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为了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的请求，先后派出了由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组成的大批志愿部队开赴越南和老挝，援助越南和老挝人民。我有幸参与了这场援外战争，在越南、老挝战斗生活了七年，至今仍难以忘怀。

（一）

1965年7月，根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新组建了第五工程支队，下辖五个工兵团，另由云南省组建一个民工大队配属施工，昆明军区配属若干个高射炮营担任对空防御任务，共两万多人。支队首长、机关及工程团队，主要从军区机关和工程兵部队抽调组成，支队长徐成功、政委彭松韬。7月底的一天，我所在单位沈阳军区后勤部财务部的李健飞副部长通知我与朱文福马上移交工作，准备随工程兵五支队奔赴越南执行修路任务。当时我刚从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毕业，职务是助理员。图1是我（前排左一）在北京与后勤学院同学的合影。
　　8月3日，我与朱文福背着行李从沈阳乘火车来到营口市，到集结此地的支队后勤部报到。朱文福被任命为支队后勤部财务科长，我任财务科副科长。因任务特殊、行动秘密，支队在营口住了近一个月，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和教育培训。总政颁发的《援越抗美部队人员纪律守则》要求全体官兵必须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战胜一切困难，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支队购置补充了施工机械，财务科购买了保险柜、账本和办公用品，每人配发了手枪。按照上级规定，参战人员出国后不准携带有我军标志的任何物品，出国前一律脱下原来的军装，直接担负作战任务的防空部队换上越南人民军服装，我们工程兵部队则穿统一制式的灰色便服，戴解放帽、法式头盔，不佩戴领章帽徽。要求清除所有武器装备、车辆及个人用品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及图案。信封信笺、毛巾和穿军装的相片严禁携带出国。
8月31日，部队由营口乘火车开赴南宁，火车装载着推土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和物资。到达南宁后，转由公路抵达云南文山等地集结，进行战前训练。10月，部队经河口出境开赴越南。后勤人员分两批出国，第一批先到越南驻地盖房子，我和少量人员暂留文山，负责筹措物资。
　　1966年1月23日，我们第二批人员搭乘汽车赴越南。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到凌晨1点钟左右。下车后，我与几位后勤干部身背行李凭借手电筒的光亮，沿着小道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后勤部驻地。财务科的同志早已包好了饺子等着我们。第二天早晨，我才真正见识了驻地周围的景象。后勤部地处山谷密林中，旁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依山搭建了一间间茅草竹房，屋顶用葵树叶子铺盖并捆扎着麻绳，与民房别无二致。后勤部各科之间相距五六十米，房间用草席间隔，办公与睡觉在一起，桌凳是就地取材自制的，虽粗陋但很结实耐用。为防止美军轰炸，竹房四周都挖有防空洞。部队这样设营，美军飞机很难发现。筑路部队周围山上，配有我军高射炮阵地。图2是财务科同志在驻地的合影，一排左一为黄岩，二排右一为朱文福。
　　财务科的主要工作，是为筑路团队和机关提供经费保障，预算管理、会计核算、结算报销都必须规范有序地实施。一是限制现金流通。按照规定，个人不准携带人民币出国，发给援越部队官兵的工资、津贴，是1965年中国人民银行特制的“军用代金券”，凭“代金券”，可在团以上单位开设的战地服务社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已婚干部可申请代供方式，委托国内原部队把80%的工资发给家属，干部本人在越南只领取20%的代金券。二是工作追求时效。诸如管理检查、总结经验等活动，受客观条件限制很少组织，必要的文字材料简明扼要。工作与业余时间界限模糊，遇到问题随时处理。三是协同意识很强。大家都具有“一盘棋”思想，后勤其他部门，甚至军事、政治部门的工作，只要需要都积极承担。回国开会、采购物资和下部队时，能协助解决或代办的事情，都不会推诿扯皮。图3是朱文福在办公室，桌上摆着算盘、炮弹壳笔筒。

（二）

部队在越南北方筑路的主要危险，来自美军飞机的轰炸。刚到越南的第三天，我就看到美军飞机从驻地低空飞过，连飞行员的脸庞都看清了，但敌机并没有发现我们。年轻的同事有些惊慌，我是1947年入伍，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并没有特别的恐惧感。援越期间，筑路部队在施工中牺牲了不少官兵，根据两国政府商定的办法，牺牲官兵由其生前所在部队就地安葬。每个团建一个墓地，墓前竖的木牌写有烈士名字。有的惨烈场面，至今我都难以忘记。那是1971年6月初的一天，我到在老挝筑路的部队调查学习“五七指示”情况，公路因下雨塌方而中断，还好，沿线有昆明军区后勤部第23分部开设的兵站和野战医疗所，我就在一个兵站住了下来。第二天早晨，从前方突然传来阵阵高射炮和飞机的轰炸声，兵站接到命令，立即派医疗队前去抢救伤员。上午10点多，接运伤员的几辆汽车回来了，瞬间，整个兵站周围的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我眼看着几个年轻士兵浑身是血，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牺牲了。原来，为筑路部队担负防空任务的某高炮营遭到敌机轮番轰炸，虽奋勇反击，但全营官兵大部伤亡。在越期间，后勤人员与战争同样是零距离，也要抢救伤员、搬运炮弹。非战斗情况下也会有伤亡，我认识的某团一位财务助理员，就是在路边晾晒被褥时被美军飞机炸死的。图4是我在下部队检查工作途中，路标上的越文，显示距越南安沛市137公里。
　　部队在修路时，认真贯彻“疏散、隐蔽、伪装”的保护原则。驻地、车辆、器材都比较分散。住房离公路均有一段距离，由树木遮盖不露房顶，做饭不冒烟，点灯不见亮，晒物不见物。驻地和工地，依据地形地貌构筑防空工事。我军配属援越施工的高炮部队曾击落击伤不少美机，但由于两国有协定，战果全挂在越南的功劳簿上。最艰苦最危险的是一线筑路官兵，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下、在闷热的湿气中生活和施工，汗渍的衣服根本就晾不干，非得用火烤才行，不少官兵因此得了风湿关节炎。
　　官兵们与国内的通信联络主要靠军邮车，支队每两天派军邮车把信件带到云南河口邮电局，再将国内亲属的来信带到驻地。部队的通信地址是保密的，支队统一设信箱代号，如云南省某某号信箱，接着写某大队、中队及分队。零星人员也可顺路搭乘军邮车往来办事。我们在越南期间，“文化大革命”正席卷国内，但援越部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记得家里给我邮寄过社会上散发的“文革”小报。我有时也回国出差。当时的越南，物资极度匮乏，城镇主要建筑物都被美国飞机炸毁，商店里空空如也。后勤部购买各种物资，需要到河口或昆明。公务结束，必须按时归队。

（三）

越南的夏天很难熬。中午时分，太阳如一团火球挂在空中。我们这些来自东北地区的官兵，难以承受高温湿热的气候，经常感到窒息，睡觉时潮湿的被褥贴在身上很难受。时间长了，大家发现在公路边晾晒被褥效果好。沙石路经太阳暴晒，发出的热量有烘烤作用，于是我们就在公路边了搭架子，当然须注意遮挡隐蔽。当地的蚊子是黑色的，咬人很厉害，随时会向人发起攻击。晚上，身体暴露之处须涂上防蚊油，蚊帐一年四季必须挂着，防止患上疟疾。我们没遇到大的野兽，可能是被开山放炮吓跑了。不过，后勤机关种的一点玉米、蔬菜，基本被猴子糟蹋了。这些家伙，边吃边掰下来丢在地上，晚上还成群结伙前来骚扰，领头的猴子胆大，竟敢跳到室内寻找食物，听到喊声，它就窜出窗外逃之夭夭。对此，大家始终没有好的办法。上级规定不准打猎、捕鱼，要求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图5是朱文福在后勤部菜地里施肥。
　　吃的方面，总部对出国部队给予特殊照顾，伙食标准每人每天0.90元，干部每月要交12元的餐费。粮食和蔬菜主要靠国内供给，全是从几百里外的河口拉来的。尽管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出国部队的后勤保障尚未受到太大影响。夏季，遇到山洪暴发，公路被冲坏，补给车来不了，就只能吃干菜、花生米、粉条了。
 　　部队在越南的业余生活很枯燥，驻地没有电，晚上点煤油灯或蜡烛，每人发一支手电筒。防空警报一响，就须灭掉煤油灯，整个营区一片漆黑，如有急事全靠手电筒。业余时间，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打扑克、聊天。记得1966年秋天，中央慰问团来驻地慰问，演出文艺节目、放电影，大家兴高采烈如过年一般。援越部队与越南百姓基本不接触，平时看不到越南的青壮年，在农田里劳作的多是老人和身背孩子的妇女。逢春节，部队邀请越南县乡政府干部来驻地联欢，通常会来二三十人。先由双方领导讲话，然后到后勤部食堂吃饭，每桌鱼肉蛋禽十多道菜，喝国内运来的白酒、啤酒。在战时能搞得这样丰盛，来宾非常满意。1967年2月，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曾率党政领导到五支队拜年，支队机关举行了招待宴会。

（四）

随着筑路工程的不断进展，后勤部共转移了三次驻地。从1965年10月入越至1968年12月，经全体官兵三年多的艰苦奋战，修筑了老街省班菲至安沛省朗达的7号公路、义路省巴溪至莱州省平卢的11号公路，总长三百多公里。1968年12月，五支队圆满完成了援越修路任务，奉命回国，到云南玉溪进行两个多月的休整。
　　1969年2月，五支队又奉命赴老挝北部执行筑路任务。与越南相比，老挝的自然条件更艰苦，敌情更复杂。不仅会遭受敌机空袭，还要防范老挝右派军队的袭击。对此，部队在玉溪休整时就作了战前动员和思想教育，拿着地图向官兵讲解援老抗美与保卫国家安全的关系。五支队在老挝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修建了总长八百多公里的公路。图6是后勤部科以上干部在老挝驻地的合影。图7是朱文福在老挝下部队检查工作途中的留影。
　　我随工程兵五支队参加援越援老七年多时光。1972年2月，我们乘车从老挝回国，入境时，只见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哨兵持枪向我们致敬，当地领导和群众敲锣打鼓，列队欢迎我们。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与和平的宝贵。
　　图8是1972年5月，我从越南回来后，在自家门前与妻子的合影。妻子难掩内心的喜悦，而我却面露艰辛和疲惫，似乎仍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