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中学制服，我后来还带到了清华园。初开学时，也穿过一两次，后来在被十一级同学“拖尸”时，才知道穿中学制服，也是“罪状”之一。只好将这套制服，藏在箱底，永不再见天日了。

秋季入学

到了8月20号前后，在北平的一个金陵中学的同班同学邵循恺，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说看到北平《晨报》，我们两人都已经被清华录取了。他还说我应该在9月1日之前去北平。得知我被清华录取，父母也非常高兴，给我准备了一些衣物被服，我就单身去了北平。那年全国报考清华的大约有六千人，实际录取二百九十四人，最低分数线是67分。录取学生以考分高低排序，我是第176名。

1936年9月，被录取的莘莘学子、学女，纷纷自远近各方来到北平西郊的清华园，开始大学生活，我们那一级被称为“12级”。春风化雨，乐趣无穷。

入境随俗

初去清华园的新生，因对情况不太熟悉，举止往往不合“规则”。记得在上最初几节课时，每次教师进入课堂，总有很多学生起立致敬。这大概是那时一般中学的习惯。有一位教国文的李先生竟为这事，把学生教训了一通。大意是：新生到清华来，应该“入境随俗”。在清华，教师和学生都一律平等，教师来上课，学生不必起立致敬，这是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课。后来知道，“入境随俗”并不只限于在教室里，在校园里时时都要随时注意，以下就是一个实例。

夜半“拖尸”

开学两个星期以后，一天半夜，忽然有几个人冲进我们卧室。他们先用手电筒在我脸上照了一下，大声地说：“就是找你，赶快下楼！”我糊里糊涂，只好跟他们下楼，看见有一堆人在宿舍大门外。有一个人跳出来说：“这位新生行为越轨，应该把他拖尸。”我当时就问他：“有什么越轨行为？”他的回答是：“有一天你穿了清华网球校队的绒线背心，在各处招摇。你还穿了军官式的制服，在校园走动。”当时不由分说被几个彪形大汉抬手抬脚，在空中摇晃了几下，幸未伤及筋骨。我这才想起来，有一晚去找旧识11级的林慰梓聊天，临别时因为夜凉，向他借了一件绒线背心穿回宿舍，我还曾穿过金陵中学的制服在校园走动。想不到因为“我的衣服”（入学考题）而致祸。后来有人和我说“拖尸”这件事是一些11级（比我们高一级）同学搞的。凡是他们看了不顺眼的12级新生，都要被“夜半拖尸”。那夜被拖尸的另一位是王恭斌——著名外交家王正廷的侄子。

拖尸（英语toss 的音译），是美国大学的一种风俗。高年级学生为给新学生下马威：把他们抛在水里，或用其他方法来捉弄他们。拖尸的领头人是11级的陈体强，外号叫“陈体亏”。

现在来说说陈体强。他1939年清华政治学系毕业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所作论文被世界公认为是法学经典，大学法学院学生必读之书。1948年回国后，不久国体改变，此前所学都是“离经叛道”的谬论，遂郁郁不得志，并屡受冲击，不再有所作为，六十六岁就故世了。

院长捡球

在校园里一片最旧的平房宿舍里（大概是二院），有联排三间屋子，每间屋里都放了一张乒乓球桌，是专为学生作课余运动之用。我和室友邵循恺（195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后回国任教）都嗜好打乒乓球，每星期必定要去打两三次。有一个早春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打了半个钟头以后，汗流浃背，就把屋后两扇玻璃窗都打开通风。不巧因用力过猛，把球打出窗外。因为出去捡球要绕走很多的路，所以我们就到窗前去观望。刚好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薄呢大衣的人，靠着屋旁边走过来。我们就指着落在远远路旁的球说了声“Ball please！”那位先生居然跑了好几步，弯腰将球拾起，掷到窗内。我们称谢之余，仔细一看，那捡球的人竟是工学院院长顾毓琇。

顾毓琇（1902—2002）是20世纪的一个奇才。他集工程师、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于一身。1923年清华毕业，192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博士。回国后在政界、教育界、工业界服务，并在多个学校任校长、院长和教授。 1950年后，在美国大学任教，1999年退休。

教授不交题

第一学期的大一物理，在一间很大的教室上课，有五六十个学生。这门课原应由萨本栋教授主讲（他所著的《大学物理》就是这门课的教科书）。不过因为萨先生在美国没有回来，所以最初的几个月，由吴有训教授代课。那时每星期照例出几个物理题目，学生要在星期一上课以前，将写好的解答，放在教室前的一张长方桌上。大约在新年以后的一个星期一，我在上课前几分钟去交题，看见有一个穿着蓝色长袍的年轻人站在桌旁。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以为他一定是同班同学，就顺便问他一句：“你交题了吗？”那位年轻人向我摇了摇头，微笑着说：“我不用交题，我是萨本栋。”我赶紧上前与他握手，欢迎他回来授课。

现在来说说萨本栋（1902—1949）。1922年萨本栋在清华毕业后去美国入斯丹福大学，又去麻省的伍斯特工学院，1927年获得物理学博士。1928—1937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以后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9年病逝于美国加州。

1943年他被国民政府送去美国考察，来到斯城（Schenectady, NY）我工作的地方。我请他吃饭，并谈些清华往事。他还记得我是一年级学生，但不记得1937年春天我欢迎他回来授课的事了。

我认识的教授

1936年，临去清华之前，父亲给我一封信，叫我到清华后去找数学教授郑桐荪（1887—1963），因为他和郑在民国初年，一度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过数学。我去拜望郑教授和夫人后不久，他们就请我吃饭。同桌还有八九个学生，好像都是那年考取的新生。

一年以后，我在长沙临时大学选了郑桐荪的微积分课。只上了两三次，就有日本飞机轰炸市区和车站。以后他就没有再来上课，听说他和他的女儿回北平了。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教授，是潘光旦（1899—1967）。开学不久，他叫人来找我，说要请我到他家吃晚饭。我按时前去，才知道那是一个同乡聚会。江苏省邻近上海的四个县，太仓、嘉定、崇明、宝山的人都算是同乡。潘光旦是宝山人，我算是嘉定人，所有其他六七个在座学生也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同乡。说说笑笑，倒也热闹。1922年潘光旦在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主修优生学和遗传学。他在清华读书时，因踢足球伤腿，被锯去一段，走路得用单拐。学校选留美学生时，有人认为送他这个残废人出去“有伤国体”，经美国教员为他力争，才得出国。

“文革”时，红卫兵要他作文攻击美国，被他拒绝。他写了“我不能仇视美国，因为美国人讲正义”。红卫兵就逼他蹲在地上拔野草。1967年他得了膀胱炎，未获医治，在极端痛苦情况下，死在家里。

图三　作者当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借书证
 

图四　作者保存的清华校旗、校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