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生于20世纪30年代，求学之路跨越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三阶段，经历之曲折颇具传奇色彩，有些故事，和平年代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

1940年，在日伪占领下的山西清源县城，八岁的母亲进入第一新民小学读书。时隔不久，实行男女分校，全体女生到女校就学。之后再变，女校与第二新民小学合并，新校继承第二新民小学的校名。1945年抗战胜利，“二战区回来了”（母亲的话），日伪时期的校名肯定不能再用，新校名是清源县第二国民小学。小学六年里，校名改了四次，校址变了三回。临毕业时的校址最具意蕴，不知是原校舍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学校迁到清源县文庙办学，上课的地方是文庙的大成殿，大成殿只有三面墙，近于露天。尽管条件艰苦，但母亲对文庙有很深的感情，闲聊时常提到当年文庙状元桥下泮池中盛开的荷花……

1946年，母亲小学毕业，当时清源县尚无中学，老师就带着一些成绩还不错且有志继续求学的学生来太原考学，学生考初中，老师考大学。为保险起见，母亲报考了进山中学、太原中学和太原女师，运气不错，都考上了。至于上哪所学校，自己没主见，请老师定夺。最终还是老师一句话——女生就上女师，这样母亲就进了位于国师街的太原女师初中部，而带她们来太原且一生受她们尊敬的戴海源老师则考入了山西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戴老师与母亲都在太原从事教育工作，成为同行，也是一段佳话。

女师初中前两年的生活是相对平静的，给母亲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周一的“红楼训”——在后小河广播电台广场上，由山西最高长官阎锡山为太原中学生训话。至于训话的内容则完全记不得了，这难道是当年国民党实行训政的一部分？

太原女师时期，二排左一是家母。摄于太原。

1948年夏，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原已成一座孤城。城内军民均惶恐不安，知道一场攻城恶战即将拉开大幕。暑假之前，太原城内各校学生即不断有人转赴平津。母亲所在的女师也一样，身边的好友接二连三地走了。暑假中，眼看局势不断紧张，学校秋季能否正常开学都成问题，去了北平的同学也写信来，邀她去北平，母亲心动了。由于解放军围城，地面交通已全部中断，要走只能走民航一途。母亲求已在太原工作的哥哥买到一张去北平的机票。走的那天适逢暴雨，当时民航班车在海子边发车，待母亲一人提着行李赶到海子边时，去机场的客车早发走了，见此情况母亲慌了，忍不住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民航工作人员连忙安慰她并给机场打电话联系，还算幸运，由于暴雨飞机不具备起飞条件，时隔不久班车又返回来了，母亲这才有惊无险地搭上航班，飞到北平。

到了北平，有早去的女师同学接机并安排在前门外打磨厂街的晋汾旅店住下。不久即考入位于西单的私立文华女中，但没上多久，身上所带盘缠告罄，连学校的餐费也交不起了。眼看要走投无路之时，也在北平的原在太原中学读高中的堂兄带来好消息，山西临时中学要成立，接受山西流亡学生，这样母亲就离开文华女中来到设在城南天坛公园内的山西临中。 

说到山西临中，估计现在即便山西人知道的也不多。因为，虽然叫山西临中，其实该校的几乎所有活动都发生在北平。由于内战，自1948年6月开始，就有山西学生陆续来平，短短几个月，北平城内已聚集山西各地中学生3600余人。其中以太原各校来的最多，有太原进山中学、太原中学、太原国民师范、太原女师、太原克难中学、太原三晋中学、太原成成中学、太原云山中学、太原工业职业学校、太原进修班，此外还有平遥华灵中学、榆次农业职业学校、代县师范、寿阳中学等三十多所学校。1948年7月中旬，流亡北平的太原进山中学学生卫兴华、李凯明和太原中学的侯福庆等人，倡议发起组织山西学生流平同学会，并在由智力展做发行人、张颔任总编辑的《青年导报》上登出通告，定在宣武门外山西会馆所属的三晋小学召开山西流平学生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山西流平同学会，并由各学校选派代表组成流平同学理事会，卫兴华当选第一届理事长（另一说是刘亚俊），8月理事会改选，侯福庆为理事长。理事会成立后即通过山西驻平办事处向山西省政府提出成立北平山西临时中学的要求，且希望政府派进山中学老校长赵宗复来当山西临中校长。经过一番交涉，省政府同意在北平成立山西临时中学，简称山西临中，并责成教育厅长赵宗复筹办临中一事。1948年10月，赵宗复委派进山中学校长李济生为山西临中校长，由李带领一批教职员到北平做临中的筹备工作，与李同来北平的临中主要职员还有教务主任徐灿云（原太原女师校长）、训育主任韩育才（原代县中学校长）、总务主任彭阶平（原平遥华灵中学校长）。李济生到平与流亡同学见面后不久，即去南京教育部办理成立山西临中的手续，临中学生的管理大多仍是通过山西流平同学理事会主持办理。

从1948年春到1949年1月解放军占领平津，全国各地千余所学校停办，仅东北、山西、热河流亡到北平的学生就近两万人。除少部分人来平投亲靠友解决食宿外，绝大多数学生的吃住均是问题，给北平市政府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客观地讲，政府解决得还不错。当时北平市社会局提供给学生的口粮是每人每天玉米面一市斤，住房则多安排在寺庙里。山西临中能住进天坛公园据说还是沾了傅作义将军的光。天坛内房屋不多，男生多露宿，天气转凉后，傅将军又拨给临中40顶军用帐篷，男生的住宿条件才得以改善。当时女生比较少，于是受到优待，住进天坛主体建筑大名鼎鼎的祈年殿中。据母亲回忆，当时祈年殿中，皇帝坐的龙椅还在，同学们好奇心大发，每个人都上去坐了坐，也算过了把帝王瘾，甚至有不拘小节的同学还撕了龙椅上的丝绸擦皮鞋。

流亡北平的太原女师同学合影，二排左一为家母。摄于北平新大陆照相馆。

关于山西流亡学生的情况，当时正住在北平城内做富布莱特学者的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在其1950年出版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一书中有相当篇幅的描述，如1948年9月2日星期日日记《天坛的露宿者》： 

在我们到达天坛门口时，我们记忆中的广场就在眼前。可是到里面一看，真是惨不忍睹！所有的建筑，包括祈年殿，以及那些回廊的地板上，都睡满了人。上百个男青年（也有一小部分女青年），住在那里。他们说他们是山西的流亡学生。他们有些人看起来最多不过十二三岁的样子。在汉白玉砌成的阶梯上，祈年殿里的地板上，到处可见他们薄薄的床褥和可怜的几件替换衣服。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让偶尔来参观的人通行。在祭坛四周的汉白玉栏杆上零零落落地晒着不少被子。一些学生躺在那里，身上盖着的是过去覆盖在祭坛上的垫套。另外几十个学生睡在天坛广场中搭起的军营帐里……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今年6月到这里的，其他的一些学生被安排到北京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建筑和公园去了：中海、南海、太庙、孔庙、国子监、雍和宫及一些小庙。可以说，除了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及故宫，哪里都安置了这批流亡学生。再过两个月，严冬就要来了。这些人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德克•博迪的日记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正如他所讲，山西临中是有一部分男生被安排在太庙住宿。而且两个月后，的确由于天气寒冷，经与北平市教育局和华北“剿总”多次交涉后，山西临中学生全部搬出天坛和太庙。新安排的住所是东城区内务部街一处有数百间房的王府大院（现内务部街11号）和朝阳门内芳嘉园一所空房（现芳嘉园11号），即便如此，房子仍然不够用，以后又经过交涉，山西临中校部和初中部搬入朝阳门外东岳庙内。

在德克•博迪1948年11月11号星期四日记《逃难的学生》中这样写道：“过去几天天气很冷，前天一场出人意料的大雪使北京裹在一层冰雪中。当我们坐在火炉边取暖或躺在舒适的被窝里时，我经常想起两个月前我们在天坛看到的那些可怜的逃难学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昨天我们得到了答案。当加利亚（博迪夫人）坐人力车回家时，她看见几辆大车载着几百个青年男女停在内务部街的三幢相邻的房子前，离我们的住处只隔几个街区。加利亚一下子就认出他们就是住在天坛那儿的逃难学生。对于有新的住处他们似乎很高兴，虽然这房子看上去不够大，也没有暖气。”

这段日记表明，山西临中迁出天坛的具体时间是1948年11月10日前后。

我母亲搬出天坛祈年殿后，先是随临中初中部移居朝阳门外东岳庙，以后不久由于围城的解放军部队缩小包围圈，城内国民党军队将朝阳门关闭，山西临中初中部学生千余人被阻于城外，是临中训育主任韩育才出面向北平市教育局提出，北平市教育局与华北“剿总”多方交涉后，才将初中部学生全部安排住进内务部街临中高中部所在的大院中，至此临中驻地没再变，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最关键的吃住问题解决之后，穿和盖的问题凸显，还是理事会的同学出面与山西驻平办事处联系，将救济总署计划拨付山西的一批美援物资转拨临中，这样临中的同学才每人做了一套棉制服，每人领到一条毛毯或棉被。母亲得到一条毛毯，多年来一直没舍得丢弃，直到现在还用着。

至于临中的文化课学习就乏善可陈了，学生人数众多，而教职员不过区区百十人，也找不到合适的教室，只是在天气尚暖和的天坛时期，露天上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课，迁往内务部街和东岳庙后，教学活动就停止了。 

1950年，太原女师师生重逢于太原。二排右三为家母。

1949年1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山西临中中共党支部动员临中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其中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的有四五百人，报考华北大学和华北军政革命大学的有两千多人。母亲报考了华北大学，考试地点是在北大红楼。在接到录取通知后她犹豫了，因之前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上了华北大学最后还是要南下，担心不能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她还是下决心回太原。1949年3月下旬，根据北平军管会指示，由校长李济生率山西临中自愿返回山西的师生260余人踏上归乡之旅。先乘卡车到石家庄，停留数日后，于4月初乘火车回到榆次，在榆次北街天主教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的王中青接见了临中全体师生，并给大家作了报告。之后王中青派人将临中师生护送至太谷，住在太谷南关的一所小学内，等待太原解放。我母亲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在太谷时临中部分师生合影，照相的那一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虽然她们当时并不一定意识到——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日。

1949年5月初，山西临中师生回到太原，学校解散。母亲没有回太原女师而是报考了山西公学，录取名单发表在《山西日报》上，母亲榜上有名，是山西公学的第一批学员。公学当时借用山西大学的校舍办学，公学的学员住在上马街，上课去侯家巷的山西大学。山西公学是中共领导下的一所干部学校，校长薄一波，副校长王大任。学校设有三部，第一部为学生部；第二部为职工部；第三部为公教人员部。我母亲入的第一部，上课时间只有短短两三个月，所讲内容不过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各种政策、社会发展史。毕业时，因为还想继续升学，母亲没有接受山西公学的工作安排。

1950年春，当时设在令德堂书院旧址的太原师范学校招收插班生，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和大代数，母亲报了名，虽然她初三几乎没上，只学过小代数，但考试结果还不错，居然插到太师高中二年级。1951年夏天太师毕业，当年山西教育厅为解决中学师资不足的问题，委托山西大学教育学院举办六个专修班，主其事的是教育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梁园东教授。太原师范学校当年保送毕业班的前六名学生免试入学，母亲因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生物专修班。至此，她的求学之路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