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8日，作者的大姐、北京红卫兵丁烈到大竹县张家公社林场串连点火，知青造反，成立“红卫12·8”组织。这是姐弟俩在垫江的留影。

当晚车到大竹县，我们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县安置办公室，争取得到一些宣传用品。安置办公室是负责安置复转军人和知青的办事机构。小楼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队伍入驻后，院里人进人出，屋内柜门大开，文件散落一地，没人打扫卫生。墙角，有一摞凌乱的信函文件，我随手拿起一叠来翻看。可就是这一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有几个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荡在眼前——这是一些公函便笺写就的往来信函，纸张的上边是一行铅印的便笺字头，字字夺目：“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

“精简城市人口”？我心一惊，怎么，我们知青该不是“精简的城市人口”吧？一下子有好些问题在脑子里翻飞，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这些来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们是最近的。
　　翻看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来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1964年、1963年……也就是说，我们1964年上山下乡，其实就是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里了，以至于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应不过来。
　　我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乱七八糟的说不出什么滋味。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为了让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消肿，动员群体下乡，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结合起来。但是，城市人口精简的原则是什么？当权者使用了一个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论！正是这一标准，把我们从城市户口中扒拉掉了。
　　过去我们曾经闪过这样的“臆想”，但不愿去印证它。
　　可是，现在一切明白了，心灵的崇高在一瞬间嬗变，原有的价值观于隐痛中发生动摇。
　　我头脑乱糟糟的，情绪激愤，我哇啦啦地述说“意外的发现”，阐述联想，喋喋不休，过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幼稚病”、“动摇性”，这会儿又犯了。
　　造反团的知青们听到我的“发现”，先是惊讶，继而和我一样情绪激愤，心潮难平。
　　于是，我主动找到一个本地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与他们沟通。我认真地听他述说他们现在“造反”的内容。这位知青头头说，社办林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的建立损害了群众利益。首先林场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调”，把农民的住房、猪圈以建林场的名义据为己有；其次耕种的田土，大部分是农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夺过来，完全违反了土改时“农民耕种，不得平调”的承诺；第三，知青在农村“修补地球”，浪费青春，是知识的退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还给农民。
　　“那……把土地、房屋还给了农民，我们开荒、建房来得及吗？”我问。
　　“建什么房啊？知识青年应该回到城里重新创业！”这位知青头头肯定地说。
　　“回城？谁给你办户口呢？”
　　知青头头沉吟片刻，说，“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国家，城乡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纸户口簿来严格分划的。户口迁出城市易，迁回城市难。
　　但是，有一个念头渐渐坚定，就是知青要敢于造自己的反。林场真是一个畸形的怪胎，寄托的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知青只有先把自己的窝给端了，才可能闯出生路。
　　三天后，我们重新回到林场，开始酝酿“砸烂林场”的实施步骤。

这是一个包藏着“私心”（回城）的阴谋，我们不敢“阳谋”，我们不敢公开喊出“要户口回城”的口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时时让人颈项发凉，不得不小心从事。
　　我们开始草拟各种理论文章，引经据典寻找和阐述各种貌似正确的理由，为知青“砸烂林场”的观点辩解。同时，由于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

大竹县张家公社林场知青和相邻的石子公社林场知青同属“扎根派”，这是石子公社林场知青“革命青年红闯将战斗队”的合影。

首先，我们不忘组织观念，尽管当时的公社党委、政府已经瘫痪，但我们还是发了《致张家公社党委、政府公开信》。其次，我们编印了成册的材料，把对撤销林场有利的“最高指示”、“马列主义”和“普通群众的议论”实用主义地一并拿来，附在《公开信》之后，以增强说服力。同时，我们还把这些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在张家公社场镇的街道上广为张贴，让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知晓。
　　接下来，我们划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各个大队去游说，让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弄来的住房、猪圈、自留地通通领回去。
　　我和曾康宁一组，跑前锋大队，首先去冯家湾找生产队长冯达山，处理“飞地”（邻水县插入大竹县的零星地块）。过去山上打猎我们有几次合围撵山，处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份上，带头把原来属于他们邻水县的“飞地”收回，我们就开了一个好头，不愁后边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们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烫猪不来气儿”。道理他懂，也觉得我们在理，但他不敢应允收回。
　　于是，我只好我行我素，把一张加盖了公章的退还田土的说明放在他家桌上，扭头走，这就算退田了——我总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还你吧！
　　就这样，一段时日里，我们奔走了若干家，如法炮制，自以为万事大吉。
　　我们非常温和地实施着我们的阴谋，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胜利在望。但是我们错了。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7年4月底，我们像往常那样到山下的张家公社集镇赶场，一进街场我们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长的街镇房屋墙上，齐刷刷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字报对知青们退还田土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批驳，而大标语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把妄想复辟变天的知青黑头目绳之以法！”“镇压破坏知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枪毙知青败类，火烧牛鬼蛇神”……

尽管心惊肉跳，我还是强作镇定地浏览大字报。但心中已然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们的阴谋落空了。
　　我们返回林场，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笔墨，准备反戈一击打笔仗。
　　万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场的悲剧发生了。
　　这天深夜，女生宿舍传出曾丽珊自杀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
　　曾丽珊是个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爷爷曾是袍哥，她自然读不上大学，但她高中毕业来到农村一直在作“复考梦”，现在眼见林场难保，前程渺茫，心灵绝望了。
　　公社医院王院长被连夜请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这件事发生后，大家都瘫软了，等我拿主意。我也万念俱灰，说，“树倒猢狲散吧，溜回老家去。”一个月前“杀回老家去”的漂亮口号被改了一个关键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
　　谁料想，当晚，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解放军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砸烂林场带头闹事的知青头头，我也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了。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我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逻辑。这一群十多岁的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乱成一锅粥……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到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战栗……
　　那一晚，不知为什么，夜空中频频划过流星，每当星光一闪，就有人哭喊“完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居然和偌大的星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已经听信古人的迷信说法了。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是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的。我们赶到后，黄丛洲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了。
　　我暗暗自责，我在这件事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早已预感知青要户口回城无望，却灯蛾扑火自取灭亡！
　　此后事情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干部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最高指示”（当时谁都可以找出对自己有用的“最高指示”来的），同时，带来了5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那内容，仿佛就是针对我们这次砸烂林场的行为。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那些内容原本是我在重庆大礼堂主席台上说过的，而那时是劝阻重庆知青回城要户口有感而发。
　　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