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束鹿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二百多人，于1958年10月到河北省束鹿县（现辛集市）半工（耕）半读。束鹿县是当时全国闻名的“诗画之乡”。学校领导认为，中文系师生到束鹿，既能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受到教育，又能与部分中文专业课相结合，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我是三年级乙班三小班的学生干部，于10月19日打前站，先到束鹿县的圈头村安排吃住及有关活动。21日，全班三十五人到达。其他五个小班的同学，住在附近别的村庄。
　　“诗画之乡”的束鹿，真是名不虚传，村村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的诗歌、绘画和豪言壮语。诸如：“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不如毛主席。”“总路线是明灯，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好！”“苦战三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画的棉花像大树，画的粮堆高上天，一个老汉凑近太阳吸袋烟，还有诗画配的共产主义畅想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
　　我们小班住到圈头村，同学们分散住到农民家里，同社员一起劳动，同时安排一定时间学习部分专业课。看到农村“大跃进”的气氛和公社化后的农村新貌，处处有歌声，街道如画廊。我们受到鼓舞和教育，感到离共产主义更近了，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情绪高涨。
　　10月31日，在束鹿县的新城，中文系主任黄泛向我们下乡师生作了大搞科研的动员报告。他说，随着农业“大跃进”，文艺形成了群众运动，冲破了过去的局限性，文艺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民的了。专业文艺工作者要和群众结合，深入到群众中去。我们中文系师生要大搞科学研究。
　　科研怎样搞法呢？黄主任强调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人动手，教师、学生和群众三结合，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下乡调查时，要以普通劳动者自居，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搞科研也要放卫星，一定要反映出高度共产主义精神，要有完美的艺术作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等等。最后，黄主任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编写人民公社史的设想。
　　11月1日，学校请来了中共束鹿县委宣传部穆部长给我们下乡的全体师生作报告，介绍束鹿县开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情况。穆部长说：群众文艺运动是随着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的。束鹿县村村都有赛诗会、朗诵会、小报，千人写，万人编，诗歌遍田野、诗歌满山河。全县男女老少共有四十万人，就有二十二万人参加了文艺创作活动。至于诗歌写了多少，不是按篇章计算，而是按重量计算的。从1月至9月，各类作品共有十三万斤。据一个公社最近的报告，就有三百多万件作品。全县经常写作的有一万多人，三好（思想好、劳动好、写作好）作者八百多人。穆部长的讲话生动具体，同学们备受鼓舞。

下乡调查

1958年11月1日，根据系里的安排，我们这个小班成立了人民公社史写作组，开始由十二人组成，主要成员有王安然、倪玉泉、许尚存等，我任组长，还有一名吴老师也参加。我们确定以南吕村为重点，编写《金星人民公社史》，该公社的领导机关驻地在范家庄。
　　束鹿县金星人民公社于1958年9月1日成立，才刚刚两个月，还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怎么写它的历史？写什么内容？经学习讨论，我们初步定为，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求解放，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为主线，以公社成立及成立后的农村新面貌为重点。
　　农村人民公社，完全是遵照《决议》的各项规定建立起来的，我们也是根据《决议》的精神，结合金星人民公社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写“公社史”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引几段《决议》的文字：

　　“出现有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人民公社建立后……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拟出初步调查提纲后，我们于11月2日开始下村调查，分头走访了金星人民公社的范家庄、南吕村、北吕村、王家庄、张家庄、北位伯、东大陈、摇头等九个村庄，而以南吕村为重点，访问了十一个团体，约二百人。
　　在调查访问过程中，我们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有关文字资料。诸如：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的章程，公社章程，公社的组织机构，领导系统，工农商学兵的组织领导、活动安排，农林牧副渔的情况，各部门各村的总结汇报、文化活动情况、摇头村棉花丰产经验，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公社的好人好事典型材料，在合作化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材料，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协作中的典型人物、事件和数字，党是怎样具体领导合作化和公社化的、等等。公社史写作组同学先后两次下各村调查，在第一次调查访问的十天里，我们就搜集到一百多份文字材料，为写公社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图1 1958年11月，河北省束鹿县圈头村大队部。时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56级乙三班来此半工半读。后排左三为王安然，第二排右二为倪玉泉，第二排左三为许尚存，许的右边、并排者为本文作者。

苦战五十天，写出“公社史”

在“大跃进”的年代，人人头脑发热，青年人更达到发烧的程度。“深秋寒冬从灯前，乐为公社写史篇。鏖战直到下半夜，精神振奋不知倦。”这首小诗是当时写作情景的真实写照。大家昼夜奋战，很快写出了初稿。11月27日，全组讨论初稿。大家认为书稿已基本成型，有的篇章写得不错，真实又比较生动。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章节反映农村生活不准确、不全面；还有的抒发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不符合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也需要加工提高。
　　我们在束鹿半工半读，既要参加一定的农业劳动，又要上一定的专业课，还要进行劳卫制体育达标，更要每人完成几十篇的诗歌、小说等文艺创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竟在二十五天内写出了近十万字的公社史初稿。
　　12月7日返校后，我们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公社史”的补充和修改工作。为了完成任务，夜战成了家常饭，甚至通宵不眠，星期六不看电影，星期天也不休息。到12月22日，“公社史”的第五次修订稿完成，并已抄写清楚，实现了我们“苦战五十天，写出公社史”的口号。又用两天时间，进行一字一句的校对。24日，定稿工作全部完成，共约十万字。当晚，“公社史”写作组同学座谈体会，一致认为，通过写公社史的实际锻练，受到了教育，提高了写作能力。
　　第二天，我把《金星人民公社史》书稿，作为“大跃进”年代下乡半工（耕）半读的科研成果，交给中文系领导，请他们审阅和处理。
　　中文系领导对《金星人民公社史》书稿很重视，不久送给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1月21日获悉，我们写的“公社史”行将出版，写作组的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兴奋。

“公社史”概貌

       歌颂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是“公社史”的主旋律，意在诠释毛主席对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的论述。
　　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我们在公社史里，记述了金星人民公社之大。原来的农业高级社基本上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金星人民公社是由五六个乡合并成的一个大公社。公社的规模扩大了，它所包括的事业和生产经营范围也扩大了，工农商学兵各项事业相结合，农林牧副渔要全面发展。其管理机构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根据《决议》的规定和精神，金星人民公社的管理机构，实行政社合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乡人民政府就是公社管理委员会。公社党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纪检会、秘书室。在行政上，公社管委会即乡政府，设立十二个部门，计有农业部、工交部、基建部、文卫部、财务部、军事部、供销部、信用部、生活福利部、治安保卫部、计划委员会，还有一个公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严重脱离了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干部的管理能力；在大公社统一经营、统一安排和调度下，取消了生产队和社员的自立权，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政社合一，党政不分，政社不分，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农业生产，必然产生强迫命令、瞎指挥。例如：束鹿县金星人民公社地处冀中平原，属北方旱地，并非南国水乡。但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调动大批劳动力，挖了一条横贯公社的大水渠，修建了一个十亩大的养鱼池，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人民公社另一特征就是“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高。金星人民公社一成立，原来四十三个村农业社的土地、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全部无代价地转为公社所有。社员个人的自留地、林木、家畜等，也都并为公社集体经营，自然变为“公有了”，除“一铺一盖、一碗一筷”之外都要归公。取消自留地等私有财产，就割掉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残余，消灭了产生自私自利思想的经济基础。《决议》指出：“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全公社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归公社统一调拨和集中使用。这样就可以办大事业，如：大炼钢铁、大办运输、大搞机械化、大修水利、大搞耕地园田化、大地园林化、大办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大办”。
　　我们写“公社史”时，把上述为公社化的“大公”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当做共产主义精神大力宣扬，加以歌颂。认为这都是由私有变公有、由小集体经济变为大集体经济，逐步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步骤和条件加以肯定，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越纯越好。当时不知道，这是在大刮“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大搞平均主义；更不知道这是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严重混淆。
　　1958年种麦时节，金星人民公社调动陈位、大过、尖村等八个村的民兵、社员和学生好几百人，胶轮大车好几十辆，来到南吕村大协作，帮助往地里送粪，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南吕村有人说，成立了公社，成一家人了，现在人家帮助咱，以后咱也得帮助人家。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公社统一筹划资金和劳力。冯家庄四十多户，连一眼机井也打不起。公社就派许家庄去技术员，带着工具去协作，帮助打井。以前农业社的财权在村里，财力不足，买不起机器；现在财权在公社，财力大了，就买得起。
　　看似非常优越，殊不知公社无偿调拨各村各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农具和牲口，实质是对农民劳动者的剥夺。但我们写“公社史”时，认为这都是共产主义风格的大发扬，农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大步伐，建立公社后的农村新气象，大加肯定而大加颂扬，载入人民公社史册。
　　我们在“公社史”中还描述了金星人民公社大办各类学校，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状况。从下面一些数字，就可见其大概情景。全公社建立的学校有：红专大学5所260多人，农业大学1所70多人，医科大学1所110多人，畜牧大学4所180人，中学8所，艺校1所120多人，村村有红专学校共计5700多人。以上学校也搞军事化、集中学习，学校也办工厂和农场。公社小学已普及，村村有业校、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公社有电影队1个，剧院4个，专职剧团1个，业余剧团27个，文化站4个，村村有图书室、俱乐部、周刊小报等。
　　仅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这是如何严重地脱离实际，是何种程度的浮夸吹牛。当时，我们把这些都当做公社化出现的新生事物和农村新面貌，加以肯定和歌颂。还单写一节《幸福生活乐无边》，歌颂幼儿园和敬老院。
　　“公社史”也记述了南吕村的展览馆和文娱晚会。展览馆在几间房子里，用文字、图表、绘画和连环画等形式，介绍本村历史、现状和展望未来，展出本村走合作社道路的历程。“大跃进”和公社化取得的巨大成绩，出现的好人好事，忆苦思甜今昔对比，落后变先进的典型。还有“鸣放室”，用诗歌快板形式，批评落后，表扬先进。南吕村共青团支部表扬刘才：“我村刘才真是行，炼起钢来成英雄。看炉子，拉火风，样样他都打冲锋。”五连的批评说：“穆爱香，是滑蛋。地里活，她不干，我劝你，要改变，如果不改把你辩。”
　　我们几个同学曾经观看了南吕村的一次文娱晚会。男女老少都上台表演，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五六岁的小孩。节目有赛诗、独唱、对唱、快板、舞、打霸王鞭、拉洋片等，形式多种多样。内容都是联系实际，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三面红旗，表决心，鼓干劲。如赵文申唱家庭歌：“我们家，六口人，大家都来比干劲。生产学习双跃进，全家都争五好人。”
　　这就是南吕村、金星人民公社的全民文艺运动。我们把这样的文艺晚会和展览馆写入“公社史”。加以赞扬。其实当时大多数社员还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怎么能做到上级所要求的人人能读书、写诗、画画和创作呢！？

图2  1960年7月，本文作者（中）与王安然（左）、倪玉泉（右），许尚存（戴眼镜，头像虚者）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修改《金星人民公社史》。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原在天津，1958年迁到北京后，更名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

再下束鹿，几易其稿

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金星人民公社史》，但要求再增加一些新旧社会对比的内容，还让征求一下该公社领导的意见。这就必须再下束鹿。系主任黄泛批准我和倪玉泉同学再去束鹿调查。
　　这次修订之后，我们满怀希望，等待看《金星人民公社史》问世的好消息，想不到，1959年3月5日得到出版社通知，“公社史”还要修改。
　　系领导把“公社史”的出版视为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很重视，决定派我和两名青年教师一起再次上天津、下束鹿，先听取出版社的意见，然后下去调查。
　　3月7日，我们三人就到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原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主题是研究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指出：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快了一点。”要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即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此前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公社史”的叙述必须符合这一新精神。
　　到1960年2月29日，系领导又主动提出要修改“公社史”，因为其中有些篇章的内容，不符合现行的有关公社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因为近一年来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又不断有新的调整与变化。诸如：1959年4月初，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规定“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还规定对公社化初期“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旧账”，都要算清，要退赔。
　　5月7日和6月1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个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人民生活。
　　七八月间，庐山会议先纠“左”，后又反“右倾”，有关人民公社一些方针政策有些反复，1960年初又有些变化。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对上述有关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体制的变化，并不清楚，而学校领导与学校教研室几名政治课教师，根据现行的公社政策和体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直到1960年7月初，系领导还提出，让我们继续修改公社史稿。这其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总的思路不断变化、调整，而每一次变化调整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写的这部公社史显得政治上有不妥之处。这就四下束鹿，最后定稿。要修改，要增加公社成立后至今（1960年夏）的内容，就必须再下束鹿去调查访问。
　　7月5日，我和倪玉泉同学第四次下束鹿，到了金星人民公社所在地范家庄。为修改和充实公社史，增添了重要素材。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向黄主任汇报这次下束鹿调查的情况和收获。黄主任听了表示满意，并给九天时间进行写作和修改。因要搞毕业鉴定，耽搁了一些时日，拖到8月6日，“公社史”补充后的修订稿终于完成了，共约十五六万字。写作组的同学看到将近两年的心血成果，禁不住喜上眉梢。我将公社史书稿送给中文系黄主任，请领导审阅。写作组的同学，都盼望着我们写的《金星人民公社史》能够早日问世！

“公社史”的流产

1960年八九月份，我们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正面临毕业业分配。9月13日,通知了第一批九人分配名单。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买纸盒子、装书、打行李，整装待发。9月20日，我到黄泛主任家里去拜访，一是毕业离校前的告别，二是想问问“公社史”书稿最终是怎么处理的。黄主任先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当谈到“公社史”书稿时，他让我将定稿送出版社联系出版。书稿本应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但时隔一年多，未与该社再联系过，我又面临分配离校，现在已记不清当年是黄主任的意见，还是我们两人商量的意见，于是改为就近联系北京的出版社。当天，我拿着书稿找到位于朝内南小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说这类书他们不适合出，介绍我到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将书稿留下，说看了稿子以后才能决定是否出版。我满怀希望，但又不知命运如何。
　　10月份，我分配到石家庄师范学院（即现在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任教。从此，“公社史”书稿就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十二条》）。其中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坚决反对和彻底解决一平二调的错误；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等等。
　　通过学习《十二条》，感到我们这部“公社史”有许多内容不符合新的政策精神。我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联想到我们写的公社史，好多地方不符合新的精神，首先不符合三级所有制，曾经歌颂过的共产主义风格，现在看来成了‘共产风了’……公社史是不能出版了。” 这部“公社史”肯定要流产了。其根本原因，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乡调查、反复修改，还是赶不上有关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体制不断地调整和变化。
　　多年前我曾认为，幸亏我们的“公社史”没能出版，假如果真出版了，有些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反面教材。可现在我又觉得，《金星人民公社史》当时出版了该多好呀，因为它记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画面，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照片均为作者的大学同学、东南亚华侨黄忠诚拍摄）

图3  1960年7月，本文作者（右一）与《金星人民公社史》的主要写作者许尚存（左一）、倪玉泉（左二）、王安然（左三），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学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