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两件小事，强化了我对历史纪念馆所应扮演角色的认识。其一，去年秋季北京中国书店拍卖了一组1908年美国军舰访问厦门的原版照片，我在竞拍中遭挫败。其二，我由日本收购的五本英国国会报告书，内容包含英法联军至太平天国时期英国对华关系中完整的政府内部文书，好心的友人主动向国家清史研究单位推荐，结果是没有结果。
　　1908年，美国八艘军舰访问厦门，清政府派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圻”号等四艘军舰接待，同时出面的还有贝勒毓朗、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闽浙总督松寿、福建布政使尚其彦等人。这是中美军事交流史中的重要事件，后中国方面将美军的这次来访活动铭刻于厦门南普陀寺后山崖上。美军方面的摄影师拍下访问全过程，包括中方的接待宴会、美舰鸣炮、清廷要员群像、美军棒球队在厦门合影等等，并且冲洗出一批大幅照片，镶在精美的纪念簿里。去年，北京中国书店的秋季拍卖会上竞拍的便是这套珍贵的相簿。当这套三十八张原版照片（21cm×28cm）中的六张在该书店秋拍目录中刊出后，立刻吸引了买家的眼光。这批照片的起拍价标在人民币二至三万元。我内心很矛盾，深知本身的财力根本不足以加入这种资本的竞逐，但又渴望这批珍贵的老照片史料能够作为公共知识向社会大众传播。最后，我在台北通过电话向中国书店彭经理下标六万元，这差不多也是我对于这批照片财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了，但我心里很清楚，得标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
　　果然，拍卖会的第二天，彭经理从北京来电话说：“你没标到，结标价是十七万三千元，不只是你，好几个人都有兴趣，有些人也是透过电话竞标的。”这样的结局，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三十八张老照片拍卖到这个价格，仍然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接下来，难免是几分沮丧。拍卖场本质上是资本市场，近年珍贵文物价格飙升，不仅在于爱好者增加，更在于文物本身已成为投资的产品，不仅可以赏玩，增值率远过于银行利息，如果东西真的稀有，升值率甚至不在投资房地产之下。因此，拍卖会上的珍贵文物实际上等同于可迅速变换的资本形式，资本的自由买卖即使在最合理公平的规范下，仍然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游戏，到了最关键的一刻，就是赤裸裸的财力多寡的较量。就如重量级拳赛，没有一定的体重、体能、耐力和速度，根本上不了台，以我辈书生，如果胆敢登上这种擂台，肯定第一回合结束铃响之前，就被人用担架抬了出去。
　　尽管如此，我仍然心有不甘，因为珍贵的老照片一旦被收藏家以高价买入后，几乎就永远跟社会大众说拜拜了，这对公共知识教育而言，是无可估量的损失。想到这一点，我连续一个星期未睡好，反复思考补救之道。几天以后我专程飞到厦门，向当地一位从事房地产买卖的好友诉以原委，希望她借我二十万元，看看买家能否以这个价码转让。一向仗义的好友很大方地点头，不过神情中有着生意人敏锐的直觉：“人家花那么大的力气才抢到这个东西，凭什么让给你？”有了贷款的承诺，我立刻打电话给彭经理，希望向买家探询转达二十万转让之意。热心的彭经理不久后回了话：“对方不同意，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东西。”我最后的尝试也失败了。
　　这是拍卖场上的自然法则，收藏家以高价击败众多竞争者拿下好东西，岂可轻易转让？事实上，由于得来不易，这样的珍品通常会被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自己的宝库，不轻易示人，只有极少数亲朋好友来访时，才会不无神秘地拿出来。其实，我完全赞成珍贵文物的资本化，因为市场所带动的文物价格的急速攀升，将使文物受到更好的保护。传统文物保护的精神教育成效可能有限，不过“古董值钱”这种关乎实质利益的概念却可一夕之间深入人心，连不怎么识字的老大爷老太太都会突然珍惜家中放了多年的旧物，因为可以拿去“换钱”。文物市场自由交易的力量无疑是应被肯定的，然而问题也同样在此，珍贵文物一旦进入私人高价的循环圈里时，文物本身往往就“不见天日”了，其作为丰富知识的一面便无法为公众所分享。
　　这里，我再接着说第二件事。去年中，我由日本文物市场买进了五本英国国会报告书。这份史料是一百五十年前英国政府编印的书籍，每一本都有厚厚的五百至六百页之多，内容包括英国外交部、殖民部、遣华公使、海军司令、领事、商界领袖之间有关对华关系往返书信的汇编，时间大约在1857年至1864年这七年间。英国代议政治发展较早，政策形成有一定程序，其特色在于公开透明，以利于国会和一般社会大众了解和监督，如此便可提高政策形成的理性因素，避免偏颇，或者出现偏颇也可以较快纠正。当然，一百五十年前即使民权观念领先于世界的西欧，殖民主义的扩张与掠夺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如此，这些大量政治与外交书信编辑成册，仍然可提供客观的资料，从中可看清英国对华关系发展的脉络，甚至包括许多重要的细节。报告书所涵盖的七年刚好碰上了两件大事。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掠夺圆明园，强迫清廷签署《北京条约》。另一件事就是动荡了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在1864年落幕。这正是中国陷入严重内乱外患的关键期。我大致翻了一下报告书，内容重点如下：（１）鸦片战争后，1842年至1856年鸦片贸易的详尽状况。（２）1847年英国在珠江口的军事行动报告。（３）1857年英国对舟山群岛的调查报告。（４）1858年英国殖民部与外交部关于中国白银输出的调查报告。（５）英国全权公使布鲁斯与清廷恭亲王的往来书信（此时正值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之际）。（６）1860年，香港殖民政府有关与清廷关税以及长江航运开放的谈判报告。（７）1862年英遣华官员对于太平天国事件的详细报告，包括英国的军事介入、太平天国作战能力的评估，以及与洪秀全政权接洽的过程。（８）英国政府计划在印支半岛殖民地缅甸与中国西南之间建立直接的贸易管道。我很幸运自己能得到这五本英文报告书：第一，今天英国的图书馆基本上都不出借一百年以上的书籍，担心会被损毁，只愿意提供影印本，而我从原日本收藏者那里取得的是原件；第二，中国学术界撰写这段时期中英关系论文时，也会引述英国的外交书信，不过摘录的多半是外国学者的论文，这段时间英国对华关系的外交文书的完整内容并没有中文的译本，其实这才是史料的源头，全面的呈现与局部的呈现，对于研究者而言，意义自然完全不同，因此这五本国会报告书自然更有价值。


1908年，美国军舰访问厦门期间，由舰队官兵组成的棒球队游览厦门古迹时的合影。（选自北京中国书店秋拍目录）


1900年，义和团拳民被当街斩首的画面。


1900年，北京的刑事罪犯，面对外国人镜头露出傻笑。


1900年，进入北京城的日军围观民间杂耍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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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姓编辑友人，因主编莫理循的三大本画册，跟北京从事清史编译的单位有联系，她为人一向热心，主动把这五本国会报告书推荐给该单位，对方表示有兴趣。后来该单位在福州开大型会议，林姓友人就近洽商，没有进展，不过对方倒是依单位的规定留了一句话：“如果使用外面的照片，一张算二十块钱。”当友人没好气地跟我转述时，我一点都没有不愉快的感觉，反而哈哈大笑，像是被逗得乐不可支。由于我刚收进国会报告书，没有特定的使用计划，没有期待，自然也没有失望，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朋友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这件小事与我争取美国海军访问厦门老照片的失利，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候，难免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如果国家文史研究单位需要引用民间收藏的影像或文字数据，这表示这些材料是超越现有公家所拥有的，而这种档次的东西必然是文物市场上的珍品，也就是大买家竞逐的目标。文史研究单位的朋友们想象中，拿着二十元一张老照片可怜兮兮登门求售的小百姓，其实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如今身怀文物珍宝者绝大部分都是新中国新世纪的新富阶层，他们怎么可能接受二十块钱一张照片的事实？即使是今天北京潘家园的摊贩，对这样的出价恐怕也会摇头不止。
　　于是乎，国家研究单位与民间珍贵文物收藏界形同两个完全不交集的世界，拥有各自运转逻辑的轨道，然而这两个既不冲突也不互援的世界中，留下的便是我们进步极其缓慢的文史事业。就我自己所从事的历史影像工作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以下我便要指出本文真正的重点。事实上，在国家文史研究单位和民间珍贵文物市场之间，原本存在一个重要的连结体，其原始使命就在于结合两者的资源，转化为公共知识的传播形式，以服务社会大众，这个连结体就是公共的博物馆与历史纪念馆。尽管国家文史研究单位主要是搜集和研究文史资料，但毕竟不承担公共传播的社会责任，扮演后者角色的是博物馆和历史纪念馆，它们主要的工作是以展览、出版和研讨等形式向社会大众提供文史知识的服务，因此检视博物馆和历史纪念馆的表现大致有两项标准：一是其所收藏的文物资料是否不断精进，展览工艺是否追求专业的极致表现。二是收藏的文史资料是否符合公有共享的要求，这里的“公有共享”，不仅指文物数据形式上财产权的归属，更重要的是指公众使用的权利。其他文物暂时不论，我只就自己最熟悉的老照片来说，大部分的博物馆与历史纪念馆都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尤其是历史纪念馆，其成立的目的原本是呈现历史真相，而真相需要依靠真材实料的历史证据。历史照片具有很强的证据性，应是纪念馆工作的重点之一。每一次的历史图片展览都应该力求公布一些新照片作为研究成果，同时展现照片展览工艺的最高水平。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墙壁上贴的几乎清一色是旧书刊杂志反复翻拍的模糊不清的影像，而且几十年来鲜少更新。两年前我在书店买了一本上海著名文物单位出版的《中国的租界》大型画册，号称集中中外多个博物馆资料，有八百张照片，定价一百八十元，开本大气，包装精美，很吸引人。不过买回来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绝大部分的照片都是模糊的，其中一张画质较好的法军在上海租界的老照片则翻拍自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看来连二十元一张的使用费都省下了。严格地讲，这种照片的质量没有什么出版的价值，只是找了一堆书四处翻拍拼凑而成，这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办法。不过尽管纪念馆的照片质量粗糙无比，但是建筑和展览的硬件确实已出现明显变化，展厅的装潢变得更华丽，还有很多人造模型以重现历史现场，这种硬件的强化不能说不好，不过应该提醒的是，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正在于其珍贵的原件收藏，过高比例的人造模型展示将会使得自己更接近“故事馆”，或某种“主题公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展示的是大英帝国巅峰时期由世界各地收藏或搜刮而来的珍贵文物，展览里面摆的无论是中国的陶瓷、印度的神像或是埃及的法老王石像和木乃伊，都是货真价真的原物，倘若摆出来的都是仿制的道具，那只能称为“大英故事馆”而不是“大英博物馆”。同样地，巴黎罗浮宫之所以闻名于世，正是展厅里陈列的均为打动人心的珍贵原件。我们很难期待中国的历史纪念馆都像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罗浮宫那样，毕竟那是不切实际的苛求，不过那种精神难道不该是我们学习和努力的方向吗？简单地说，收藏原版历史照片是否应该是纪念馆年度预算规划的重点之一？历史图片最高质量的展示是否是展览工艺美学的追求目标？事实上，一个历史纪念馆如果没有足够的原件历史照片和文书的收藏，无法表现出历史影像工艺的高质量，无论其建筑装潢多么精美，其文化、知识与工艺的分量是极其有限的。
　　除了对原件照片与文书的不懈追求之外，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公共性质还体现在这些文史材料使用的方式上。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些材料是公众的财产，问题是，如果这些材料实际上并不向一般人开放，无法主动成为知识传播的形式，而需要透过传统的人际关系才能借阅，那么它们无形中将沦为单位的私产，从而违背了博物馆和纪念馆文物作为公共文化财产的本意。这一点，我认为国家有关档案的法律和法令规定应该具体清楚，应该超越单位主管个人的决定。对于现有的收藏的品名和内容目录，应在网络上公开，如果根据法律列为机密者，则说明不能公开的理由，除此之外，相关数据在网络上应尽量详细地公布。如果个人要做学术使用，只要支付基本的材料费就可以取得复件，如果书刊杂志或商业团体要做商业用途，则按照市场行情亦可取得质量最好的复制件。我如此主张，许多朋友形容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这种“天方夜谭”目前正是欧美和日本著名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常态运作，就如纪录片《大国崛起》所获致的结论，大国的崛起的关键在于“软实力”，这些正是人家的软实力，表现在对精美原件的追求、文史数据的公开以及获取的便捷，其效应是国民智识的增长、文史事业的蓬勃，从而在国际上取得领先的地位。毫无疑问，中国崛起的速度，中国文史事业进步的速度，也会反映在上述“天方夜谭”变成日常现实的速度，此乃一叶知秋。在这个意义上，我有以下三个概念上的建议：
　　一、历史纪念馆不是“神庙”，而是历史知识的殿堂。目前主要的纪念馆均被冠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称，平日即组织学生参观，一到特定历史纪念日，更有大型的群众集会，每年行礼如仪。这些教育形式自然有助于培养下一代的爱国情操，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纪念馆并不等同于“烈士纪念碑”，后者已有专属的地方。纪念馆对下一代的教育功能，在于提供丰富客观的历史知识，使其成为具有独立思辨和坚定自信的现代国民。因此观察一个历史纪念馆的表现优劣，不在于其“神坛”是否盖得富丽堂皇，而在于其馆藏珍贵史料增加的速度，以及这些史料提供一般大众使用的便利性。
　　二、民众捐献珍贵史料时应被告知完整的情况。民众经常被告知要征集家中的文物或老照片，由于征集者会表示老照片和文物是作为非营利性质，属于公益，因此是无偿或仅支付象征性费用。但这样的信息并不完整。三年前有一家国家级的电视台人员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无偿提供自己收藏的抗战照片，对方客气地解释：“我们这个节目是非营利性质的。”我答以：“我非常支持公益活动，如果您在制作节目的几个月里，一分薪水都不领，我就免费提供您一大堆的抗战照片。”此话一出，对方立刻无言以对。应该说，“非营利”指的是该文化产品不以创造商业利益为目的，但其制作仍需要编列一定财务预算，为何这项预算就偏偏不包括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材料元素呢？
　　三、有些出自名门世家的朋友，上一辈是历史人物，留下许多珍贵的材料，因事关家庭荣誉，不便拿去拍卖市场换钱，自己又保管不了，因此抱着一片赤诚之心，愿意捐给历史纪念馆。这种主动无私的奉献，应受到高度的肯定。不过捐献者仍需要确定，受捐献的纪念馆是否有符合防虫防潮标准的档案柜，以及专业的登记管理方法，否则东西存进去不出几年难保没有问题。此外，捐献者的本意是将先人的资料贡献给社会大众，并非捐作纪念馆的私产，因此纪念馆在接受珍贵史料捐献的同时，应提出如何让社会大众以最方便的方式运用这批材料。缺乏这种公共使用方法的确认，捐献者不妨暂时将先人文物锁在银行保险柜里，等待更成熟的捐赠时机。
　　至于当前历史影像的开发工作，就如我在上一期《老照片》文章里所提，此刻担任领航工作的主要是出版社和杂志社，受到市场竞争的驱动，逐渐愿意花大价钱购买和刊登高质量的照片。目前新华社和中新社所提供图片的每张使用费通常在一百元到三百元之间，少数珍贵照片则可能高达一张千元左右。当然，使用者并没有独家权，成千上万的文化事业均可选择使用。至于一般人的老照片多半是在旧货市场淘的，绝大多数都是家庭照片，反映历史事件的照片较难获得，除非到拍卖市场去高价抢购，不过这样的成本出版社势必难以收回。由于缺乏强而有力的拉动，整个历史影像开发可以说正举步维艰。现在偶尔看见少数精美的老照片画册，通常都有一些特别的背景，譬如某个与中国有特殊情感渊源的外国人士的后人无偿提供图片，或出版社申请到一笔特殊的赞助，或者某个小型的纪念馆的开明领导人出版其精品收藏等等，这些都让人敬佩万分，然而如果要追求更快更大的进步，我们终究要有一整套常态的运作模式。其中，公家的历史纪念馆是理所当然的上游力量，不过在这个角色未被真正履行之时，我觉得民间的博物馆不妨先尝试起来。就如同市场经济上公营民营双轨并行，公营可以确保民营不能独揽私利，民营也可以刺激公营改进其刻板的经营方式。
　　事实上，目前全国各地民营的小型博物馆、美术馆和历史纪念馆正如雨后春笋，反映民间旺盛的活力。不过民营纪念馆绝非当年个体户小买卖，它涉及到纪念馆的建筑外观、文物收藏以及展览出版等专业事物。众所周知，现在全国最大的民营纪念馆是成都樊建川先生所创办的抗战纪念馆，其他的多只是一栋或几间简陋的房子，离专业化还有很长的距离；尽管如此，对于有心的民间人士而言，民营纪念馆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我也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目前我并没有一间实体的纪念馆建筑，可是我可以从软件着手，让自己目前所为符合现代纪念馆所应具备的一切专业化软件条件，包括追求原件文物的典藏、强调历史影像制作工艺的高水平、透过合作展览和出版发表新发掘的珍贵史料，以及建立公众可以取得和使用的便捷形式。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因为它不仅涉及经营方式，也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文史知识，不过毕竟我已经有了小小的基础。过去十年间靠着在报刊上开专栏、办展览、吃老本、借贷、好心朋友的赞助等等，我已经收藏了一些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文书，这三个月来，进行了大致的登录，我将逐步公布我的原版老照片的收藏精选目录，作为迈向民间老照片影像馆的起步。由于我人在台北，收藏的地缘性质决定了收藏的内容集中在民国时代以及台湾，这些资料与当前中国大陆纪念馆的资料有着高度的互补性，两者合起来可以构成完整的中国现代史。此外，此处所指的“原版照片”，指的是原底片冲洗出来的实体照片，工艺质量上必须达到一流专业博物馆馆藏的标准，凡是电子文件、翻拍、印刷品上的照片等一概不计算在内。本文照片的配图取自我的老照片收藏中的义和团事件和东北白俄小区照片两部分。其中伪满时期东北白俄小区的生活照，为较少见到的珍贵文史资料。

1900年，义和团事变期间，日军拍摄的北京城墙。


伪满时期，东北白俄家庭的母女。


伪满时期，东北白俄小区的东正教婚礼。


伪满时期，东北白俄小区一对新婚夫妇。