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56年夏，傅聪与父亲在研谈诗词

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现华东师大一附中）成立八十周年之际，傅敏向母校寄赠了一套由他担任执行主编的《傅雷全集》。
　　《傅雷全集》共二十卷，收集了傅雷先生（1908—1966）一生笔耕三十七载的全部译作和著述。这是在《傅雷译文集》（1985年）和《傅雷文集》（1998年）两部巨帙的基础上编纂的，也包含了傅聪傅敏昆仲、友人、研究者、热心人，为发掘整理傅雷的精神财富而付出的艰辛劳动。作为这一系列书籍的主编和策划人，傅敏着实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199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发掘整理傅雷著译的工作，成绩斐然，令人敬佩。
　　傅敏1956年高中毕业前后，父亲傅雷尚不到50岁，正功成名遂，并以无党派文化名人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不久又出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胞兄傅聪在国际乐坛脱颖而出，成了新中国响当当的青年钢琴家，声誉鹊起。傅敏则进入外交学院学习，凭他的聪慧和学养，出不了几年准能当上一名称职的外交官。
　　但是，一场以“阳谋”著称的狂风恶浪突然袭来。傅雷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底傅聪无奈出走英国, 蒙上了“叛国者”的恶名。父兄的政治罪愆，压得傅敏几乎难以喘息。第二年以“培训英语教师”为名，他从外交学院被支到了北京外语学院 ，1962年毕业后一直分配不出去，到年底，才为北京女一中校长杨滨顶着压力招聘为英语教师。面对厄运与羞辱，傅敏却十分理智，仍然认真地投身于英语教学，并赢得了师生一致好评。然而，1966年9月4日晚上，一张仅有六个字的加急电报“父母双亡速归”令他肠断魂销。那晚八点左右，他手里攥着那张电报纸，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中央，默默哀告老天，把他化成一缕青烟飞到上海以陪伴父母的冤魂。
　　若干年后，傅敏曾对我说：“幸好1966年9月哥哥和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否则，凭着我们兄弟俩的性格，同样会舍生取义，那就不是两条人命了！”但是，傅敏在北京却曾两次以死抗争。“文革”开始不久，有个学生说了对领袖思想也可“一分为二”的话，受到整肃，傅敏公开为这个学生喊冤，再加上一些反“文革”、反江青的言论，结果他自已也成了“现反”，被批斗，被长期囚禁在一间破屋中。“文革”盛行的酷刑他差不多都尝过，曾两度自尽未果。
　　女一中一位军代表对他起了恻隐之心，设法将他调到其战友任军代表的北京七中，使他重新回到讲台。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只有这种痛苦，才迫使我们大彻大悟。” 傅敏的体验是：“一个旧的时代制造了难以数计的悲剧，难以数计的悲剧一定会催生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家是一连串悲剧的承受者，父亲和他无非是提前说了一些真话和做了一些真事。
在父亲昭雪后，傅敏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先后作出了两次出人意外的抉择。
　　第一次是1980年9月，他赴英进修一年半后毅然回国，继续在七中担任英语教员。凭他的条件，留在英国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父亲说他“是块教书的料”。千真万确。在中学英语教员的岗位上，他干得十分出色。1979至1997年，他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园丁”，并出了两本英语教学专著和一盘关于语音教学的录像带。1990年，他被评为英语特级教师，被聘为北京市教育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连续五届被选为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直至退休。
　　第二次是1997年退休时，许多人请他创办或主持英语培训班或口语速成班，几位国内著名的英语界老学者诚邀他编写英语教材，都被他婉拒了。傅敏认为自已应在整理父亲著译上下苦功，胞兄傅聪在国外潜心于音乐事业，分身无术，因此他责无旁贷。自80年代初开始，他就埋头于这项工作。朝于斯，晚于斯，手不释卷，锲而不舍，经他主编、策划的傅雷的书籍(初版或再版)已达数十种, 印数达几百万册。
　　去年夏天，知名语言学家、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曾对傅敏说：“你不单是傅雷先生的儿子，也是傅雷的研究者。”傅敏回答说，“我虽然在整理、发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说‘研究’还实在谈不上。”
　　傅敏的最大功绩是促成《傅雷家书》的问世。父母亲给他的百通家书已毁于“文革”时期，1979年，他在退回的抄家物品中意外地发现了两封由母亲缮抄的父亲给他的信。面对遗墨，他感慨万千。上大学前父母对他的耳提面命，随着岁月的推移，毕竟逐渐淡薄了。他读着这两封遗墨，不禁热泪盈眶。从恋爱观、待人接物、性格培养、自我解剖，到如何看待艰苦生活、树立“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的人生观，父亲的字字句句无不震撼人心。1980年初，《青年一代》刊登了这两封家信，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傅雷，一个“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岸形象。纷纷要求傅敏尽多尽快地刊布傅雷的遗墨。
　　由于胞兄傅聪身处异域，有条件把父亲给他的书信大部分保存了下来。从1979年夏季起，傅敏在英国开始整理家书。他对我说，编“家书”是他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傅氏昆仲，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先生对“家书”的刊布也功不可没。范用从傅雷老友楼适夷先生那里知晓傅敏在编辑傅雷的家信，主动上门找傅敏商洽出版事宜。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家书”的出版过程中曾出现波折。如果没有范用先生的鼎力相助，“家书”的问世至少会拖上好几年。
　　自1981年8月三联初版以来，《傅雷家书》共出了七版，其中包括2003年和2004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两个新增补本。随着傅雷佚文的陆续发现，“家书”从最初的127通和185通增至200通。初版字数只有近十五万字，两个新增补本则分别为三十八万字（附带照片）和三十三万七千字。这七个版本的印数已达一百五十万册。据说盗版的《傅雷家书》可能有二百万册。新增补本和前几版的不同，除了佚文的增添，还在于傅敏对编辑理念的调整。前几版为了压缩篇幅，删节较多，许多反映父子间亲情的感人内容未予保留。读者在新版中不难发现，傅雷先生除了“严正”、“严明”、“严厉”的一面，还有温和、通达和宽忍的一面。

图：傅聪傅敏在傅雷夫妇追悼会之前

傅雷先生不会想到，他的这些感事命笔、信手写来的家书，使他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傅雷的成名是因他几十年焦心苦虑、精雕细刻的三十多部译著；而“家书”却成为我国非政治类通俗读物中最畅销的书籍，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被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
　　200通家信中，有24封傅雷用英、法文书写，还有七八百项外文注释，需要还原成中文。傅敏有知人之明，把这项工作交付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金教授精通英、法文，中文功底亦深厚。她的译文，作到了准确和原汁原味。恰到好处。
　　在编辑、整理父亲著译过程中，傅敏还结识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罗新璋先生。罗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为研究傅雷的译风，他曾把傅的译文逐句抄在法文原著上，进行比较、学习和研究，前后抄录了二百五十余万字。198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向傅敏推荐罗新璋出任《傅雷译文集》编辑和通校，说“他是个才子，法文好，中文底子也好！”钱老先后两次审阅了罗先生为《译文集》撰写的出版说明，并对文字有所增添。在罗先生的操劳下，“译文集”从内容编排、设计校订等等，都精益求精，足可告慰傅雷先生。　　为了出好父亲的著译，傅敏多方寻求父亲生前好友的帮助。《傅雷译文集》的体系和出版原则，先由钱钟书夫妇提出，又经傅敏征询周煦良、姜椿芳、楼适夷、柯灵、郑郊询等前辈的意见才最后确定下来。傅雷生前惟一未正式发表的译作《罗丹艺术论》，是刘海粟弟子在整理刘宅浩劫余物时发现的，是傅雷于1931至1932年冬春之际留下的油印稿。傅敏将这份零乱不堪的油印稿交给罗新璋先生，请他根据法文原著校订后，收入《傅雷译文集》第二版。傅敏还请杨绛先生为《傅译传记五种》作序。傅雷23岁至26岁间撰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在1979年春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发现的，1982年春，傅敏请我国知名画家和工艺美术家、父亲的挚友庞薰教授评阅这本由十行笺纸装订的线装书稿。庞先生为该书的出版撰写了前言。 
　　为了寻找父亲佚散的著译，傅敏多方联络，向父辈和海外友人呼援。他将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集到的傅雷佚散的短篇译文，收编在《傅雷译文集》第十四卷中。他还委托金圣华教授在巴黎各图书馆寻找父亲的旧作。然而，傅雷生前所译的最后一部小说《猫儿打球号》手稿、《高老头》序言以及关于翻译问题的《万言书》（油印本），因“文革”抄家而导致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