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的存照
最近整理旧物时，发现一张五十六年前的老照片，虽有些发黄，但画面尚清晰。
照片里，炕上两人迎面盘腿而坐，左边是时年52岁的父亲，身着黑色对襟袄，面对镜头，露出一丝微笑，右边为53岁的母亲，戴一顶黑毛线帽子，穿大襟黑衫，双眼皮因肿胀而下垂，表情淡然；炕下是当年商店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售货员，她左手擎着一杆带铁盘子的木杆秤，右手正拿起苹果准备称重。 面前的炕上放了两件家什，右为近似半圆柱形的铁皮桶，里面露出几条冻鱼的尾部，像是偏口和辫子鱼等，桶外有鸡蛋；左是柳条篮子，里边有蛹、葡萄等。
在照片背面，有父亲自右至左竖写的几行铅笔字：“一九六○年十一月，全家被灾挨饿，因肝瘦至二度病重，受商店照顾，摄影纪念；同时刘佩玉（注：笔者的母亲）患水肿。”（以上标点系笔者所加）由上可知，照片拍摄于“生产救灾”时期。此间，我家住在烟台市毓璜顶区大海阳春临巷，系城市居民。全家四口人即父母、16岁的我和13岁妹妹的生活，主要靠父亲为印刷厂写毛笔字来维持，很是拮据。与其他市民一样，我和父母的口粮每人每月27斤（大人标准），妹妹每月18斤（少儿标准），另外，每人每月还要节约2斤粮食支援重灾区。实际上，全家每月只能领到91斤口粮，平均每人每天不足8两，实在不够吃。无奈，我和妹妹经常顶烈日挖野菜，撸树叶，刨茅草根。三九隆冬的早晚，扒垃圾箱捡菜叶成了我的“必修课”，手冻得像馒头，也全然不顾。妈妈用这些菜、草根等掺和上玉米面、地瓜面做成菜团子。全家用这些食物，勉强支撑着……
眼看面黄肌瘦的我和妹妹，终于有一天，爸爸一狠心，在1959年冬，以低廉的价格，卖掉了家中大部分精美的楸木红漆家具，如雕凤刻花的圆镜梳妆台、做工精致的镜面大衣橱、造型巧妙的箱梯、银色什件齐全的小柜等，这些可都是妈妈当年的嫁妆啊，心疼得她直掉眼泪。见状，爸爸叹了口气说：“孩子重要，顾不得那么多了！”可那时的食品奇贵，一粒花生米一毛钱，一垄大葱能换一辆自行车。所以，卖几件家具的钱，换来的温饱只是暂时的。这年除夕夜，我暴吃了一顿饺子（是平时的三四倍），结果到了下半夜又呕又拉，一直折腾到天亮。后来听说有不少人，就因为除夕夜吃饺子过多而住了院。是啊，平日吃不饱，且主食是菜团子、代食品（用玉米秸、地瓜蔓、麦秸、向日葵秆、花生皮等粉碎成面做成的食品）等，缺少油水，长时间吃不到饺子。所以除夕一旦见了饺子，能少吃吗？难怪肠胃受不了。从此，我一吃饺子就上酸水。
到1960年11月，我家又面临更大的窘境——父亲患了二度肝瘦，妈妈得了水肿，生活更加艰难。于是，街道办事处将我家列为“特困户”，由街道商店定期（每月一次）送来免费食品，有鱼、肉、蛋、水果、点心等，总算熬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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