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家德，今年七十四岁，是章丘培养的首批拖拉机手。下面，我就讲讲这段经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灾害”，使全国的农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为扭转当时的严峻形势，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上级一次拨给章丘县68部拖拉机，有国产东方红－54、铁牛－40、匈牙利的413、罗马的尤特兹（音译）四个机型。县里从各单位抽调了一部分懂机械的工人，又从章丘八处中学应届毕业生中招收了部分学员。其中从章丘一中招了31人，我为其中之一。从此踏入社会，成为章丘首批拖拉机手。

当时，拖拉机站是国营单位，是章丘的大型企业，前两任党委书记均为副县级（行政16级）干部，第三任是原章丘县委工业部部长。全站共500余名职工，总站设在绣惠，下设四个分站和一个直属队，即黄河、高官寨、旧军、枣园四个分站和城关机耕队。我先在总站任通讯员，常跟书记下基层检查工作。那时没有汽车，出发都是骑自行车。我记得我跟的第一位书记姓王，是转业军人，腿部有残疾，也是骑自行车下分站，与现在的领导出门动辄坐轿车，不可同日而语。

1964年10月20日，旧军拖拉机站同事合影。

1969年，旧军拖拉机站全体职工合影留念。

1962年，部分职工下放基层支援农业，我也要求调到旧军分站工作。旧军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东方商人”孟雒川的故乡。旧军拖拉机站就设在孟氏祠堂内。我们去时，祠堂已遭到严重破坏，精美高大的木门和窗户不见踪影，厅堂内的香案和牌位也不知去向。我们只是将台阶用土垫了垫，庞大的拖拉机就轰隆隆地开了进去。那时条件差，睡觉均为地铺（建站初期没有床），用砖垒一个长方型的槽，里边填上麦瓤，将被褥铺在上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春、秋、冬季耕地和夏季打麦场，所谓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农民”。

那时的生活，令人终生难忘。每到耕地季节，将简单的铺盖打成包放在犁上，沾满油污的大衣往身上一披，开车就走，乍一看还真猜不出我们是干啥的。老百姓顺口溜编得好：“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挖炭的，到了跟前闻了闻，原来是拖拉机站的。”通常两人为一机车组，一人为组长，我任驾驶员。一开始作业（耕地称作业）两班倒，每人12小时。除加油、吃饭外，黑白不停，走东庄、串西庄，直到作业区全部耕完地为止。时间长了也交了不少年龄相仿的知心朋友。记得在白云湖耕地时住在李家码头村，本来我是半夜零点接班，可是不到十点，村里的小伙伴们就去叫我：“小李子快起来，到点了。”我迷迷糊糊起了床，睡眼惺松地到外屋一看，桌上放着满满一筛子“大毛角”（螃蟹的一种，个大而肥），旁边放着一面盆，里面盛着酱油、蒜末等佐料。那螃蟹角、腿跟小拇指一般粗，里边的肉又鲜又润，蟹黄色艳流油，蘸着佐料那个味道就别提了，比现在的海蟹可强多了。

开拖拉机的确是艰苦，常常不分昼夜，露天作业。冬天冻个死，夏天热个晕，除顶班作业外，还要拉油、量地、打验收单。若一人生病休息，另一人就得连轴转，为的是多耕地争当“红旗机车组”。当拖拉机手累归累，但吃得不错。那时各村迎接拖垃机，就像接天神一样，车还未到，村里就先杀猪宰羊，比过年还热闹，我们几乎是顿顿有肉，天天有酒。到户里吃排饭，也是包子、面条常有，酒菜不断。对此，村民们多有微词，编唱词道：“炒菜不放油，闪个大地头”（如果招待不好，就闪个大地头让你自己刨）“413、413，干一天歇三天”（因为这种机型是匈牙利进口的，质量不过关，坏了不太好修）。后来，站党委做出决定：为杜绝生活特殊，严禁烟、酒、肉、炸，每车配备一临时工，自带炊具及粮油，实行自炊。在“文革”前夜的“四清”运动中，部分同志还为“多吃多占”进行了退赔。

那时章丘归泰安地区。因章丘拖拉机数量较多，每年完成本县任务后，我们还经常被派到肥城、东平、平阴等县帮助耕作。大约在1965年，我们到平阴支援秋耕。黄河边上的沙质土耕起来和切豆腐一样，可一旦遇到大风就惨了，黄土飞扬，直刮得天昏地暗，第二天丈量土地时，举目望去一马平川，根本分不清那些耕过哪些没耕，只好例行公事地估算一下拉倒。

尤其难忘的是，有一年在平阴黄河岸边抽水的那段日子（用拖拉机带动水泵），每天遥望滚滚东去的黄河与穿梭而行的货轮，蓝天白云，诗情画意尽在其中。那时，吃饭安排在叫翟家渡口的一个小饭店里，在门前的凉棚下，喝着啤酒，看着两艘渡轮来回交替运送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轮船的马达声、汽笛声、汽车的喇叭声、水鸟的鸣叫声汇成一首优美动人的交响乐……

1969年11月，县拖拉机站撤销，拖拉机全部下放，归公社管理。除少数人员留各公社站点任教外，其他人根据工作需要，在全县范围内统一分配，遍布各行各业。为照顾家庭，我要求到驻绣惠的章丘县农机修造厂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