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农历年初一，吴祖光对我说，明天夏衍先生有空，约我们去游浅水湾。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是第一次到香港，和夏衍先生在上海分手后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解放前我们都称他为夏衍先生，解放后称他为夏公）。第二天一早，吴祖光和我、秦威（画家）、陈歌幸（作曲家）四人，从九龙出发到香港和夏衍先生会齐，夏衍先生说，还有一批人在浅水湾等我们。

从香港到浅水湾没有公交车，只能坐出租车。可香港规定，一辆车连司机只能坐五人，违反规定要重罚，我们五个人一辆车坐不下，打两辆车要贵一倍，不划算，怎么办？还是夏衍先生出主意，他去和司机交涉，多给小费，多塞一个人，看到警察把头低下，“蒙混过关”。这一个人是谁？我一看非我莫属，便主动提出我坐二等，还自言自语地说：“挤着热闹，还可以省钱，何乐而不为？”引得他们哈哈大笑，夸夏衍先生为“香港老鬼”（上海话中是褒词），他默笑承认。

我认识夏衍先生是在1942年夏季，那时我们剧社在重庆郊区北碚，演出《北京人》，我演剧中的曾瑞贞。夏衍先生从桂林刚来重庆，为躲警报，住在北碚的兼善公寓。看了我们的演出，他问剧社的一位领导人：“那个演曾瑞贞的女演员是新加入剧社的吧，我不认识？”

一天下午，剧社领导找我一同去见夏衍先生。夏衍先生是久闻其名的大作家，我听过曹禺讲他的剧本的课，称他为中国的契诃夫。我很高兴，又想到自己是刚出校门的年轻演员，有点紧张，走到他房门口时，他开门含笑出来招呼我们，指着摆在桌上的西瓜，说吃点西瓜，消消暑；我们说一起吃吧！他说：“专给你们预备的，我是不吃瓜果的。”没有想到夏衍先生这么随和，又这么体贴人，我的紧张心情立马消失了。夏衍先生谈起桂林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说欧阳予倩主办的广西艺术馆演出他的剧本《心防》时，有一个女演员，原本是吴晓邦的弟子，学舞蹈的，饰演《心防》中的主要角色——杨爱棠，演得很不错，叫吕吉。我顺口而出：“那是我的堂房姐姐。您认识她？”夏衍先生说：“岂止认识，吕吉在香港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他们的证婚人。”听了夏衍先生的这番谈话，好像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到达浅水湾时，另一队人马——陶金（演员）、郑敏（演员）、吴家骧（剧务）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们八个人中，只有夏衍先生是老香港，其他的都刚来不久，便推夏衍先生为班长，带领我们游逛。

那天的天气灰蒙蒙的，正值冬季，微有寒意，游人稀少。我们漫步海滩，看远处点点风帆，近处浪涛翻滚。我是第一次看到大海，心旷神怡。我们随夏衍先生拾级而上，道路两旁的树木花卉错落有致，修剪都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石级尽头是一座英国式的高大建筑物。夏衍先生指着它说：“这是浅水湾有名的浅水湾酒店，和中环的香港大酒店、九龙的半岛大酒店三足鼎立，同样驰名。”他又说：“浅水湾是香港最早开发的一块海滩游乐场所，当初只有贵族、上流社会人士才能来此消遣，现在比较大众化多了，可还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我们边走边听他的讲解，他知识渊博，谈吐风趣，我们听得入神，紧紧围着他而行。

我们从另一条路顺坡而下又向沙滩走去，看到一个直径约十几米，周边用一尺来高的水泥墙围着的坟墓，中央有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夏衍先生指着它说，这是女作家萧红的墓地。

萧红是东北著名女作家，她怎么会来到香港？又怎么葬在了这美丽的风景区？夏衍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他说：萧红是一位天才横溢又勤奋写作的女作家，她思想进步，爱国抗日，她的小说《生死场》你们看过的吧！但是她生活坎坷，得了肺病（这病在那时无法医治，只靠调养），上海成为孤岛时，她到了广州，又来香港。大批文化人从香港回大陆，萧红病重只好留在香港，不久逝世于香港，朋友们把她草草地埋葬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日本军队中有一位文职官员知道萧红，敬慕萧红。他发现了萧红简陋的墓地，就把她迁到了这美丽的风景区，围墙是标志，白杨树下埋着萧红，让萧红面对大海，天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日本侵略者会给萧红迁墓？”我有些不解。夏衍先生说，日本人中间也有很多人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你在重庆见到过的鹿地亘夫妇，不就是和我们共同作战的日本人吗？

夏衍先生再次约我们出游香港仔，是在三个月后，一个艳阳高照的春天。他和女儿沈宁、我和吴祖光。当时的香港仔是个海湾渔村，渔民们祖祖辈辈居住、生活在船上，每家一条船，孩子出生在船上，学爬、学走都在船上，每个孩子腰间都拴一个大葫芦（万一落水，不会沉下去）。在船上长大、未出嫁的女孩子梳一条大辫子，称“疍家妹”。他们自成一个社区，和洋气十足的香港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租了一条渔船，在海湾游弋，那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碧波蓝天，我们闻着海水的腥味，听船主夫妇用广东普通话讲他们生活中的故事，听不懂时，夏衍先生给我们翻译。我们吃到了又新鲜又便宜的船家菜，使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这对我以后在电影《虾球传》中饰演疍家妹——亚姊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两次出游的人中，除吴家骧留在香港不知下落外，只有沈宁和我尚健在，而我已到了风烛残年。那时的香港也渐渐离我们远去，而这段与夏衍先生同游香港的往事，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头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