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大学中各派政治势力竞争很激烈，而学生会则成了争夺的主要阵地。学生会对学运开展起决定性作用。抗战胜利后，金陵大学由成都迁回南京。1946年冬，高宜生经全校同学选举，为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包括正副理事长在内，理事会成员共九人。九名理事中，左、右、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她与副理事长王昭修和另一位理事属无党派中间力量。为避免明显的政治色彩，高宜生组织理事会开展一些康乐福利活动，如联谊会、音乐会、春游等。在其任理事长期间，有三件大事值得叙述。

一、抵制反苏游行

　　1947年3月，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实为国民党党校）学生会来函并派人到金大学生会联系，以“张萃夫事件”为名，发起反苏游行。高宜生认为，此事如交付理事会讨论，右倾力量必然大肆煽动，并逼理事会组织同学前往参加。高宜生决定不能引导同学们去参加这种性质的游行，压下了政大公函宣言等。自己托辞离京赴上海半月，待返回南京时，“反苏游行”已经过去，金大学生未参加。

二、去教育部、行政院请愿

　　该年5月初，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先后收到浙江大学及上海几所大学的宣言，呼吁以“于子三”在浙江监狱遇害一事发难。5月10日左右，中央大学学生前往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请愿内容为“物价高涨，学生生计困难。要求政府给予学生公费待遇”，具体要求是：“将半公费改为全公费，未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全部给予公费待遇。”高宜生认为中央大学同学的要求是合理的（当时未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于是召开理事会，商议如何响应，获理事会成员全体通过，遂于14日在金大礼堂召开会员(同学)大会，大会由高主持。大会决定前往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请愿内容与中央大学同。次日，高又召开了全体理事会，拟定了标语、口号、宣言等，由学术部和宣传部连夜准备。
　　5月16日上午8时左右，金大同学约七八百人在校内草坪集合，等待出发。校长陈裕光派人来请高宜生和王昭修等去谈话，校长让高以同学的安全为重，劝阻同学们前往。高答以“请愿是学生会大会决定的，我无权阻止”。旋即与王昭修离开校长室。请愿队伍打着“金陵大学”横幅，在高宜生带领下，浩浩荡荡开往成贤街教育部。
　　向政府“衙门”请愿，让执政者体谅民情，谈何容易。首轮谈判高宜生亲自参加，谈判前，高宜生伴同左映霞(女)同学在教育部门前宣读了由理事会通过的“告市民书”。让广大群众知道请愿的合理合法性。当时好多同学与笔者一同冲进教育部二楼办公室，质问对方谈判代表，要他们认真考虑学生的要求。谈判没有成功，高宜生遂带领金大同学转赴行政院请愿，仍由高和几个代表到楼上参加首轮谈判。下楼后，高宜生看见柱子上写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墙上、天花板上用油墨刷写的“停止内战”、“不准迫害学生”等标语（都是理事会审定的标语口号中没有的）。高宜生感到自己无力控制局面，且责任重大。同学们早已饥肠辘辘，一名理事未征求高的意见，振臂一呼：“同学们，到食堂吃饭去!”同学们即一哄而散，进入行政院大食堂。高对此甚为不满，感到难堪，因为达官贵人们并不在此食堂用膳，此举无疑搞错了请愿对象，且有损大学生形象。

南京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长高宜生

游行队伍集合好了，等待出发。

街头群众鼓掌支持游行队伍。

三、辞职引退

　　当晚高宜生召开理事会，总结当天情况，讨论下一步打算。高提到有些标语口号超出原来审定的内容，尤以去行政院大食堂抢小公务员们的饭吃，扩大对立面不好。高希望理事会成员心平气和，协调意见，制订下一步行动方针。孰料一位理事突然将手中一卷宣传品摔在地上，大叫“我不干了”，于是理事会不欢而散。高感到，自己既要负重大责任，又不能把握局面，惟一的办法是辞职。次日自写辞职书一份，称“无力胜任，另待高明”。至此，学生会的事务由当时金大学生自治会监事会监事长吴至美等同学主持，5月20日到总统府的请愿游行高宜生未去参加。
　　约在“五二○”后两日，金大三青团派朱萍同学到女生宿舍找高，说：“我们知道你需要支持，你不辞职，重新出来，我们三青团支持你。”被高宜生断然拒绝了。

四、“五二○”学运高潮

　　5月中旬，金大学生去教育部和行政院请愿，所提各项要求，都是基于改善学生待遇，如伙食费太贵，要求给所有大学生全面公费等。同时也提到教职工薪金太低，要求增加学校经费。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接见学生，说“政府财政困难，不能增加学生的伙食费”。学生们反问：“财政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这就把“我们饿，上不了课的口号”与“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结合起来。这期间，学运蔓延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
　　1947年5月20日，南京所有大专学校联合起来，举行首次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活动。金大参加同学达到千人以上。游行过程中，沿途群众都为之鼓掌，以示支持，有的市民主动为学生送茶水。政府方面当然早有准备，一大清早就出动了大批军警，手持木棍、水龙头，并出动马队，阻挡各路学生聚集。双方发生冲突，军警用武器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吃亏的当然是学生。珠江路口发生的惨案最为突出，被打成重伤的有三十多人，被逮捕的有六十多人。第二天各报纷纷刊载惨案真相。第三天《文汇报》、《新民报》被查封关闭，《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大肆污蔑，扭曲事实。南京“五二○”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学校纷纷成立支援组织，仅上海就有六十多所学校联合发表声明，急得国民党南京市的吴市长立即颁布了四项紧急法令，以遏止学生运动。
　　学运高潮中，蒋介石下令抓人。学校当局互相配合对学生采取扣学分、开除等手段。在内外压力下，罢课勉强地结束了。只是为了声援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相继发生的镇压学生流血事件，南京各校又罢了三天课之后复课。
　　历次学生运动，金大学生总是站在前列。1948年5月21日，纪念“五二○”周年晚会在中大草坪上举行，上万名学生、教师默哀悼念在民主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听取在“五二○”惨案中受伤的同学讲话。晚会以三百人的大合唱《怒吼吧!中国》，开始了气势磅礴的文艺演出。金大演出的话剧《典型犹存》，反映的是袁世凯篡权称帝之事，这是投向刚加冕的蒋总统头上的一把利剑。特务们大打出手，切断电源，拉倒汽油灯支架，会场立刻陷入一片漆黑，同学们手拉手，肩并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和“打倒特务、走狗”的吼声，响彻夜空。当晚，又有一批同学被捕和失踪。　为了营救被捕和失踪同学，各校均成立了营救会，组织学生到三青团总部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终于迫使当局释放了几位被捕的同学。

当时金大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后来知道，与笔者亲近的几位党员是：王行慈、张一诚、陈大桢、曹端碧、乔惠珍、彭云、许复宁等，男同学中只记得一位舒泽湖了。进步同学中有肖端清，她与我是同窗好友。她热情、勇敢、立场坚定、不畏强权。“五二○”学运充分暴露了政治系是金大反动势力的大本营，系主任朱某就是三青团在金大的总头目。教政治理论课的翟某是胡宗南的太太。国民党、三青团和复员军人在全系学生中占很大比例，他们经常以各种方式威胁肖端清，不让她参加学生运动。肖端清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受王行慈、张一诚等地下党员的引导，早已成为进步力量的中坚。在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过程中，她被提为金大学生请愿团的执委、主席团的发言人之一。又在京沪苏杭豫五区成立的学联中被指派为金大代表。1948年11月15日午夜，她被特务从金大女生宿舍中带走，同时被捕的女同学还有谷行素、陈大桢和曹端碧三位，关押在政治犯监狱。据报纸披露，这次被逮捕的共有46人，《新民报》记者、鼎鼎大名的浦熙修女士也在其中。

 
市民为游行学生送茶水。
 
流血了，学生被打成重伤。
 
1947年春假游太湖。左起：肖端清、王行慈、张一诚。王、张皆为中共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