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6年春，作者和张拙之（双城县委宣传部长）在双城

到东北去

行军路上

1945年9月2日，我们从延安出发开始了长途行军。由于人人轻装，所以一天能走五六十里，不几天就已穿过清涧到达绥德。陕北老乡说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真是不假。米脂不愧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貂禅的故乡，女人们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而清涧的石板，也真有点铺天盖地。进了县城，只见路是由石板铺的，房子是石板盖的，连各家的炕和灶也是用石板砌的。绥德的汉，倒没看出什么特色。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两天，还听了当时担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何长工的一个时事报告。有一句话印象深刻，说是中央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已经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可见后来把这完全推到刘少奇的头上，是不大公平的。
　　虽然说是抗战胜利了，开始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去东北还得经过不少敌占区。因为我们要路过的晋西北和晋察冀，许多县城和交通要道，还是由日本人和伪军占领着。那时小日本和伪军就是不向八路军投降，一定要听蒋介石的。咱们向他们下命令，要他们就近向八路军某部投降，可日本人和伪军就是不听，总要等国民党来。但国民党又怎么能到那些地方去呢？所以就长时间地僵持着。我们行军就只能穿过由日本人占领的县城之间的空当，还要通过封锁线。所以当时行军，特别是给队伍打前站，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跑到敌人占据的地方去了。有一次有两个打前站的人就丢了，不知是让日本人还是被伪军抓走的。
　　从绥德出发后，很快就到达著名古镇碛口，在那里过黄河。大家情绪很高，唱着《黄河大合唱》，乘着小船分批渡河。过了河就是晋西北了。这儿虽然算解放区，但有几个县城及阎锡山搞的窄轨同蒲铁路还在日本人手里。那时日本人已经不主动出来打了，所以我们行军也用不着掩护，但是你碰到它，它就会打你。那天过同蒲路就相当紧张，我们各队之间拉得很长，一天一夜得跑个一百四五十里。不少女同志跑不动，分别由两个力气大的男同志架着跑。
　　过封锁线以后，行军就安全多了，除一些孤立的敌占据点外，广大农村都是通行无阻的解放区。路过一些村庄，地方政府还动员群众列队迎送，提着红枣等土特产进行慰劳。从这以后，队上也就一直派我打前站了。我们和鲁艺打前站的王大化等走了一路。
　　说到打前站，还是相当辛苦的。每天要早起早走，给大家安排午饭和晚饭，到宿营的村庄号房子，分配住房；还得准备好大家的洗脚水。就这样，有些人还发牢骚，抱怨给他分的住处不合适。遇到这种场合，一般的作点解释也就算了。碰到发脾气甚至无理取闹的人，有时也会毫不客气地给顶回去。不过打前站也有点好处，可以不跟大队走，行动比较自由，特别是先到可以买到一点好东西吃，例如买包太阳牌香烟呀，吃个油饼什么的。当时价钱便宜，但是物资紧缺，大队伍一来，几乎什么也买不到了。我离开延安时换的那几块大洋，基本上在打前站中花得差不多了。最后剩了一块银圆，到沈阳送给了我的警卫员作纪念。
　　行军穿过晋北的左云、察南的蔚县等敌占县城，九月底十月初就到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张家口是苏联红军打下来的，当时已交给我们控制。那时候的张家口有十三万人，已经算是个大城市了。比起来，延安只是个乡村小镇。我们离开延安后，国民党空军的刘善本起义了。他驾一架飞机起义，跑到延安。这下子咱们也可以利用飞机了。飞机呼地一下子，就从延安飞到了张家口。刘善本后来成了少将，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我们的校长曾涌泉就是坐飞机到张家口的。我们走了一个月，他只用了一两个钟头。这时候他已当了晋察冀军区的参谋长或者副参谋长。他一听说俄文学校的队伍过来了，就来看望大家，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斤砂糖。可是，延安“抢救运动”的后遗症也表现出来了，有的同学根本就不理他，连见都不想见。其实，“抢救运动”并不是曾涌泉的责任，他不过是执行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而且掌握得还比较稳一些，没有使用中央党校那种残酷的刑讯逼供。
　　在张家口休息了一天，继续上路。那时候能休息上一天就算不错了。没有遇上敌人时，我们还和鲁艺等单位的人互相拉着唱歌呢。行军中出的洋相也不少。比如说，我们在山西的一个村子宿营，这家老百姓的鸡天亮前老是打鸣，影响大家睡觉。我们队里有几个调皮家伙，就偷偷地把人家的鸡给抱得远远的，绑在一棵树上。这下反而坏了。那家的女人听不见她的鸡叫了，就到处喊着找她的鸡。这一来大家更睡不成了。捣蛋的又不敢承认鸡是他给弄走的，只好摸黑把人家的鸡给放了。总之，一路上行军也挺热闹，就这样一直走到承德。

被留承德

承德那时是冀热辽军区和热河省政府所在地。程子华是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是副司令员兼热河省政府主席，副主席为李子光和杨雨民。这时承德还由苏联红军占领，秩序也很乱。我们在承德休息了一天。第二天集合出发前领导讲话了，别的内容记不得，只记得要留人在承德工作。领队的刘端祥说，现在这儿亟需俄文翻译，因为苏联红军还在这儿驻扎，因此领导上研究决定，俄文队留下五个人就地分配工作，组织关系已给你们办好，你们要服从当地组织的分配。一宣布，留下的名单中有我，真是“叫声苦不知高低”，因为我实在想去东北。但那时服从组织是铁的纪律，是不能讲价钱的。除我以外，还有许文益、谢文清、苗秋林等人。他们分配去干什么，我已记不得了。我的落脚点是分局，给安了个热河省政府秘书的名义。其实主要是给程子华等人做翻译。这时已经给我配备上了警卫员。这个小警卫员挂着个盒子枪，跟着我，给我打个饭什么的。
　　分局书记程子华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跟红军打交道却费时不少，而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红军一天到晚抓的就是修苏军解放承德纪念塔，还总嫌物资和人力不足或者质量差，大事小事都找程子华。我有时看不惯就发点牢骚，可程子华总给我作解释，称赞苏联人办事认真，值得我们学习。
　　我的工作除做点翻译，还干了些什么已经没印象了。而且那时我们的人马才进城不久，各种机关正在筹建，秩序还比较乱，连我归谁管也不十分清楚。每天工作不多，没事就领着警卫员闲转悠。一天，我下决心去找热河省的命名根源——那个热水泉。得到红军允许后，我们去了清王朝的热河行宫，也就是避暑山庄。进去一看，好家伙，原来这里有日本人留下的一个大仓库。虽然已被红军“扫荡”过了，但东西仍然不少，并且让我们随便拿。那里的军需物资，包括轻武器，一堆一堆地乱放着。老百姓不让进，我们这些准许进去的人，可以随便挑。被子、衣服随便穿，连手枪也随便拿。那时候人的要求非常奇怪，我的第一爱好就是绑带。因为我们打绑带多年，打惯了，特别是行军更用得着。我就在里面翻来翻去，找到一副绑带，感觉质量很好，就把它往腿上一缠，把旧的扔了。另外挑了一支小撸子手枪。太多的东西我不敢要，因为还得准备行军呢。
　　在承德呆了二十多天，不但没什么工作，连这个地方也有点厌烦了。原因是我出生在关中平原，又在西安上过学，在延安蹲了七年山沟，好容易盼着抗战胜利了，结果又来到承德钻山沟，觉得实在憋闷。正在这时来了个好机会，从延安来的炮兵团路过承德，要开往东北，他们缺乏俄文翻译，去被红军占领的东北不方便。于是我就以炮兵团要人的名义直接找了省领导。那时上下级关系比较随便，没现在这么森严，我和平常一样，毫无阻拦地去了省委办公地。到那儿一问，省委正开会，我把门一敲，自己进去了。
　　主持会的李子光副主席问，你有什么事啊？我说，他们让我上东北去，沿路当翻译。又问：谁让你去的呀？我说：就是从延安过来的那些人。反正当时情况很乱，他们也没详细打听是什么人。只是问：定了吗？我说：定了，已经说好了。他们好几个人就说：好吧，那就让他去吧。我说：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呢？好，好，就给你开介绍信。于是他们就给我开了介绍信。信上写着：东北局彭真同志：兹有何方同志，中共正式党员，去东北工作，请接洽。信下面也没印章，只有李子光的签名。介绍信交给我，他们继续开会，我也就一溜烟地跑下楼。当时正巧有从延安来的人，包括高岗、张闻天、李富春，还有中组部的王鹤寿等十多个高级干部，在承德稍事停留就要去沈阳。大概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叫我去的，所以手续办得挺顺利。我就带点简单行李，领着警卫员，稀里糊涂地和炮兵团的人一起爬上火车，高高兴兴向东北进发了。

前往沈阳

承德的火车那个时候是什么局面呢？因为铁路工人不合作（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只等中央政府来接收），加上车站上的水塔等设备破坏不少，特别是没有煤，所以火车常常开不动。但是日本人放在火车站上的豆饼却很多，没煤就烧豆饼。麻烦的是需要不断地给火车添水，走那么一段，就得桶提盆端地去弄水。这样一来，火车一天也只能走个七八十里，还没有徒步行军的速度快。一会儿没水了，一会儿又没有燃料了，司机也不好好干。火车走到平泉，干脆不走了，高岗、张闻天他们坐上东北局派来的汽车走了，我们炮兵团却没了办法，只得又徒步行军，走了几天才到锦州。那时的锦州车站乱得很，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例如我们就碰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一些火车司机不和我们合作，所以运兵列车都有我们一位干部带着枪坐到火车头上监视。就在我们抵达锦州的时候，一列运兵车刹车失灵了，火车飞快地跑，如果和其他列车相撞，或在车站上出轨，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只见火车直接钻进了车库，哐当一声，列车摇晃了一下停住了。后来一查，列车上的部队除少数碰伤，基本平安无事，只是火车头和紧接着的运煤车被撞得稀烂，司机和押车的干部牺牲了。大家都感到很悲痛。另外，火车站上的枪也很多，三八大盖之类的枪一堆堆地摞在一起，不知是哪儿来的。车进站后，咱们的部队就下车去换枪，换的时候还要先试一下好使不好使。只听见这里“乒”一下、那里“乓”一下地朝天鸣放，真有点吓人。好在我们在锦州停留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有火车把我们拉走了。从锦州到沈阳很顺利，火车一直照常运行。我一路也很自由，没人管，不属于任何一个队。反正我和炮兵团在一起，一路上他们吃东西，我也一起吃。不分你我，该吃就吃。很快到了沈阳，我就脱离炮兵团，单独行动了。
　　沈阳可不是那小小的承德可比，城区大，人口多。但秩序也更乱。苏联红军虽然占领着沈阳，实际上管不了多少事。我们去的部队不多，可以保卫机关，却很难维持秩序。国民党只是派来一些和苏军联系的代表，他们的地下势力活动猖獗，明里暗里收编了许多伪满官兵。
　　更糟糕的是，这时苏联军方正在逼我们的党政机关和部队撤出沈阳，说是根据中苏条约，苏联要把沈阳交给国民政府。我到沈阳，正是东北局准备撤退，里外都乱成一团的时候。我和警卫员好不容易找到了东北局，只见不少人匆匆进出，但总是打听不到彭真，而惟一能证明我身份的就是给彭真的介绍信。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犯愁的时候，突然在楼道里碰到了刘英。我赶紧上前打招呼，还说了在延安认识她和张闻天的经过。她也认出了我，一下变得亲热起来。她问我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我说我才到，是向东北局来报到的，还没分配工作。她说，我们后天就去北满了，你愿意去的话就跟我们去。我说我愿意去，但还没报到呢。她说：报什么到！你跟谁去报到呀？我说我的组织介绍信是写给彭真同志的，不见到他，谁给我转组织关系呢？她说你哪儿能见到彭真？把介绍信装到口袋里就行了，到哪儿都能接上组织关系。她还说，东北局组织了个去北满的干部队，她去帮我说一声，叫他们把我也编到那个干部队就得了。这样，我的一切活动就都按刘英的安排行事了。
　　经刘英介绍，我先和北上的干部队取得联系。一打听，好家伙，原来这个队都是些高干：有去北满分局的高岗、张闻天，去西满分局的李富春，再就是配备给北满和西满几个省（那时国民党把东北分成了九个省，单北满就有松江、合江、龙江、嫩江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军区司令员等。记得的有：王鹤寿、方强、李大章、张策、彭敏等，当然还有刘英。我在里面，只能算个小萝卜头了。我一想，人家有好几个高干都没带警卫员，我还带什么警卫员，于是就联系把他留在沈阳工作，我只身跟上干部队北上了。
　　编入干部队后，首先规定要在两天内换好行装。从解放区带来的衣服是不能穿了，必须一律换成便装，免得老毛子找麻烦（那时东北人把俄国人一律称作老毛子或大鼻子；把日本人叫小日本或小鼻子。我们初到东北也跟着叫了一阵），也可防止国民党地下势力暗害。换装的办法是，由自己到仓库去挑选衣服。
　　那个仓库在沈阳铁西一带，大得不得了。虽然门口有人守卫，但里面根本没人管，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东西多得望不到边。服装一堆一堆的，布匹一捆一捆的，各种各样的军需用品，简直叫人眼花缭乱。这还是苏联红军和咱们的先头部队挑剩下的呢。我进去只转了几个小地方。穷日子过惯了，看到那么多好东西乱七八糟地放着，觉得实在可惜，但自己也没办法利用，只能拿点轻便的东西。想来想去，我只找了件长袍穿上，还弄了顶东北人戴的瓜皮帽，绑带也换成了呢子的（其实后来也没用）。我想，将来到了北满恐怕得做被子吧，于是又拿了一床日本的绸被面。这个被面被我一直带到了驻苏联使馆。另外又拿了一套换洗的衬衣。我从来就没有穿过衬衣，睡觉的时候总是光着脊梁，这时候神气起来了。还把那个马牌撸子换成了高一级的枪牌撸子。一切准备停当，就等集合出发了。

转赴北满

1945年11月23日上午，干部队集合，由队长方强、指导员王鹤寿简单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大家就一起上了火车。我们二三十人坐的是一节闷罐子车，大家只能席地而坐或者坐在行李上。各种打扮五花八门，记得高岗戴的是一顶土耳其帽子，穿件水獭领的皮大衣；张闻天是大衣礼帽，像个教授。由于同乘一节毫无遮拦的车厢，所以谁讲话都听得见。这些领导干部在一起并不谈什么正经事，主要是胡扯乱谈开玩笑。那些省级干部多是只听不说，所以就显得高岗的话最多了，而且是一些低级的洋相。例如谈起北满的冬天，高岗就说北满冷得不得了，男人在屋外小便要带根棍子，因为尿一撒出来就结成了冰绺子，得随尿随敲打，要等到尿完再敲，冰绺子就已冻结实了，连生殖器都会给敲下来。这自然引起大家的哄笑。刘英批评他：老高，你胡说些什么？就这样一路说说笑笑，晚上，火车进了长春站。
　　驻站的苏军拦住不让走了，说是要检查。当官的可能是个上尉，而老百姓不管你是排长、连长，只要一看是当官的就都尊称为“狗皮蛋” （俄文大尉 КАПИТАН的译音），当兵的就叫“哨达子”（СОЛДАТ）。既然这个“狗皮蛋”不让走，他们就派我给他讲道理，说我们也是布尔什维克，是拥护苏联、斯大林的，要赶紧到哈尔滨去工作。但他总是支吾搪塞，就是不放行。据站上的工人说，实际上是想勒索点烟酒等礼品，甚至有两瓶啤酒都能解决问题。可我没这些东西，只好回到车厢报告了。不料高岗一听大怒，说：何方，你跟我去一趟。他见到那位“狗皮蛋”后，反而坏了。因为高岗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手电筒，大约可以装三四节电池，老毛子可能从来没见过，非常想要那个手电筒。话也说得很客气，完全是一家人的样子，只是一定要高岗把他的手电筒留下来做个“纪念”（“НА ΠЯМΑТЬ”）。后来才知道，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东西，特别是手表、钢笔这类稀缺的东西，都要求送他们“做纪念”。我就看到有的家伙手腕子上已经戴了四五块手表了，见了你的手表，还要让你留下“做纪念”；有的口袋里插着好几支钢笔，也还是继续要。这次碰到高岗的手电筒，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了。可高岗这位老兄却偏不给，还摆起首长架子，批评那些红军纪律太差。交涉没有结果，我们又一同回到车厢。大家了解情况后，就批评和劝说起了高岗。张闻天说，老高，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了不得？能值几个钱？高岗说，这并不是个手电筒的问题，是原则问题。红军的纪律怎么这么坏！张闻天说，咱们走路要紧，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舍不得的？高岗说，好，好，那就拿去吧。当我把那个手电筒送给那个“狗皮蛋”时，你猜怎么着？他也许是大喜过望，竟然调来一个火车头，只挂我们那一节车厢，拉着飞跑，所有站都不停了，一口气拉到哈尔滨。可我们也跟着受了一路的罪，火车头冒的黑烟全吹到我们这个车厢里了，弄得大家全都变成了“张飞”。
　　先已到任的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派人把高岗、张闻天、李富春他们接到了分局暂住的旅馆里。剩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李大章、张策、王鹤寿、方强等就被拉到一个大院子安顿下来。住定之后，也没别的事，彭敏就约我一起去逛大街，看看哈尔滨是个什么样子。没想到一回来，这个院子已经让红军查封了，老毛子在门口站着岗，不让我们进去。问为什么，他们说，这里面都是红胡子。俄文的“红胡子”，是从东北话翻译过去的，就是指土匪。为什么把我们当成土匪呢？大概是国民党特务或者什么坏人知道这里来了一批高干，便告诉红军，说这些人是土匪。
　　我和彭敏进不了门，就赶快去找陈云。陈云说，这有什么办法呢？等他和红军政治部主任交涉交涉看。经交涉后，红军撤除了对我们住房的封锁。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两天。分局对干部的安排已经确定，分局书记陈云和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召集大家开会。陈云讲了各省干部的分配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放下架子从头做起，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话，就是讲到像高岗司令员，现在也只能指挥两个连。
　　轮到高岗讲话，他说他和大家一样，一点情况也不了解，只是告诫大家要注意纪律，适应新的环境，并批评了刚才了解到的有个警卫员砸窗户的问题。因为过去行军驻防，警卫员有个任务，就是每到一个地方要给首长拴根绳，晒个衣服，晾个毛巾什么的。到了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我们住的地方有点洋，绳子没地方拴，有个警卫员就把窗玻璃砸了个窟窿，好把绳子拴上。高岗说这简直是破坏，领导怎么也不管一管？有人还谈起了听来的笑话，说有的炊事员太土，没见过世面。淘米找不到水，好不容易在马桶里面看到一小池水，说，哎哟，水原来在这里！结果就把米倒到马桶里，扑哧、扑哧地淘洗。可淘完怎么也没法儿把米再掏出来。三掏两掏，碰到了开关上，“哗啦”一下，所有的米都让水给冲走了。
　　当时陈云看来身体很差，面黄肌瘦，不断咳嗽。大家，特别是延安熟人很关切，都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特别是要戒烟。不料他的答复竟然是：我就没想活过五十岁，你们是坦克车，我是木炭汽车（那时东北好多卡车没汽油，改烧木炭），能开多久算多久。
　　这次会一开完，所有干部分配完毕，工作队也就解散了。我被留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市委书记是杨维。他认为我会俄文，去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比较合适，经过一次简单谈话，我就被分配去了中苏友协。

中苏友协

这里说的中苏友协，其实只是哈尔滨中苏友协，比全国成立中苏友协（会长刘少奇，副会长宋庆龄）差不多早五年。所以四十年后我做了中苏友协副会长，每逢纪念中苏友协多少周年时，我就常吹自己在这以前已经是友协会员了。为什么要急忙在哈尔滨成立个中苏友协呢？这既是苏联人的主张，也是我们的需要。当时在哈尔滨，我们没有一个公开的活动机构，惟一的就是这中苏友协。当时东北的情况乱得一塌糊涂。所以还得从头说起。
　　1940年后，原来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已在东北站不住脚，就先后撤到了苏联（包括朝鲜的金日成），在那里接受训练，但人数已经很少，大约只有一两千人。领袖人物在杨靖宇、赵尚志等牺牲后，也只剩下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三人。苏联的打算是，打败日本后让金日成回朝鲜，东北三省则分别由这三个人管，冯仲云到沈阳管辽宁，周保中去长春管吉林，李兆麟驻哈尔滨管黑龙江。哈尔滨中苏友协就由李兆麟任会长。但苏联人的如意算盘却同《雅尔塔协定》和它跟国民党订的条约相冲突，没有能够实现。这时的苏联显得很矛盾。它当然不愿意国民党占据东北，那等于把美国引到了它的身边。但它又要遵守《雅尔塔协定》，履行和国民党的条约，把东北交给国民党。于是它就采取了两面手法，除不公开地对我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外，还设法迟滞国民党军队北上，例如不准他们在大连登陆。但另一方面，它又要我们退出沈阳等地，协助国民党派员接收一些大中城市。
　　国共两党对东北都是志在必得。我们离开延安时中央首长就说，有了东北就有了全中国。因为东北的外部环境是背靠苏联，我们革命的胜利和将来建国都得依靠老大哥。内部环境是物产富饶、工业基地。而且今后打仗就不能只靠小米加步枪了。要打大城市，打阵地战、正规战，就得有大炮、坦克这些重武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解放全国的三大战役，更具攻坚性的两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是来自东北的四野打的。而淮海战役，则主要在农村平原，更多具有运动战性质。对国民党方面来说，东北如果落在共产党手里，那蒋家王朝也就坐不下去了。所以抗战一胜利，国民党就借用美国舰船，把它的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运来东北，其他部队也从平津出发经山海关北上。但它终究晚了一步，在这之前，我们冀热辽的部队已经进了沈阳，同时还从山东、苏北等地抽调十一万大军，海陆并进开赴东北。中央更派了近三分之一的（二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两万名各级干部到东北工作。只是在初期的指导方针上，从中央到东北局，却犯了想独占东北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提出要“坚守要点”，集中兵力在北宁路上阻击敌人，甚至听到过“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所以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在南满打了几个硬碰硬的仗，特别是提出以“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四平，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方针下的具体部署上，就把部队主力放在南满，也把根据地来的绝大多数干部留在南满，还要求在敌人打来时干部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例如我曾工作过的辽阳，一个县就安排了近百名延安和各根据地来的干部。这儿在被敌人占领后，他们不少人被俘或牺牲。县委书记李承锟负伤后离开辽阳，千辛万苦找到南满分局，见到组织部长江华。江对他说，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毛主席去好了！他无奈又找陈云。陈云对他加以安慰，还说，有人送我两瓶鱼肝油，你拿一瓶去吃，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就去柳河任县委书记，那里正缺人。所以李承锟对陈云印象特好，我们一起工作后，他多次给大家谈到这件事。可是在北满、西满，不少县只派去县长和县委书记三两个人，有的到后不久就被当地土匪或称国民党地下军的给轻而易举地杀害了。
　　当时东北的这种情况，曾造成东北局的激烈争论和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在东北局里，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不同意彭真的方针和做法，而彭真则强调他是在贯彻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精神。一直争论到第二年六月，中央才决定改组东北局，由林彪任书记，彭真（不久即回到中央）、高岗、陈云任副书记。改组后的东北局提出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并决定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东北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再加上后来军事上三下江南（松花江）和四保临江的胜利，形势便完全稳定下来，国民党被逐渐围困在一些主要点线上，只有被动挨打。
　　上面对当时的东北情况讲得长了点。但不先讲一下这个大背景，后面有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而我的工作和活动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大约是1945年11月底，我向设在哈尔滨道里水道街（现改名兆麟街）的中苏友协报了到，被分配做宣传教育工作。直接领导我的是来自延安中央党校的郭霁云，提起这位同志，还有个笑话：她在延安时由于恋爱条件高，一些追求她的人碰了壁，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马奇诺”（二战前法国为对付德国而修筑了“马奇诺防线”）。一次在哈尔滨，有个老延安遇到她还真叫她“马同志”，弄得她啼笑皆非。在中苏友协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可干，主要是哈尔滨形势太乱，工作很难开展。北满分局搬到宾县去了，省、市委完全处于地下，相互联系只能秘密进行。后来我打听到市委驻地，要求调动工作，被杨维训了一顿：你来这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从这儿可以看出当时哈尔滨的形势有多紧张。
国民党方面，这时已在苏联帮助下接收了哈尔滨，派来了松江省长、哈尔滨市长等一批官员，成立了市政府和保安队，还在红军的保护下向一些主要县城派官授衔。但苏联执行的是两面政策，明里保护国民党接收，暗里却在帮我们发展。所以在哈尔滨就出现了两支保安队，有时自然不免发生点摩擦，但由于有红军驻扎，倒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而且由于我们到得早，有苏联支持，所以在总的方面还占优势。国民党知道苏联对我们的态度，也就不敢怎么样，只是组织了一批打手，见是解放区来人的模样，就打黑枪。我知道的好几个同志就是在街上被黑枪打死的。连李兆麟也是几个月后被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骗到饭店杀害的。所以当时组织上规定，不得随便外出，不得接触未经介绍的人。这样一来，我也就只能闷在机关，闲得发慌了。幸好这时冯仲云从沈阳撤出来，也没具体工作，就住在友协写他的《抗联简史》，还时不时地找我帮他看看文稿，或者聊天，很快我们就变成了忘年交。市里驻的苏军纪律也很差，见了手表、钢笔就要，有时喝啤酒吃烧鸡也不给钱，要不就给一大把钱，因为他们并不认识伪满票子。最严重的是要玩女人，害得解放区来的一些女同志剪了头发，女扮男装。在机关里闷极了，我也私自出来走走。我们那时都穿着便衣，也不大容易暴露身份，我竟一个人偷偷地去看了几次电影，也算开了眼界。因为我从小就到了延安，没有看过几次电影。在延安只有苏联片子，除了《夏伯阳》还是《夏伯阳》，而且是俄文的，还很少放映。
　　在中苏友协，我的任务是培训几个学生，也就六七个，给他们灌输点革命思想。还吸收了两个党员。我总觉得力量无从发挥，实在不想干了。离开延安，也算初出茅庐，本想轰轰烈烈地干一场，没想到整天闷在机关里。勉强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下决心去找市委书记杨维了。他在训了几句后，说：也好，现在外县正缺干部，既然你不愿意干，那就到双城去做群众工作吧。我说，我并不是不愿在哈尔滨工作，而是觉得这里无事可做，市里也不放手，好像一切还处于地下状态。李兆麟同志又不大了解中国情况，光知道服从苏联红军的指挥，忙着帮国民党接收。杨维也懒得和我论理，当即给我开了介绍信，送我出门。第二天我就只身乘车去了双城。从此开始了我在东北四年的地方群众工作。

在双城做地方工作

初到双城

双城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北满人口最多的县，地处松嫩平原黑土带，物产丰富，也是中国粮仓黑龙江的主要产粮县。清朝时这里就已是八旗屯垦重地，还有所谓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噙个旱烟袋，生个小孩吊起来——指摇篮）。后来，一则是满族的汉化，二则是汉族的大量移民，才多少打乱了原来的格局和风俗。另一个特点是民风剽悍，连一些老太婆都会打枪、扔手榴弹。这里是日伪经营的一个重点，设立了很大的军火库和储藏物资的仓库。由于物资富足、设备较全，所以那时的双城简直像个小独立王国，有印刷厂，可以自己印钞票，可以印自己编的中小学课本。印钞票是因为苏联的军用票太多太滥毫无信用，伪满钞票已停止流通，所以我们印的流通券一时还派上了用场，很顶事。北满分局或是北满军区司令部缺什么物资，如粮油被服等，也常来找我们要。双城也出了一些“名人”，如国民党的莫德惠，我们县委就驻在他的公馆。另外也出过五六个伪满大臣，留下了不少深宅大院。由于东北局执行重南满、轻北满的政策，上面只给双城派了五六个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有县委书记林诚、县长孙新仁、公安局长赵云鹏、宣传部长张拙之等，连他们的妻子加在一起也就十几个人。政权运转，还靠伪满职员。城外土匪猖獗，多打着国民党地下军的旗号。开始一阵，我们的人一般都不敢出城。
　　我到双城后，县委研究让我集中抓一阵教育。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不赶快把县政府的旧职员和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初步转变过来，既改变不了伪满统治的面貌，也无法培养出一批新干部，还可能让国民党钻进来。为了工作方便，给我安上了个县政府教育科长的名义，不但有权培训和调度中小学教职员工，还可组织政府官员的轮训。头天晚上县委商定，第二天就向全县通报下去，我也就走马上任，立即筹办一个名叫双城学院的短期训练班，分三到四批，把全县的上述人员轮训完，每期一个月，约一二百人，没受过训的人不得继续担任现职。我让原教育科的留用人员拟订轮训名单，如第一期为小学校长、教务和训导主任以上，以及少数中学教员和政府科级人员，限期完成准备工作，如确定地址，解决吃住等问题。没想到几天内就已办妥，进程比我们后来的大锅饭时期快得多。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双城的条件好，有不少逃亡官僚大地主的房子可以随便征用或借用，粮油副食也容易解决；二是因为直接影响到今后的职业和饭碗，所以旧人员受训的积极性非常高。
　　1946年初，双城学院正式开张。我以主任的名义包揽一切，管理、教学、政工、分配一把抓。每天上午讲课，下午讨论。我所讲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当前形势和发展趋势；共产党和现阶段的政策；社会发展史；跟着党走，做新人。一次正讲着课，杨维代表省委来视察工作，站在屋子外面听。那次讲的是社会发展史。下课后他就说：你讲得也太专门了一点吧？我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先从社会发展史讲起，不然，你共产党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干革命？讲这个是必要的。他也只好同意。我过去在抗大讲课作报告一般不用提纲，所以到双城学院就更能临场发挥了。虽然一开始有点口音问题，但是很快也就适应了。另外，我们也印一些文件，如《论联合政府》之类的给他们看。应该说，这个短期培训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些青年教师思想进步很快，我还在里面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不少骨干。这就使我们在各方面有了一批靠拢自己的人，了解情况更容易，工作也更顺手了。
　　经过三四个月的培训，任务完成，双城学院也就结束了。县委又商定让我去整顿一下伪满留下的“国高”（国民高等学校），把它办成一个包括初高中在内的双城中学。李兆麟遇害后，为了纪念他，改称兆麟中学。由孙新仁县长兼任校长，学校整个工作由我主持，算是教务主任。我在那儿不光管理和整顿全校工作，而且还要讲课。我采取的是延安上大课的办法。我没上过多少学，别的讲不了，只能讲两门，一是政治课，规定全校教职员和高中学生参加；二是给高中讲语文，教师自由参加。其实伪满的国高（四年）只相当于初中水平，所以上过高中的人不太多。但教员大多是大学毕业，有些人鼻子还是翘得老高的。甚至不少学生也对我这个不到二十四岁的土八路有点看不大起。政治课，他们当然没什么说的。就是语文课，也还是把他们给镇住了。因为我自小喜欢文学，有些中外名著看得很熟。我就给他们选一批中外作家的单篇文稿，如高尔基的《海燕》，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我是会回来的》，鲁迅的一些杂文和短篇小说或散文诗，以及茅盾、巴金、朱自清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讲点文学知识、名著介绍、文坛掌故。给他们吹这些，主要目的是改变他们看不起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观念。例如一次讲到英国三大诗人，我就给他们背一些拜伦、雪莱、济慈的诗，背拜伦的《哀希腊》和济慈的《骑士歌》，用的还是马君武的文言翻译，什么“骑士何所苦，凄然独彷徨。湖上草已残，百鸟停歌唱”。一次讲《喀秋莎》，虽然我知道自己五音不全，但还是用俄文和中文唱了几句。此外也给他们讲讲解放区文艺，如《李有才板话》、《白毛女》，有时也哼那么几句。这样一来，许多教员和学生还真被我给唬住了，认为共产党真不简单，有些人也主动提出要求参加革命了。
　　在双城学院和兆麟中学工作期间，我还做了一些其他与教育有关的事情。例如我抽空为小学编了一本五、六两个年级合用的语文课本。除自己编写一些课文外，也选用现成的文章。我记得选过朱老总的《回忆我的母亲》，因为当年在延安读时觉得很感人，所以印象特深。
　　那时虽然年轻力壮、干劲十足，但仍然忙得四脚朝天。这时正好我在延安的俄文老师李洁民回到双城老家，经县委研究讨论，由我出面把他请出了山。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李洁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关进保安处受尽折磨。日本投降后，给他作了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挂了起来，派回东北工作。他在北满分局转组织关系时，和他谈话的是刘达（刘成栋。李洁民说他是陈云的政治秘书），这位老兄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竟问起李洁民“抢救”中的问题。李洁民一听就火了，说：“又来了。”对方大约是个“极左”，仍然抓住不放。结果两人大吵，李洁民坚决提出退党，陈云出面劝阻无效。李洁民声言要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陈云只得说，那好吧，你不干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干下去的。李洁民回到双城也不找县委，就在家里一呆。我们闻讯后就去拜访，劝他出来工作。他先还是推委，后来同意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县里分配的工作。我们就请他担任兆麟中学的训导主任。这样，我就可以逐渐抽出身来了。

“准备牺牲”

由于东北局执行主要力量部署在南满的政策，北满的广大地区一开始只派了三五九旅一个旅，而且是集中剿匪和占领几个大城市。所以即使像双城这样重要的地方，也未派一兵一卒，由我们自己在那里招兵买马，组建县保安队。不过双城人力物力丰富，枪支弹药有的是，很快就建起了有四个连兵力的保安队维持县城秩序，还可分驻县外几个据点打土匪、看仓库。但里面一色本地人，缺乏我们自己的骨干，可靠性大成问题。城外大半地区是土匪的天下，自称国民党地下军，最大的一股约三四千人，番号“第三军”。国民党对保安队的办法是暗地拉拢、秘密委任。例如对保安队的一个连长，它就发给一个营长甚至团长的委任状，说你一旦起义公开活动，就是团长了，中央军很快就会来接收，共产党蹦不了几天了。我们四个连的保安队，排以上干部差不多都被委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大约是1946年的二三月，他们一切准备就绪，计划某天晚上来个里应外合，城外的第三军和城里的保安队一齐动手，杀掉我们从根据地来的这十多个人（他们称之为“关里客”），占领双城，请国民党派员接收。实现这一计划可以说易如反掌。有些县就发生过这类事变，过去也曾听到不少，没想到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
　　这时我还吃住在双城学院。一天晚上，县委书记林诚来了紧急电话，二话不说，叫我马上回县委去。到县委后，林诚才向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第三军已和保安队约好，半夜十二点动手，先由保安队在城里打响，第三军就从城外打进来。但在事发前的两三个小时出现了新的情况，敌人的计划没能成功。由于林诚是双城人，他的一个堂弟还是什么亲戚，被吸收到保安队当了个排长（或副连长），也拿到连升两级的委任状。可在动手前他的思想却激烈地斗争起来，觉得自己为了升官（何况还靠不住）杀害亲戚，实在过意不去。最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林诚。于是县委紧急采取对策。县里干部除我以外，都来自敌后根据地，他们武装斗争经验丰富，处变不惊，显得十分沉着。我却没有见过这种架势，不知如何是好，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脱口说了句：“那只好准备牺牲了。”后来他们就常开我的玩笑，说：还没开始先准备牺牲，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其实，他们当时也是够紧张的，都不敢站直身子，经过窗户，也要猫着腰匍匐过去，怕站起来被发现目标或打黑枪。后来商量了一个对策，就是先下手为强。没等他们动手，我们先来了个紧急集合，弄得他们措手不及。集合以后，林诚以保安队政委的身份命令：枪放下。他们就把枪都放到了地上。再喊：“向后转，开步走！”他们就走了。保安队只有接受委任的头儿知道暴动的事，其他小军官和队员都不知道，所以还听林诚的命令。那几个坏家伙一看事情败露，也慌了神，没了主意。我们把队伍再次集合好，公布了事情真相，说这是几个坏头头干的，与大家无关，即使受到委任的，许多人也是一时糊涂，上当受骗。宣布后，就先把那几个带头的给抓了起来。对一个最坏的连，把他们的枪下了后没发还他们。林诚亲戚的那个连，发还枪支执行任务。另外的连，准备做新的安排。城外那几千土匪，看时间过了里面却没动静，觉得大概出了事，吓得拔腿就跑，撤走了。他们到底是乌合之众，城里的保安队和外面的土匪，实际上都不行。要不然他们硬来打你，我们十来个人不也就完了？所以我才准备牺牲嘛。可一下子那三千多人的“第三军”竟拔腿跑到了三四十里以外的太平庄，就是现在哈尔滨飞机场那一带去了。我们开始整编保安队，撤掉了那些不可靠的家伙，提拔了一批事变中表现较好的官兵。双城的形势才比较稳定了。
　　为什么土匪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进攻离哈尔滨不到百里的像双城这样的大县城呢？这与当时整个东北的形势有很大关系。从我方来说，由于工作方针的失误，派赴北满的干部太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他们的正统观念很强，相信“中央”迟早会来接收，对共产党不了解也不信任。国民党却依仗苏联红军的保护，派人到东北接收一些重点城镇。我到双城不久，他们就派来了一个姓傅的老头当县长，他带了几个人，在红军的保护下来上任了。为此，李兆麟还专门到双城，又是劝说又是命令地要我们接受。我们只好让出县政府，搬到外面挂了一块双城卫戍司令部的牌子，县长变成了司令，仍旧管着原来管的一切。这位“傅县长”和他带来的几个人，反而没事干，衣食住行还要卫戍司令部供应，连出入都不自由。看得出来，他们对当这种官也是提心吊胆的。但对我们来说，国民党的县长在双城总是一种威胁，成为国民党地下军的精神支柱，也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他们挤走为好。于是县委就决定派我去哈尔滨找李兆麟交涉。李兆麟主要听红军的，思想显得有点右。但他也确有他的难处，经常受夹板气。他原是红军的上校，这时又以中共代表身份任国民党委任的松江省副省长，还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红军和我们的要求又往往互相矛盾。所以听了我的意见后，他也发了一顿牢骚，说不知道你们这些从关内根据地来的同志是怎么回事，不顾全大局，还说我是白劳德（原美共总书记，后被开除党籍。二战后期被认为是国际共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大约是国民党接收人员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他们只在双城呆了个把月就撤回哈尔滨了，一直没再回来。
　　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双城撤退。1946年5月前后，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并继续北进，大有进攻哈尔滨的架势。这时经中央同意，林彪决定放弃哈尔滨撤到佳木斯，并通知双城后撤。县委接到通知后立即集合出发，连夜赶到阿城县境。在此期间，由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做主处决了几个在押重犯，包括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此人伪满时也曾被日本人关在监狱，现在看来对他的处理不尽合适，但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也难怪林诚他们。第二天接到通知，国民党军队固守江南岸，估计是不敢孤军深入，所以又命令我们返回双城。回去一看，真是天下大乱，坏人趁机活动，暴徒大肆抢劫，我们只好严厉镇压，处决了一批带头闹事的。城外几个日本人留下的大仓库也遭抢，保安队回去后才弹压下去。幸好经过上次整顿，保安队表现不错。这次撤退因为发生在农历端午节，所以被当地称为“端午事件”。

下乡工作

在这次事件中，学校也遭抢，特别是存放在仓库的大批枪支不知下落。一批表现不好的教员学生不敢来上学。虽然还有许多不曾动摇的教职员和学生，但立即开学又不大容易。这时东北局已改组，林彪挂帅，号召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还出了个党内刊物叫《群众》。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也传达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决定由我挑选百余名表现较好的师生搞农村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最后由我写出一份《双城县永乐村调查》，刊登在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主编的《东北农村调查》一书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文章，自己也很重视，直到最近还把它编入《何方集》中，以作纪念。当时县委的同志也开玩笑说，这下你可就出名了，这本书连毛主席也会看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东北农村是个什么样子。
　　农村调查告一段落，也就是1946年七八月的时候，县委决定立即执行东北局关于组织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的决定，以县委为工作团，下设若干工作队，县委成员对全县实行分片包干。我分工负责双城西北地区，身兼工作队长和太平区区委书记。兆麟中学的事，交由“党外布尔什维克”李洁民办去了。我的任务是筹建管理城西北地区的一套人马，包括区委、区政府、区中队等，最主要的还是工作队。当时我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已经从双城学院、兆麟中学和农村调查中培养出了一批骨干，有二三十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展为了党员。经过他们的介绍推荐和在工作中就地招收，很快就组成了一支有七八十人的武装工作队（男同志每人带枪）。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区中队维持本地区治安，由我兼政委（这是非常时期的安排，一般情况区中队只设指导员），实际上归工作队管。

图：1947年6月17日，作者与林诚、孙新仁、张拙一在哈尔滨

那时双城的农村还非常乱，土匪到处活动，村政权带有维持会性质，既服从我们管，土匪来了也得应付。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清剿土匪、扩军征粮，什么都干。工作的方法是由点到面，步步推进。我们进驻的第一个据点是县城和太平庄中间的正蓝头屯，以此为中心兼顾周围几个屯子。但这时还不是直接搞土改，而是在反奸清算的口号下解决土地问题，其实也和土改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斗争对象主要是伪满时期为日本人服务和做过坏事的地主和坏人，不触动富农，也不斗争一般地主，只动员他们献地献牲口。这样做的结果，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历史任务。从反奸清算解决土地问题着手，群众容易发动，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从点到面地铺开了。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一批村屯就已分了土地，建立了党组织和村政权，起出了不少隐藏的枪支和毒品，动员许多青壮年参了军，工作队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用了不到半年，我们就已进驻区政府所在地的太平庄。
　　在这期间，我写了长篇新闻报道：《大刘家窝堡的群众是怎样发动起来的？》，被《东北日报》发在了头版。这一下竟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新任省委书记张秀山率领宣传部长李华生、妇女部长区梦觉等来双城了解情况。《东北日报》也派记者穆青和张凛到我这儿来采访。他们两位都来自延安，所以很能和我谈到一起。虽然东北当时还不稳定，老百姓并不向着我们，但我们每插进一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我们的厉害劲儿。我一进入大刘家窝堡，就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培养积极分子的过程中发展了几个党员。虽然人数很少，但一成立党支部，全村形势一下子就稳当了。这也是我下乡工作的主要经验。经过省委的了解和记者的采访，我善于做群众工作，算是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也成了我后来被抽调南下的原因。
　　进驻太平庄以后，为了对付那一带的土匪，我觉得首先要把工作队整顿好，所以就搞了一次演习。一天晚上，我把工作队集合起来，告诉大家说：敌人已经过了松花江，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决定工作队留下打游击，到草甸子、柳树林里去活动，艰苦几年是避免不了，但解放东北肯定没问题，也许三年，最多五年吧。愿意跟我们走的立即整队转移，不愿意走的，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自由选择留下，等将来我们打回来时再见。结果三分之一的人不干了，主要是怕苦，对共产党没信心，以小学教员和中学生等小知识分子居多。在这些人中，最后跟我们走的只剩下不到十个人。真是大浪淘沙！他们在建国后几乎都成了厅局级以上的干部。倒是从农民里面吸收的积极分子，没有几个动摇的，我说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为了使演习逼真，我说，我们的枪太多了，带不了，但也不能留给敌人，除了各人随身带的枪以外，其余百来条枪只把枪栓卸下带走。我的脑筋也太简单，以为回来时可以把枪栓再安上去嘛。可是等到回来，枪栓混在一起，怎么也安装不齐，结果损坏了好多武器。不过那会儿的枪多得很，也无所谓。这样，我们的队伍就开拔了。走了一阵停下来休息。我宣布，今天是演习，现在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些没跟着走的工作队员发现上了当，苦苦哀告要求归队。我说算了吧，将来去做别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打发他们各自回家了。

图：1947年秋，东丰贫雇农大会会场

对于剿匪，东北局根据半年多的经验教训，认定改造匪首和惯匪是没希望的，这些家伙反复无常，最后还是叛变。因此决定要用各种办法把他们逮捕起来，送到上面去秘密除掉。活动在太平区一带的一个土匪头子，绰号叫“盖四省”。他下面有一大帮土匪，不晓得有几百人。怎么才能抓到他呢？我就先找人给他送了个口信说，他搞国民党地下军是根本没前途的，不如早点归顺我们，改编后他还可以得到提升呢，骗了他一通。开始他不信，但看到群众发动起来后确实也无路可走，因此回话说，我要先和你们的长官见面谈一下。我再捎话给他，商定在双方交界的一个村子里会面，大家都不带部队，各人只带一个警卫员。这当然有风险，但估计问题不大。我就带着警卫员赵守先，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当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时，我就给他讲道理说：你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应该想想自己的出路，等等。总而言之，我总算把那家伙给说动了。他当即答应说：好，明天我到区上去。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把他抓住关了起来。但不知怎么弄的，还没来得及上送，就叫他给跑掉了。我气坏了，严厉处分了看管人员。他也坚决不再上当了，不管怎样捎话给他，他都决不露面了。 
　　后来，随着部队的清剿和群众的发动，不到半年土匪就被彻底消灭光了。我工作的太平区也真的太平了。也就在这期间，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北满的形势已完全稳定下来，喜欢安静的林彪就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移到双城，而且驻了一两年，成为全国惟一长期稳坐钓鱼台的总部。林彪生活简朴、不事声张、行为诡秘，双城的一般干部和群众一直都不知道民主联军的总部驻在这里。县委也只是有时奉命去向林彪汇报一下发动群众和地方工作的情况。正是在形势完全好转、工作欣欣向荣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太平区，也离开工作一年半的双城而南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