是少有的。所以那半年多生活虽然艰苦，却有时间读了不少书，也为辽阳培养了一批干部。这种日子，直到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后才宣告结束。
　　当时对于辽沈战役的打法是，除以部分主力围困沈阳、长春外，全部野战军集中去打锦州，置辽南于不顾。这样，从沈阳经辽阳、鞍山、海城到营口一线，就只能由少数地方武装防守。因此和我们共同战斗了几个月的军分区两个连也奉命归还原编制，辽阳路西这大片平原就只留下我们几十个人的工作队了。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我的“指挥所”已南移到刘二堡附近的狼家场，北面五里外日夜都布置有岗哨。1948年10月18日上午，我听见远方传来一阵枪声，出门爬上土堆子向北一望，好家伙！国民党军队排山倒海如入无人之境地开了过来。刚才的枪声就是我们的哨兵和敌军交了火。我一看大事不好，命令全体队员立即后撤。就在这时，一个小学教员出身的工作队员已骑上我的马先跑了，我也无暇查问，迅速带领全队向东南山区逃去。东北人种地，秋收后就撂下不管了，不像关里农民还要翻地。所以高粱地都留下很宽的垄沟，一步跑一垄太窄，跑两垄又远了点，跑一会就腿肚子抽筋。从双城、东丰带出来的那些贫雇农队员，像刘世荣（后来当了东丰县委书记）、赵兴士等一大帮人，都寸步不离地保护着我。有些人还要求留下来作掩护，让我们先走。我说拉倒吧，留下只有白送命。警卫员赵守先等几个人看我跑得吃力，要轮流背着我跑，我也没答应。因为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我跑得也不见得比他们慢多少。好在敌军的目标是迅速占领营口以便乘船逃命，顾不上也没必要追我们这帮便衣工作队。否则，它要消灭我们还不是小菜一碟。另外，应当永远纪念和感谢鸣枪报警的两位放哨的同志：从东丰带来的工作队员岳西德和张春武，是他们的牺牲拯救了全队人的生命。
　　就这样，从上午一直跑到晚上，才跑进东部山区，找到辽阳县委。他们也正在派人四处寻找我们。对我个人来说，这次逃生，可算是在东北的最后一劫。从此也就告别了战争年月，进入了一辈子的和平时期。
　　1948年11月初，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全东北得到解放，辽阳县委也在这前后搬进了城内。在新的条件下，县委分工由我任宣传部长。辽阳这样的大县，宣传教育方面的事还真不少，可我下面只有两个干事。原工作队人员一则大多文化很低，二则全都充实县区各单位当领导了，包括我的警卫员赵守先。因此我的办法还是和在双城一样，办培训班，从中筛选一批干部。那时还基本上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县委书记李承锟又是个好带头人，他不摆架子，不搞一言堂，大家住在一个楼上，同吃大锅饭，遇事商量，随时解决，团结友好，相互支持，简直和一家人一样。所以那阵子我的工作进行顺利，心情也比较舒畅。从地委书记杨春茂到整个县委班子，不但没把我当“刺头”，而且都表示喜欢我这种直性子，在省委调我另有任用时，还舍不得我离开，希望继续留下。我对他们特别是两个老领导也印象很好，保持了一辈子的来往和友谊。前几年，杨春茂同志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曾多次说过，我们相处五六十年没有红过脸。可惜李承锟同  志十多年前就已病逝在长春市长的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